当然，除了赞赏和向往，绿色之诗中还有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在“诗”人看来，现代人已经坐上了一列勇往直前却没有目的地的高速列车，前途实在堪忧，李存葆说：
当人类乘着商品经济的超速列车呼啸疾进，前面是蓬岛琼阁还是危崖深渊，却不被及时行乐的人们所关切。地球已被人类“文身”得磕碜寝陋。掌握了高科技的现代人，对上苍恩赐人类的资源大凿、乱钻、狂采、滥垦，“丁村人”时期的地球原性态、原生态早已消弥散除，面目全非；农业文明时代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图，也被今人撕扯得七零八碎。①
由此可见，现代科技的“座架”本质暴露无遗，它迫使人类将其赖以生存的家园甚至自己变成现成的“持存物”，肆无忌惮地挥霍利用。欲壑难填，如此不顾一切地剜肉补疮，其结果必然是自掘坟墓。也因此，很多人都急切地呼吁人类要悬崖勒马，不要竭泽而渔，徐刚说：“环境对人类社会，首先是恩赐，然后是限定。”②“人企图占有一切存在的时候，人便成了存在的盗贼。人的规格在环境的框架中。”③“真、善、美的恒久的存在，只存在于大地之上的自然世界，而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倘不以大地为楷模，与真、善、美渐行渐远，却是大势所趋了。”④
自然大地早就为人类具备了真、善、美，只要“道法自然”就可以获致。相反，如果天人相抗，破坏和谐，那就是饮鸩止渴，抱薪救火，因为只有“和谐是众美之源。人与自然的和谐，才能使人感到安闲、惬意、舒爽和怡乐”⑤。
二散襟放怀的审美心胸
汉代文学家、书法家蔡邕在《笔论》中说：“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①一般都将“散”理解为“排遣”，即书写要先散心，放纵性情。但这里的“散”还可以理解为“敞开”、“抒发”，这就与排遣烦心杂念大不相同了，作书者首先要有自己的“怀抱”，或是远大的理想抱负，或是高迈的人生境界，或是至真至纯的情感，郁积于胸，藉书而散。如果本无“怀抱”，何以“散”之？蔡邕这里谈的是书法，但是也适用于文学，尤其是散文这种文体。
一般说到散文的审美特征，人们多以“形散而神不散”这句话统而概之，实际上这样理解并不见得全面，甚至也不太准确。“神不散”不应是散文的专利，所有的文体都要求做到真力弥漫、神气完结。至于“形散”，虽说道出了散文形制的自由性，但“形散”既不是散文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也即是说，并非所有的散文都必须要求“形散”，同时，也并非“形散”的篇什就是好散文。散文之“散”，首先应理解为“散步”。宗白华先生曾将自己的美学感悟和理论思考称为“美学散步”，那么，我们也不妨把散文看作是一种“文学散步”。既然是散步，自然是悠闲随性，且行且止，目的性不太强。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散文的写作必须以作者亲身到场的经历为基础，产生此时此地的闻见之知，才可以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所以，“散步”所强调的，不仅是一种自由的心态，而且还有作者的在场性。其次，“散文”之所“散”，还有一种本乎自然的真性情，超迈高远的大襟怀。由于散文的形式自由，长短不拘，既不像诗歌受平仄音韵和字数的限制，也不像小说受人物、故事、环境的牵制，情感与思想更容易得到抒发。在生态散文中，由于作者的世界观和价值立场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人们不再以对象性的姿态来打量世界，而是在一种往来赠答的“间性”关系中展开天与人之间的精神交通。这样一来，人类得以抛弃狭隘的主体意识，与其他生命一起跃身于生机流行的宇宙大化之中。如此，文学的审美视角也随之发生转换，不再是“以人观物”，而是“以物观物”，或者“以物观人”。在生态散文中，作家的智性慧思得以自然开启，胸次荡涤无尘，变得简净辽阔，最终成就一种生态化的审美心胸。
当代的生态散文家大都具备这样的生态审美心胸，但各人的表现方式有所不同。在李存葆这里，表现为一种军人所特有的心胸澎湃、气势壮阔的崇高之感。在张炜，则像一个逃离都市文明囹圄的归乡游子那样，表现得决绝、急切和义无反顾，其对都市与自然的审美价值立场则是判若泾渭。比张炜更甚的是苇岸，这位年仅39岁的散文作家，深受梭罗的影响，不仅于《瓦尔登湖》口沫手胝，仿其构作，而且躬身苦行，坚持素食主义，显示了一种高尚的“生态人格”①。他这种发自肺腑的大悲悯情怀，造就的是一颗“谦卑地与万物荣辱与共的博大心灵”②。在当代生态散文家中，刘亮程因其独特的审美视角与哲思深度而显得有些“另类”。如果说李存葆是走近“绿色天书”，张炜是融入自然野地，苇岸是践行于大地田亩，那刘亮程则是将自己整个儿的化掉，撒落在黄沙梁这片乡土的花草虫鱼、牛驴犬马上了。他没有了自己的灵魂，没有了主体之我，将自己的心宅灵府全部让给了大地上的各色生命，或者说他把灵魂分给了这些自然生命。有时候，他“以物观物”，有时候又“以物观人”，这种审美视角的交错穿梭吁请我们走出他一己的心理世界，去共赏天地大化的几微变幻。刘亮程常躺卧在草地上，一任各种小虫在身上钻爬咬吮，尽管痒痛不堪，但心里颇为快慰，真有点“托体山阿”的襟怀。然而，大地上的生命世界并不容易轻易走进：
在荒野中，我的微笑可能是对一个卑小生命的欢迎和鼓励。就像青青芳草让我看到一生中那些还未到来的美好前景。以后我觉得，我成了荒野中的一个。真正进入一片荒野其实不容易，荒野旷敞着，这个巨大的门让你在努力进入时不经意已经走进来，成为外面人。它的细部永远对你紧闭着。走进一株草、一滴水、一粒小虫的路可能更远。弄懂一棵草，并不仅限于把草喂到嘴里嚼嚼，尝尝味道。①
如果说刘亮程是将自然万物作为人类精神反思的一个参照而显得有些含蓄的话，那么，文艺心理学家鲁枢元则是将目光直接锁定当代人的文化人格、社会心理、价值观念等“精神生态”问题，撰写了一系列的生态散文，最后集结为散文集《精神守望》②。作者从鲜活而有质感的生命体验出发，以优美、细腻和充满情感的笔触，对人的精神世界进行了洞幽烛微般的探索。在他的散文里，不仅对现代工业社会破坏自然生态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还对现代人的消费观、伦理观、性意识、丧葬仪式等问题进行了细致解剖。作为一个具有强烈人文关怀的学者，鲁枢元对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态尤其重视。在他的笔下，出现了严复、刘师培、章太炎、熊十力、辜鸿铭、陈寅恪、梁漱溟、陈独秀、苏东坡、海瑞、魏晋名士、凡·高、托尔斯泰等古今中外的硕儒俊彦，作者博古通今，学识宏富，通过大量的历史掌故对他们的人格心理、性情气质、价值选择、道义担当、现实遭际、爱恨情仇等精神生态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论述，试图通过对古今中外知识分子个案的分析，描绘其精神生态的一般图景，探寻人类精神的最后皈依，同时，也以此反观自身，不断地检视和调整自己的精神路向，以臻达心灵的宏阔、充实、坦然。比如，他对中国知识分子整体形象的观照就带有自省的意味。他认为，要表达他心目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最恰当的还是“书生”这个称谓。书生首先是个凡夫俗子，既不是英雄豪杰，也不是政客无赖，与众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一个“书”字，他对书生的定义是“为书所生、以书为生、生于书中、书伴终生”的人。这四个“生”基本上涵盖了“书生”的本质。第一个“生”是诞生，也即书生是从读书过程中产生的；第二个“生”指生计，多数人靠读书、著书、教书为生。第三个“生”是生存，读书人多半沉浸在书的世界里，信书恋书。第四个“生”是生命，读书人皓首穷经，书成了他们的命根子。①这样的概括分析，的确启人深思。不难想见，作者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书生。他一直在高校执教席，读书、著书、教书几乎填满了他全部的日常生活。作者的概括，不仅侧面映照出了书生的人格意气，也不期道出了所有读书人的精神宿命。
三深透大地的生态话语
同诗歌、小说、剧本等文学形态相比，散文的话语特征是最为突出的。诗歌形制短小，且受格律限制；小说重在讲述，人物、故事是其重心；剧本作为戏剧的脚本，最终要通过舞台演出显示其审美特征，但明显受制于舞台时空。相较而言，散文的话语是最为自由的。尽管其他的体裁最终的目的也是表达和讲述，但必须依仗意象、意境、韵律、人物刻画、情节叙述、环境描写、人物对话、舞台设计等形式呈现出来。而散文则没有这些形式的管束，散文就是话语的讲述本身。换句话说，散文就是作者在面对读者直接说话。在散文中，话语最为活跃、直接和在场。说话人（作家）、受话人（读者）、文本、沟通、语境这些话语因素一应具备，而且都是透明的，作者怎么说，读者怎么听，没有必要“以意逆志”，也不需要去“填空”补充。在作者言说与读者倾听的双向沟通中，文本自行展开，语境彼此通豁，了然于心。因此，在散文中，读者可以直接探知到作者的生命行程、气质脾性、人格情操、精神轨迹，作者的喜、怒、哀、乐，性情与心胸，天分与禀赋、学养与风格都朝向读者完全敞开。甚至可以说，从散文话语里，我们可以碰到一个完整的人。譬如，鲁迅的冷峻与炽热，周作人的清雅闲适，朱自清的典雅明丽，林语堂的博学诙谐，张爱玲的轻灵率真等①，都可以从其散文话语里直接见出。
所谓话语，按福柯的理解，是特定社会语境中人与人相互沟通的具体言语行为。说得更通俗一点，就是人们说出来或者写出来的话。毫无疑问，每个人的说话方式都不一样，它不仅与说话人的文化素养、性情气质、价值追求等密切相关，而且还受到言说的具体内容的影响和制约。也即是说，说什么会影响到怎么说。由于每个人对言说对象的理解角度、重视程度、感受方式都不一样，因此，他们所运用的话语也是形态各异的。对于当代中国散文家来说，生态问题无疑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这一事实让散文家一度陷入了失语的痛苦，关于这一点，张炜的自述很有代表性：
大概不仅仅是职业习惯，我总是急于寻觅一种语言。语言对于我从来就有一种神秘的感觉。人生之路上遭逢的万事万物之所以缄口沉默，主要是失去了语言。语言是凭证、是根据，是继续前行的资本。我所追求的语言是能够通行四方、源发于山脉和土壤的某种东西，它活泼如生命，坚硬如顽石，有形无形，有声无声。它就撒落在野地上，潜隐在万物间。河水咕咕流淌，大海日夜喧嚷，鸟鸣人呼—这都是相互隔离的语言；那么通行四方的语言藏在了那里？②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因为只有语言才能将“存在”揭示出来，语言具有“去蔽”的功能，“去蔽”即敞亮，就是真理的发生。遗憾的是，语言似乎只是人类的专利，其他的动物、植物和无生命的物质都没有语言，至少从人类可以通达理解的层面上说是这样。因此，海德格尔才把此在（人）当做一种优先性的存在者来看待，作为其探究一般存在问题的入口和地基。但此在的语言多为“常人”的“闲言”所裹挟，并不能穿透种种迷雾而抵达事物本身。海德格尔说，语言源发于更为本源的“诗”，在“诗”的源发领域中，天、地、人、神四重根共同参与，构成了一个生气氤氲、情韵丰沛的意蕴世界。海德格尔关于“诗”的思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语言的生态学视角。中国古人于此多有提点，老子说：“大音希声。”①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②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③虽是“希声”、“不言”，但天地通过四时运行、百物生长、呈露大美、显示规律的方式来“言说”，因此，“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④。也就是说，圣人推原天地的大美并通达万物的道理，做到自然无为，而不妄自造作，只要静观天地的自然变幻就够了。因此，天地之言是一种“大言”，而人的言说是一种“小言”，庄子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⑤同人类论辩不休的精细“小言”相比，天地之“大言”可谓盛大猛烈，气焰逼人。但在常人的面前，这种“大言”总是若有似无，渊默不发。诗人还将继续承受无语和孤独的痛苦：
无语的痛苦难以忍受，它是真实的痛苦。我的希冀不大，无非就想讨一句话。很可惜也很残酷，它不发一言。让人亲近、心头灼热的故地，我扑入你的怀抱就痴话连篇，说了半晌才发觉你仍是一个默默。真让人尴尬。我知道无论是秋虫的鸣响或人的欢语，往往都隐下了什么。它们的无声之声才道出真谛，我收拾的是声音底层的回响。①
作家的痛苦来自人要与天地相沟通的主观愿望，这种愿望越强烈，痛苦就愈甚。这大概是所有生态意识觉醒了的诗人作家所具有的一种精神体验。因为，对于一个有着“天地之心”的作家来说，他的任务远不只是对自然生态状况的简单描绘，也不止于对人类关注生态问题的激情呼吁。他要实现的，是一种处身性的生态体验，一种融入天地的生存姿态，他要将自己的话语种子深深嵌入大地之中，借大地的养料生根发芽开花。为此，他需要换一种方式思考，换一种话语言说。也因此，他可能是孤立无援的，但就生态意识的确立和生态话语的建构来说，却是非常必要的。在当代的生态散文家群体中，若就揳入大地的深透性而论，除了张炜，更为突出的是刘亮程。
刘亮程被评论家誉为中国“九十年代最后一位散文家”，他所著的《一个人的村庄》被看做是“后工业化社会的乡村哲学”②。林贤治评论说：“是丰沃而贫困的土地培养了他的感情，他的哲学；当他以同样为土地所赋予的思维和语言，去讲叙所有一切时，散文界就立刻发现了：这是一个异类。……他的作品，阳光充沛，……在那里，夹杂地生长着的，是一种困苦，一种危机，一种天命中的孤独无助，快乐和幸福。”③林贤治此言不诬，细读刘亮程的散文，可以发现他的文字显示了一种打量世界的独特视角，这种视角挣脱了传统的主客模式，人与畜、人与花草虫鱼之间保持着一种诗意的间性关系。刘亮程对乡土的叙写，不同于以往沈从文、孙犁、汪曾祺、贾平凹等人，主要是渲染气氛，描写风俗、人物。刘亮程写乡土，重在提炼一种生存哲学。在他这里，乡土的任何东西都可以写，而且赋予了不同寻常的含义。比如，他对野地里的一株铃铛刺做出了这样的深思：
我们不清楚铃铛刺长在大地上有啥用处。它浑身的小小尖刺，让企图吃它的嘴，折它的手和践它的蹄远离之后，就闲闲地端扎着，刺天空，刺云，刺空气和风。现在它抱住了我们的麦捆，没让它在风中跑远。我第一次对铃铛刺深怀感激。也许我们周围的许多东西，都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生命的一部分，关键时刻挽留住我们。一株草，一棵树，一片云，一只小虫……它替匆忙的我们在土中扎根，在空中驻足，在风中浅唱……任何一株草的死亡都是人的死亡。任何一棵树的夭折都是人的夭折。任何一粒虫的鸣叫也是人的鸣叫。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