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在谈到文化创新与德治文化的关系的时候，著者就为自己提出了这样的实际性问题：“当下，我们要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否充分利用和批判继承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儒家伦理文化中饱含社会理性的理论资源并予以创新？这是创造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关键。”（第83页）该著重点分析了孔子的仁与中庸思想、孟子的仁政思想，并对儒家德治文化的社会作用以及存在的弊端作了相应的论析。更重要的是，著者将儒家的德治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关联起来，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文化新见。比如德治文化的伦理亲和力有助于祖国的统一，借鉴德治文化完善法德相济的治国方略，重视道德建设加强领导干部的垂范作用等。这样的观点都能给人以深刻的启发。再比如，作者针对当下有些人肆意贬低中医，并将中医说成是“伪科学”的文化现象，系统论析了中医药文化的精神内涵，认为中医将“致中和”作为它的最高境界，是一种“名副其实的生命文化”。（第195页）作者围绕中医元典系统梳理了中医理论的演变过程，并列举分析了三个创新阶段的主要成果。针对目前中医所面临的困境，作者认为将“中医体系融合到基因科学中，利用西医手段，提升中医医疗水平，将是中医的创新方向”（第216页）。这些论述来自对中医文化的深刻理解，来自对中医理论自我创新能力的正确估量，也来自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充分自信。
像这样的例子，在该著中还能找到很多，可以说，文化创新的实践性和当下性贯穿了全书的每一个章节，作者在论述的时候，首先描绘文化创新的大概过程，再摆出当下所面临的问题，最后提出创新的思路方向以及解决的办法。虽说这些思路办法未必全面或者全然正确，但都做到了尽可能地对每一个问题都有一个交代。这样的研究思路能让我们在充分了解文化创新史实的基础上，进入到对当下文化问题的深入思考之中。
四文化创新期待着良性的文化互动
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形象，它表征着该民族的性格、心理以及整体气度。因此，怎样展现我们的文化，展现什么样的文化，这一问题直接关涉到我们在世界中的形象和地位。但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中国的文化被误读甚至被妖魔化了，其他的民族对中国文化并不十分了解。季羡林说：“今天，中国人民对西方的了解（知）远远超过西方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在西方，不但有一些平民老百姓对中国毫无所知；有的人甚至认为今天中国人还在裹小脚，吸鸦片。连一些知识分子也对中国懵懂无知。”①这正是王岳川先生所说的“文化赤字”问题，也是中国文化被误读的一个深刻原因。因此，我们不能仅仅是拿来，我们还要输出，源源不断的输出，只有这样，才能让西方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消除对中国的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误读。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在他编辑的《中国近事》中说过这么一段话：“我们不仅要派遣传教士去中国，而且中国也应该为正确地处理和实践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派遣传教士到西方来。”②莱布尼茨热爱中国文化，是中德文化交流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尽管这位300多年前的中国文化爱好者无法预料日后中国文化的一度衰弱，但他提出的文化互动思想无疑是非常有远见的。
正是出于对这一问题的深切关注，甘先生在《中国文化创新论》的最后一章提出了要“确定外来文化本土化的互动模式”的主张。他认为，文化互动是双向的，既要坚持文化拿来，更要坚持“文化输出”①，只有坚持这两者之间的平衡互动，“中国文化才会找到创新的立足点和着力点”（第269页）。具体来说，文化互动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现实意义：一是有利于拓展中国文化空间；二是有利于确立文化辩证态度；三是有利于增强民族忧患意识。（第268—270页）可以说，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是文化创新问题的题中之意，它为文化创新提供了必要的参照物和强大的驱动力。
甘安顺先生多年来从事文化的研究工作，已经有一百多万字的相关著述问世。他利用到北大中文系做访问学者的机会，与王岳川先生就文化创新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这在《中国文化创新论》中多有体现。可以说，这本书是他多年来对文化创新问题集中思考的结晶。全书视野开阔、材料翔实，论证严密，创见迭出。毫无疑问，这部凝聚了作者无数心血和智慧的学术著作，一定会在文化建设的进程中发挥它的影响与效用。
（原载《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为求是之名—《当代学术史研究》读后
接触到“当代学术史”这样的称谓，产生的感想比较多。首先，“当代”可否成为“史”？假如可以成为“史”，它与近代史、古代史是否是同一个层面的问题？其次，随着现代学科建制的确立，各个学科都形成了各自的学科史，如文学史、哲学史等等。再在前面加上“当代”的限定词，也就成了某某学科的当代史，比如中国当代文学史等。由此而来的问题是，“当代学术史”与“当代学科史”的关系如何？当代学术史的对象到底是什么？再次，怎样理解这里的“史”？是按照时间序列原原本本地实录当代学术的点点滴滴？还是对当代学术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批评，进而总结归纳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也即是说，当代学术史研究的目的和价值意义究竟表现在哪里？带着这些疑问，我拜读了余三定教授最近主编出版的大作《当代学术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2月版，67万字）以及相关的文章，使我对这些问题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和理解。
余三定教授在当代学术史领域可谓研治有年，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就以《云梦学刊》为学术平台，展开了对当代学者的个案研究，在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98年出版的专著《学术的自觉与学者的自立：当代学者研究》更是自觉地对当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著名学者展开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高屋建瓴式地概括了新时期以来二十年的学术历变轨迹。2005年推出的专著《新时期学术发展的回瞻》，从新时期学术发展的历程回溯到学术规范问题的讨论，从学术理论阵地的研究到学术书评、学人研究，无不显示了余三定教授在该领域的辛勤劳动和累累硕果。在这期间，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云梦学刊》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国内著名高校和科研院所联合办会，就当代学术史问题进行了多维度多层面的讨论交流，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①最近出版的《当代学术史研究》一书是余三定教授主编的关于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的重要学术成果，它标志着中国学术界已经开始自觉地对当代学术研究进行反思和总结了。这本书所收录的文章就是从《云梦学刊》的特色栏目“当代学术史研究”所发表的论文中精选出来的。②该书没有对当代中国学术进行通史性的概述，而是以问题为中心，对1949年以来出现的中国学术领域的重大问题和现象进行系统的探讨分析，在占有丰富材料的基础上，力图对当代学术研究过程中出现的经验教训进行反思和总结，并借此探索学术研究的内在规律，为中国学术的演进提供某种具有前瞻性的方法指引和价值导向。以下结合本书所收录的文章，从当代学术史研究的历史意识、问题意识、个案研究、学术批评等几个方面谈谈个人读后的感想。
一
当代学术史的时间跨度不算太长，按照一般的划分，当代是指从1949年到现在这段时间，到2009年，中国当代学术正好走过了一个甲子。如果一个国家民族的整体学术也有年龄的话，我们现在对它进行回顾总结自然是非常必要的。既然是学术史研究，那就必须具备“史”的意识。何为“学术史”？是不是把所有的学术事件按照时间顺序记载下来就是学术史？学术史研究的着眼点在那里？显然，任何事情要成为“史”的对象，都必须经过时间的沉淀。事情正在处于发展演变的过程中，还没有办法对其进行最后定论。只有等到尘埃落定，再进行冷静客观的审视分析，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所谓“盖棺定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并不是说当代学术研究不可以写史，关键是看研究者的“眼光”、“尺度”和“评价的立场”。当代人写当代史，感受真切，但不好把握分寸，评价标准把握不好，写史要求非常严肃，评价定位不能出现大的偏差。①但笔者认为，写当代学术史最大的困难还不在于时间距离太短，而在于对于学术问题的辨识功夫。因为，学术史要呈现的是问题的演变轨迹，是相互勾连起来的问题链条。所以，学术史研究者首先要具备的是“挤水”的功夫，只有把当代学术事件中的水分挤掉，才有可能弄清楚问题的真伪，在这个前提下，再来考察问题之间的关联。看看问题在每一个阶段到底走到哪里了，方向是否发生了变化，该阶段采取了什么办法去应对，又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如果某一个阶段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基本上重复前人的结论，那这一段就没有必要入“史”了。因为，这段时间对于学术问题的突破推进而言是没有意义的。治学术史者应该用“快叙”的方法将其带过，哪怕这段时间确实很长。许明举例说，若在网上查询“先进文化”这一主题词，相关文章达116万篇之多。②可见，当代学术研究重复生产太多，导致学术泡沫化。
二
如此说来，当代学术史研究的历史意识与问题意识密不可分。学术史要打开的，其实就是问题的萌生、演进、归结的全过程，是问题的历史。尽管这两者不是一回事，但可以说，没有问题史就没有学术史。在进行当代学术史研究的时候，问题意识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时间距离过短的原因，写通史的条件还不成熟，所以，以问题为中心，追溯问题演变的全过程，就成了当代学术史研究的突破口。以问题为中心，是为了突出当代学术研究的闪光点，避免那些独特的发现被所谓的通史“淹没”和“稀释”。①只有先从一个个具体的问题入手，把这些问题弄得比较清楚了，才有可能在将来写出比较成熟的学术通史。2004年5月，《云梦学刊》邀请全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主编、媒体等，在岳阳举办了“学术期刊发展战略研讨会”，发表了《岳阳宣言—遵守学术规范、推动学术发展》的宣言。2005年6月，《云梦学刊》主办的“‘当代学术史’学科建设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会议明确提出了“当代学术史学科建设”的目标，并就相关的问题展开了充分的讨论。②《云梦学刊》几乎每年都选择一个问题进行专题探讨，余三定教授也先后围绕当代学术发展的重要问题写过一些专题论文，如关于新时期学术规范的讨论、关于新时期学术评价的问题以及新时期学术腐败问题等等。③《当代学术史研究》这本著作选取的就是中国当代学术发展历程中所出现的一些重要问题，对其进行全面而集中的讨论和探索。
该著主要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包括这几个方面的问题：一、学术与学术史通论。对学术和学术史的概念、学术研究的方法等一般性的问题进行学理性探讨。二、当代重要学术现象扫描。主要包括学术规范问题、重要学术刊物运作机制问题、学者知识分子的学术定位问题等等。三、当代学者个案研究。收录了有关当代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和地位的学者个案评述研究的文章，涉及的主要人物有：郭沫若、陈寅恪、齐思和、胡绳、杨晦、周扬、唐湜、何光岳、胡经之、王先霈、洪子诚、吴福辉、王元骧、汪晖、许明等。四、学术批评。主要就中国当代学术界出现的学术不端行为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而且还分析了当代学术不端现象产生的原因，探索了纠错补漏的方法和措施。下编的主要内容包括：一、学术期刊发展战略。主要就学术期刊的社会功能、栏目设置、发展的空间和方向、期刊的国际化、评价机制等方面展开了探讨。二、“当代学术史”学科建设。这是该书的重头戏，收录了陈平原、程郁缀、余三定、许明、贺卫方、欧阳哲生、张文定、刘曙光等18位当代学者撰写的专题论文，内容涵盖“当代学术史”学科建设的必要性、可能性，面临的困难，应对的策略和方法等诸多方面。三、“当代学术史研究”论坛。讨论的主要内容包括：学术史与思想史、学科史的关系，当代学术史的问题意识，学术规范和评价机制对于学术史的意义等等。四、“当代高等教育与当代学术发展”论坛。主要围绕当代高等教育中所出现的学术研究不规范、学术精神失落、科研考核量化等问题展开了讨论，提出了相关的解决办法。此外，还就高校期刊的改革与当代学术发展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探索。全书67万余字，收录了67位学者的专题文章，内容全面，资料丰富，从各个方面反映了当代学者对学术史研究的集中思考。可以说，就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而言，如此多的知名学者集体亮相，集中就这一问题做深入全面的反思和探索，这在新时期以来的当代学术发展历程中还是头一次。先不论本书的学术价值如何，至少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就功不可没。
从本书的内容来看，基本上都是当代学术史上所出现的重要问题，比如学术腐败问题，学术与思想的关系问题，学术规范的机制问题，高等教育与学术发展问题等等。从学者讨论的情况来看，基本上反映了目前学界对这些问题认识和反思的深度和广度。从这些文章中，我们不难发现当代学者对当前学术状况的忧虑和反思，不难发现他们所坚守的道德操守和学术良知。读到这样的文字，再一次唤醒了我们对当下学术状况的关切。新世纪中国学术究竟循着怎样的路径走下去，我想，答案很可能就藏在当代学术史研究的每一个问题背后。由此，该著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也是非常突出的。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