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法规的残酷程度堪称中国古代刑罚之最，而明朝又数洪武年间用刑最为残忍。洪武年间，国家刑罚的依据不仅有《大明律》，更有《大诰》，从这两部法典中，就可以看出一代传奇皇帝朱元璋的治国思想。
立法思想
明朝初期的立法思想，与朱元璋这位平民皇帝的出身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所实行的一套治国方略，正好暗合了法家君主专制的思想，主要体现是采取暴力镇压，鼓励急功近利。朱元璋的主要谋臣中儒学派占了很大的比重，所以在他的立法思想中呈现出以法家为主、儒家为辅，严刑为主、教化为辅的法儒结合、刑礼并用的特点。
立法要因时制宜，朱元璋很清楚这一点。他主张法律应该适应社会的政治经济情况，应该根据社会治安情况来确定刑罚的轻重程度。他曾对皇太孙朱允说：“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当轻。”由此可见，朱元璋本人也只是把酷刑作为治理乱世的一种权宜手段，他并不希望自己的继承人仍然坚持这种做法。
洪武三十年（1397），朱元璋所颁行的《大明律》当中曾指出：“朕有天下，仿古为治，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刊著为令，行之已久”，可以看出朱元璋将明礼和定法相结合，以便更好地治理天下。他的继承人朱允在即位以后，也不断宣传以礼教治国，礼重于刑的思想，目的也是想将礼、法相结合，使其达到最好的效果。
《大明律》
朱元璋登基以后，亲自主持编定了《大明律》。它是明王朝的正式法典，从起草到修改颁布，前后共经历了三十余年，可见朱元璋对法制建设的重视程度。这部法典不仅将他的思想意志容纳了进去，还使其定型化、永远化，他的子孙后代都要遵守，成为了明朝最为重要的法律依据。
早在朱元璋建国之前的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月，朱元璋就命左丞相李善长、御史中丞刘基开始议定这部法典。十二月，编成《律令》四百三十条，就是《大明律》的前身，其中包括律二百八十五条，令一百四十五条，与此一同颁布的还有《律令直解》，用来训释《律令》的文意。洪武六年（1373）十一月，朱元璋命刑部尚书刘惟谦等人以《律令》为基础，开始详细编注《大明律》，次年二月成书颁发天下，其中的篇目多仿自《唐律》，主要分为卫禁、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名例等共十二篇，三十卷，六百零六条。
洪武二十二年（1389），朱元璋对《大明律》做了一次较大规模的修改，以《名例律》为篇首，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为六律，共三十卷，四百六十条。洪武三十年（1397），朱元璋再次重修并颁布《大明律》，同时规定废除其他榜文、禁律，以决狱为第一准绳。此次修改好的《大明律》一直到明朝灭亡没有再被修改过。
《大明律》涵盖面极广，在六律之下，还分有许多律令。它规定了对不同等级、不同犯罪行为进行判刑的基本原则，基本定刑有笞、杖、徒、流、死五种。在六律的具体条款中，又有凌迟处死、边远充军、迁徙、刺字等刑罚，此外还设了十恶条规，其中有谋反、谋大逆、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等所谓的不赦之罪，这十条条规集中表现了封建社会统治时期的纲常礼教的观念。在这部法典中还着重制定了维护皇族、贵戚、官绅的特权法令，称为“八议”，即议亲（皇亲国戚）、议故（皇帝故旧）、议功、议贤、议能、议勤、议贵、议宾。如果有人犯了这八种罪，司法机构不许擅自询问，必须上奏皇帝，不过《大明律》中的“八议”特权与之前的几个朝代相比，对文武官员的部分特权有所减少。
《大诰》
洪武年间，朱元璋制定了一种特别的刑事法规《大诰》。《大诰》的名字取自《尚书》中的《大诰》篇，原本的意思是指周公东征前对臣民的训诫。朱元璋将那些从重处理的犯罪官吏记录在册，并将自己亲自审理过的案件进行汇总，再加上他个人对案件发表的言论，合成了这部训诫天下臣民的特别法典，当时几乎家家都有一本。
《大诰》上所有的案例，处罚程度都要比《大明律》重。在《大诰》中，有很多罕见的法外酷刑，如断手、阉割为奴等，其实这是刑罚制度上的一大退化，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对官吏犯罪处以重罚。
明《大诰》总共分四编二百三十六条，其中大诰七十四条，大诰纪编八十七条，大诰三编四十三条，大诰武臣三十二条，先后颁布于洪武十八年（1385）至二十年（1387）间。四编大诰中，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内容：第一是将洪武年间的刑事案例进行摘录，其中多是一些对于臣民的法外用刑案例；第二是结合案例，另行列举出一些专条专款的重刑法令；第三是在一些条目中，夹杂了朱元璋对吏、民的训导。明《大诰》这种以案例、峻令、训导三个方面构成法规的典籍，在中国法律史籍上还是从来没有过的，算是朱元璋的一大发明。
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后，认为元朝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就是朝廷太过腐败，只有以严治国，重典处罚，才可震慑乱民。《大诰》这部法典，在洪武年间推广较广，到了朱元璋晚年，他认为国家基本上达到了以法治国的效果，于是将《大诰》中的一些内容收录进《大明律》的一些法规里面，并对《大诰》中的一些法外酷刑加以废除。洪武年后，《大诰》完全失去了法律效力，不过影响还是存在的，直到明朝末年，家里若留有《大诰》，还可以减罪一等。
《大明律·礼律》
元末二十几年间，群雄并起，天下混乱，“明王出世”、“弥勒降生”的预言四处流传，朱元璋深深明白隐藏在这类预言下的那些秘密组织的威胁。出于对教派乱国的担忧，朱元璋在建国第一年就颁布了诏书，禁止以白莲教、明教、弥勒教为主的一切邪教存在和活动。为了让子孙后代也重视这点，也为了让清除邪教显得更加正义，他把这条禁令正式编入了国家法律之中，成为了《大明律》上的正式法规。
《大明律·礼律》明确规定，禁止巫师邪术，凡是有人假借降神写符赐咒，号称受天祈圣人，自命端公、太保、师婆者，以及以弥勒教、白莲教、明教、白云宗等名目集会，宣传旁门左道之术，或者隐藏相关图像，烧香聚众，假装做善事，实为煽动人心者，一律都要受到刑处，发起者处以绞刑，随从者各打刑杖一百，流放三千里。
朱元璋严令禁止邪教是下了很大决心的。浙江温州、福建泉州一带是明教最为盛行的地方，自南宋以来，明教在这里根深蒂固，在民间流传广泛，甚至在洪武初年还有修造大型殿堂的事发生，许多无业的百姓都很信奉这些。朱元璋以在律典中设立了“名犯国号”之罪为由，对明教的教堂进行摧毁，没收了教派的财产，将所有教徒都赶去务农，甚至将明州这个城市的名字也改成了宁波。明教教徒们在这种高压之下，只好改换名称，继续在暗中活动，明教成为了民间的秘密组织。
可是，事实上这些法律条款和制裁并不能阻止这些教徒信教，其主要因素是百姓对新建立的大明帝国的失望——这个新建的王朝并没有替百姓解除痛苦，改善他们的生活，因此在二十年后还有弥勒教在农村广泛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