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南北朝起止时间，从确切的意义上来讲，是从公元220年曹魏立国，东汉正式灭亡开始，到公元589年隋朝灭南陈，统一全国止。但习惯上，人们通常将其上限延伸至公元184年，汉末黄巾大起义爆发，东汉政权名存实亡，军阀混战开始，以便于对三国两晋南北朝这段动荡不安历史的探究。三国两晋南北朝共历四百年，这四百年历史是中华民族饱经沧桑，经历了痛苦的煎熬，又重新再生的四百年。在这四百年中，战争的腥风血雨涤荡着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从董卓之乱到隋文帝灭陈，每次战争，都饱蘸着无数百姓的血泪。中华大地到处是一幅幅“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凄惨悲怆的图画。多少将士与百姓的白骨，构筑成一个个帝王的宝座。那些乱世枭雄们踩着鲜血淋漓的尸骨，实现着他们皇帝的美梦。中华民族在这扰攘纷争的年代里，被蹂割到最细的单位，各少数民族都在这血与火的洗礼中成长壮大，最后汇入民族大融合的汪洋大海之中。
每当人们提到三国两晋南北朝历史，通常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乱”。这个乱字不仅指这一时期战乱多，而且民族纷杂，政权繁多，千头万绪，令人眼花缭乱。
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使原已摇摇欲坠的东汉政权分崩离析。各种地方势力纷纷打着镇压黄巾起义的旗号，发展壮大自己的实力，形成一个个割据军阀。朝廷内部外戚与宦官的纷争，又引狼入室。凉州军阀董卓应大将军何进之邀，率师进京，揭开了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的序幕。各地军阀揭竿而起，招兵买马，以讨伐董卓为名，行扩大实力之实。关东军阀共推袁绍为盟主，组成“关东军”，进屯洛阳周围。董卓在起义军余波及关东军的围逼下，挟持汉献帝西徙长安，并将洛阳这座千年文明古都付之一炬，夷为废墟。关东军亦作鸟兽散，到各地发展自己势力去了。董卓到长安不久，便被部下吕布杀死，长安城又成了董卓部下彼此攻杀的战场。顷刻之间，长安这座繁荣昌盛的帝都化为瓦砾。经过十几年的血腥混战，中原大地失去了昔日的繁华和文明，成了一个个屠杀无辜的屠宰场。经过先秦、秦汉两大时期逐渐形成的以长安—洛阳为轴心的黄河中、下游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遭到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破坏，中原大地到处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凄凉景象。
在群雄混战过程中，宦官家庭出身的曹操脱颖而出。这个乱世枭雄凭着政治家的敏睿目光和深谋远略，军事上依靠从黄巾军中收编的青州兵；经济上实行屯田，发展农业生产；政治上掳汉献帝至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使其远近攻伐名正言顺。这一切使曹操在强手如林的军阀争战中得以称霸一方。他占据兖、豫、徐三州之地，成为当时北方仅次于袁绍的军事集团。袁绍出生于四世三公的高门大族，占有青、冀、幽、并四州之地，实力雄厚，兵多将广，权倾天下，是北方最具实力的霸主。面对如此强敌，曹操招贤纳士，唯才是用，秣马厉兵，积极备战。常言道，一山难容二虎，高居霸主地位的袁绍安容别人卧睡榻旁。他率十万大军向曹操兴师问罪。双方在官渡（今河南中牟）展开一场决定中国北方命运的决战。在这场大战中，曹操羽翼尚未丰满，力量远远不敌袁绍，但他知人善任，集思广益，屡用奇谋，终于以少胜多，战胜了貌似强大，但刚愎自用、外宽内妒、好谋无断的袁绍，并乘胜追击，彻底清除了袁氏在北方的势力。又北出卢龙塞（今河北喜峰口），打败乌桓，统一了除凉州以外的中国北方，结束了北方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
统一了北方的曹操雄心大振，自认为天下无敌，可以独霸天下，遂挥师南下，开始统一天下的征战。当时占据江东的是军阀孙权。江东经过孙坚、孙策、孙权几代人的苦心经营，已成为物产富饶、兵精粮多、将士用命的宝地。北有长江天然屏障，易守难攻。孙权坐观北方军阀混战，自知无力与之争霸天下，遂采取拥江自保之战略战术。此时，在长江上游的荆州地区，盘踞着宗室刘氏，荆州牧刘表病死后，刘琮继任。刘琮昏庸软弱，荆州遂成为曹操南下的突破口。曹操率二十多万军队浩浩荡荡南下，刘琮望风而降，当时依附于刘琮的小军阀刘备只好携带妻儿老小及荆州百姓落荒南逃。曹操不费吹灰之力便占据荆州之地。荆州作为江东的西大门，它的被占，使江东危若累卵，孙权政权危在旦夕。在情形危机之下，孙权与南逃的刘备联合起来，共同抗曹。刘备自称是皇叔，皇室的后代。在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中，他几易其主，始终也没有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地盘和军队。但他具有一位政治家的胸怀和谋略，善于取悦人心，尤其是不惜三顾茅庐，得到旷世奇才诸葛亮，使他如鱼得水，如虎添翼。诸葛亮不负刘备的厚望，为刘备制定隆中奇策，指明刘备发展的方向和战略方针。在曹操大兵压境之时，孙权与刘备都能认清形势，采取联合抗曹之战术。曹操大军与孙、刘联军会于赤壁，展开一场生死存亡的大战。面对曹操二十多万大兵，孙、刘联军虽只有五六万兵力，却占有天时、地利、人和之因素，巧用妙计，终于取得了历史上有名的以少胜多的赤壁之战的胜利。
赤壁之战后，使曹操统一中国的梦想化为泡影，他只好退回北方，把精力集中于北方的经营与建设上。战后孙权在江东的政权更加巩固。昔日无立足之地的刘备以荆州为跳板，进而占领天府之国益州。这样，“吴有长江之险，蜀有崇山之阻”，吴、蜀虽在力量上弱于曹操，但二者的联合足以抵抗曹操。至此，天下就被这三个势均力敌的割据政权瓜分，天下三分之势成为定局。这就暂时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群雄混战的局面，获得了局部的安定。曹操、刘备、孙权各自转向政权内部的建设与发展，并相继建立起魏、蜀、吴三个独立政权，彻底结束东汉王朝的历史，进入了三国鼎立时期。
魏、蜀、吴三个政权在发展各自政治、经济的同时，也不停地进行着小规模的征战。吴、蜀间争夺荆州的襄樊之战和夷陵之战，使刘备带着愤恨和遗憾，病死在白帝城。吴、蜀联盟一度遭到破坏，蜀国的势力收缩到益州。当蜀对吴构不成威胁时，吴、蜀联盟再度建立。蜀、魏之间对汉中地区进行争夺。诸葛亮采取以攻为守的战略战术，五次北伐曹魏，来换取蜀国的安宁。诸葛亮为了蜀汉政权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病死在北伐途中的五丈原。吴、魏之间在淮南地区也进行了争夺。三个政权经过四十多年的战与和，势力在不停地消长。蜀汉政权终因地小势弱，国君刘禅昏庸无能，成了曹魏的盘中餐。三国鼎立局面被打破，全国统一的趋势日益明朗。曹魏政权在争战中发展壮大起来，不过灭蜀后的曹魏政权已改梁换柱，大权掌握在高门大族司马氏手中。曹操的不肖子孙们都成了司马氏掌上玩偶，司马昭之心已是路人皆知了。司马氏父子费尽心机，终于登上皇帝的宝座，再演曹魏代汉的禅让一幕，建立起西晋政权。
司马炎建立西晋后，秣马厉兵，积极准备灭吴。东吴政权自孙权晚期便呈江河日下之势，昔日为他转战南北的世家大族，在孙权优宠下，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经济上拥有大量的土地和佃客，政治上左右把持朝政，形成江东门阀。这引起了孙权的猜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逐步加深。孙权死后，他的子孙们大开杀戒，同室操戈，使得原本衰弱的国力更加不堪一击。在西晋大军进攻下，节节败退，最后只好是“一片降幡出石头”，东吴灭亡。至此，中国历史经过90多年的混战、分裂，终于走向了统一。
登上九五至尊、囊括天下的晋武帝曾有过一番豪情壮志，想成为一个有道明君。他实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使西晋初年出现了“牛马被野，余粮委亩”的经济繁荣景象。百姓也摆脱了“战国之苦”，安居乐业，“民和俗静，家给人足”，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太康盛世”。
四海平一，天下隶宁，这些犹如一剂剂麻醉药，令以晋武帝为首的统治集团陶醉。居安无人思危，在歌舞升平的掩盖下，以司马氏为代表的当权豪贵日益腐化。他们贪暴恣肆，穷奢极欲，豪侈成性，荒淫无耻，成为历史上最荒淫腐化的统治集团。他们犹如一群群蠹虫，吞蚀着国之大厦。
昔日支持司马氏篡魏的高门大族，在司马氏建立政权后得到了回报。晋武帝为了感激大族们对自己的拥护和争取今后对自己的支持，在政治上、经济上实行一系列维护门阀大族利益的政策与措施，满足大族们的要求与欲望。政治上采取九品中正制，来维护门阀士族的地位与特权。九品中正制是曹魏政权实行的一种选官制度，最初的选官标准是道德、才能和家世。随着门阀士族势力的增强，到西晋时已不问人物的德行与才能，惟问家世而已。门阀士族完全操纵了西晋选任官职的人事大权，出现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和“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经济上的占田、荫客荫亲属制，又使士族广占土地和依附人口的经济特权法典化。从东汉末年后期出现的地方著姓、经学世家和累代显宦三位一体的门阀士族，经过曹魏的发展，到西晋时正式制度化。门阀制度正式确立，成为西晋一大政治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