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黑格尔的时代是启蒙运动告一段落而浪漫主义兴起的时代，以康德为代表的理性主义正逐渐被以费希特、谢林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所克服。此时的世界虽为新的精神所支配，可是德国启蒙运动已深入到符腾堡的文化生活之中，符腾堡与图宾根仍继续保留着启蒙时期的理性主义气氛，这不能不构成青年黑格尔的教育背景。但我们并不能据此就肯定启蒙运动对黑格尔的影响就是黑格尔对启蒙思想的接受，因为图宾根神学院的青年学生们（黑格尔、谢林、荷尔德林在内）日益感受到德国悲观的实际状况与启蒙理想之间的尖锐矛盾，对曾盛行于人类理性文化、社会与政治生活中的统一性的向往成为年轻一代的渴望。黑格尔的时代仍然是启蒙的时代，启蒙运动所造成的时代困境依然是黑格尔所处时代的困境。因此，黑格尔是在对启蒙的批判态度上开始争取恢复统一的力量的。
一、抽象理性批判与思辨理性
卡尔·施米特认为，哥白尼与笛卡尔策划的两场革命使世界发生了颠覆式的转变。哥白尼的天文革命及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分别造成了自然科学向外与形而上学向内相背而行的局面，也导致了现代哲学二元论的开端。他将康德之前的理性主义归结为抽象理性主义，并认为每个哲学体系的努力都致力于如何使“抽象概念与具体存在的二元性这一抽象理性主义的特征被克服”，“这种为抽象理性主义无法触及的实在而从事的哲学斗争——在斯宾诺莎和黑格尔那儿达到顶点”。黑格尔认为，笛卡尔的哲学不能被称为思辨的思维与思辨的理性，因为“他还只是把思维理解成抽象的理智，因此确定的观念、内容并不是他从理智中推演出来的”，“思辨的认识，根据概念的推演，概念的自由独立的发展，是由费希特创始的”。而在康德哲学中，作为自身规定的原则，思维只是被形式的建立，却未具体规定自身，是费希特首次发现了康德哲学的缺陷，并开始了对康德主义的反动。费希特承认自己的体系为斯宾诺莎主义，将对康德主义的哲学反动隐匿其中，但他终究未超出康德哲学的畛域，仅将思维限定在有限之内。即使谢林又以“有机体”概念企图消除自然与精神的分裂，但“只有在黑格尔的哲学书中，才在体系方面取得了一项伟大的成就：绝对主体在演进的过程中把自身发散于反题之中”。西方理性主义正是经历了从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理性，到反对神思却又将理性绝对化的启蒙理性，再到康德的以理性“获得关于事物的真正知识”的批判理性，最后到达黑格尔的思辨理性的过程。
康德哲学是启蒙理性的代表性说明，人们将康德哲学作为“现代哲学的源泉”，认为其是整个西方哲学的前进与发展的转折点，这主要是缘于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确立了一种人类与自然的新关系，即从反思存在到反思主体的转变，这是对人类理性的伟大弘扬，因为康德哲学是以主体性为原则的时代的产物。黑格尔肯定了康德哲学对比前康德哲学思维进步，认为它“主要作用在于曾经唤醒了理性的意识，或思想的绝对内在性”，“自此以后，理性独立的原则，理性的绝对自主性，便成为哲学上的普遍原则，也成为当时共信的见解”。但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其现象与物自体的界定与划分相比较认识能力的结构说明要重要得多。康德认为，人类的理性只能认识与把握存在的现象，而对于存在的本质束手无策，这直接导致了现象与本质、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冲突。康德虽然以其哥白尼式的哲学革命将西方古典理性主义又一次发挥到极致，但却因其理性的“先验幻相”而陷入新一轮的危机，“物自体”的不可知性注定了理性与现实的再度分裂。理性主义的发展过程，也是其不断遭受批判的过程，这场理性主义内部的批判运动终结于黑格尔。哈贝马斯认为：“由于理性在康德和费希特那里表现为反思哲学，所以，黑格尔最初还是步谢林的后尘，不得不根据反思哲学即主体的自我关系来阐述一种理性概念。”康德哲学的二元对立论造就了黑格尔综合理性与现实的冲动，正是在黑格尔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大综合中，理性主义以一种新形态宣告了黑格尔对康德哲学改造的完成。
黑格尔清醒地意识到康德哲学的弱点所在，在此基础上，思辨理性成为克服康德哲学“现象”与“物自体”分歧的新观点。黑格尔认为，“把哲学的基本观念、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作为对象，并加以掌握”是哲学为自身规定的任务，而康德哲学只是“从形式方面提出了这个任务”，却“只得到理性在自我意识中的抽象的绝对性”的结果，“康德的自我还没有达到真正的理性，而是停留在与普遍意识相反对的个别意识本身上”。他“没有考察内容”，“认为认识是主观的”，人的理性“不能够认识自在自为的存在”与存在的本质，而只能把握存在的现象。黑格尔将康德哲学比作“半路”的哲学，“因为他只理解到现象的主观意义，于现象之外去坚持着一个抽象的本质、认识所不能达到的物自身”，却没有领会“当我们认识了现象时，我们因而同时即认识了本质，因为本质并不存留在现象之后或现象之外”。这种停留在思维较低阶段，即知性领域内的思维方式尚未达到思辨理性。这就使现象与本质、认识论与本体论处于对峙之中，断裂了理性与现实的纽带。而对黑格尔来说，康德所认为的理性在认识世界的本质时产生的矛盾与陷入二律背反，正是理性在把握世界本质时所不可避免的环节，因为“思辨的思维唯在于思维把握住矛盾并在矛盾中把握住自身”。黑格尔的思辨理性“从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充分发挥了思维的能动性与其内在的统一功能。马尔库塞指出，康德哲学引发的矛盾虽然不能代表实际的同一性，但是黑格尔发现正是通过这一矛盾过程同一才产生。知性领域内哲学对象不可避免的否定状态，将通过其自身存在的力量在回归真理的途中不断地被扬弃，从而达到存在与本质一体化的和解。阿尔都塞认为，黑格尔对康德哲学空乏的充盈表征了人类思想超越康德后真理内容的获得。黑格尔构建了一个西方哲学史上最为庞大的思辨理性体系，他将本体论、认识论与逻辑学统一起来，同时也将逻辑与历史统一起来。可见，黑格尔为改造康德的抽象理性主义、和解康德二元论矛盾修整出了一条全新的哲学道路。
二、教化世界的合理性与道德意识的世界
作为精神自身分裂的产物，启蒙哲学在认识论上分为经验论和唯理论，在存在论上分为唯物论和唯心论。但认识论意义上的启蒙理性仍是知性或工具理性，而存在论意义上的精神的分裂在争执中没有发现自然和精神或上帝“完全是同一个概念”，“存在和思维两者自在地即是同一个东西”。康德的知性因不能深入物自体领域而无法把握世界的统一，也就加剧了世界的分裂，康德哲学的二元论性质注定其无法完成重建分裂世界的整体性的任务。
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完成了康德哲学所说的不可能之事，他认为自我意识的外在化造成了纯粹的意识与现实的意识的对立，也使异化了的精神的世界分裂为纯粹意识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普遍性是自我意识的“效准”和“现实性”，普遍性与现实性即为现代性，教化作为“个体在这里赖以取得客观效准和现实性的手段”是现代的本质，自我意识由于进行了自我教化而成为控制世界的力量，因此教化需要尽量使自己符合于现实。相对于意识中的信仰世界而言，黑格尔将现代世界称为现实中的“教化世界”，即个体通过异化而摆脱自己自然存在后所形成的与原始的本性和实体相对立的世界，它已“对它自己的真理性和概念有所意识”，它是自身异化的精神的特定存在。当精神使用概念的力量去把握教化世界与信仰世界的对立时便产生了“识见”，而识见正是启蒙运动。启蒙时代在启蒙对信仰的斗争中成为了一个异化与碎片化的时代：个人的异化使自身在从自然人向社会人、人向公民的转变中分裂了自身，精神的异化使自身在此岸与彼岸的互相颠倒中一分为二，矛盾与冲突成为启蒙时代的标志。
伴随着个人异化为公民和资产者，在纯粹意识中呈现为简单思想的“善”与“恶”也异化为现实的“国家权力”与“财富”，“高贵意识”与“卑贱意识”正是在国家权力、财富与自己的统一或疏离中产生出来的。“认定国家权力和财富都与自己同一的意识”，是高贵的意识，反之则是卑贱的意识。前者表现为贵族的态度，他在公共权力与公共财富中见到与自己同一的东西，权力与财富是他本质与自为存在的表现。而后者表现为资产者的态度，他“视国家的统治力量为压迫和束缚自为存在的一条锁链，因而仇视统治者，平日只是阳奉阴违，随时准备爆发叛乱”，同时，因为其自为存在是缘于财富而得以享受，所以他将财富也视为与自己不同一。随着世界自身的异化，贵族精神转变为了资产者的私心，卑贱的意识取代了高贵的意识而成为符合现代性价值标准的自我意识。贵族精神的衰落源于个体在普遍性中的觉醒，“不声不响的服务的英雄主义变成了阿谀的英雄主义”，财富作为无自我的普遍物变成了个人意志的国家权力，自在存在的普遍性则变成了自在自为的并取得自我意识的个别性，教化便在普遍性与个别性的结合中产生了。教化始于贵族的封建政治内部，教化世界在贵族精神的衰落中最终以二元分裂、碎片化为特征成为现代世界的表现形式。“人们在这种纯粹教化世界里所体验到的是，无论权力和财富的现实本质，或者它们的规定概念善与恶，或者，善的意识和恶的意识、高贵意识与卑贱意识，统统没有真理性；毋宁是，所有这些环节都互相颠倒，每一环节都是它自己的对方。”教化世界的特征通过分裂性的语言得以表达，黑格尔透过高贵意识向对立面的转化看到了历史逻辑的必然性。自我意识只有在其异化其自身、否定其自为存在、创造现实的过程中才具有实在性，成为某种普遍性的东西，而两个精神的世界只有在“纯粹的识见”把握自我、启蒙、达于教化的过程中才会从教化世界转化为道德世界。所以，黑格尔承认精神异化、纯粹识见、教化世界的合理性，它们只是重建世界整体性的必经环节。
三、启蒙对信仰的误解与宗教信仰
启蒙运动以反封建、反教会为旗帜，以抗击偏见、教条和迷信为己任，以理性之光祛除黑暗与蒙昧，在此意义上，启蒙运动是批判宗教信仰的。但启蒙运动所批判的迷信与宗教信仰是否等同于宗教？
康德呼吁人类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从而脱离不成熟的状态，这其实是将理性规定为反对中世纪宗教信仰的运动纲领，但启蒙理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知性或工具理性，仍然是此岸世界的识见，康德哲学也就止步于二元论的观点了。黑格尔将启蒙运动中处于对立状态的识见和信仰看作精神在自我异化中分化出来的两个环节：纯粹的识见“以肯定性事物的意识、以对象性或表象的形式为自己的对方，并且将自己跟这种对方对立起来”，所以，它“在其自己本身中并没有内容”，而只是精神自身“否定性的自为存在”，在概念之内以纯粹的自我意识为对象；相反，信仰是精神的肯定性内容，是识见的对立方，它有内容而无识见，在思维之内以纯粹意识为其本质。因此，被识见以否定性态度对待的宗教信仰其实就是识见颠倒的自身，“纯粹识见所说的他物或对方，它所说的谬误或谎言，不是什么别的正是它自己；它只能惩处即是它自己的那种东西”。黑格尔指出，纯粹思维是信仰意识的绝对本质，它在自身之内以对象性的空乏形式呈现，但识见作为现实的自我却只看见绝对本质的对象性形式，并将对象性形式看做感性的存在。所以，启蒙时代的信仰是宗教改革后的信仰，是存在于教化世界之内的纯粹意识作为表象而显示出来的东西。
黑格尔将上帝视为思想，启蒙将宗教中的上帝视为人心的创造，当人们将表象作为信仰的内容，宗教也就褪变为神话了。启蒙反对的从来就不是由纯粹的自我意识创造出来的宗教，而只是由偶然的经验的个人创造出来的迷信。启蒙对信仰的误解就在于，它不把信仰看做它自己，而是看做截然相反的东西，并用启蒙时代盛行的经验主义方法将信仰的对象视作有限的感性事物，将信仰的确定性寄托在一些“历史见证和偶然条件”上。在此，黑格尔总结：“如果信仰想当真地以历史事实为根据给自己的内容提供像启蒙所说的那种论据……证明它已经受了启蒙的传染。”
黑格尔对启蒙的批判体现在宗教方面就是为宗教信仰辩护。他认为宗教信仰的确定性不是建立在个别的偶然的历史见证之上的，而是建立在精神于个别意识的内心深处见证自身的过程之上的，宗教信仰只是一种纯粹的精神现象。但启蒙把信仰的“一切环节都歪曲了，把它们歪曲成一些与它们在信仰中的真实情况大不相同的东西”，而启蒙的权利是自我意识的权利，信仰作为一种意识，因“现代化”而与识见具有了相同的原则，所以受到启蒙的反对也就具有正当性了。于是，启蒙在主张其绝对权利的专制中，往往在与信仰争斗时占据上风。信仰具有“无概念的思想中的意识的昏睡着的知觉”与“感性现实中的意识的觉醒的知觉”的双重性，启蒙以感性世界的表象来启发天堂世界，并运用觉醒的意识将这个世界中的一切纳入到有限世界中来，信仰便在丧失其无概念的内容、超越有限世界后沦为一种虚空，信仰的双重割裂状态终将在启蒙对其“不可抗拒的支配力”中被扬弃。
综上所述，针对启蒙运动造成的时代困境，浪漫派与黑格尔均分别就哲学思维方式上的抽象理性主义的“有限化”、人类世界与人类生活乃至人自身的二元分裂，以及精神生活上的宗教信仰的失落三个方面作了批判。也许，这并不单纯意味着批判，因为作为启蒙主义的继承者，两者的批判其实就是启蒙主义的延续与完善。浪漫派所提出的审美、诗与宗教历史哲学的解决方案中暗含着反讽的元素，而黑格尔的思辨理性、教化世界的合理性以及启蒙与信仰的颠覆中则隐藏着辩证法的原则。这是两种不同路向的解决方案，前者在理性主义外部以直觉、审美作为内容，后者仍延续理性主义的路线将辩证法作为方法，而这两种解决现代性危机的方案都将对马克思产生重要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