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浪漫派的产生与浪漫主义哲学的形成是以启蒙运动为思想背景与时代语境的。当资产阶级日益卸下往日的伪装，全欧洲便笼罩在一片孱弱无力的萤光中了。启蒙精神失去了曾经鼓舞人心的精彩，激情转化为狂躁，自由更改为专制，革命演变为恐怖，理性的极度扩张弥盖了情感与艺术存留的空间。此时，一个欧洲人的思想和行为的转折点正在出现。伯林将这个转折点视为继希腊化时期与马基雅弗里之后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第三次转型——浪漫主义革命。这场革命所奉行的纲领是浪漫主义，这场革命不是由诗人团体简单发起的诗歌运动，它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席卷欧洲大陆的革命性事件，它在德国有着最为深刻的理论积淀，它曾作为旗帜引导德国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前30年的思想发展，它也成为一种元素被纳入了现代西方哲学之中，从意志主义到生命哲学，再到存在主义。如果按弗里德里希·希尔（Friedrick Heer）在《欧洲思想史》中所言，海德格尔可以被看做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后裔之一，那我们可以推论，在这支门徒大军中就不能缺少尼采、柏格森，甚至马克思的身影了。在本书中，我们只把德国早期浪漫派与浪漫主义哲学作为研究的对象，其原因在于，在英、法、德、俄等西欧国家受到广泛传播并占领一切文化领域的浪漫主义，“只是在德国才出现了一股强大的浪漫哲学思潮，并发展成为一种思想传统，而非一个单一的思想流派”。因此，德国早期浪漫派产生的复杂的历史原因，呈现的多样的表现形式，以及德国浪漫派领袖施莱格尔兄弟哲学思想所蕴含的具体理论内容，便需要引起首要关注了。
一、土壤：德意志状况
当我们要考察德国早期浪漫派身处的德国社会，总会遇到一些混乱和困难。德国在哪里？1830年，歌德在压抑的沉思中作出了那句为人所熟知的最能表达德国真实状况的回答：“我们没有一个城市，甚至没有一块地方可以使我们坚定地指出：这就是德国！如果我们在维也纳这样问，答案是：这就是奥地利！如果我们在柏林这样问，答案是：这里是普鲁士！”歌德的矛盾是所有人在谈论18世纪的德国时常常遭遇的尴尬。尼采在描述这种尴尬时，将其看做德国人的标志“在他们（德国人）那里，‘德国的是什么’这个问题绝没有解决”。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这一拥有314个邦、1475个庄园的西欧中陆区域直到俾斯麦出现之前，还依然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而尚未形成一个主权统一的民族国家。国土与国家的不相符合间接反映的是浪漫派与浪漫主义哲学滋长环境的复杂性。也许，对于1871年前的这个被星罗棋布的小邦国塞满的国家来说，使用“德意志”比“德国”更为贴切。
“复杂”与“矛盾”仿佛道尽了任何一个面对德国问题的学者的忧虑，问题可能出在，德意志与德意志人本身便已具备的“复杂”与“矛盾”状况造就了如此悲剧的心态。尼采就曾不满足于人们对德意志人“深刻的”习惯性的称呼，对德意志人的灵魂作了剖析，从而揭示出其心灵深处的矛盾本性。这种本性其实与德国的自然环境、种族特点密切相关。德意志人常常羡慕英国因与欧洲大陆隔绝而免遭疆域之争的民族自信，却也往往陷入本国边界变化、国家凝聚点模糊的痛苦自卑，两相对比之下呈现出的结果是，向心的、稳固的、强大的地域条件的缺乏，使德意志失去了发展成为一个紧密团结的民族国家的中心力量。与此同时，另一个造成“复杂”与“矛盾”丛生的因素是，德意志本就是一个由多个民族混合的地区。
“哥特人、汪达尔人、法兰克人、阿勒曼尼人、勃艮第人、弗里西亚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斯拉夫人全都混合在一起，成为当代德国的人口。北欧日耳曼民族的波美拉尼亚人和阿尔卑斯山的巴伐利亚人，‘冷漠’而无幽默感的普鲁士人和‘热情’而机智的莱茵兰人，半斯拉夫的西里西亚人和巴登、威斯特伐利亚的近拉丁语系人或法兰西—德意志人——所有这些人加在一起就构成德国人。”
如尼采所言，这是“各个种族的最难以置信的混合和混杂的一个民族”。有如此复杂多样的种族渊源，纷争、会战、分裂……也就在所难免了。这直接导致的一个后果是，“德意志政治思想中充满分裂观念，有宗教分裂和政治分裂，有文化分裂和阶级分裂”，这是三个世纪间（1601—1871年）德国主要呈现的发展样态，德国浪漫主义从这种分裂中滋生，却也愈加引发了新的罅隙。
从14世纪“教会大分裂”发生之后，欧洲历史的阶段性进程便处于基督教与异教的对抗之中了。基督教会的苛责、平民的不满，再加上中产阶级与国家君主对教会地产、财富的觊觎，多方面的尖锐冲突“在德国达到了爆发点”。异端学说的德国追随者是马丁·路德，这位维滕堡大学的青年牧师用贴在教堂门口的九十五条论纲开始了他对教会权威的挑战，此后的38年间，基督教与异教在德国的纷争就主要聚焦于天主教派与路德教派之间了，直到《奥格斯堡和约》（1555年）确定了“教随国定”的议和原则，两者的争斗才在平分秋色的结果中安息下来。应该说，德国宗教改革引起了欧洲新一轮的宗教分裂，因为，“路德的个人解读《圣经》的基本学说必然导致对《圣经》的不同解释，从而产生各种新教派”，加尔文教派、再洗礼派等各种新教派大混合的局面成为了德国宗教改革的后果，它虽然只是德国不得不经历的“一场严重的心灵斗争”，却引发了整个欧洲的宗教战争，从而确定了欧洲的宗教地图。也就是从此之后，在17、18世纪，路德教派的基础开始逐渐受到侵蚀了，“社会底层期望得救的强烈情绪表现为虔敬主义的有力兴起”，而这一“宗教性群众运动”，正是“崇拜内心敏感、思想开明、狂飙运动和浪漫主义的源泉”。
德意志之所以成为了新教徒反叛的营垒，在某种程度上与其骨子里的对西方传统文化的抵制有关。当查理大帝把希腊罗马和犹太教——基督教传统强行楔入这片被征服的区域时，强烈抵制或被迫接受成为了德意志人的两种选择。同样不满的还有皇帝，世界主义思想不时作祟，建立全球帝国的梦想让德国在与教皇的长期的斗争中渐失元气，德意志皇帝的解决方式是向封建贵族寻求援助。就在这种让步与依赖中，在其他西欧国家击溃封建贵族而建立民族国家的同时，在资产阶级强大、资本主义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封建主义仍在德国具有它的一席之地，这使本来就未参加地理大发现与商业革命的德国的“初期资本主义发展陷于停顿”。若是再算上1789个邦国爱国主义热情泛滥的政权，以及普鲁士和奥地利的争战，我们就更容易理解，启蒙运动为何最晚在德国发生，法国大革命为何未像在法国一样遭遇狂热的追捧，而只是得到德意志政治思想家们理智分析后的冷静对待。
是经历了过多宗教与政治上的冲突，还是缺少明确而强劲的新兴阶级力量？德意志，这个被诸多小王国勉强支撑的民族，好像无力解决德国社会中的任何矛盾。德国的统一虽然因此“缺少一个坚实的社会基础”，但却又因各邦国相互制衡的弱小势力而保有了思想界的自由。来看一看18、19世纪“百花盛开”的德国文化界，我们就该知道，“恰恰由于这种僵持局面，德国的精神世界才得到挽救”，所以，分裂局面对于这个擅长思维的民族来说，也许是所得大于所失。德国小说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把德意志看做欧洲的精神战场，其实，这场战争始终围绕着德意志传统对希腊罗马传统的反抗，从文化到宗教，“德意志从来没有与西方文化融为一体。强烈的反西方传统一直存在”。正是这种德意志人特有的品质使其始终保持着对西方古典传统刻意的敌视与疏远，却转而向俄国与英国的文化中寻求庇护。而英国的浪漫主义文学便在此时大量被译介入德国，这种浪漫精神不仅渗透入文学、美学领域，而且“几乎总是与一个在经济、政治、宗教和社会事务各领域都有所反映的总的世界观联系在一起”。德国浪漫主义哲学便在此种与西方传统古典主义的对立中酝酿而生。
二、萌蘖：德国浪漫主义的产生
1797年的柏林，亨丽爱特·赫尔茨（Henriette Herz）和拉埃尔·莱温（Rahel Levin）的沙龙聚会上开始出现了一些年轻的诗人、哲学家与文学批评者。到1802年，聚会转移到了奥·施莱格尔在耶拿的家中。哲学、诗歌、戏剧、宗教，乃至政治，是整个沙龙聚会的主要议题。这些年轻人相互阅读、评论各成员最近的著作，并在自由、公开、直率的环境中进行文学上的交流与合作。这个团体被其同时代人称为“诗人小组”，或是“新流派”、“新学派”。当然，它还有一个在德国思想史上更广为人所熟知的名字——“浪漫主义流派”。其实，我们很难对德国浪漫主义的产生与式微的历史时期进行确切的界定，也很难对浪漫派的成员进行明晰的划分，变化多端的发展阶段注定了浪漫主义在德国的兴衰将不是一场简单的运动。在弗雷德里克·C。拜泽尔对浪漫主义规定的三个分期中，我们同样选择早期浪漫主义阶段的德国早期浪漫派及其理论作为考察的主要对象，原因正如拜泽尔所说，这个时期最有趣，并最具启发性。而浪漫主义的形而上学意蕴便萌发在德国早期浪漫派成员的怀古忧思与神秘情感之中。
我们可以把下列人物作为德国早期浪漫派的典型代表：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August Wilhelm Schlegel，1767—1845年）、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Friedrich von Schlegel，1772—1829年）、路德维格·蒂克（Ludwig Tieck，1773—1853年）、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1775—1854年）、恩斯特·丹尼尔·施莱尔马赫（Ernst Daniel Schleiermacher，1768—1834年）、威廉·亨利希·瓦肯罗德（Wilhelm Heinrich Wackenroder，1773—1801年）、弗里德里希·冯·哈登伯格（Friedrich von Hardenberg，1772—1801年，又名诺瓦利斯），还有边缘化的约翰·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Johann Christian Friedrich Hlderlin，1770—1843年）。毫无疑问，诺瓦利斯（Novalis）与弗·施莱格尔是这个团体的灵魂人物，尤其是在诺瓦利斯早逝后，弗·施莱格尔更是成为了浪漫派的宿将以及德国浪漫主义哲学的奠基人，他系统地阐述了德国早期浪漫派的美学思想，并力图构建一个完美的诗化哲学体系。
虽然深受欧洲浪漫主义的影响，但德国浪漫主义却与西欧其他国家具有明显的区别。英国浪漫主义主要体现于文学之中，这从湖畔派诗人的诗句与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就可以看到，法国浪漫主义主要体现在对政治自由向往的革命热情与对社会现实的辛辣嘲讽中，而德国浪漫主义却具有“更加极端的形式；它更深切、执著地控制着德意志精神生活；它遍及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不仅包括文学、艺术和音乐，而且包括科学、学术、经济，尤其是政治”，这与其特定的社会条件、文化语境以及政治背景是密切相关的，它们共同构筑了德国浪漫主义与众不同的特质。
若将德国浪漫主义的根源向前追溯，我们或可发现虔敬派思想在浪漫主义者身上遗留的印迹。虔敬主义（Pietism）团体是中世纪后期神秘主义者与现代崇拜派的后裔，其神学观点的主要内容是反对理性创立的形而上学体系，并主张以心灵、感情看待世界，从而通过默想和信仰来追求内心的虔诚，它相信神之王国将在人们的期待之中降临困于矛盾之中的人世，破坏神之王国的人必定灭亡。可以说，虔敬主义不仅为感伤主义文学提供了基础，而且为浪漫主义以内省、渴望为核心的思想作了铺垫。施莱尔马赫，这个开明的虔敬派教徒，就是在启蒙运动的洗礼后，成为了一名浪漫主义者。在虔敬主义影响下，施莱尔马赫强调宗教要以情感为源泉，这种情感就是虔敬之心，个人要怀有此心并注视内心深处，才会进入永恒领域，达到自由。无论是早期的赫尔德，还是诺瓦利斯、施莱格尔兄弟，他们对情感、心性的绝对崇拜无疑带有虔敬主义色彩。
另一个对浪漫主义的产生具有重大影响的因素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弗·施莱格尔就曾明确地承认革命带给欧洲社会的巨大影响，“法国大革命、费希特的《知识学》和歌德的《迈斯特》，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倾向。谁对这个排列持有异议，谁认为只要不是急风暴雨般的和物质的革命就不是重要的，谁就还没有把自己提高到人类历史的广阔高度上”。作为启蒙运动最集中的表现，法国大革命在德国知识分子中间最初受到的是一致的欢呼与赞颂。令人为之羡慕的自由，在别的国家如此被热烈的追求，不能不让德国学术文化界“为是法国而不是他自己的国家预告了自由的召唤而表示惋惜”。但是，这也许是法国政治运动留给德国浪漫派的唯一一波感动，因为从此之后，革命最终的恐怖带给这些浪漫主义者的却是更多的震惊与错愕。暴力、血腥与杀戮遮盖了曾经许诺的普遍的幸福，而“使得德意志知识分子转而反对法国革命的主要因素，是他们认为这场革命具有世界主义性质的幻想的破灭”。法国大革命对德国浪漫派的触动是有限的，这其中精神上的感动胜过效仿的热情，即便是雅各宾派的执政也只是让这些因远在德意志而免受祸患的浪漫主义者们对理性领导下的社会产生了某种疏远与拒斥，还未达到猛烈的批判。但是当拿破仑军队的铁蹄踏上德意志的土地，德国知识分子们便再也不会有隔岸观火的轻松心态了。德国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被一扫而尽，德意志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也迅速萌生。应该说，当英国、法国的启蒙运动业已拉下帷幕，德国的启蒙才刚刚开始。而拿破仑在德意志人的心中，才是法国革命的典型象征。平森说：“德国浪漫主义取得长足发展是在拿破仑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在费希特、谢林、施莱尔马赫身上，在诺瓦利斯、施莱格尔兄弟的诗人团体里，启蒙主义的怀疑精力以及法国革命的创造热情在浪漫主义这里得到了恰当的吸收，但同时，这种精力与热情却又形成了另一种对立的力量开始实施对理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极度反抗。
浪漫主义的产生多多少少是与民族精神的兴起相关联的，对启蒙主义的反叛似乎就缘于对资产阶级的复杂情绪。田园牧歌式生活的一去不返激发出的是浪漫主义者伤感的回忆与诗化、唯美的文字。正像民族主义在德国经历了由文化的向政治的转变一样，德国浪漫主义也经历了文学—哲学—政治的轨迹。浪漫主义，它在德国最原初的表现形式即是18世纪末在德国文化界兴起的狂飙突进运动。这一运动先于任何来自于哲学或者政治立场上的观点，立足文学领域对启蒙运动与理性主义先行作出了回应，因此它往往被人们看作德国浪漫主义的先驱。莱辛、歌德、席勒以及赫尔德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们继承了启蒙思想家有关自然与人权的思想，强调个性解放，崇尚自我、天才，并极端注重个人情感，力图实现感情与理性的统一。这对浪漫主义者的哲学思想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从弗·施莱格尔对歌德的终生崇拜，《卢琴德》对《迈斯特》的刻意模仿，还有对席勒《一七九六年缪斯年鉴》、赫尔德《促进人道书简》诗论部分的细致点评中，都可以看到浪漫派是如何在这些文学巨匠的思想中汲纳了力量。
三、蓝花：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特征
当我们提到“浪漫主义”，有多少人不由地想起了旖旎的风光、曼妙的诗句，或者手执佩剑与玫瑰的骑士？但其实，“浪漫主义”远不仅仅是指“浪漫的”，在德国早期浪漫派这里，“浪漫主义”具有超越诗歌、小说、戏剧等诸多文学表达形式之外的更深层次的涵义。“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开启了它在整个19世纪文艺批评和哲学中的动荡历程。正是在《雅典娜神殿》（1798）第二期，他首次宣布die romantische poesie[浪漫主义诗]的高妙，把这个形容词……改变成一个美学理想的称谓和一个哲学运动的口号。”也是在此时，弗·施莱格尔首次公开声称自己是一位浪漫主义者。在以施莱格尔兄弟、诺瓦利斯为领军人物的德国早期浪漫派看来，浪漫主义并不局限于文学与美学的范围，在哲学、艺术与宗教的理论背景下，它已成为了“一种统括一切的、无所不包的世界观”。
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首要特征是承续了启蒙运动的怀疑精神与批判能力，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浪漫主义不是对启蒙主义的反对，而更多的是一种反思。正如拜泽尔所说，“就像一只凤凰，启蒙运动被它自己的火焰消耗殆尽，浪漫主义从它的灰烬中诞生出来”，浪漫主义者挽救并改造了启蒙运动，他们化解了启蒙运动陷入怀疑论或虚无主义的尴尬结局。启蒙运动主张以理性怀疑一切，批判一切，浪漫主义则认为这种怀疑与批判本来就应该指向理性本身。在浪漫主义者看来，启蒙者背叛了他们的理想与事业，“同启蒙学者的华美诺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理性取代了神性，世俗化遮蔽了价值与意义，公民社会篡改了理性王国的蓝图，自我主义、唯物主义、功利主义丛生，这不能不让浪漫主义者们开始重新思考理性主义的合理性问题。浪漫主义者推崇启蒙者所说的“激烈批评”和“公共教育”，甚至“比许多启蒙者更加忠实自由的和进步的理想”，但他们却又惧怕理性主义的恐怖后果，所以对启蒙思想的认同情感最终转变为猛烈批判，而其真实目的不是抗击它，是要以个人情感的发挥来消解启蒙运动在18世纪造成的时代困境与现代性危机。所以，启蒙运动给予批判的绝对权利，在德国早期浪漫派这里同样受到重视，他们把批判视为个体挣脱功利化、实用化的世俗世界牢笼的工具。其实，人类从启蒙伊始即对有关“世界和人生的合理性”的普遍判断保持着其延展的路线。“康德的批判位于启蒙运动时期与浪漫主义时期之间，浪漫主义是此发展路线的最高峰，此路线向着浪漫主义不断上升又从浪漫主义不断下降。”按文德尔班的观点来看，启蒙者无所畏惧、毫不妥协的批判勇气在浪漫主义者这里才有最淋漓尽致的表现。
但是，“激进批评”产生了一个令人惶恐的后果：理智祛除了自然的魅力与宗教的神圣，现代人也丧失了其对共同体的迫切归属，所以“公共教育”所应遵循的“道德理想主义就因为它对激进批评的承诺而受到削弱”，启蒙的最终还是留下了“真空”。如何将德国从理性主义的压制中、古典主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单有批判是不够的，弗·施莱格尔认为：“德国人的民族之神不是赫尔曼和沃丹，而是艺术和科学。请再想一想开普勒、丢勒、路德、波麦，接下来再想一想莱辛、温克尔曼、歌德。美德……在艺术和科学的处理中把德国人区别于其他民族。”由此可见，德国早期浪漫派采用的方法是赋予艺术以拯救的力量，保持对艺术的信仰，并在哲学思维的范畴中探讨艺术的本质，从而以艺术为教育手段，实现对德国政治、文化、宗教、科学的全面复兴。如果说，浪漫派把理性已经看为一种本质上的毁灭力量，那艺术对于他们来说就意味着创造，“它有能力通过想象来创造一个完整的世界”，弥合人类与自然的裂口，恢复世界曾经拥有而现在却失去的迷人光彩。天才、心灵、主观性、灵感、想象力、创作自由……一切与艺术相关的概念与范畴在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者这里都具有了崇高性。谢林认为，艺术是哲学家的“至圣所”，“是哲学的唯一真实而又永恒的工具和证书”，通过美感直观，艺术哲学引导人们达到了绝对同一哲学体系的顶点；诺瓦利斯认为，“真正的王侯是艺术家中的艺术家：艺术家的首领”，他们的任务就是使世界浪漫化；弗·施莱格尔认为，艺术是使哲学成为科学的必经途径，艺术家是“天才”，“是较高级的灵魂器官，整个外在人性的生命精神汇集在这里，而内在人性正是由此产生作用的”。从以上观点就可以看出，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另一特征就是对带有唯美主义与神秘主义色彩的美好事物的渴望与崇拜，诺瓦利斯对“蓝花”的渴求便是如此，这是对单调的、机械的理性主义的对抗，而由此复苏的是浪漫主义者心中早年对虔敬主义的狂热情感与非理性力量的记忆，这也是浪漫主义后期走向病态的主要原因之一。
与无机的、抽象的、机械的理性主义相对，浪漫主义提倡的是一种有机的、具体的、生动的总汇性精神；与启蒙政治家们信奉的社会契约论相对，浪漫主义者向往的是一种有机的国家理论。在对18世纪欧洲与未来社会的思考中，弗·施莱格尔发出了由衷的感慨：“这个时代就是一个化学时代。一切革命都是包罗万象的，但却不是有机的，而是化学的运动……继化学的时代而来的，将是一个有机的时代。”在浪漫主义者看来，国家不是法国人道德化学实验后的合成品，而是一个相互生息的有机体。与契约国家相似，有机国家也是个人的总和，但是有所不同的是，前者的总和依赖的是合理的契约，而后者则是与传统、历史等多重因素相关联的，这个理想国家的完美呈现就是中世纪的基督教国家。诺瓦利斯在《基督世界或欧洲》中曾追忆欧洲还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时的光辉美妙时代，他哀叹启蒙运动清除诗性、抹去神迹、击碎崇高、剥离色彩后的世界陷落入了枯萎与贫瘠，他更憧憬宗教再次唤醒欧洲。而只有抓住了真正的宗教递来的“棕榈枝”，基督世界才能够“重新恢复活力与效能”并“在人世间无可争议地恢复自己赐予平安的古老职权”。回到中世纪，似乎成为了德国浪漫主义者在政治领域中的活动口号，这种复古倾向常常让其自身担上了反动的、保守的骂名。但是，要明确的是，真正吸引了浪漫主义者灵魂的不是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与天主教会的统治，而是这一时代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和人对上帝的崇拜”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人的纯精神理想”。与功利化倾向相对，中世纪时代的精神状况正是“上帝的意志在人的精神价值中”“没有任何外在的目的”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