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总死后整整四年，或者说，在他和他的老警卫员景希珍分别的十二年以后，在四川成都附近一个县城人民武装部工作的景希珍，接到了中央军委办公厅一个电话，问他这些年的情况，家属怎么样，说军委首长很关心他，准备叫他到北京去参加一个会议。不久，老景遇到了他的老伙伴——彭总带到西南的另一个军人綦魁英，他也接到了同样的电话。两人一分析，高兴得跳了起来！
果然是，成都军区很快就通知他们去北京参加为彭总平反昭雪的追悼会。并且给他们交代了一个任务；从成都护送彭总的骨灰去北京！
“怎么？我们彭总的骨灰在成都！”
时间不容许成都军区的同志回答了，飞机已在机场等候。更何况，当时在四川的任何一个人也回答不出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
成都军区一位首长和他们一起到了省委。省委一位老书记等他们进了会议室，便指着桌上用党旗覆盖的骨灰盒说：“同志们，这便是彭总的骨灰。时间关系，我们来不及举行仪式了。让我们默哀三分钟，向他致敬吧！”
早已守候在会议室内外的省委机关同志，一齐除下帽子，有人发出了啜泣之声。
老景、老綦从老书记手里接过骨灰盒时，俯身将它看了好一阵。它土黑颜色，没有任何装饰，仅仅是用六块粗木板钉起来的。老綦见上面落了一层厚厚的尘垢，用袖子把它擦了又擦，但这尘垢已和涂抹在它表面的粗劣油漆胶合在一起了，怎么也擦不掉。老景又看到了贴在骨灰盒一侧的卡片，上写：姓名，王川；年龄，三十七；死亡原因，病故；籍贯，本市。
“这是我们彭总的骨灰吗？”他们一齐疑惑地望着老书记。
机场又一次来电话催促，老书记只给他们说了“不会错”三个字，汽车的喇叭声便一声接一声响起来。临上车，首长们才想到他们搭乘的是去北京的民航班机，端着这个骨灰盒是不行的。老綦于是急忙把自己的用具塞在老景的提包里，腾出自己的提包把这盒骨灰装上了。
省委的院子里站着越来越多的同志。每个人都脱帽伫立在寒风中，含着泪望着两个匆匆上车的军人。谁能不含悲带戚？十三年前，彭总就是带着这两个军人来到西南的，如今，还是他们“三人”一起离去了。
机场上等了大半天的乘客，对这两个姗姗来迟的军人投来的自然是十分不满的眼光。这时候，如能有一个人告诉乘客真相，那么他们也会一齐拿下自己的帽子的。不！乘客们准会怀疑，这怎么会是近半个世纪叱咤风云的一位老帅的骨灰呢？
直到现在，我们才了解了这个真相。
有关专案组的一份报告上写着：
受审人员彭德怀，因患直肠癌，经治疗无效，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病死。
“彭德怀是里通外国、阴谋夺权的反党分子。我们意见，将其化名王川，尸体火化后，骨灰存放成都一般公墓。”
该专案办公室另一份记录上写着：“…中办秘书处电话告，王副主席在彭德怀死亡、骨灰处理情况报告上批示：‘照报告上所提办法办。’”这里提到的王副主席便是王洪文。
彭总的骨灰当时是被秘密地送来成都的。据接受保管任务的一位同志回忆：周恩来总理指示过，要精心保护管理，时常检查，不要换壳，也不要转移存放地点，以便今后查找时不致搞错。保管的人不知这是彭总的骨灰，只知道自己对它负有特别的责任。从这一点分析，对彭总骨灰的这种处理方法，虽然明显地包藏着“四人帮”的祸心，但也不能排除一些领导同志出于使它长期得以保存所怀的好意。
再说在飞机上轮流抱着这骨灰盒的老綦和老景，不时地你看看我，我看着你。泪水在他们眼里转游，热浪在他们心里翻滚。他们怎能不想起，十三年前，他们来西南的路上，兴致勃勃地和他们大讲天府之国的那位老人；在漫长的大三线战线上，在风尘仆仆的奔忙之中，向他们许下“只要三年，这儿就要大变样”的诺言的老人呢？
快到北京的时候，机务人员接到电报，通知他们不要下飞机，等乘客们下去之后，飞机将再次起飞，在西苑机场降落。
在西苑机场，螺旋桨的响声刚息，机舱门打开的时候，一阵凄厉的哭声便冲进机舱来了。梅魁和她的弟妹们（不过当时老綦、老景并没有认出是梅魁他们，因为，十三年前的姑娘和小伙，如今都已鬓边有白丝了）从他们手里接过骨灰盒时，一个个哭倒在地。扶梯下，许多白发苍颜的老将军，许多党政机关的首长和代表，都在掩面大哭。老綦和老景，就像两个迷失了很久又回到母亲身旁的孩子，在浦安修面前禁不住大声号啕起来。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彭德怀、陶铸追悼大会。在追悼会上，老綦和老景都感到了一种浸透身心的幸福。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都来到他们面前，和他们紧紧握手，对他们亲切抚慰。邓小平对彭总的悼词，说出了他们长久以来心里想说又都说不出来的一切。
他们随着长长的灵车队到达八宝山。走进骨灰陈列第一室时，他们迎头便看到：正中是朱总的巨幅照片和他的雕镌精巧的骨灰盒；紧挨着他的，是他的老战友彭德怀的照片和骨灰盒，形状大小几乎都一样。
人们离去后，两个老兵还肃立在那里。
“这下，两个老总都满意了！”
“他们，终于又到一起了！”
两个老兵泪痕未干，却又满面笑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