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是一个理论性的思辨性的新儒学，它以复兴先秦传统儒学为宗旨，同时又融会综合了佛、道二家的不少观点，全面注解和阐发了儒家经典著作。它以客观的自然的道德性的天理为宇宙的最高本体，天理既是自然界的法则，也是人的先验的道德本性和社会的纲常伦理。天理是实理，是与形下的实在的事物紧密相联的本体，形上的理与形下的政治伦理、社会秩序与自然法则并无间隔。理学为封建伦理原则寻找到天理作为最终的依据，从而论证了其合理性和绝对性。融摄伦理规范的天理被确认为宇宙的惟一终极本体，是世界赖以存在的根据，这是理学的一个基本特征。理学涉及政治、教育、历史、宗教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影响，呈现出多方面、深层次的渗透。从历史学观念形态上说，儒家伦理纲常作为历史学的主导思想，几乎贯穿于传统史学发展演化的全过程，构成了中国传统史学的灵魂和核心。两宋理学的勃兴，使得这种倾向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融摄伦理意蕴的天理被作为从历史中向人们展示道德规范的合理性与永恒性的终极尺度。我们应该看到，中国传统史学有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历史学无非是通过对历史典籍的考释、辨伪来确定历史事实的过程。似乎这些就是历史学的最后价值，不需要史家做以外在的证据为起点，通过解释去把握历史事实的意义的工作。这是因社会、文化和历史等多种因素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一种传统的思维定势。纵观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历程，我们会看到这种思维定势其实是始终存在的，而且与重史料、重证据、重调查研究的传统史学中的有益成分相互结合，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更强化了这种思维定势。不过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古代史学传统中也有以崇高的精神指向、博大的人文关怀探究“义理”的倾向。“义理”是中国古代史学最为基本的价值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它指的就是伦理道德意义上的绝对的善。在历史中寻求“义理”，就是希望把握历史事实背后的历史意义。宋代理学将隋唐以来的多元文化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以传统儒学的尊天、崇德、尚礼为核心，汲取佛教和道家的宇宙观和认识论，将儒家的伦理规范升华为具有普遍必然性、绝对至上性的宇宙本体——天理。宋儒即从天理的角度对历史重新进行深邃的思考，他们把历史学作为“格物致知”——求理的一条途径，通过对历史兴衰事实的审视去寻求支配天下万物的“理”，他们将一种本位价值——道德价值置于一切人类价值之上，把一切历史活动都放到道义的审判台上重新加以考察，目的就是要通过对中国历史的再解释说明伦理价值的普遍性、绝对性和至上性。理学对历史哲学的基本范畴都有较深层的涉及，而范畴则是一门学科的基石，它是反映客观事物本质联系的一种思维方式，是学科中的基本概念，有了这些基本的概念，这一知识领域才能被人们认识和理解，才能建构起宏伟壮观的学科大厦。理学历史哲学所阐释的内容几乎涉及历史理论体系的全部基本范畴，它包括历史与历史学的基本含义，作为历史活动中心的历史人物，历史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社会历史形态，推进历史发展的终级动力以及中国史学史上特有的，作为对中国历代王朝政权合法性的一种解释的正统理论等等，展现出一种成熟的历史哲学理论所具有的完整性。“史学史是历史思想的历史，在这里，把历史理论和历史区别开是不可能的。”宋儒正是以他们自己的历史理论解释历史，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然而，近些年来，国内学术界阐发论析宋儒对历史哲学建树的研究论著却不多见。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1987年版）与张立文教授著《宋明理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全面地系统地阐明了理学的产生和演变及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皌绎其思想，研究其体系，发前人之所未解，启后人之所未喻，但论述的重点集中在剖析阐扬理学的哲学思想，对理学有关历史理论的创见未作过多的阐发。陈来所撰《宋明理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以独特的思路、新颖的笔调论析了各理学大师的哲学逻辑体系，但其重点仍在于对理学心性义理的探究，历史学说与政治哲学方面的内容未见充实，一些有关理学人物的思想评传亦有这方面的缺憾。如潘富恩之《程颢程颐理学思想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庞万里教授之《二程哲学体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陈俊民之《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蔡方鹿之《一代学者宗师：张□及其哲学》（巴蜀书社，1991年版）等，均是如此。陈植锷撰《北宋文化史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侧重探讨了传统儒学在北宋时期的发展和演变，及其对同时代其他文化层面的渗透和影响。但恰恰未涉及对历史学的渗透与影响，视之为该书的一大缺憾，亦不为过。许凌云主编的《儒学与中国史学》（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探讨了儒学与中国传统史学的结合、影响与制约，但理学与史学的关系仅在该书一个章节中提及，其论析之简略、论辩之浅显是显而易见的缺陷。吴怀祺所著《宋代史学思想史》（黄山书社，1992年版）全面地研究了宋代史学和社会，史学和理学思潮的关系，试图从时代的哲学思潮上把握宋代史学思想，着重论述理学对宋代史学所产生的效应。这部专著是到目前为止国内研究宋代史学理论的最为系统、最为丰富的书稿。但其毕竟不是一部专门探讨宋代理学的历史理论的著作，尽管作者也声称要从时代的哲学思潮来把握历史学说的思想脉搏，但书中的有关论述都显得有些单薄，未将理学所创发的历史哲学当作一门理论性、思辨性的思想体系来以哲学的语言加以阐释，因而也留下了一些缺憾。
本书以《宋代理学与中国传统历史观念》为题，论述宋儒的圣人史观以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宋儒对社会历史理想模式的建构，对中国历代王朝政权合法性的解释，对中国历史演进规律的认识，道德本位主义的历史动因说以及对历史学性质与功能的探求等几个方面的问题，最后以三部史著为例探讨宋代理学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影响。全书共分七个部分，第一章主要通过考察儒家圣人意识的嬗变与彰显，揭示宋代理学所认同的历史主体论。此部分论文的核心要义是：“圣人”在中国文化的价值坐标上占有醒目的位置。在中国思想史上，圣人观念具有强大的统摄作用，这种统摄力在以泛道德主义为价值取向的历史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圣人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圣人崇拜”也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英雄崇拜。笔者通过对先秦以来历史文化典籍的详尽考察，指出：儒家圣人观念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这既是一个累积的过程，也是一个连续的不间断的演变过程，至宋代基本定型。理学思潮的兴起与扩展将圣人观念带到了中国思想史上的新高峰，同时也在传统历史学上投射下浓郁的色彩。理学创发的历史哲学视圣人为具有一种执著的道德意识的创造历史的英雄，他作为自然本体与伦理原则统一体的天理的化身，步步彰显这一精神实体，以“仁”、“义”、“中”、“正”、“公”这样的道德实在牵引着历史发展的车轮。但是，为儒家主流政治哲学提供架构的圣人史观亦存在种种疑点和误区，无论在历史事实层面还是在理想人格层面，宋儒的圣人史观均有严重的缺憾。宋代理学家在其特有的圣人史观的指导下，对中国历史长河中的各类人物作过甚多的点评，其中有许多具有很深的文化意蕴。不过，宋儒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点，那就是仅着眼于道德的评价标准，他们不知道道德也是一种历史的范畴，会随时代的变迁而变化，各种社会都有其各自的道德伦理体系，并不存在每个时代都完全一样的道德。他们将封建的纲常伦理提扬为与宇宙本体合一的天理，以静态的道德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最终只能得出背离历史事实的结论。
第二章主要论述宋儒对社会历史形态的看法和对理想社会的构思。从本质上说，宋儒所建构的理想社会模式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也就是说，宋儒所阐发的“理想”其实是一种与这种理想所产生的环境实不相符的“理想”，其目的是要改变与这种“理想”不相符的现实环境。理学家秉承儒家民本主义的传统，通过政治、经济与文化诸方面对尧舜三代社会作了理想性的描述，这其实就是他们以三代为蓝本，以民本主义为旨归对理想社会的总体构思。这种构思，既提供了解释历史治乱兴衰的框架，也表证了现实政治运作的原理。宋儒所建构的社会历史理想模式，过多地考虑了伦理主义的因素，一味地要求历史向纯“善”的方面转进，将历史道德化，以理想主义的态度看待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变革，在悲剧性的崇高精神的背后却是对政治腐败与民生凋弊的极端无奈。事实上，宋儒对理想社会的构思从总体上而言属于一种试图描绘人类社会最理想方式的纯理论作品。它所勾勒的美好前景其实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理想。从本质上说，那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国家的设计方案。正是由于这种完美主义的政治理念，阻碍了这种理念的倡议者对实际问题的认知与处理。
第三章是关于正统论问题的研讨。正统思想长期影响着中国古代历史观，是传统历史哲学中最深层的历史意绪，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内容和形式均有着深刻的影响。正统理论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种对中国历代王朝政权合法性的解释。正统意识始于两汉而盛行于宋元时代，理学思潮的兴起，为正统思想的传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在继承一千余年正统思想要义的基础上，援入并强化了道德意识在正统观念中的主导地位，正统之辨遂成为传统政治历史文化中的一个鲜明主题。质言之，宋儒对中国历代王朝合法性依据的认定标准有二：“合天下于一”与“居天下之正”。北宋时期，注重“一统”甚于“居正”，未尝惟以终极本体的伦理观念“天理”为标尺去审视、评价中国历史上王朝传承中的合法性。在“居正”（纲常伦理价值至上）与“一统”（尊王意识至上）的两极并峙的天平上，北宋诸儒明显地倾向于后者。然而，南宋立国之后，现实的政治格局自然地引起宋儒文化心态与历史观念的重大变化，体现在正统理论问题上，“合天下于一”的观念淡薄了，而“居天下之正”的意识凸显了。南宋理学家一改前辈讲正统时偏重“一统”忽略“居正”的观点，开始将终极本体的伦理观念天理悬设为评判客观历史之演进的终极标准，以天理为原则去认识、评价历史上所存王朝的历史地位。正统理论置身于历史学，使得中国传统史学中的伦理化趋势日益加强，历史学转而沦为伦理的附庸。如此，尽管中国史学有着悠久深远的传统，但始终未能发展成为具有科学性质的学科。
第四章所论为宋儒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宋儒在确认天理为超时空而永存的终极本体的同时，又引入气运的概念，受天理操控的阴阳五行之气被看作是社会历史盛衰变动的根据。由于天理的表现形式——气的运动变化，社会历史非常自然地出现周期性的盛衰变化，这种盛衰的变动有宏观历史阶段的盛衰之变，也有微观历史阶段的盛衰之变，但从总体上说历史是在这种不停顿的盛衰循环之变中趋于退化的。也就是说，宋儒认识的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呈现出一幅循环的图式，而历史在循环中呈退化趋向的证据就是天理的潜隐不现。然而，从整体上说宋儒的历史循环演进说在内在逻辑上存在两大难以厘清的悖论：一是支配历史循环演进的不依赖人的主观意志的气运与人的主体道德精神的矛盾；二是历史在循环中趋于退化的判断与确立宋朝历史地位的矛盾。
第五章主要论述宋儒的道德本位主义的历史动因说。指出：宋儒设定伦理道德为客观历史发展之动力，把儒家人伦的道德逻辑加之于历史进程之上，从而以先验至上的伦理本体“理”为推进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终极动因。而宋儒围绕理欲之辨而展开的论证是理学历史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正视理欲之辨在中国历史观念上的双重投影，纵欲抑理固然是片面的，感性需求的过度膨胀必然导致消极的社会后果。禁欲扬理同样也是片面的，因为它不符合人们自身发展的实际需要。只有使理和欲协调发展，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和人们自身的发展。宋儒之缺憾正是由于只看到过度膨胀的感性欲求可能导致社会的不稳定，未看到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感性欲求也是主体创造的内在动力，同时也是社会历史前进的内在动力。
第六章论述宋儒对历史学性质与功能的认识。认为：宋儒历史研究的目的就是在于通过对中国历史的再解释以说明伦理价值的普遍性、绝对性和至上性。他们将历史学的性质看作是一门适宜于儒者从事“格物致知”以探寻终极性真理的学问。在儒家伦理本位主义思想的指导下，通过对历史活动的反思，就可以从中得到对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绝对的道德价值的深切体认。宋儒正是以存在于历史之先、历史之外的永恒、绝对、至善的天理（其实无非是现实的封建宗法伦理关系的哲学抽象）的高度来审视人类历史，以天理为最高原则去裁定人类历史，历史的意义决不在历史发展过程本身，而在于天理的显隐升沉。读史穷理，以历史事实验证先验的天理，这就是宋儒对史学性质的界定。而宋代理学思潮的勃兴也将经世致用的传统史学推向了新的高峰，希望通过历史研究以探赜前朝兴亡之迹和总结历史经验，为当朝当政者提供安邦济世之借鉴以及通过对历史人物与事件的褒贬劝诫、垂训将来以裨于教化的思维定势从此得到了空前的强化。但是，宋儒对历史学功能的认识却有很大的局限性。首先，由于历史与现实的距离，决定了史学研究对于现实仅有部分的价值。其次，史学认识的特点是客体被认识的价值与认识主体的需要有直接对应的关系，所以每一个时代都有权按照自己的需要和方式来看待历史和重新的解释历史，不可能有一种最后的解释。另外，宋儒在无限夸大史学的政治和伦理教育功能的同时忽视了史学的其他有益的功能，如艺术功能。宋儒对史学功能的夸大，试图从历史中取鉴资治，寻求拯救时弊的灵丹妙药，到头来，不但不可能在历史经验中找到立国施政的韬略计谋，而且足以戕害历史学本身，令世人产生对史学认识的不信任感。
第七章综合论述宋代理学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影响。指出：史学思想的深刻的程度，往往取决于这种思想对历史学和历史进程所作出的哲学思考与价值判断的深度。理学对史学的介入，促使历史学家意识到不能仅满足于研究形而下的器，也必须去思考形而上的理（道），这就是蕴涵着浓郁的伦理意绪的终极性的形上本体天理在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及其所代表的终极价值。理学思潮勃兴以后，史著更以伦理主义的历史哲学为框架，在叙述历史事件和揭示历史意义时，自觉地贯彻伦理主义的价值与目的，使史书始终贯穿着理的精神，这无论在后世纪传体正史、地方志，还是别史之中均有鲜明的体现。
由于本书所涉及的内容与中国专制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理学有密切的关系，而理学乃是一个以心性义理为中心的庞大的思辨性的哲学体系，其论证之细密、条理之清晰，令笔者叹为观止，因而以笔者浅薄幼稚之学识冀求厘清宋代理学对传统史学之影响，实在勉为其难，故书中存有的缺点与问题肯定不少，一些论述可能有待商榷，敬请各位读者不吝赐教，容俟今后进一步修改与提高。
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