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剧变，冷战结束，中国水落石出，政治上成为西方的关注焦点。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国力日盛，“异军”突起，商业上成为西方的竞争对手。尽管今日中国经济实力于国际排序已经是坐三望二，但是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远未能取得与自身经济实力相称的话语权，在主要国际经济组织中的地位甚至不及一些欧洲小国。例如，中国经济实力数倍于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三国，然而比荷卢在IMF中的投票权曾长期超过中国。国际新闻市场的资讯来源及资讯解释权几乎被西方通讯社垄断，全球大部分地区80%～90%的资讯由西方通讯社提供，而以华语为载体的信息量仅占全球信息总量的5%左右。客观制约与主观忽视导致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严重不足，成为中国综合国力的一只跛脚，国家安全的一大软肋。在西方话语处于近乎绝对强势的情形下，中国为自己争取说话权力的道路漫长而艰辛。
话语权大小与经济实力强弱密切相关，但是并非总是如影随形。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可以在经济实力一定的前提下，通过将有限力量进行合理整合与有效使用，而提升话语权。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经济实力并不出众，更无法与今天相比，而且还处于被孤立状态，被排除在绝大多数国际组织之外，但是中国通过对有限实力的有效运用，引起了国际社会持续高度重视，赢得了举世瞩目的话语权。20世纪50年代，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而后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60年代，中国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至今仍被写在西方国际政治教科书当中，“毛泽东思想”对于西方左翼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西方学生运动的思想和理论的重要来源；70年代，中国纵横捭阖，确立了在中美苏大三角中的发言权，也正是中国的话语力量，1972年，尽管美国百般阻挠，第三世界国家硬是把新中国“抬进”了联合国，而且还是常任理事国，而当时的新中国长期徘徊在联合国大门之外，没有任何议题设立和规则的制定能力。也是在1972年，身为世界最强大国家的总统“屈尊”来到中国，在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房内，毕恭毕敬地说出“主席，您改变了整个世界”。
近30年来，中国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在国际始终匍匐于美国主导的秩序之下，近乎是不再恪守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在遇到国际矛盾和国际冲突时，中国一般都是少出头而低调应对。在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等场合，很少成为议题的发起者、议程的设立者和文本的起草者，若不触及中国的核心利益，总是一个沉默寡言者、被动参与者或中立弃权者。这种做法被概括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然而，有专家指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说白了就是见机行事，而一个战略信誉卓著的国家在很多时候是不能见机行事的，而应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其他国家心目中形成一个稳定的行为预期，从而在必要时能够动员起足够多的国家站在自己一边。所以，尽管中国经济日渐繁荣富裕，但是经济振兴非但没有使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得到相应的提升，反而令国际话语权总体不断下降，从波峰逐渐滑向低谷。
中国不仅不再恪守独立自主与特立独行，而且持续努力与“国际接轨”。西方式样的话语纷纷涌入，并多数被中国自觉与不自觉地加以采用。在政治领域，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公民社会等等理念被引进，而且相当一部分人认定，这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是“普世价值”；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利益、硬实力及软实力、地缘政治、人道主义、历史终结、文明冲突、失败国家等等说法纷纷进入中国外交话语体系；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诸如实用主义、存在主义、非理性主义、后现代、后结构主义等等概念也不断出现。在文化领域，西方歌舞、音乐、电影等逐渐成为中国大众生活的一部分，有的甚至成为主流，承载美国世界观与价值观的电影在中国被广泛追捧，《泰坦尼克号》与《阿凡达》在一些地方近乎形成万人空巷的场景。尤其是在经济领域，近乎是一边倒，照单全收，自由经济、理性经济人、市场机制、股份制、股票交易、私有产权等等概念与理论所构成的话语体系，近乎覆盖了原有的体系。西方话语已经成为中国各学科、各领域、各行业的主流话语，昔日那个的古朴、厚重、个性鲜明的“中国”在迅速暗淡。
中国沿用西方的话语体系不仅体现在言语表达与思想思维上，而且还体现在国家意志与政府行动上，改革开放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凡是从西方“学成归来”的人才，都能得到重用和提拔——在中央政府，博士曾经可以直接得到副司局级待遇；在知名高校，博士可以直接担任教授，不管是否有真才实学，不论该博士是“克莱登大学”毕业的，还是山姆大叔特意栽培与赠送的，而这些人凭借捷足先登，凭借举国崇洋的大环境，不否认也有凭借自己的才学很快掌握了中国经济领域的管理权，其中一些或明或暗、有意无意扮演西方代言人的角色，并形成一个行业与部门特色明显的“准西方话语体系”，个别部门甚至用英文作为工作语言，领导经常用英文给属下批示，是否出国进修而且还是赴美进修、是否在美国获得相关学位成为任用提拔的一个重要标准，如此等等直接延伸与放大西方在中国的话语权。全面与“国际接轨”的政策结果直接导致当今中国几乎没有一种话语能与西方国家争锋，西方设置话题，中国则跟着学习、讨论，有时连怀疑权都没有，只有背书、附和与遵照执行。国际关系历史表明，话语的附和及听从与政治的依附及经济的依赖基本是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