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优势（利益）对于国内市场狭小的国家而言，也许是个不得已的宿命；但是，对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巨大潜力、希望阔绰梦想的大国来说，则明显是一个陷阱。正是在比较优势的指导下，中国从大飞机中撤了出来、从独立的汽车产业撤了出来，从计算机核心技术里撤了出来，从WAPI标准中撤了出来……从追求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中撤了出来，未来还很有可能从航空航天与核武器制造中撤出来（中国的航空航天正在加速市场化）。如此，将一大批业已形成的主导产业、国有企业、民族品牌，要么搁置、要么肢解、要么拱手送人，让别人毁灭。在比较优势与自由贸易下，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实际是，为别人的技术与产品通向国际市场的道路上铺平“最后一公里”。
由英美崛起的经验来看，如果中国没有能够发起一场引领世界发展前途的产业革命，从而在国际高科技制造业中占据竞争优势，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产业链的高端，就没有中国的真正崛起。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大力推行自由贸易，国际分工长期处于世界产业链的低端，缺乏系统、源源不断的技术创新，更难有重大系列技术创新。因此，在中国不改变自由经济的发展思路，而乐于充当国际分工的“最后一公里”，乐于充当世界加工厂与贴牌制造基地，中国几乎不可能成为新一轮技术或产业革命的发源地，从而也不可能成为世界真正强权，如此也就没有真正的崛起。
罗马政治家和哲学家西塞罗曾经说过：“一个不懂得自己出生前历史的人，永远是个孩童。如果不懂得利用往昔辛劳的结晶，世界必定永远处于知识的蒙昧状态”。其实道理很简单，近三十年来，那些真正奠定中国战略实力的技术与产业，哪一个是自由贸易换来的？哪一个是“用市场换技术”得来的？哪一个不是在当年“闭关自守”的情形下从无到有、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中搞起来的？在自由经济问题上，中国不仅可以借鉴丰富的国际经验与教训，而且还可以温习自己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与教训。《选择和崛起——国家博弈下的中国危局》一书作者黄树东的警句掷地有声：“国家博弈，利益至上。实力是剑，道义是枷。”自由主义蒙蔽中国巨人的双眼，比较优势束缚了中国巨人的双脚。
中国参与全球化，执迷自由贸易，热衷与国际接轨，在获得一些收益、赢得一时繁荣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代价。中国自由主义者曾经鼓吹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但是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显示：美国每年从其主张并主导的全球化当中获得的收益超过1万亿美元，而付出的成本只有500亿美元。自称是全球化最大受益者的中国，在加入WTO后获得的年收益不过400多亿美元。在参与全球化、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中国的地区、城乡与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环境生态污染不断加剧，人民的健康状况持续堪忧，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对外经济摩擦加剧，工业体系严重受损，利益集团影响日益增强，社会矛盾日趋凸显，未来发展与崛起后劲不足。
中国加入WTO时，接受了在WTO历史上最不公正的条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设置了别有特色的“中国条款”，使中国的入会条件高于所有现存的会员。无论是世界银行还是其他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这个人均收入只有450美元的国家，不仅是发展中国家，而且还是一个低收入国家。但是，中国最终加入WTO的身份，既不是发展中国家，更不是低收入国家，隐患更大的是“非市场经济国家”。这些巨大付出为以后敲打与敲诈中国埋下伏笔。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有意将中国入会描述为大象进入了瓷器店，实际上是大象被诱入了捕猎场。美国摩根大通银行副总裁黄树东在《选择和崛起》一书中如此叹息：“2001年11月12日，中国签署了世贸条约。这一天将作为中国和外部世界关系的标志性日子而进入历史。这个涉及13亿中国人民长远利益的条约，不仅以不平等的条件打开了中国的广义市场，还以同样不平等的条件干预中国经济主权”。美国有专家认为，在十几年的秘密谈判中，中国代表之软弱和让步之多，在许多方面比150年以前的中国谈判代表表现得还差。
三十多年的改革与开放，在GDP迅速膨胀的同时，也导致中国长期处于国际分工低端的困境。“8亿件衬衫换一架空中客车飞机”就是这一困境的形象写照，而且要改变这种困境非常艰难。这是因为对内形成了一个依赖低技术、安心获得比较利益的利益集团，力量强大，反对产业升级，反对结构调整，公然提出“中国还要生产30年的衬衣”。这些落后产业如同一个巨大的黑洞，吸走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导致产业升级的资源严重不足，尚未形成竞争力的高端产业、尚未大批市场化的新兴技术、短期内无经济效益的技术创新，始终面临资金匮乏的困境。在一个拥有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的国家、一个被视为世界储蓄率最高的国家，竟然长期将资金廉价供外国使用，然后高代价引进外资，并使自己的民族资本、中小企业长期处于资金缺乏以及待遇被歧视的困境，这是利益集团作祟使然，明显也是中国在比较优势下不当决策所致。
中国在加入WTO时接受了将“市场开放与技术转移相隔离”的条件，这实际就是让发达国家对华技术封锁合法化，如此也承受了中国将被钉死在国际分工的低端。加入WTO后，中国更加拼命引进外资，促进出口过度增长，如此导致国内产业支离破碎，产业越来越扁平化。中国名义上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实际是世界加工厂、世界组装车间，产业被固化、钙化于低技术密集、劳动密集、资源密集的国际分工低端，中国有越来越多的“世界第一”，如钢材与水泥、服装与鞋帽、家电与汽车等等，但是重要营销渠道、畅销品牌、关键技术、连贸易规则等等都是别人的，中国只是世界的打工仔，拿一份微薄的血汗钱。翻开世界经济史，世界强权都曾拥有“世界工厂”的头衔，但是那是崛起的结果，而不是崛起的起跑线。世界强权的“世界工厂”生产的是自己创造的产品、销售的是自己主导的商品，最后成为世界的消费品。我们不能支配世界市场，反而受世界市场支配；我们不仅没有获得超额利润，而且就连正常利润也不断被挤压。中国如何崛起？
中国为自由贸易付出巨大代价不仅集中在经济上，而且还体现在社会发展与对外交往上。两极分化日益严重。2010年3月，《福布斯》杂志第24次发布全球身价十亿美元以上富豪排行榜，墨西哥的电信巨擘卡洛斯·斯利姆·赫鲁取代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成为全球首富。但是，报道显示大多数墨西哥人觉得这并非墨西哥的荣耀而是耻辱，因为这反映出该国严重的贫富差距。《福布斯》富豪排行榜还显示：中国亿万富豪由2009年的28名跃升到64名，超过俄罗斯的62名，居美国之后排名第二。中国大小媒体趋之若鹜，争相报道。
美国是当今发达国家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俄罗斯是新兴市场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在人均GDP只有3000美元的中国，富豪成长速度竟然使美国感到呼吸急促，让俄罗斯自叹弗如，这绝对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好事情、好兆头。国际经济学家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推进自由经济包括自由贸易是导致两极分化与发展差距的重要原因。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达到197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2009年城乡收入比为3.33：1.在城市，位于金字塔顶部的10%人群拥有社会45%的财富，而位于金字塔底部的10%人群拥有不到社会2%的财富。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基尼系数2007年已达到0.473（0.4以上算是“高度不平等”）。
中国两极分化不断加剧的现实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描述的“共同致富”的社会理想、建设目标越来越遥远，社会矛盾也因此日益尖锐。早在1993年9月，邓小平同志就曾指出，“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富裕起来后财富怎样分配”也是“大问题”，“分配的问题大得很”。虽然“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但是一定“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解决这些问题”。否则，“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
离岸经济发达与在岸经济停滞，二元经济日益突出。在出口高涨的浓重阴影下，发展内陆、扩大内需始终得不到足够的阳光雨露。出口增长越快，出口占GDP的份额越大，出口产业在有限资源竞争中的实力越强，内向、内陆与内需发展就越发不足，如此就越是增加对出口的依赖，因此形成了出口高成长、对海外市场的高依赖与内需发展不足的恶性循环。如今，中国沿海与内地、城市与乡村的发展差距日益明显，“沿海城市赛欧洲，内陆农村似非洲”，横亘于靓丽的摩天大楼与失修的农田水利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越来越深。美国前副助理国务卿谢淑丽（Susan L。Shirk）在其《脆弱的强权：在中国崛起的背后》一书中明确指出，中国对国际主要市场的依赖，使中国经济面临极大的脆弱性。
被美国不断敲打与敲诈，对外交往在一些方面日益被动。由于中国经济列车快速行驶于国际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的轨道上，其安全性能近乎完全由美国掌控，中国由此被美国不断敲打与敲诈，中国的国民储蓄（在外向经济与自由贸易下转化为外汇储备）长期、持续被美国廉价使用，而不能用于促进国内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中国教育、科技、文化发展严重落后，养老、医疗、卫生等公共事业严重迟滞，农田水利、农村交通、国土资源整治、环境保护等基础设施严重不足，这些都需要大笔资金，但是中国的充足资金持续巨额流向美国。金融危机过后，美国故伎重演，用贸易大棒、金融大棒、市场大棒威吓中国，逼迫中国持续向美国让步，中国对美国战略日益被动，国家主权与国家利益正受到日益严重的侵蚀。
迄今，世界大国尚无通过自由贸易、自由经济、自由市场而崛起的先例，英国、美国都通过保护主义，促进科技创新、产品创新、产业创新，最终酝酿发起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成为世界领导者，建立起世界霸权。“中国芝加哥男孩”要另辟蹊径，要通过自由贸易、自由经济、自由市场而使中国崛起，努力向不可能挑战，向历史挑战，对这种置种种国际深刻教训于不顾，拿中国国家、中华民族前途与命运进行理论新冒险，以赢得个人、集团私利之行为，应当引起有识之士的警醒！
骗局之二
自由言论：评级机构自由代行美国霸权
1997年11月底到12月初，穆迪急速调降韩国外汇债券和票据的评级，由此韩元对美元汇率暴跌，股市一落千丈，引发韩国全面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与2001年阿根廷也因评级公司降级而导致金融形势恶化，加快危机到来。2003年德国汉诺威保险被评级机构降级，数小时间市值即损失1.8亿美元。
当今世界有两大超级强权：一个是美国，一个就是以穆迪为代表的三大评级机构。三大评级机构的“自由言论”可以立即引发国际金融市场潮起潮落，决定企业生死存亡。多年来，三大评级机构始终捍卫发达债务国的利益，宣扬西方价值标准，成为美国霸权的工具。如今，三大评级机构控制了中国70%以上的市场，掌控中国金融稳定的命门，如此未来美国可依其战略需要，利用中国金融领域中存在的问题，短时间内急剧调降中国主权信用或重要机构的信用等级，即可适时制造金融动荡。
现代金融，无信不立。然而，世界各国与机构的信用高低，却由标准普尔（Standard and Poor's）、穆迪（Moody's）和惠誉（Fitch Ratings）三大评级机构垄断说了算。2009年12月三大机构先后降低了希腊的国家信用评级，希腊融资成本因此迅速增加。与此同时，三大机构对波罗的海三国、爱尔兰、英国、西班牙等欧洲众多国家实施评级警告，一时间，几乎整个欧洲地区风声鹤唳，债务危机阴霾笼罩。此前，日本泡沫破灭、东南亚金融危机、韩国债务危机等，近乎都是由三大机构在“言论自由”的旗幡下，发出“暴风雨就要来啦”的降级指示而引爆，由此不只是“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而是掀起惊涛骇浪，将一个个主权经济体掀个人仰马翻，许多国家至今尚未恢复元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