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陈衍的说法同光体是“同、光以来不墨守盛唐者”。这里的“同、光”指的是清同治、光绪两朝。关于同光体之名，钱仲联先生认为“同光体”的“同”字没有着落。而黄霖先生则认为同光体最初是要把同治年间在世的郑珍、莫友芝、曾国藩、何绍基等人都包括在同光体内，意在标明后来者承接诗的传统，以提高自己的身价。虽然钱、黄二先生所论有所不同，但基本上都以为同光体拉过“同”字是出于标榜。其实未必如此。对于有清一代来说，同治朝的确是一段不寻常的时期，在这段时间，清王朝从生死存亡的危机中走了出来，启用了曾国藩等一大批汉族官吏，与西方列强联手合作镇压了太平天国，平息了国内各地的起义，采取了新的外交方式进行国际交往，并发动了“求强”“求富”的内政改革，使整个国家出现了振兴的气象，而且这种气象一直延续到光绪年间很长一段时间。对于同光体派的主要成员来说，同治朝也是人生重要的一段时间。
如果将中兴气象延伸到光绪初的十年左右，我们可以看到，同光体派的主要成员基本上都处于青壮年阶段，他们人生成长的黄金时代处于同治中兴时期，一方面他们不断地汲取着历史知识，另一方面现实生活又给了他们时代的信息。正如考西卡在《论辩证法》一文中所说：“人类现实不仅是新事物的产生，而且也是一种对于过去（批判的、辩证的）再生产”。对于他们那批具有深厚文化传统的封建士人来说，历史经验和现实遭际使他们很容易从历史中寻找到类似的文化类型——宋型文化。
关于宋型文化和唐型文化，王水照师指出“台湾的傅乐成教授可能是此说的首倡者”，并说明傅乐成教授用“复杂而进取”和“单纯与收敛”来区分“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至于宋代文化所取得的高度成就，则以王国维、陈寅恪二先生所论最有代表性：
故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需要说明的是，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虽然并不专指唐代和宋代的文化，但是当它们作为文化范型出现时，人们首先还是要反观唐代或宋代文化，并通过与之对照，确认文化类型的归属。
杨玉华的《文化转型与中国古代文论的嬗变》一书对宋型文化的特征和发展作了很好的概括，作者从四个方面总结了唐型文化向宋型文化的转换。第一，中唐的儒学复兴开启了宋明理学，通过振兴儒学来排斥佛老之学，确立了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同时开启了思孟学派的“内圣”传统，为士人开辟安身立命之所。宋明理学的一大特点就是在继承唐以来的排斥佛老、净化儒学传统的同时，又不断地吸收着佛老思想以构建自身的体系。第二，确立了文人士大夫“自省内敛”“反求诸内”的精神追求途径。宋代自建国起对外战争的一次次失败，对内富国强兵革新的失败，都使士人们的精神世界日渐内敛，转以精神修养排遣现实的忧愤，提高自身的人格力量。这种内敛心态和追求思辨的风气结合，表现在诗歌领域，就形成了宋诗好议论，以学问为诗，追求平淡自然的诗境，以理论诗，重“意”重“韵”，讲“格”重“法”等特点。第三，禅悦之风与以禅论诗的兴盛。禅宗经唐五代渐渐渗入宋代文化的各个方面。文人好谈佛，诗僧多且文学造诣较高。文论中往往掺有僧人之语，许多“诗话”更是明显地带有禅宗语录的影子，以禅论诗渐成习气。第四，雅俗文化的对立消长。除以词为核心的文学体裁外，大量带有娱乐色彩的文学艺术形式繁荣起来。诗风趋向两路，一路以元白为代表，既强调经世致用又强调娱乐自遣；一路则以韩偓的《香奁集》为代表，沉迷于个人自得之地，借自然山水消遣忧愤。杨玉华所论基本上概括了宋型文化与文论变化的关系，但对于其所述“一路则以韩偓的《香奁集》为代表，沉迷于个人自得之地，借自然山水消遣忧愤”的意见，笔者则不敢苟同，韩偓的诗风并不是以《香奁集》为代表，后文另有所论，兹不赘述。
宋型文化的产生并不是在世乱时变过程中，而是基于一种相对比较稳定的国情下，内忧外患虽然已隐约可感，但还没有直接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只是从精神层面感染着人们，引起了文化心理和文化形态的转变。对于谙熟历史的古代士人来说，当某种新形式需要他们应对时，首先的反应是从历史的经验中找对策，以“古已有之”的具体事例来坚定自己解决问题的信念，并努力从类似的情形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因此，在晚清的动荡变局中，士人们很快意识到自身所处环境与宋人有着某些共同之处，他们所面临的内外困境成为一种可对比的因素，从而为他们向宋型文化依归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北宋与咸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相比较，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相似之处：首先是内外交困的国际环境，对外面临异族侵凌，对内面对腐败的官僚体制、经济衰退以及层出不穷的农民起义；其次是异化思想开始在较大范围内传播，并且对传统的主流思想造成冲击，在宋为佛道二氏，在晚清为西方宗教和西方文化；第三是文化精英或者说儒家的士大夫集团，开始集体以某种形式倡导传统文化，集中表现为士大夫集团通过影响最高统治者而发动的一系列自上而下的变革。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宋型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范式，它可以涵盖其后同类型的文化现象。晚清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变化导致其文化类型趋向于宋型文化。而这种种的变化则萌起于咸丰年间，成形于同治中兴之期，在光绪中期达到一个小高峰，此后便衰落递减，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它基本上与晚清以来的宋诗学的发展相伴随。因此，从宋型文化的精神层面着眼，有助于我们认识同治中兴的文化意义，认识中兴精神与同光体派宋诗学的相互关系。
一、同治中兴的文化意义
清政府在进入十八世纪末叶以后，种种社会弊端日益显露，国家的衰落呈现出不可遏止之势。1850年，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了。起义军很快占领了全国大部分地区，并在南京建立了政权。随后的近十年中，清军在各处战场连连失利。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天津后向北京进军，咸丰皇帝被迫逃往热河，清政府看上去危在旦夕。咸丰皇帝驾崩后，两宫皇后（慈安和慈禧）联合咸丰皇帝的弟弟恭亲王夺取了最高统治权并亲理朝政，改年号为“同治”（初定年号“褀祥”）。随后，清政府在短短数年之间，肃清了太平军残部，平息了东、西捻军，扑灭了苗民起义，镇压了云南、西北回民起义，基本上恢复了国家的正常秩序。孙诒让曾对此感慨道：
洪杨之乱，糜烂几徧寰宇，卒能戡定，劭开中兴，虽仰藉文宗忧勤之心、穆宗神武之略，抑亦忠勚蔚兴，师武臣力之效与！
一时之间“国家威棱西惮葱岭，南极滇池”，清政府的对外政策也改变了视外国为“夷狄”的狂妄自大，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现代的外交方式开展对外关系，以正视现实的态度开始了政治、经济、文化的新局面。“外国强盛如故，唯赖守定和议，绝无改列，故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同治中兴虽然没有实现重新恢复乾嘉盛世的梦想，也没有实现汉武帝中兴那样的百年基业，但还是让一个眼看着要面临改朝换代命运的王朝，又存活了下来。正如德国学者芮玛丽所说：“不但一个王朝，而且一个文明看来已经崩溃了，但由于19世纪60年代一些人物的非凡努力，它们终于死里逃生，再延续了60年，这就是同治中兴。”显然，芮玛丽所说的“同治中兴”的时间段更长一些，中兴与同治皇帝本人并没有多大的关系，因为同光时期国家的真正掌权者是慈禧太后，同治皇帝只是一个符号或者一个象征，他在正式登基第二年就去世了。但同治中兴的事业并没有伴随着同治皇帝的死亡而结束。中兴在封建王朝没落之际又一次呈现出复兴的景象，给了人们重建盛世的希望，并且这种希望转化为了一系列旨在改变国家的具体措施和行动，使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呈现出了新的面貌，其中最突出的是在文化建设方面的努力。
首先，反思动乱教训，人才的发现和培养成了首当其冲的问题。清政府恢复了国家的正常秩序后立即着手开始了一系列自强措施，人才的重要性被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晚清的人才观基本是围绕着教育和科举制度展开的，早在清初，颜元就指出了现行教育体制存在的弊端：
宋家老头巾群天下人才于静坐、读书中，以为千古独得之秘；指办干政事为粗豪，为俗吏；指经济生民为功利、为杂霸。究之，使五百年中平常人皆读讲《集注》，揣摩八股，走富贵利达之场；高旷人皆高谈静敬，著书集文，贪从祀庙廷之典。
随着康、雍、乾、嘉一百多年的发展，传统文化和教育变得“极熟而致烂”。道咸年间，国事日非，魏源、倭仁、冯桂芬等人纷纷起来强调人才是富国强兵的根本，并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束缚人才的教育：
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材不竞之谓贫；令不行于海外，国非羸，令不行于境内之谓羸。故先王不患财用而惟亟人材，不忧不逞志于四夷，而忧不逞志于四境。
倭文端《遗书》曰：“书生便患得失，异日何以立功业？人才不振，止为从根子坏了。”
其事为孔孟明理载道之事，其术为唐宗英雄入彀之术，其心为始皇焚书坑儒之心……意在败坏天下之人才，非欲造就天下之人才。
清政府亦在衰落的现实面前感到人才的匮乏，尤其是那些从国家危难中起来的一批显宦名臣更是深有体会。左宗棠强调治乱扶危人才是必不可少的条件：“窃维治乱安危虽系气数，而拨乱反正，扶危就安要则必人事有以致之”。并且认为造成国势不振、内忧外患的原因也是人才的缺乏：“天下之乱，由于吏治不修；吏治不修，由于人才不出；人才不出，由于人心不正，此则学术之不讲也。”朝野之士纷纷就选拔人才的科举提出改革意见。冯桂芬提出科举应加大难度，使营营苟苟奔竞之人知难而退。“盖难则能否可以自知，中材以下有度德量力之心，不能不知难而逃，而觊幸之人少矣。”在朝的官员们则从学术与世道人心的角度来讨论人才选拔的科举体制，并提出具体的改革意见。如张之洞认为：
救时必自求人才始，求才必自变科举始……今废时文者，恶八股之纤巧苛琐浮滥，不能阐发圣贤之义理也；非废四书五经也……今日当详议者约有数端：一曰正名。正其名曰四书文，五经义，以示复古……二曰定题。四书义出四书原文，五经义出五经原文……三曰正体。以朴实说理，明白晓畅为贵，不得涂泽浮艳作骈俪体，亦不得钩章棘句作怪涩体。四曰征实。准其引征史事，博考群书，但非违背经旨之言皆可用，凡时文向来无谓禁忌，悉予蠲除。五曰辟邪。若周秦诸子之谬论，释老二氏之妄谈，异域之方言，报馆之琐语，凡一切离经叛道之言，严加屏黜，不准阑入。则八股之格式虽变，而衡文之宗旨仍与清真雅正之圣训相符。
张之洞出身科举，对八股取士的科举弊端深有体会，他从经世致用的角度出发，提出的正名、定题、正体、征实、辟邪等举措，确实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所在。而且对于封建统治阶层来说，他们所需要的人才在思想意识上应该是统一的，因此，他们总是试图通过学风与意识形态相统一的方式，来确立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并以此来反对异端思想。
其次，中兴以来，一批汉族士大夫进入国家权力中心，极大地鼓舞了汉族士人参与国事的风气。在同治中兴过程中，平定内乱的高级汉族官员们都不是武将，而是科举制度下的文职官员。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骆秉章都成为中兴时期最开明最有才能的官吏的代表，他们处理文武政事的能力在实践中已经得到了验证，而他们在文学和学术上取得的成就也同样引人注目。朱彭寿评论这些功业昭著的官吏们说：
自功令以诗文、楷法取士，而士人之心思日力遂消亡于雕虫小技中，故论者辄以科举为诟病。然如康熙中平定台湾之姚制军启圣……咸同间平定各省匪论之胡文忠林翼、曾文正国藩、骆文忠秉章、李文忠鸿章，则皆由进士出身。是文人中固有大略雄才、勳业烜赫者，乃知科举特进身途径，天生豪俊，虽亦曾事笔砚，而建树自越寻常，然章句之儒又岂可一概抹杀耶？
晚清以来，很多人将乱世之源归根于科举制度下的人才选择，认为科举制是束缚人才发展的枷锁。然而，同治中兴的这些杰出文官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让弊病丛生、已成为众矢之的科举制又有了光明之处，同时也使以科举制为人才选拔基础的整个官僚体制阶层在人们心目中改变了形象。这些中兴之臣多是以饱学之士的身份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他们的道德、学问皆有过人之处，对于整个国家的士人具有示范作用，从而成为士子们效仿的榜样：
道咸朝官，尚讲求学问文字，虽吏治窳败，军事废弛，因循苟且，民怨沸腾，特士大夫尚鲜奔竞卑鄙之风。故太平天国奄有东南，捻回起事西北，卒能削平大乱，自诩中兴者，大半皆当时朝官中笃行励学之士有以启之也。
其他如忠良报国，可泣可歌；豪杰建功，允文允武。故能算无遗策，师出有功。斯时也，元戎奋袂，壮士同袍……
“自诩中兴者，大半皆当时朝官中笃行励学之士有以启之也”则给予了“尚讲求学问文字”的士大夫节操上的肯定。通过科举制度进入封建统治阶层的文人成为国家统治的中坚力量，这对于士人的参政、言政风气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清政府自建国初，一直对汉人为官有着高度的戒备心理。从中央到地方政权均以满人为主导。满汉两分的体制中，汉人入仕多为文学侍从，实权多操于满人之手。道咸年间，这种状况尚没有出现大的改观，直到同治中兴时期，一大批汉族中兴名臣进入了清政府的核心统治圈，或为封疆大吏，或居朝政要位，才打破了满族官吏垄断朝权的状况，使有志于报效国家的士人们看到了实现自己愿望的可能性，从而激发了他们对于国家事务的积极性，通过各种渠道努力晋身于国家政权机构。
第三，恢复文教传统，重建了传统文化教育的基础设施。清政府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努力：
一是书院的建设。书院是古代教育的重要场所，清代由于文化专制政策的加强，始终没有放松对书院的管理，甚至由政府专门拨立款项、设置专人负责。《大清会典事例》载：
京师设立金台书院，每年动拨直隶公项银两，以为师生膏火，由布政司详请总督报销。直省省城设立书院，直隶曰莲池，山东曰泺源，山西曰晋阳，河南曰大梁，江苏曰钟山，江西曰豫章，浙江曰敷文，福建曰鳌峰，湖北曰江汉，湖南曰岳麓、曰城南，陕西曰关中，……书院师长，由督抚学臣不分本省邻省，已仕未仕，择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者，以礼聘请。
咸同时期，连年的兵乱使书院受到严重的破坏，太平军在江浙一带造成的损毁更为严重。“总计咸丰年间，合新建和修复前代书院，不过130余所，而将广西、两湖、江、浙、皖、赣、云、贵九省毁废书院合计，已不下300余所”。中兴之初，恢复和重建书院就成了备受关注的大事。“天子垂意斯文，封疆大吏咸承上意，兴书院以教育人才”。在朝廷和各省封疆大吏的共同努力下，同治朝新建书院有368所，光绪朝又添667所，两朝新书院共计1035所，占清代所建书院总数的四分之一上。同时自清廷政府到一些有识的官绅，都就书院教育原则提出了新的要求，敦促书院宗尚实学，以经世致用为旨归。从翰林院开始要求“务当课以实学，治经、治史、治事及濂洛关闽诸儒等书……辨别义利，期于精研力践”。各地书院亦作出积极响应，上海龙门书院就明确规定：“月课性理、策论，期有合于胡安定经义、治事立斋之意，故不以举业诗赋列入课程，有志之士自不欲以遇合之心夺其学问之实也”。陕西的味经书院也提出：“要以实学为主，令诸生逐日研究《钦定七经》《通鉴》《史》《汉》《大学衍义》《文献通考》等书，引之识义理，稽故实，手抄日诵，日渐淹贯，匪惟腹笥可充，即政事亦差知大略”。这些积极的改革措施，既促进了经世致用的学风，又强化了以宋代理学为核心的儒家思想。
另一方面，是文化典籍的重新刊刻。太平天国破除旧文化的过程中，他们的过激措施对江南诸省的文化典籍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平息内乱后，设立官书局刊刻文化典籍成了清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对此，江苏学政鲍源深上疏建议说：
近年各省因经兵燹，书多散佚，臣视学江苏，按试所经，留心访察，如江苏松、常、镇、扬诸府，向称人文极盛之地，学校中旧藏书籍荡然无存，藩署旧有恭刊钦定经史诸书，版片亦均毁挫，民间藏书之家，卷帙悉成灰烬。乱后虽偶有书肆所刻经书，俱系删节之本，简陋不堪。士子有志读书，无从购觅。
浙江巡抚马新贻亦上书奏请说：
欲兴文教必先讲求实学，不但整顿书院，并需广集群书。浙省自遭兵燹，从前尊经阁、文渊阁所存书籍均多毁失，士大夫家藏旧本，连年转徙，亦成乌有。军务肃清之后，省城书院如敷文、崇文、紫阳、孝廉堂、诂经精舍均已先后兴复，举行月课，惟书籍一项，经前兼署抚臣左宗棠饬刊《四书》《五经》读本一部，余尚未备。士子虽欲讲求，无书可读。而坊肆寥寥，断简残篇，难资考究，无以嘉惠士林，自应在省设局重刊以兴文教。
在政府和士绅们的努力下，各地陆续设立很多的官书局。据《中国雕版源流考》载：“自同治己巳（1869），江宁、苏州、杭州、武昌同时设局后，淮南、南昌、长沙、福州、济南、成都继起，所刻四部书亦复不少矣。”其实仅就各地书局的总数来看，所刻书籍总数一定不在少数。这些书籍对于文化典籍的保存和流传以及儒学的恢复都有重要的作用。
二、理学复兴与汉宋合流
理学复兴和汉宋合流同为学术问题，但二者侧重方面不同。理学复兴重在儒学文化的倡导，汉宋合流则重在学术方法的折中。道光年间，随着社会危机的日益显露，有识之士就开始寻找危机的起源和解决办法。有人将其归之为道德教化不振、程朱理学不讲的结果。潘德舆就认为，程朱理学不为人所重是导致今日社会弊端丛生的主要原因，他说：
程朱二子之学，今之宗之罕矣。……而七八十年来，学者崇汉唐之解经与百家之杂说，转视二子不足道，无怪其制行之日，趋于功利邪辟，而不自知也。
陕西学者李元春也认为程朱理学才是“内广大而崇道德”的正学，考据之学不过是汉儒流亚，于今更是陷于穿凿附会：
考据之学，袭汉儒之学而流于凿者也。独宋程朱诸子，倡明正学而得其精。
同治元年（1862），曾任顺天府尹的蒋琦龄上《中兴十二策》，率先提出“尊理学以正人心”的主张。他认为“欲正人心，厚风俗，以开太平，非崇正学以兴教化不能也”，要求朝廷能够“退孔郑而进程朱，贱考据而崇理学”。以慈禧为首的统治者是通过政变从顾命大臣手中夺取的国家统治权，他们在同治年间初掌国政，正需要以崇儒奉道的文化政治来维护其作为正统的统治地位，以树立新朝的正统形象，也就借机颁发了“昌明正学”“宗尚程朱”的上谕：
我朝崇儒重道，正学昌明，士子循诵习传，咸知宗尚程朱，以阐圣教。惟沿袭既久，或徒鹜道学之虚名，而于天理民彝之实际未能研求，势且误入歧途，于风俗人心大有关系。各直省学政等躬司牖迪，凡校阅试艺，固宜恪遵功令，悉以程朱讲义为宗，尤应将《性理》诸书随时阐扬，使躬列胶庠者咸知探濂、洛、关、闽之渊源，以格致诚正为本务，身体力行，务求实践，不徒以空语灵明流为伪学。
随后，倭仁、李棠阶、李鸿藻、吴廷栋等一批理学名臣先后得到重用，他们在同治中兴过程中的贡献也得到了清朝统治者的高度认可：
皇考简任曾国藩为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浙军务。穆宗继位，首简纶扉，委任益专，戎行愈奋，复用李鸿章、曾国荃、左宗棠等，敷扬庙算，指授机宜。数载之间，东南底定。
皇考命李鸿藻为上书房师傅，暨正大位，两宫皇太后先后命翁心存、祁寯藻、倭仁、徐桐、翁同龢，在弘德殿行走，缉熙懋学，勤若儒生，……以乐育人才，振兴学术。
在清廷的推动下，理学官员不仅在朝中身居显位，而且全国督抚大臣中有理学背景的官员也遍布四方。他们在朝中以“正朝纲，端君心”为己责，劝谏君主“刻苦奋励”：“臣窃谓刻苦奋励之时，不徒在用人行政，而在于治心，治心之要不徙在于言语动作，而尤在于克己”。在学术上，他们推尊程朱理学，辟异端邪说，认为“天下败坏由于士习不端，士习不端由于学术不正”。所以“故为治必先得人，欲得人必先造士，欲造士必先正学术”。随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抬高理学地位：表彰已故和现存的理学名家，大量刊刻《朱子全书》《朱子语类》《四书章句集注》等理学著作，网罗理学士人，同时配合书院教育，恢复宋儒“义理经济合一”的传统，使崇尚理学的风气在晚清士大夫间迅速蔓延开来。后来陈寅恪先生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
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熏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论断；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
陈寅恪先生深刻地看到了同治中兴以来的文化措施的本质是“宋代学术之复兴”。要复兴宋代学术，与汉学的关系问题就成为要处理的首务。汉学的学术方法成为了理学复兴下的批判对象。在道光以来的社会危机下，汉学既无助于思想统治，又不能直接致用于社会，而其本身的发展也渐趋狭隘。湖南学者刘蓉批评汉学说：“为汉学者，阿世谐俗，漠然不知志节名义之可贵，学则吾学也，行则吾不知也”。从世道人心的角度指责汉学以学术而坏人心。桐城方东树则作《汉学商兑》对汉学进行了全面的批评，认为汉学“视周、程、张、朱为异端，而断其圣学，此其为害岂在洪水猛兽下也”。这本书虽然成于嘉庆间，但受其影响，此后治学者多有调和汉宋的意思。梁启超就认为阮元等人融合汉宋的观点源自方东树的《汉学商兑》一书：“阮元著《性命古训》，陈澧著《汉儒通义》，谓流儒亦言理学，其《东塾读书记》中有《朱子》一卷，谓朱子亦言考证，盖颇受此书之反响去。”
道咸年间，潜伏的社会危机急剧爆发，旷古未经的历史变局使传统文化面临巨大的挑战。宋学起初还从经世致用的角度批评汉学，随着危机的加深，人们认识到仅仅纸上谈兵式的学术讨论无济于世事。因此，汉宋门户渐渐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改变自身以服务于封建统治，不论是持守汉学者还是坚持宋学者，都在这段时期有了观念上的转变。祁寯藻提出要“通训诂、明义理”，就不可有汉学宋学的门户之见：“自汉儒宋儒各立门户，格不相入，公病之。尝言通训诂，明义理，二者不能偏废”。曾国藩早年崇奉宋学，“一宗宋儒”，他在《朱慎甫遗书序》中就站在宋学的角度批评汉学家们的作风：
嘉道之际，学者承乾隆季年之流风，袭为一种破碎之学。辨物析名、梳栉字刺，经典一二字，解说或至数千万言。繁称杂引，游衍而不得所归。张己伐物，专抵古人之隙。或取孔孟书中心性仁义之文，一切变更故训，而别创一义。群流和附，坚不可易。有宋诸儒周、程、张、朱之书，为世大诟。间有涉于其说者，则举世相与笑讥唾辱；以为彼博闻之不能，亦逃之性理空虚之域，以自盖其鄙陋不肖者而已矣。
道咸年间，在理学名家唐鉴的影响下，曾国藩在思想上渐有汉宋合流的趋势。他渐渐认识到汉学、宋学不能相互取代，二者有互相补充之用。在《复夏弢甫》的信中他说道：“乾嘉以来，士大夫为训诂之学者，薄宋儒为空疏；为性理之学者，又薄汉儒为支离。鄙意由博乃能返约，格物乃能正心”。因此，他明确地提出要合汉宋为一体的主张：“由是有汉学、宋学之分，龂龂相角，非一朝矣。仆窃不自揆，谬欲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而为文复臻于无累……”特别在艺文上，汉学家强调考据的方法，由字词而通“道”，这种斤斤计较的研究方法和思考方式束缚了人们的思想，限制了文学创作的想象力，所以袁枚讽刺这种方法道：“考据之学，离诗最远”。曾国藩在文学上强调汉宋二学皆不可少，因为“言艺则汉师为勤，言道则宋师为大”，只有汉宋兼学，才能够扬长避短，以免产生支离破碎和空疏无用之弊。
事实上，在道、咸、同三朝，理学家大多对汉宋之学持不可偏颇的态度，主张兼宗汉宋的人越来越多。如李兆洛、冯桂芬、陈澧、朱一新、刘熙载等，学术的积累和演变，时代风云的变幻，使他们认识到学术必须落脚于经世和实践，宗尚虚文只会导致奸弊丛生。汉学家“实事求是”的考据方法是务实，理学家的“即物穷理”的实践也是为求实，二者本来就存在可以沟通之处。而《清儒学案》则点出了“学术之变”是汉宋合流的关键所在：
天下学术之变久矣。今日之久，则变之变者也。秦人灭学幸犹未堕，汉之学郑康成集之，宋之学朱子集之……乾隆中叶至于今日，天下之学多尊汉而退宋，以考据为宗，则攻朱子为空疏一朱子也。而攻之者，乃相矛盾乎？学术之变，古未有其变也。呜呼！古之言异学者，畔之于道外，而孔子之道隐。今之言汉学宋学者，咻之于道中，而孔子之道歧，何天下之不幸也……孔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是吾忧也。吾今为二三子告蕲至于古之实学而已矣。学孔子之学，无汉学无宋学也。修身读书此其实也。
也就是说，汉学、宋学本同出一门，二者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儒学只要以“实”为进德修业的宗旨，就可“蕲至于古之实学而已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