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Modernization）是人类的一场伟大的革命性变革。自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开始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大转变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或先或后或主动或被动地走进了现代化的世界性大潮之中。现代化之成为中国的历史主题，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自此以后，中国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下，被卷入世界现代化的大潮中，开始了被动现代化的过程。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认同并深化了对现代化这一中国历史主题的认识，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完成了变被动现代化为主动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并在建国以后迅速将他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明确提出的“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的思想付诸于实践。邓小平则在认同和深化对现代化这一中国历史主题认识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毛泽东的有关思想，在推动主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担当起重任，响亮地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
（一）“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
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封闭的大门，打破了国人“天朝大国”的美梦，开始了中国人屈辱与苦难的历史。中国社会发展的出路何在，成为国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内在地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国家的独立和解放；一个是国家的繁荣与富强。这两个问题构成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独立的中国现代化运动。无数先进的中国人为了国家的现代化孜孜以求。从林则徐、魏源倡行“睁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以及李鸿章等开展的“洋务运动”对物质技术层面现代化的追求，中经康有为等掀起的维新变法运动以及孙中山领导的以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标的辛亥革命对政治制度层面现代化的向往和根本性变革，再到由此引发的五四运动前后中国人对于更深层次的思想文化层面的现代化的追求。历代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力图把中国引向现代化之路。虽然他们在历次运动中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和痛苦，但现代化这一历史主题却因此而日益显现。并且这一历史进程也充分反映了历代中国人对现代化认识的一步一步的系统化和深化的过程。这一深刻的认识，为进一步选择正确的现代化道路，变被动现代化为主动现代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此后的中国历史的主要内容表征为：现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在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中，如何以自己代表的政治集团的利益为出发点，相互之间既合作又斗争，选择现代化道路，变被动现代化为主动现代化的过程，同时又是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的现代化因素不断积累的过程。正是在中国历史的这一关键时刻，毛泽东开始了他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开始了他对现代化这一中国历史主题的认同和深化的过程。
毛泽东是基于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社会现实，抱着寻求匡国救世之道以改造中国社会的宏大志愿而走向社会的。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争取国家富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是毛泽东从事社会活动的思想起点。早在1920年从事湖南自治运动时，毛泽东就发出了“更加迅速地实行现代化”的心灵呐喊。因此，当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把毛泽东推向中国政治舞台的前沿，赋予他指导中国社会发展的伟大历史使命的时候，这种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心理期望就逻辑地嬗变为他追求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实际行动。在毛泽东看来，民主革命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政治前提，是为实现现代化扫清道路上的障碍。因此，他把从事革命活动看成是他的现代化追求的重要步骤和环节。1944年3月22日，在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毛泽东比较鲜明地表达了他的这一思想。他针对一些同志认为“政治、军事第一的，经济、文化是次要的”这一看法，明确指出：在还存在敌人压迫的情况下，政治、军事的确是第一的。“但我们应该知道，政治是上层建筑，经济是基础。……我们搞政治，搞政府，搞军队，为的是什么？就是要破坏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政府、旧军队。日本帝国主义占了我们的地方，我们还有什么生产力可以发展？这是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事力量不取消，生产力就不能解放，经济就不能发展。因此，第一个任务就是打倒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事，而我们搞政治、军事仅仅是为着解放生产力。学过社会科学的同志都懂得这一条，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我们搞了多少年政治和军事就是为了这件事。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也主要是讲的这件事，讲生产力在历史上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政治、军事的力量，是为着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目的是为着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经济是政治、军事的基础，政治、军事是上层建筑。地基是经济，根本目的也是发展经济。政治、军事之所以放在第一，是因为如果没有它们，生产力得不到解放，就没有可能谈其他问题。”即使在严酷的战争年代里，在政治、军事必须作为第一位的工作的时候，毛泽东还是把政治、军事当作实现现代化的前提和手段来看的，在他那里，最根本的目的还是发展，还是对现代化的追求。在毛泽东的一生中，尽管他也犯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是在对中国现代化这一历史主题的认同上，在“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上，他都从未有过动摇和怀疑。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一直把建立一个政治民主、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新中国，作为革命的一个根本目标。早在1938年7月，他在接见英、美、加拿大的世界学生协会代表团的学生代表时的谈话中就说过：“抗日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在自由和平等的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里，经济、农业、工业和商业都将大踏步地发展，一切企业由政府和人民所有，将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农民将得到自己的土地，一切税收按累进制缴纳，对外贸易将大大发展，并将签订互利的协定。”“在抗战的现阶段，我们必须做的是，为建立新国家创造因素，坚持抗战，以便在中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在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就把民主革命胜利后要建立的新中国理解为：“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亦即“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这实际上是一个比较系统完整的中国现代化纲领。1944年8月在致秦邦宪的信中，他指出：“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他以鸦片战争以来的105年的历史告诫全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因而“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947年12月在《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他说：“中国人民的任务，是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以后，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完成新民主主义的改革，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1949年3月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他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1949年6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他指出：“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从政治上为现代化的发展清除了障碍，完成了由被动现代化向主动现代化的根本转变，开辟了我国现代化历史的新纪元。从此以后，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了主动现代化的历程。毛泽东反复指出：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为此，建国初期，迅速恢复和发展被破坏了的工农业生产，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的任务，就立即摆到了议事日程上。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我们不仅胜利地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并且进行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还开展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毛泽东看来，所有在国内开展的各项运动，无一不是为着生产力发展开辟道路。例如，在1955年7月《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他提出：“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全党必须为了这个伟大任务的实现而奋斗。”他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1956年1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说：“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毛泽东适时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要由以往的革命转移到经济建设和技术革命上来，向自然界开战，发展经济，发展文化。这些思想成为1956年9月召开的八大的基本指导思想。八大宣布：今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从1956年开始，毛泽东致力于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这个探索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即便是失误，比如“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也都是以对中国现代化这一历史主题的高度认同为前提的。
综观毛泽东一生，他虽演出过一幕幕令人惊心动魄的历史场面，但从实质上来看，他的一切理论和实践活动，无不围绕现代化这一主题而展开。他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民主革命，目的是为中国的现代化准备政治前提，而建国后所从事的一切活动无不表现出对完成现代化历史使命的焦灼心情。直到1963年，他还再一次以近代中国屈辱苦难的历史警示人们：“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可以说，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对中国民主革命的高度执著，还是在建国以后对建设新中国的高度热情，无论是革命和建设中的巨大成功，还是在革命和建设中的痛心失误，作为毛泽东，都是以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这一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主题的高度认同为前提的。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的超人之处在于，他在充分认同近代以来中国这一历史主题的同时，又通过总结经验教训，深化了这一主题。其总体表现是，他毅然抛弃了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盲目模仿，而是从中国实际出发，选择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实现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有机结合，从而使现代化这一历史主题的最终解决获得了现实的可能性，使中国的现代化运动获得了新生。具体说来，他对这一主题的深化表现在：
1.社会学层面
对社会进步的期望与追求。从社会学的层面看，现代化即是社会进步的同义语，标志着人类社会的历史不断上升发展的性质。有学者指出：现代化可以与人类的产生、人类进入文明社会这两次革命性突变相媲美。人类的产生作为第一次革命性突变，其深刻历史意义自不待言。对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这一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革命性突变，恩格斯指出：“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产生的时期。”而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三次革命性突变的现代化，“指的是发生在一个传统的前工业社会向工业化和城市化社会转化的过程中发生的主要的内部社会变革。”是“涉及到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里的变革”。现代化社会是文明社会的进一步深化，是社会进步趋势的显现：在经济上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在政治上由专制制度、过渡型制度向民主制度转变；在文化上由迷信、宗教热忱向理性化、科学化、世俗化转变；在活动上由压制人的创造性向解放人的创造性转化。毛泽东也许没有读过某些现代化理论专家的著作，也不可能对现代化与社会进步的关系进行学理意义上的系统研究，但他无论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时期，通过对中国社会贫穷落后现实状况的感性触摸和理性把握，都表现出了对中国社会走向工业化、民主化、科学化的执著追求，昭示着他对现代化所内涵的社会进步意义的殷切期望与强烈向往。因为他坚信：“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因为他坚信：人类的解放即自由的获得，“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关系的状况促成的”。
2.文化学层面
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理想的理性选择。从文化学的角度看，现代化是欠发达国家和民族在世界一体化进程中面对发达国家和民族高势能文化的冲击和挤压，为了谋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作出的一种文化选择，以及对于自身现状的克服与超越。近代以来，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一直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艰难选择。而民族危亡问题的产生，根源于近代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落伍。改变这种状况的唯一选择是实现现代化。这是毛泽东确定现代化目标的文化思考。正是基于这种思考，毛泽东多次指出：“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需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中国人民的任务，是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以后，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完成新民主主义的改革，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
3.政治学层面
爱国主义情感的自然归属。近代以来中国因现代化努力的屡次失败而备受列强欺凌的惨痛历史，使国人逐渐意识到，仅凭一片爱国忠心，并不能扭转中华民族的劣势地位，爱国必须与自强自富相结合，这样，现代化这一历史主题又获取了爱国主义情感的表达。在这个意义上，爱国与致力于中国现代化在价值上获得了同等的位置。大量的研究成果表明，青年毛泽东首先是爱国主义者，以爱国主义为中介走向马克思主义。同样，当毛泽东意识到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是现代化的时候，他的爱国主义也就自然归属于现代化了。他的高度的爱国主义热情与对现代化的追求获得了内在的一致。在战争年代，爱国主义体现在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和军事活动上，这是大家比较明确的。但是，诚如前面所述，毛泽东曾明确地阐述过政治、军事与经济的关系，认为搞政治、军事仅仅是为着发展生产力，“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他还指出：干革命是爱国主义的，但“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也不懂得别的什么有益的工作，对于这些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做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该反对这种空头‘革命家’，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
（二）发展才是硬道理
与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之所以走上革命的道路，其重要的思想前提也是对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历史主题的认同和把握，他一生所追求的目标，就是中国的现代化。1920年9月，当邓小平作为一个热血少年奔赴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他所抱的目的就是工业救国。后来邓小平曾向采访他的记者回忆说：“我们看到中国当时是个弱国，我们要使他强大。我们认为要达到这一目的，只有使它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所以我们去西方学习。”当邓小平从法国和苏联回国，毅然投身于革命运动，为民族独立和解放，为改革土地制度，为夺取全国政权而驰骋于大江南北的时候，他已经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正是给中国发展工业和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扫清道路。这说明，在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与毛泽东一样，在为中国变被动现代化为主动现代化而积极努力。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邓小平是积极拥护和支持毛泽东的，当30年代初期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波及中央苏区，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遭到打击的时候，邓小平由于坚决拥护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而招致了“左”倾机会主义的严重打击，受到党内所谓“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当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胜利召开，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再次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指导思想之后，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的职务，并参加了长征。时隔多年之后，邓小平非常鲜明地用“跟着走”三个字来描述他当时对于毛泽东的支持。1943年11月，邓小平担任北方局代理书记并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时，曾在北方局党校第8期开学时作过一个整风动员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不仅同王稼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比较早地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而且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他说：“我党自从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已经九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时隔几十年之后，在论及如何评价毛泽东时，邓小平又指出：“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这正如马克思的情况一样。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的时候说，现代无产阶级只是依赖马克思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的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的解放条件。这难道是说个人创造了历史吗？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这丝毫不排斥人民对于杰出的个人的尊敬；而尊敬，当然不是迷信，不是把他当作神。”邓小平的这些话，一方面阐明了他反对对于毛泽东的迷信和神化的科学态度，但另一方面又表明了作为毛泽东的战友对于毛泽东的追随和尊敬，这种追随和尊敬来源于中国无产阶级包括邓小平本人通过毛泽东意识到了本身的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的条件。换句话说，邓小平对于毛泽东的追随和尊敬并不是出于他对毛泽东个人的盲目崇拜，而是出于他对于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发展大思路的科学性的一种理性认同，出于毛泽东对于现代化之作为历史主题的把握以及通过革命为实现现代化扫清道路的思路与邓小平的基本思路发生了完全的心理同构。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开始，工业化、现代化摆上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日程。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提出了把中国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现代化任务。毛泽东在会上庄严宣告：严重的经济建设的任务已摆在我们面前，工作中心应该转到建设上来。邓小平衷心拥护这一主张。他在1949年9月17日发表的《论“忠诚老实”》一文中指出，以后最前面的任务是经济建设。1950年5月16日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他进一步指出：调整工商业“一切都要引导到发展生产力。共产党就是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1956年前后，为了找到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党内掀起了调查研究的高潮。从1955年11月到1956年4月，毛泽东先后对中国的农业、工业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并与华北9省的省委书记和党中央、国务院34个部的部长谈话，全面了解了工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状况，并在吸取苏联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这个报告为党的八大提供了思想理论前提。18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于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的重要成员。八大决议指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邓小平既是八大路线制定的参与者，又是这条路线是积极的宣传者、贯彻者和执行者。1957年3、4月间，邓小平到太原、兰州、西安等地视察工作，他反复宣传八大制定的路线和提出的任务，极力强调“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60年代初，当全国各地许多地方的农民和基层干部为了解决严重的经济困难，恢复农业生产，要求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到田”、“五统一”时，邓小平明确表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他坚决主张要灵活地采取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不能搞一刀切。但是，由于“左”倾思想的日趋严重，邓小平的这些正确意见不仅没有被重视，反而因主张发展生产力而被打倒。1973年邓小平恢复工作后，面对处于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倾注全部身心狠抓各方面的整顿，极力主张发展生产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周恩来的支持下，1975年邓小平相继组织拟定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总纲》、《关于加快工业企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关于科学技术工作的几个问题》等重要文献，提出了“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然而，由于这些思想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相矛盾，而不可能全面贯彻实施，邓小平反而因此而再次被革职。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对历史主题的问题开始了紧张的思索。他讲实现现代化讲得最多、最深刻。他批判“两个凡是”，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都是为实现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作理论和舆论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始了邓小平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主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这不仅意味着他一贯主张的以经济建设为目标，努力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思想具备了由可能转化为现实的必要条件，而且也标志着在实践上真正地把发展生产力，把一心一意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头等重要任务和目标确定下来并努力使之贯彻实施。为了使发展生产力的思想真正变成全国人民的现实实践，邓小平努力使其上升到党的政治路线的高度，使其上升到作为全党长期行动纲领的地位。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工作重点转移，是邓小平这种努力的历史和逻辑起点。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他又提出把搞四个现代化作为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后来又多次反复强调这一观点。党的十三大前夕，他又明确提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党的十三大“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就是根据这一指导思想概括出来的。至此，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在党的文献中完成了它的纲领性的表述。党的十三大关于基本路线的提出既是中国改革和现代化历史进程的逻辑结果，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系统化总结。1987年6月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邓小平回顾了改革进程并指出：“从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确定了我们的根本政治路线，把四个现代化建设，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主要是改革和开放政策。”6月29日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他说，党的十三大将重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1989年11月23日在一次谈话中他表达了坚持这一基本路线的决心和信心：“十三大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我们十年前就是这样提出的，十三大用这个语言把它概括起来。这个战略布局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永远不改变。”
随着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日益深化，邓小平对现代化之历史主题的认同和把握也不断深化。从1985年3月4日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他石破天惊地作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结论起，他逐渐转换视角，从发展论的角度来观察和思考世界和中国问题，从发展论的高度来思考现代化问题。1987年6月，他提出：“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1987年10月他在与外宾的一次谈话中从发展的角度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指出，建国后的头八年，“我们的发展是健康的”，政策是恰当的。1957年下半年开始的反右派斗争犯了扩大化的错误。接着是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完全违背客观实际情况，头脑发热，想“超高速发展”。我们在总结这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1988年5月25日，当说到祖国的统一问题时，他强调：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靠自己的发展。同年12月21日在与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的谈话中，他提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我们要靠自己来摆脱贫困，靠自己发展起来。”1990年4月7日针对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制裁，邓小平表示出轻蔑的态度，并通过回顾历史说：经过四十年的发展，特别是经过最近十年的发展，我们的实力增强了，中国是垮不了的，而且还要更加发展起来，这是民族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时代的要求。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的主旨就是，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他反复强调：发展“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这个谈话中，邓小平明确地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称之为“中国的发展路线”，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不仅如此，他还一语中的，概括性地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
邓小平关于“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自从1993年9月27日江泽民在中南西南十省、区经济工作座谈会上两次引用之后，引起了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理论工作者的广泛重视。之所以引起人们的重视，是因为这一论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其一，这一论断是邓小平在十几年改革过程中对中国发展问题进行不断思考的系统总结和概括，是用以涵括他的发展理论的总命题；其二，这一论断意味着邓小平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理论的正式形成；其三，这一论断表明邓小平向大家提出了要从发展论的角度思考问题的理论要求。正如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所指出的：“小平同志提出的‘发展是硬道理’的道理，既是一个哲学上的基本原理，又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的根本指导方针。也就是说它作为哲学原理是对我国经济工作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哲学原理，作为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是具有深刻哲理的指导方针。”而这一切都表明了邓小平在毛泽东的基础上，对于现代化历史主题的进一步的认同和深化。
（三）“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
从毛泽东提出“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到邓小平主张“发展才是硬道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历史主题认同和把握的不断深化的历史过程。两代历史巨人基于各自所处历史背景而作出的这两个论断，具有大思路上的一致性，基本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但又由于时代条件及其他诸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这两个论断又有着某些差异性。
就历史背景来看，如果把这两个论断的提出放在近代以来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来考察，那么，二者的大思路的一致性和基本精神的一脉相承性就是显而易见的了。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都是着眼于中华民族的振兴而作出自己的论断的。近代中国被列强欺凌的惨痛历史，使中国人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贫弱必定受侮，落后就要挨打。毛泽东对此曾作过深刻总结：“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在毛泽东看来，中华民族之所以有近代以来的屈辱历史，就是在于中国的贫弱落后，而这又根源于社会制度的腐败和经济技术的落后。因此，结束中华民族屈辱的历史，振兴中华民族，必须解决这两个问题，而解决前者是解决后者的政治前提，是为解决后者扫清障碍；解决后者则是解决前者的目的和归宿。所以，当毛泽东在20世纪40年代主要是为解决前者而努力奋斗时，他提出“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这表明他对现代化历史主题的把握是正确的，对于解决中国问题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如果我们国家发展了，更加兴旺发达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就会大。现在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并不小，但是如果我们的物质基础、物质力量强大起来，起的作用就会更大。”所以，“我们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没有四个现代化，中国在世界上就没有应有的地位。”可见，实现现代化、振兴中华民族的历史主题直到现在也没有变，邓小平关于“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论断，与毛泽东一样也是在中国现代化和振兴中华民族的历史潮流中提出来的。这充分说明，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个论断的提出有着宏观历史背景基础上的大思路的一致性和基本精神的一脉相承性。
然而，这两个论断毕竟是在宏观背景具有不同历史特点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这又决定了它们的差异性。毛泽东是在党的主要任务是从事革命以解决社会制度腐败为目的的情况下提出这一论断的，只是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目标提了出来，而没有对这一论断作展开论证，因而，在毛泽东那里，这一论断更具有哲学上的抽象意义，这种抽象意义上的哲学命题变为现实还需要在取得革命的成功之后。邓小平则是在党的主要任务和目标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历史条件下提出这一论断的，因此，在邓小平那里，“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论断不仅具有哲学原理上的抽象性，更具有现实指向性，是振兴中华民族的当下的行动指南。这表明，从具体的历史背景来考察，邓小平的论断既是对毛泽东论断的继承，同时，又表现出了重大的发展。
就历史任务的逻辑演变来看，邓小平“发展才是硬道理”思想的提出，是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毛泽东“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这一思想的现实化、具体化，鲜明地体现出了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对毛泽东的继承和发展。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社会制度腐败”问题的基本解决，振兴中华民族的主要任务已经转向致力于改变“经济技术落后”的面貌，实现我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已经由过去的理想目标变成具体的实施问题。所以，从建国以后，毛泽东就致力于我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具体实践。1963年9月，毛泽东在修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写道：“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但还没有彻底解决，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第二个原因也已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当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毛泽东在解决了第一个原因之后，着力于解决第二个原因，这表明了他目标追求的执著和坚定。然而，由于各种原因综合作用所导致的“左”倾错误的不断升级，使他在实践中越来越偏离现代化的主题，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的失误。邓小平正是在总结建国以来现代化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既肯定了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大思路和基本精神，又克服了长期以来形成的“左”的错误，始终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经过十几年改革开放的实践熔铸，使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最后升华和凝结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科学论断。
就基本内容来看，两个论断都是遵循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对于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毛泽东的论断，一方面强调了在革命战争年代必须把政治、军事“放在第一”，致力于解放生产力的政治革命，另一方面又没有忘记“政治、军事是上层建筑”而“地基是经济”。邓小平关于“发展是硬道理”的论断，强调了社会发展中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发展才是硬道理’的道理，就是事物总以强硬的态度来发展自己，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力量是可以阻挡得了的。可以阻挡一时，不能一直阻挡下去。可能有这样一段历史过程：有一股力量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去阻挡事物的发展，这时候‘发展是硬道理’这个客观规律就要对这种行为实行惩罚，让人们的日子不好过。最终还是发展起来，取得胜利。”上述说明，这两个论断正是毛泽东和邓小平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原理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运用。因此，两个论断在根本内容上是一致的。但是，由于毛泽东的论断是战争年代作出的，当时的战略重点是革命而不是建设，所以，毛泽东在当时的生产力理论不可能全面展开，而只能作为一个总体的原则存在于他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中。邓小平的这一论断直接奠基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是在发展生产力已经成为最主要的任务的情况下提出的，因此，它不是停留于抽象的理论层面上，而是在战略和策略的层面上都得到了全面展开，形成了比较系统和完整的发展理论，从而为人们的实践提供了主观上必须遵循的原则，要求人们要自觉地把促进发展当作最高的原则，使其他的一切都服从于发展。实际上，发展已经成为邓小平思考问题所遵循的理论主线，并围绕这一主线展开了系统的理论论证：其一，他从社会主义本质上确认发展，强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其二，他从社会主义现阶段矛盾分析上深化发展，指出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其三，他从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上阐明发展，指出要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四，他从生产力标准上强化发展，指出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是衡量一切工作最根本的是非标准；其四，他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与社会主义制度巩固的辩证关系上突出发展，强调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社会主义巩固的根本条件。总之，新的社会实践使邓小平对于发展生产力问题的认识既继承了毛泽东的大思路又比毛泽东更深化了一步，并且形成了比较系统和完整的生产力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