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是一个长期积累不断渐变的发展过程。据统计，从1860年或1870年到1986年的100多年间，日本人均GNP平均增长率最高，达到3.5%；其次是瑞典，为2.5%；美国、法国、丹麦为1.9%；意大利为1.8%；英国为1.4%。即使像日本创造“经济奇迹”的国家，也用了100年以上的时间才建成发达国家。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动工业化的时间晚、起点低，以及诸多因素的限制，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在一个相当短的时间内完成。从世界经济史角度看，中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任务至少需要花费100年的时间。
（一）毛泽东超高速赶超战略的形成
在实施高速发展和赶超战略的起始阶段，毛泽东对中国实现工业化速度与实现现代化时间的估计，是比较求实与谨慎的。1953年9月他曾告诫大家要谨慎一点，稳步前进，不能太急。他曾严肃地指出：“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的错误。”毛泽东亲自参与审议和修订的“一五”计划草案，把工业年平均增长速度规定为14%至15%，这不仅大大低于经济恢复时期带有恢复性质的平均增长34.8%的高速度，而且也低于起初提出的20%的增长速度。毛泽东的总体思路是用15年的时间完成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用50年到75年甚至100年时间实现现代化，赶上或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1955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当毛泽东第一次提出“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一目标时，他提出的赶超时间是“要在大约几十年内”。在这一年10月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时，他还说由于我国经济条件比较差，技术改革的时间要比社会改革的时间长一些，建成现代化的国家需要50年到75年。在1956年8月党的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他又把“超过美国”的时间规定为50年、60年内。尽管这时毛泽东对于赶超发达国家的时间说法不一，但总的说来他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还是有一定认识的，他的这种估计还是符合客观实际和经济发展规律的。
但是，伴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要求过急的偏差，毛泽东的这种认识也很快发生了变化，对于高速度的追求越来越脱离客观实际，逐渐形成了他的超高速赶超发展战略。
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规定，大约用15年左右的时间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随着1955年夏季对所谓“小脚女人”的批判，很快掀起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仅用了3年的时间就完成了本来打算15年才能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
如此迅速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大大超过了毛泽东原先的预想，也正因为如此，这个改造的历史进程对他的经济发展战略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使他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模和速度问题产生了新的认识。他从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完成的历史经验中得到启发，认为原有的经济发展观念已经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因而，必须彻底改变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1955年12月27日，他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的序言中，针对社会主义改造迅速发展的事实明确指出：在1955年的下半年，中国的情况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而这个“根本的变化”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因此，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批判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的右倾保守思想问题存在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这里有农业的生产、工业（包括国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社营）和手工业的生产，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基本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商业同其他经济部门的配合，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工作同各种经济副业的配合等等方面。在这些方面，都是存在着对于情况估计不足的缺点的，都应当加以批判和克服，使之适应整个情况的发展。在这本书的一个按语中，他还十分乐观地指出将来会出现从来没有被人们设想过的种种事业，几倍、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于现在的农作物的高产量。工业、交通和交换事业的发展，更是前人所不能设想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也是如此。很明显，到1955年底，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速度和规模的认识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这个变化不仅反映在思想上而且很快落实到行动上。1955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同14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商定的《农业十七条》明确提出，到1967年粮食产量要达到10632.8亿斤，棉花产量要达到12000万担，并确定以此作为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农业十七条》对粮食产量目标的规定大大超出了原来的设想和规划。1956年1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将十七条扩充为四十条，拟定了著名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这个草案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大规模超高速发展经济的战略构想。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又提出了要以农业发展战略构想为推动力量，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迅速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构想。他指出，我们工业的发展速度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所束缚，我们的速度可以超过苏联头几个五年。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经济工作中很快就出现了急躁冒进的情绪和做法。1956年上半年各项建设事业出现了冒进现象，一些生产计划突破了原有的指标。这种急躁冒进的倾向很快引起了一些中央负责同志的重视。1956年2月，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就提出了经济工作要注意实事求是的主张。1956年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经济工作中要贯彻既反对保守，又反对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在刘少奇的关怀下，6月20日《人民日报》以社论形式发表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文章，全面阐述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方针。在周恩来、刘少奇等同志的努力下，冒进的错误得到了纠正。中共八大坚持了既反右倾保守又反急躁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然而，毛泽东对这篇社论是不满意的。当《人民日报》这篇社论稿送他审阅时，他批示“不看了”。后来他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说，社论是“骂我的，为什么看”。《社论》引了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的话，即“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不要勉强去做那些做不到的事情”，而没有接着引下面的一段话，“当然，现在情况是不少人有右倾，本来可以办到的事，不去努力办。”毛泽东对此非常生气地说：“社论年法同魏忠贤的办法一样，君子小人。引我的话，掐头去尾，只引反‘左’的，这不对。不用全段话，是秦琼卖马，减头去尾要中间一段。”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毛泽东就开始不断地批评反冒进。在党的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他说，过去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现在应当“恢复”、“复辟”。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亲自审阅过的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高潮》的社论。这个社论不仅首次将批评反冒进的事公之于世，而且还公开提出了“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的口号。此后，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杭州会议，3月的成都会议，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反复批判反冒进，并使这种批判不断升级。他警告说，反冒进者犯了路线性、方向性、原则性的错误，离右派只有50米。他指出，以后只有反右倾保守，不能反冒进。正是在批评反冒进的过程中，毛泽东的大规模超高速的经济发展战略得到了重申和进一步的发展。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标志着“大跃进”全面发动。“大跃进”运动是毛泽东超高速赶超战略的具体实施和最集中的表现。
正是在“大跃进”运动酝酿和发动的过程中，毛泽东把赶超发达国家的时间一再提前。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提出了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1957年12月2日，刘少奇代表中央向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致祝词时，公开宣布：在15年后，苏联的工农业在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可能赶上和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时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1958年2月，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又公开表明，苏联已决定用15年的时间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美国。中国人民准备用15年或者较长的时间，在钢铁及其他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1958年3月，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在向党中央、毛主席提出的一个报告中提出：只要把“红”与炼钢、炼铁结合起来，从我们自己的教条主义学习方法中解放出来，我国钢铁工业苦战3年超过八大指标（1050万-12000万吨）、10年赶上英国、20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是可能的。毛泽东不仅称王鹤寿的报告是“一首抒情诗”，而且还根据这个报告中的观点，明确宣布：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认为10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10年可以赶上美国。5月5日至23日，八大二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批语中，采纳李富春的意见，稍加变通，明确提出：“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6月22日，毛泽东在薄一波的《汇报提要》上批示：“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9月2日，他在给刘少奇、周恩来等的信中提出：“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
赶超时间的一再提前促使人们对速度的追求愈演愈烈。1955年底，尽管毛泽东反复强调建设速度要加快，但他对快的理解还是实事求是、切合实际的，况且当时刘少奇、周恩来也都赞同毛泽东加快发展的战略。据薄一波回忆：“1955年12月5日以前，周总理和我提出了‘多’、‘快’、‘好’三字，毛主席完全同意，便接过去提出‘要快，要好，要多’。李富春同志后来补充了一个‘省’字。随后，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的一个文件中，出现了‘快、多、好、省’的提法。”1956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把经过文字调整之后的多快好省原则公开发表出来。尽管这篇社论充满了形势逼人的气息，但对多、快、好、省关系的理解还是辩证的：“必须又多又快，才能赶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必须要好，要保证质量，反对不合规格的粗制滥造；必须要省，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以便用可以积累起来的财力来办好一切应该办而且可以办的事情。又多又快，是反对保守主义，又好又省，是反对潦草从事，盲目冒进，铺张浪费。又多、又快、又好、又省，这四条要求是互相结合而不可分的，遵守这四条要求，我们就能按照社会主义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来进行全面规划。这样做法，我们就完全有可能，在工业建设和文教建设方面，也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这里一定会有困难，但这是应当办而且办得到的事情，困难是可以解决的，应当根据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原则解决这些困难来提高发展速度，因此，这是稳步前进，而不是盲目冒进。”1957年10月9日在党的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讲道：“本来，好、省是限制多、快的。好者，就是质量好；省者，就是少用钱；多者，就是多办事；快者，也是多办事。这个口号本身就限制了它自己，因为有好、省，既要质量好，又要少用钱，那个不切实际的多，不切实际的快，就不可能了。我高兴的就是在这个会议上有个把同志讲到这个问题。还有，在报纸上我也看见那么一篇文章，提到这个问题。我们讲的是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不是主观主义的多、快、好、省。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毛泽东对多快好省关系的这种阐释尽管是辩证的，但从总体趋势上看则倾向于多和快。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刘少奇解释总路线的精神时也说：建设速度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主要的问题。1958年6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力争高速度》的社论，指出：“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是总路线的基本精神。”高速度“像一根红线，贯穿在总路线的各个方面。如果不要求高速度，当然没有什么多快好省的问题；那样，也就不需要鼓足干劲，也就无所谓力争上游了。因此可以说，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速度问题是建设路线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方针问题。”“快，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整个“大跃进”就是在这种盲目追求高速度的气氛中进行的。
毛泽东极为赞赏“大跃进”这个口号。1958年5月26日，他在写给中央和各省、市、区党委的信中曾说：重看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觉得主题明确，气度从容，分析正确，任务清楚，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开篇。他还说过：“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者闭口无言了；要反，那就立即把自己抛到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此文发表时，我要颁发博士学衔的话，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发明科学家。”毛泽东之所以看重“大跃进”这个口号，是因为在他看来这个口号最鲜明准确地表达了他的经济发展战略。在同赫鲁晓夫的一次谈话中，他说，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我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
（二）毛泽东超高速赶超战略的主要特征
以“大跃进”为实践形式的超高速赶超战略主要有以下三个特征：
1.从产业结构的角度看，它是一种把重工业作为突出固定重点的“倾斜发展战略”
所谓重点突出的“倾斜发展战略”是指，在特定的条件下，通过某个或某些产业部门的重点突出的发展，来带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发展。世界上有些国家曾实行过这种发展战略。例如，战后初期的日本，在进行侵略战争失败后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曾经把煤炭和钢铁的“超重点增产”作为中心，以便突破经济危机，使国民经济迅速恢复起来。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也曾长期地把重工业生产放在重点突出的地位，而在重工业中又把机械工业作为中心。建国初期，毛泽东认为中国应当学习苏联的经验，把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他多次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的，这一点必须肯定。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过程中，毛泽东又强调把发展钢铁生产作为中心。1956年在听取34个部委汇报时，就主张钢的产量要五年翻一番，要采取“一番加一番的增长法”。在“大跃进”超高速赶超发达国家进程中，更是把钢铁的生产作为与发达国家相比较的唯一目标，试图把钢铁工业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的纲，想通过重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的重点突出的发展带动其他部门的发展，甚至形成了“以钢为纲，纲举目张”、“一马当先，万马奔腾”这样一些生动形象的口号。据薄一波回忆，在1958年6月18日的一次谈话中，毛主席曾对他说：现在农业已经有了办法了，叫做“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你工业怎么办？薄一波没有多加思索，就回答说：工业就“以钢为纲，带动一切”吧！毛主席说：对，就按这么办。毛泽东认为，机械工业也很重要。接着就议论起工业交通各行业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了，提出机械工业也是纲，电力和铁路是先行。因此，薄一波在修改《汇报提要》时，就写下了这么一段话：“基本建设投资首先保证两个‘纲’和两个‘先行’部门的需要。两个‘纲’就是冶金工业和机械工业。两个‘先行’部门，就是电力和铁路。纲举目张，其他一切东西都带动起来了。这是工业部署上的战略问题，必须有统一的看法。”7月1日，《人民日报》就闻风发表一篇《以钢为纲》的文章，后来广泛使用的“以钢为纲”、三个“元帅”（钢铁、机械、粮食）、两个“先行”之说，皆出于此。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的一次讲话中又解释说：“两个东西最要紧：一个粮，一个钢。有了钢，就能做机器。什么机器也可以做：挖煤炭的机器，开矿山的机器，发电的机器，炼石油的机器，火车、轮船、飞机等交通机器，化学工业的机器，起房子的机器，农业机器，都要钢。所以一为粮，二为钢，加上机器，叫三大元帅。三大元帅升帐，就有胜利的希望。还有两个先行官，一个是铁路，一个是电力。”因此，“大跃进”期间，毛泽东不断强调加快钢铁工业的生产，1958年产量要达到1070万吨，第二年搞到2000万-3000万吨，“苦战”三年，达到5000万吨；指示省委第一书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工业上来，并且主要是抓钢铁；同时组织全民大办钢铁，要求各地方都要把钢铁的生产和建设放在首位，确保“钢铁元帅”升帐，实现以钢为纲、全面跃进。
2.从经济增长方式的角度看，它是一种以增加生产要素为主要途径的粗放发展战略
以粗放发展为主的发展战略的特点，在于实现经济增长的途径主要是靠增加生产的要素，即增加积累、增加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以“大跃进”为实践形式的超高速赶超战略所追求的经济增长就是一种典型的粗放式增长。这表现在：首先，在粗放增长中，资金是重要的生产要素，是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推动力。要实现这种经济增长，首要的条件就是扩大投资规模，而这就需要提高积累率，增加积累资金。在1958年至1960年3年间，积累率由“一五”计划时期的年均24.2%，提高到33.9%、43.9%、39.6%，三年积累总额1438亿元，比“一五”计划时期全部积累还多44%。同时，这3年在新增的国民收入中新增积累所占比重，1957年只占三分之一，而1958年则达到80%多，1959年底新增积累额甚至超过当年新增的国民收入，这意味着积累是靠挤占消费基金来获得的，高投入、高速度是通过牺牲人民的必要生活水平来换取的。然而，统计数字表明，中国的资本利用效率却很低，这突出表现为投资系数（即每单位投资与其所增加的年产量之比）极高。1957年至1958年，中国积累率为29%，投资系数为5.26，而日本在1955年至1960年间，积累率为25.1%，投资系数则为2.8，这说明，中国资本的投入一方面是大规模的，另一方面又是低效率的，因而是粗放的。其次，粗放增长战略的重点是放在产量上，强调增量扩大。在“大跃进”运动中，突出的表现就是注重小企业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毛泽东高度评价小企业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鼓励各地大搞“小（小转炉、小平炉）、土（土法炼钢）、群（群众运动）”生产。他在1957年10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为实现年产2000万吨钢的目标，就要多开小钢厂。我看那个年产三五万吨的钢厂、七八万吨的钢厂要多开，很有用处。1958年，毛泽东又动员全国人民大办小型的土法炼钢、炼铁（即所谓“小土群”）。还根据大炼钢铁的需要，要求在地质、煤炭、电力、机械、交通运输等方面也开展“小土群”。据统计，1958年，全国共建手工操作（即所谓“土法生产”）的小型工业企业121.5万个，主要作业用机器操作（即所谓“洋法生产”）的小型工业企业7.5万个，两项合计129万个。在“大跃进”运动遭受失败后，毛泽东仍然认为，虽然“大跃进”效益不佳，但它迅速建立起一批工业设施，把我国整个经济建设的局面打开了。他形象地比喻说：这就像养猪，头四个月是长骨架。在毛泽东看来，这种低效益的积累是经济高速增长所必需的，在大的主导下，大量地发展中小型，在洋的主导下，普遍采用土法，主要是为了高速度。毛泽东还强调，发展“小土群”生产是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必经阶段，“土办法”将来会变成洋办法，初级的东西将来会变成高级的东西。现在因陋就简，但开始有个底子，前途未可限量。再次，在“大跃进”运动中非常注重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这是“大跃进”期间一直强调的一个重要观点。
3.从运行机制的角度看，它是一种以广泛发动群众为主要动力的经济发展战略
超高速赶超战略的目标都是凭主观愿望而盲目制定的，根据我国当时的生产条件，按正常的生产程序显然是无济于事的。在这种情况下，党和毛泽东就把实现赶超目标和经济超高速运转的希望寄托在广大群众的热情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上，试图通过发动群众，靠发挥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同大自然作战，以达到预期目的。1958年5月29日，《人民日报》社论说：“我们的国家是又穷又白，我们的建设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这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唯一方法就是依靠群众。”1958年9月《人民日报》社论《关键在于大搞群众运动》更明确指出：“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大搞特搞群众运动，是我们一切建设事业高速度发展的基础。”“没有群众运动就没有高速度。”毛泽东视察马鞍山钢铁厂时说：“发展钢铁工业一定要搞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毛泽东还针对那种否定社会主义建设中大搞群众运动的倾向指出：“我们还有一些同志不愿意在工业方面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他们把工业战线上搞群众运动，说成是不正规，贬之为‘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显然是不对的。”
（三）毛泽东超高速赶超战略形成的原因
为什么毛泽东会形成这种超高速赶超战略呢？或者说为什么毛泽东在50年代末期对建设规模和速度的认识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以至于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呢？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这一问题。
1.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
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战略家，从青少年时代起，他就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在他看来，中国是整个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战略决策不能不从与整个世界局势的相互关联中去考虑。50年代的中国面临着资本主义的严重威胁，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建设与巩固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二重主题。毛泽东认为，只有加快经济建设步伐，快速提高生产力水平，才能使中国的社会主义真正得以巩固。他的超高速赶超战略思想，可以说与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的忧患意识有着紧密的联系。毛泽东的超高速赶超战略也受到苏联建设实践的巨大影响。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采取严重敌视的态度，中国不得不采取“一边倒”的政策，这虽然是政治上的策略，但不可能不影响到经济，虽然1956年提出要摆脱苏联模式，但这种经济上的重大影响是难以短时间内消除的，不仅如此，中国一直认为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我们作出了榜样，提供了经验，我们可以借鉴其经验，比他们搞得更快更好些。在经济战略目标的制定上也是如此。列宁首倡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种经济发展战略，斯大林将这种思想推向实践，赫鲁晓夫继承这种思想和做法，并且将其视为比较容易的事情，因此在1957年11月提出了15年赶超美国的口号。毛泽东正是受赫鲁晓夫的感染才提出了“15年赶超英国”的设想。不仅如此，标志着对经济建设规模和认识发生变化的两篇《人民日报》社论，即《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1957年11月13日）和《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1957年12月12日），都是在莫斯科审阅和修改的。后来中苏关系恶化，赫鲁晓夫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持反对态度，出于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需要，毛泽东更加相信和坚持自己的经济发展战略。从国内形势来看，社会主义改造出乎意料地提前完成，1957年反右斗争又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生产积极性，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没有正确分析和研究这些积极性的双重作用，仅看到其积极的一面，没有估计到会产生消极的一面，并进而得出工业化并不很难的结论。1958年5月，他说，过去不少人认为，工业高不可攀，神秘得很，认为“搞工业不容易啊”，总之对工业化有很大的迷信。我是不迷信工业高不可攀。在1958年9月5日的国务会议上又讲：说工业了不起，可难了，什么科学可难了，这也是迷信，就不要相信那些。这无疑强化了他对经济超高速增长可能性的认识。
2.对经济建设缺乏经验
对于如何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和如何开始新中国的建设，由于党和毛泽东经过几十年的艰难曲折，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有了比较完备的认识，所以是有充分理论准备的。然而，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提前完成，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来得太快，对于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毛泽东和党中央都缺乏充分的理论准备和必备的经验积累。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就讲过：经济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因为才进行七年，还需要积累经验。他提醒人们，必须懂得，在这个问题上是存在着矛盾的，即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这需要在实践中去解决。同时他希望取得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比较取得革命经验的时间要缩短一些，同时不要花费那么高的代价。“大跃进”是毛泽东进行经济建设的“大试验”，在付出了代价之后，他更觉得自己的建设经验不足。1961年8月23日，在第二次庐山会议上，他讲道：“对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我们搞社会主义是边建设边学习。搞社会主义，才有社会主义经验，‘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搞社会主义，我们没有一套，没有把握。”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更深刻地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前些年，“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缺乏经验，但又不能等有了经验再搞建设，这样在建设实践中就必然希望有某种现存的东西来补偿这个不足。这种补偿不外乎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外求，即求助于经典作家的现有理论和别国的现成经验；二是内求，即求助于原有的某些传统经验。这两个方面，都是搞建设的宝贵财富，但必须与现实结合好才行，否则会出现相反的效果。这也存在两种可能：将经典作家的理论或别国的经验绝对化就会出现教条主义，将自己的原有经验绝对化就会导致经验主义。毛泽东经济超高速增长战略的形成就与这两个方面都有关系。比如赶超战略的制定就有将列宁、斯大林的论述和苏联的实践经验绝对化的倾向。“大跃进”过程中关于高速度的论证，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一天等于二十年”的论断也成了人们常引的理论根据。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的这个发展战略具有教条主义的认识论根源，但更重要的是它的经验主义认识论根源。这个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据是群众运动，他之所以如此强调群众运动的作用，正是将革命战争年代群众运动经验绝对化的结果。群众运动作为无产阶级政党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它只适合于特定的客观对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问题众多，都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显然是不行的。发展生产力以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为中心，沿用战争年代群众运动的经验，用群众运动的方法解决这一矛盾，往往会忽视客观对象的特殊规定性，结果往往事与愿违。
3.过分相信和强调主观能动性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并企图通过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来弥补物质技术力量的不足，这是毛泽东形成这一经济发展战略的又一重要原因
中国的实际情况是“一穷二白”，但又要实现生产力的跃进，这充分反映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深刻矛盾。毛泽东的超高速经济发展战略反映了试图解决这一矛盾的努力，在党和毛泽东看来，解决矛盾的途径就是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1958年5月24日《人民日报》社论发挥了这一论点，社论指出：“解放了的、觉悟了的、团结起来和组织起来的六亿多人口，这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创造力量，有了这个力量，就能够有工业和农业的高速度发展，就能够做到人类所能够做到的一切。”“大跃进”中，有人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人民日报》对这种明显的主观唯心论的口号不但不加以纠正，反而无条件地加以提倡，并大批所谓条件论。8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年底算账派输定了》的社论明确宣扬这个观点：“国民经济的发展，主要的不是决定于这种或那种条件，而是决定于人，决定于广大的人民群众是不是鼓足干劲，是不是力争上游，是不是事事多快好省。群众说得好，‘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地的产是人的胆决定了的”，“条件论者可以休矣”。在这里只讲人的因素不讲物的因素，以为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正是这一思想成为毛泽东超高速经济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另外，在“大跃进”的形势下，有些理论工作者，甚至提出了“规律可以消灭”的论点来为这种经济发展战略作论证，报纸杂志还大批所谓“条件论”、“悲观论”、“机械论”、“农业增长有限论”，理论界的诸多牵强附会的论证，也强化了毛泽东超高速经济发展战略的形成和推行。
（四）关于超高速赶超战略的几点评说
以“大跃进”为实践形式的超高速赶超战略以良好的愿望出发，却以“一场实实在在的大灾难”结束，“亲身经历过‘大跃进’的人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但“大跃进”运动的失败是否意味着赶超战略的失败呢？如前所述，我们认为，“大跃进”只是赶超战略的一种极端形式，它的失败不在于赶超战略本身而在于它的脱离了客观实际和违背了客观规律的超高速度。具体说来，我们谈三点认识：
1.赶超战略反映了经济落后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普遍规律
从世界历史范围来看，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和洲际性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政治风暴，而这一政治风暴把那些处于世界发展边缘的第三世界国家卷入了世界现代化的大潮，“这些推迟到来的现代化（delayed modernization）与早期现代化相比，处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国际发展环境中。它们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政治变革引导经济变革，国家全力投入追赶型现代化、强制型工业化。第三世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几乎是齐头跑步奔向现代化。”这就是说，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经济落后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一个带普遍性的发展规律。中国是第三世界国家，是世界上典型的现代化后来者，发动时间大大晚于英、法、美等先期工业化国家，而经济起点又几乎低于所有的先期工业化国家的起飞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就表现为一个被大大压缩了的赶超过程。因此，中国的现代化以英美作为赶超的目标和参照系，不仅是一种符合规律的必然现象，而且也极有政治意义。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极端落后的大国搞现代化建设，如果总是一步一步地跟在别人后面爬行，不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快的建设速度，被动挨打的局面就永远无法改变。毛泽东提出经济发展的赶超战略，就是为了迅速增强国家实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摆脱西方发达国家的控制和威胁，改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
2.切合实际的赶超具有切实可行性
如果我们对各种条件加以综合分析，毛泽东在“大跃进”运动之前提出的五六十年赶上美国和15年赶上并超过英国这种本来意义上的赶超，并不是没有现实可行性。社会主义能够取代资本主义，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社会主义能够更好、更快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毛泽东提出赶超战略时，这一点已不仅仅是理论上的说明，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已经很好地得到了体现。苏联在资本主义发展危机的年代里实现了工业化，首先是取得了国防现代化的重大胜利，苏联工业生产的年增长率，按西方的低估计也已达到了9%（1928-1940），远远超过美国的5.5%（1869-1899）、德国的4.4%（1870-1913）、日本的6.9%（1905-1930），开创了高速经济增长的历史纪录。正是因为这样，尽管苏联与英、法、美等比较也是现代化的后来者，但经过40年的现代化建设，在许多方面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例如苏联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原子能发电站，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批喷气式客机，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批洲际弹道火箭，先于美国把人造地球卫星送上太空，等等。新中国建立后，我们的经济也一直处于高速度发展之中，尽管带有一定的恢复性质，但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坚定的赶超自信心是有理由的。1949年我们的社会总产值仅557亿元，到1952年已达到1051亿元，到1957年又增加到1606亿元，“一五”期间，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11.3%。就工业总产值的年均增长速度来看，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是34.8%，“一五”时期是18%。这样的发展速度在中国历史上罕见，比英美等发达国家同一时期的发展速度也快得多。从英国中央统计局提供的数字来看，1948年至1956年英国工业年均增长速度是3.9%，而1952年至1956年的年均增长速度只有3%。因此，只要我们精密组织，科学管理，坚持速度和效益并重的原则，不出现“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那样大的失误，在相对短的时间内赶超英美这样的发达国家应该说是有某种可能性的。薄一波在反思建国以来历史时，也对有些著作对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提出钢铁等主要产品产量15年赶上英国的口号所提出的批评谈了不同的认识，他指出：在当时两大阵营严重对峙和美国政府不断在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的国际环境下，一个拥有6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憋一口气，矢志增强自己的实力，争取某些产品产量尽快赶上某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奋发图强的精神是无可指责的。再说15年赶上英国，就钢的总产量来说，也不能算是冒进。当时我们掌握的资料是：英国从1913年到1956年的43年中，钢产量只增长169%，年均增长1.3%，而我国“一五”期间钢产量增长近3倍，年均31.8%。1957年英国钢产量为2174万吨。按照英国几十年钢的增长速度推算（必然发生的经济危机和萧条不算在内），估计15年后，即到1972年，英国钢产量可能达到3600万吨。我国1958年的钢产量，按第一本账的624.8万吨计算，如果以后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那么到1962年可达到1200万吨（八大建议指标的上限），1967年可达到2500万-3000万吨，1972年可达到4000万-4500万吨，即可超过我们匡算的英国1972年钢产量400万-900万吨。后来的实践证明：我们那时替英国作的预测想得太顺利了。1958年以后，英国经济发展远没有我们想的那么顺利。它的钢产量1970年曾达到过2822万吨，可是1972年又下跌到2232万吨。我国经过“大跃进”三年，不顾一切，虽然把钢产量突到1866万吨，但1962年不得不又猛降到667万吨；调整后，重新起步，到1972年，也达到了2338万吨，虽比英国1970年的产量还差约500万吨，但同英国当年的产量持平。可见，如果我们按1956年八大确定的指标和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办事，不搞什么“大跃进”，那么，我国1972年的钢产量超过英国是绰有余裕的。
3.“大跃进”的失败不是赶超战略本身的失败，而是违背客观规律的超高速度的失败
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必须首先考虑国情的现实性。中国国情的现实性表现为：第一，中国发动工业化时间太晚，直到本世纪50年代才出现经济增长，比发达工业化国家滞后了100-200年时间，中国是现代化的后来者。第二，中国工业化起点太低，中国50年代人均产值仅及发达国家工业化初期水平的四分之一到十分之一，难以避免出现人均收入绝对差距日益扩大的现象。第三，中国总人口数庞大，人均资源占有量和消费量与发达国家的人均水平差距过分悬殊。人口持续增长，耕地面积不断下降，人口与资源矛盾相当尖锐。第四，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大多数，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大多数，中国农村的工业化、现代化任务还相当繁重，人口不断迁移，劳动力不断转移还需要相当长的发展过程。第五，中国各地区发展极不平衡，不仅存在量广面大的十分落后的农村地区，还存在十分贫穷的欠发达地区以及大量的绝对贫困人口。这是人口众多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的欠发达特征之一。“大跃进”超高速赶超战略，从总体说，一方面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愿望，这是应当肯定的，但是另一方面却严重忽视了中国国情的现实性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这是应当引以为戒的。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经济发达国家为可比的参照来思考中国经济的发展战略，确定自己的经济战略目标，这无可非议，但制定经济发展战略首要的是考虑本国的国情，要从自己的客观实际出发，否则这只能是空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先进的生产关系作为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基础，有刚刚获得解放的人民群众的高度生产积极性作为主观条件，还有党的领导作为可靠的组织和政策保证，按理说，追求一种相对较高而又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完全可能的，党和毛泽东特别关注经济增长的速度问题也是非常应当的，然而，无视客观条件，不了解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单凭朴素的感情和良好的愿望去一味追求超高速度，就不可能不得到与愿望相反的结果。发动群众，倡导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这也是非常正确的，但将群众运动的作用绝对化，无限夸大群众运动的作用，忽视科学技术对发展生产力的作用，就难免违背经济发展的规律。总之，毛泽东在“大跃进”中实施的经济发展超高速赶超战略，只是反映了他作为一代伟人强国富民的良好愿望，但这实在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良性轨道。因此，我们认为，“大跃进”的失误，不是赶超战略作为一种战略思想的失误，而是由于对客观实际的估计、对客观规律（包括对速度与效益、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等）的认识不够准确，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
总而言之，毛泽东赶超战略的基本思路应该说是正确的，但出现了超高速赶超战略这一曲折的历史现实，也说明了当时对赶超战略还缺乏比较严密的逻辑论证，在认识上还不深刻，还没有把赶超的一般规律同中国的具体国情很好地结合起来，但这些缺陷随着实践的发展是可以逐渐克服的。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既坚持了毛泽东赶超战略的基本思路，并把这种赶超战略纳入邓小平理论的宏大体系中，中国人民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正在日益缩小着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只要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实现真正的赶超的一天终会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