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制度的规约，尽管各个国家和民族现代化建设的情况千差万别，但从总体上看，从根本性质上看，当今世界上只有两种现代化道路可供选择：即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是以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为核心的，由此决定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一系列特征：其现代化的目的是保证生产资料占有者追求最大限度的资本主义利润；现代化的程序则表现为一个经济的自然过程，以追求经济效率为首要目标，然后相应地配合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现代化的结果则表现为，财富在资产阶级一极积累，相对贫困在工人阶级一极积累。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核心的，由此决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系列特征：其现代化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全体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现代化的程序则表现为一个自觉的经济和政治过程，以实现现代化为首要任务，但注重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协调运作；现代化的结果则表现为，消灭两极分化，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为实现共产主义奠定物质基础。
无论从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看，还是从西方第三世界社会发展理论及第三世界社会发展实践的历史演进看，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发展能否取得成效，首要的问题是道路的选择。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的社会发展，首先要解决的同样是道路问题。西方社会发展研究中的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就是“西化”，就是“资本主义化”。从近代到现代乃至当代，中国人也不乏持此论者。然而，具有深刻历史洞察力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大师毛泽东和邓小平，却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眼光透视中国社会的发展，从而自始至终地坚决反对西方现代化理论把现代化等同于“西化”或“资本主义化”的观点，并坚决主张：中国社会发展的唯一出路在于社会主义化与现代化的有机统一。
（一）毛泽东对现代化道路的思考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贯穿他一生的理论与实践活动。综观毛泽东的有关论述，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他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理论的深刻性和科学性。
1.革命发展论与社会发展论的有机统一
如果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辩证思路来观察和透析近现代中国社会历史进程，我们可以发现，毛泽东的超人之处正在于他能够始终立足于整个社会发展的高度来思考中国问题。在革命家毛泽东那里，他对于中国革命的分析是服从于他对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总体认识的。在他看来，政治革命是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革命本身不是目的，它只是实现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因此，在毛泽东那里，革命的命题中孕育着发展的命题。在他看来，中国民主革命发生的深层原因，正是在于中国人民从备受欺凌的历史中痛感需要发展，而发展道路却又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严重阻挠这一严酷的历史现实。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之所以是革命的对象，正是因为它们“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是因为它们“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而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阶级”。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思考，正是以关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思考为前提的。在他那里，革命发展论与社会发展论是有机统一的。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我们认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是中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论，既是非资本主义前途的革命发展论，又是非资本主义前途的社会发展论。早在1937年，毛泽东在与美国新闻记者、作家尼姆·韦尔斯（Nym Wales）谈话时就指出：“中国不可能成为帝国主义或者十足的资本主义国家”，“像西欧那样发展资本主义的前途是没有的”。“中国具有不经过资本主义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可以避免资本主义而直接实现社会主义”。毛泽东这一思想在革命实践基础上的继续发展及其系统化、规范化，为其成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准备了内在条件。新民主主义论是革命发展论和社会发展论的有机统一。从社会革命的层面看，新民主主义论在处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上，明确主张：两个革命阶段中，民主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两个革命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毛泽东自称：“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论”。从社会发展的层面看，因为社会发展是社会革命的必然结果，从而社会发展与社会革命在性质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所以，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第一步“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按照毛泽东关于社会革命问题的逻辑，这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论。作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发展论与社会发展论有机统一的新民主主义论，其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就在于它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社会发展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2.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与社会主义前途的有机统一
毛泽东虽然力避中国社会发展的资本主义前途，但并不否定资本主义在整个社会历史进程中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的进步意义。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欧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社会主义思想反应，是以消灭资本主义为宗旨的。但是，它同时强调，消灭资本主义必须在大工业高度发展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大工业充分发展了的物质基础之上。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是坚信这一基本原理的。他反复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也必须具备强大的物质基础才能建立和巩固。可是，在中国特殊的国情基础上，既然不能通过建立资本主义社会来奠定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那么，又将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毛泽东的结论是：“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很明显，毛泽东设想通过新民主主义的发展来奠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1944年8月，他在致秦邦宪的信中说：“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毛泽东解释说：“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这里的“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就是指通过民主主义之发展可以奠定走向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为了深入说明问题，毛泽东还从个性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角度进一步说明新民主主义条件下充分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前途的意义。他针对有些人所谓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赞成发展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的某些疑虑，明确指出，我们反帝反封建正是为了解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对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束缚，以“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毛泽东之所以充分肯定个性发展对于民主主义的重要作用，不仅因为个性的发展对于促进民主主义的发展因而对奠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有着重要意义，而且还因为，个性发展本身也是社会主义所必需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
有些学者攻击毛泽东的非资本主义前途社会发展论，认为这是民粹主义在中国的变种。对于这种非历史的不负责任的论断，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已进行了有力的反驳。近来出版的《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又提供了驳斥这种观点的有力佐证。毛泽东认为，那种否定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必然性，试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直接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的想法，“只是完全的空想”。而这种空想与俄国的民粹派的想法别无二致。因此，毛泽东在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
由此看来，毛泽东主张的是具有现代化基础的社会主义，而不是那种否定现代化物质基础却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民粹派的空想社会主义。他关于在新民主主义条件下要充分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观点，是既充分考虑了建设物质基础的重要性，又着眼于建设这一物质基础的性质和目的，使之与社会主义前途相结合。
3.历史选择、文化选择和价值选择的有机统一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选择，是一种历史选择，又是一种文化选择，还是一种价值选择。
一是历史选择。毛泽东把现代化问题置于中国近现代史的一般发展中来思考，通过历史的比较，才得出了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经之路的结论。在毛泽东看来，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历代先进分子，都力图将中国引向现代化的道路，但始终未能实现。其根本原因在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异常强大，而民族资产阶级却“先天不足”，走资本主义道路，显然难以行得通。事实证明，走资本主义道路，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多种方案无一不破灭。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而“这种幼稚的梦的幻灭，正是中国富强的起点”。它告诉我们：“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二是文化选择。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由于中国现代化的后发性，中国的志士仁人对中国社会现代化之路的选择就有了文化比较的意义。从文化角度看，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贯彻整个近现代历史的中西文化体用之争，实质上就是在文化层面上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选择之辩。毛泽东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实质上是对中西文化体用之争的一种文化超越。因为这种结合既反对全盘西化，又反对中体西用的文化保守主义，讲求的是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现代化，作为“学”是中外一致的，不应分中西，关键是探索这种作为基本原理的“学”与具体国情相结合的有效途径。
三是价值选择。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途径之所以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除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不允许中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现代化和国内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领导资本主义现代化外，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资本主义已经处在向下没落的时期。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发展中的诸如贫富悬殊、道德沦丧、失业严重、犯罪、色情、社会风气恶劣等种种负面效应已经出现，而新建立的社会主义苏联却呈现蒸蒸日上之势。这就给我们在制度的选择上有了价值比较的参照。毛泽东在建国后的一次谈话中曾讲过：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说明，从价值的层面看，毛泽东之所以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有着避免资本主义给人民带来痛苦的想法。
客观地说，毛泽东致力于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结合，提出了中国社会发展非资本主义前途的设想并在实践中获得成功，这是了不起的创造。就思想史而言，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重大发展。因为，在马克思主义那里，“现代化”与“社会主义”是一种历时性的展开而不是共时性的并存。马克思主义是为西欧现代化的国家寻求社会历史出路，而不是为西方的社会发展指出现代化前途。尽管近来有人指出了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有关思考，其中也预示了东方社会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与现代化相结合的可能性。但这一些历史资料并没有构成毛泽东思考中国社会问题的知识背景。毛泽东在无这种资料背景的情况下，提出并实践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想，且暗合了晚年马克思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体现了他作为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优秀品质。
（二）邓小平对现代化道路的论证
作为团结在毛泽东周围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邓小平无疑认同并实践着毛泽东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构想。但是，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新的历史时期里，邓小平又结合新的形势在继续深化着毛泽东的这一伟大构想。有一位俄国学者指出：“邓小平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为社会主义中国而斗争的事业，他不仅对自己国家的社会主义未来没有丧失信心，而且对全世界的社会主义未来没有丧失信心。无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还是苏联共产主义的失败，都没有破坏他的这种信念。”这个论断是正确的。
早在1978年10月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在强调集中精力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就明确指出：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1980年1月，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又说：我们要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现代化，理所当然的，我们的干部队伍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80年代中后期，针对社会上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1985年3月7日）。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1985年5月20日）。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1985年8月20日）。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人们常常忘记是什么样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事（1986年9月2日）。一些香港的议论，台湾的议论，都是反对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我们把资本主义一套制度都拿过来，似乎这样才算真正搞现代化了。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我多次解释，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1986年9月28日）。我们干四个现代化，人们都说好，但有些人脑子里的四化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不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是社会主义的四化。他们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这样，关系就大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这个斗争将贯穿在实现四化的整个过程中，不仅本世纪内要进行，下个世纪还要继续进行（1987年2月18日）。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决大家的困难，才能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1990年4月7日）。
从新时期邓小平的理论演变看，毫无疑问，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是他一切理论活动的逻辑前提，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强调贯彻改革开放历程的始终。如果说与毛泽东相比在这方面有什么差别的话，那么，这种差别仅仅在于，毛泽东侧重于从指出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的角度来论证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邓小平则由于时代的变化，侧重于从维护社会主义的纯洁性，保障中国社会沿着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不断获得这一正确方向前进的角度来深化这一问题。
综合邓小平的有关论述，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论证包含以下逻辑环节和内容：
1.用历史来说明中国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必要性
1979年3月，他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60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1984年6月30日，针对有些人提出的如果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来，中国是不是也能翻身等问题，邓小平尖锐地回答：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多世纪内，处于被侵略、受屈辱的状态，是中国人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坚持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使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建国以后，我们从旧中国接受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工业几乎等于零，粮食也不够吃，通货恶性膨胀，经济十分混乱，我们解决吃饭问题、就业问题、稳定物价和财经统一问题，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经济建设。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1987年2月18日，他在同加蓬总统邦戈的谈话中，又系统地阐明了这一看法：“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提出的理想与我们的不同。我们讲的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而他们却提倡资本主义理想。中国从鸦片战争起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成了世界著名的‘东亚病夫’。从那时起的近一个世纪，我国有识之士包括孙中山都在寻求中国的出路。孙中山开始就想学习西方，所谓西方即资本主义。后来，孙中山觉得资本主义西方不行了，提出‘以俄为师’，学习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开始了国共合作，导致北伐战争的胜利。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的统治使中国继续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地位，在日本侵华期间大片国土沦为殖民地。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后来发展起来的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下，中国继续贫穷下去。这个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
2.只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保证现代化目标的真正实现
现代化战略目标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整体性，即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尤其包括人的发展和进步，而社会主义道路恰恰适宜于并能够保证这种全面发展和进步的实现。一方面，社会主义能够实现共同富裕。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道理很简单，中国10亿人口，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还会发生严重的失业问题。而在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基本制度，将根本决定社会不会出现两极分化，其发展的前途必然是共同富裕。而共同富裕是全体国民和社会整体素质提高的必要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为人的自由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社会主义的天性就是社会公有和社会平等，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与人之间由于根本利益冲突的消失而能够建立平等友好、互相合作的关系。总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广大人民获得富裕、平等、自由、幸福，而这正是现代化发展战略目标人民性特点的要求所在。
3.社会主义道路能够促进现代化目标的迅速实现
邓小平总结经验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我们的经济建设曾经有过较快的发展速度。现在我们总结了经验，纠正了错误，毫无疑问将来会比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得都快，并且比较稳定而持久。”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能够避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对生产力的巨大破坏，能够集中力量办一些起巨大带动作用或重要基础作用的大项目，保证生产力的整体协调发展，特别是能够调动起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从而有力地促进发展。当然，社会主义实践中走过一些弯路，传统体制上存在一些弊端影响了发展，但这正是完善社会主义的必要性所在，正是开辟社会主义新道路的生长点。
4.坚持现代化道路的社会主义方向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在1992年春的南巡谈话中，邓小平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置于世界现代化大潮中予以分析，指明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社会主义取向是世界现代化运动的表现，因此要坚定信心，但又要面对现实，准备走曲折的路。他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三）毛泽东邓小平现代化道路构想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毛泽东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选择，有着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它不仅是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趋势的科学把握，而且是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一种自觉体认，即使从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最新视角来审视，也具有重要的价值。第一，它体现了全球史观的大视角。从全球史观的大视角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的发展道路的选择，从社会性质上来说，有着多种可能性空间，既非纯资本主义又非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但是，这种道路的选择又必然受到时代条件、民族特点、国际关系等诸种因素的综合制约，这样，每一个民族、国家或地区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选择又决不会是主观随意地决定。毛泽东邓小平认定，中国社会发展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即是从对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国情相结合的分析中得出的正确结论。第二，它达到了现代化理论新的思维高度。从现代化理论的思维高度来看，归根结底，任何社会的发展都是由诸种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但从对外交往的角度讲，最重要的有两个因素：一是能够保持民族独立和平等的竞争地位；二是能主动地参与世界市场的经济文化交往体系。而在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真正获得民族独立和平等竞争的地位，并在此基础上获取参与世界市场经济文化交往体系的主动性。第三，它抓住了现当代世界发展问题的实质。综观形形色色的西方社会发展理论，在发展道路问题上，实际上出现了两种发展概念并包含着对两种发展道路的选择。一种是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模仿”、“复制”或追随；另一种是摆脱依附的发展，超越资本主义的发展，探索新的发展道路。一般说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排斥前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有选择地鼓励和支持这种发展，而对于后者，垄断资本主义是极力排斥的。道理很简单，这种“依附”和“追随”的道路，对他们有利。因此，当代世界发展问题的实质仍然是：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竞争。半个世纪以来，许多不发达国家为摆脱对资本主义的依附地位进行了顽强的抗争，历史经验证明，真正能够摆脱垄断资本主义束缚的唯一选择，是走社会主义之路。毛泽东邓小平抓住了这一问题的实质，毅然强调选择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