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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特大都市圈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的案例——长三角(2)

4.4.2 长三角都市圈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三角制造业通过参与产业间、产业内及产品内的国际分工逐渐嵌入到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体系;作为全球价值链外包体系中的承包者,长三角制造业企业通过与跨国公司之间的代工关系,不但在高新技术产业而且在具有传统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从事加工资本环节的分工。面对国际分工的新型化趋势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以垂直分工形式嵌入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的长三角制造业要想持续快速发展就必须谋求升级。

(1)长三角制造业嵌入国际分工的历程回顾

早在明清时期,长三角地区就有着较为发达的商品经济,当时的重要农产品(粮食和棉花)和手工业品(棉织品)的商品化程度非常高,并且远销其他地区甚至国际市场。1843年上海开埠后,随着国际资本主义的侵入,长三角的对外贸易额大幅上升,上海则成为东亚最大的工业和金融贸易中心。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全面推行计划经济,长三角非公有制工业几乎完全消失,国有工业比重一度高达90%左右,这一时期,上海虽然仍是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但其国际性金融贸易中心(交易中心)的地位完全丧失,而退化为全国工业中心(生产中心)。

改革开放后,长三角重新崛起,其制造业也随着该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嵌入全球经济循环中,具体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979~1990年为起步阶段。1979年全国人大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从而揭开了中国经济积极参与国际循环的序幕。在此期间,中国对外开放的重心在南方沿海地区,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桥头堡。1984~1985年,国务院先后决定进一步开放连云港、南通、上海、温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洲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对上述地区在利用外资方面实行优惠政策,同时采取完善立法、扩大地方外商投资审批权限等一系列措施,有力地推动了长三角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1986年10月,国务院颁布《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及若干实施办法。1987年12月国家有关部门制定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的有关规定》。上述措施对完善外商企业的经营条件、优化外商投资结构产生了积极影响,对促进长三角制造业与国际生产体系的融合过程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这一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在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所以长三角外向型经济发展相对滞后,长三角制造业融入国际生产体系的进程也较为缓慢。

1991~2000年为快速发展阶段。1990年中央决定开发和开放上海浦东新区,从而使长三角的外向型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上海成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聚集地,而苏州、无锡则分别成为台资、日资企业的聚集地。到2000年,长三角进出口商品总额达到725.7亿美元,比1992年增长307%。外商投资企业年末登记数为4.4万户,比1992年增长276.7%;外资企业投资额达到2028.5亿美元,比1992年增长9倍多。当年外商直接投资额达112亿美元,比1991年增长25倍。虽然经济增长速度非常快,吸引的外资也较多,但这一时期长三角的外向型经济仍然落后于珠三角,国际贸易依存度和国际投资开放度相对较低。同时,随着跨国公司的大量进入和国际制造业向中国东南沿海的转移,长三角制造业中的大部分都被纳入跨国公司全球分工体系,但这种以加工贸易形式为主的垂直分工一般扩散的只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加工组装工序,不包含起关键作用的创新性技术,跨国公司对作为核心技术的技术开发、产品设计及主要工艺装备、关键零部件的生产仍然加以垄断。

2001年以来为全面融合阶段。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实力的增强和区域内部的产业整合,长三角制造业不仅在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在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加工制造环节形成了竞争优势,从而拉开了与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体系全面融合的序幕。这一时期,中国仍然是吸纳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在2003年甚至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吸纳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而长三角在2001年也超过珠三角,成为国内吸纳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区域。2004年,长三角的国际投资开放度虽然仍低于珠三角,但分省市来看,江苏、上海的国际投资开放度都高于广东。虽然长三角的外贸进出口总额出口增长很快,但外贸依存度仍小于珠三角。此外,由于长三角在研究开发、技术创新、人员素质等方面比珠三角有优势,因此长三角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层次和承接国际制造业的档次要高于珠三角。例如,外商直接投资进行区位选择时,可能把皮革制造业安排在珠三角,而把IT制造业安排在长三角,显然前者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环节,而后者是技术密集型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前者在价值链上的位置要低于后者。

(2)长三角制造业参与国际分工的形式

长三角制造业主要以垂直分工的方式进入国际分工体系,并同时参与产业间、产业内和产品内的国际分工,具体表现为:第一,参与产业间的垂直分工。在国际市场上,长三角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而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较低,因此,基于产业间的垂直分工形态是长三角制造业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之一。第二,参与产业内的垂直分工。指对同一产业内技术密集程度较高的产品与较低的产品进行国际分工,长三角根据自己的资源禀赋特点,在技术密集程度较低的产品领域拥有竞争优势。如在钢铁产业内,一方面,中国的钢铁产量连续几年保持世界第一,长三角钢材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20.8%,每年向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出口中等档次的钢材;另一方面,包括长三角在内的钢铁企业又要从发达国家进口高档次钢材;第三,参与产品内的垂直分工。指对同一产品的生产过程中技术密集程度较高的工序与较低的工序之间的国际分工。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建立在全球价值链理论基础上的外包战略使跨国公司为了增强核心竞争力,将企业资源和目标集中于高附加值的产品研发设计、技术装备、关键零部件等核心业务或重要工序,而将劳动密集的部分非核心业务或工序(涉及信息资源、业务流程、人力资源管理、供应链等)全部或部分转为外部供应(李雷鸣等,2004)。根据外包体系中供应商的技术水平和产品附加值的不同,长三角制造业企业在制造业产品内纵向国际分工序列中,主要以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通称代工或贴牌生产)的形式参与到国际分工体系中。

(3)长三角制造业在新型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在整个全球价值链中,根据所处环节和获得附加值的大小,可以把企业主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居于核心环节与主导地位的领导厂商(往往是跨国公司),主要从事网络价值链内的战略制定、组织领导、管理控制等重要工作,对链中的其他企业起着绝对的影响与控制作用,是价值链的发起者、组织者、驱动者和治理者,能够获取较多的利润份额;另一类是处于从属地位的当地供应商,主要从事链中非战略环节的活动,如加工、装配等,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特征的组装环节,只能获得较小份额的价值增值。从嵌入国际分工体系的方式可以看出,长三角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从属地位,其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组装环节上,获得的附加值较低。

在近几年增长速度最快且2004年已经成长为长三角第一大产业的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中,长三角明显处于下游和产业链低端,核心和高端产品依赖进口,其优势主要集中在消费电子、计算机、通信以及电子元器件的加工组装及配套环节,加工方式主要是贴牌生产(OEM),通过直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关键电子设备和现代化生产线进行生产,而且多为低端产品,技术含量不高。在关键元器件、基础软件、集成电路和高性能服务器、路由器方面主要依赖进口。当前,全世界的电子行业大致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美国,它们生产的是高附加值的芯片和软件,微软和英特尔公司垄断全世界大部分的软件和芯片市场,它们在整个全世界电子行业所获取的利润至少要占60%左右;第二层次是日本和韩国,主要生产电脑和一些电子器件中关键性的元器件,它们的利润要占30%左右;而长三角的电子产业基本处于整个电子产业链分工中的第三层次,只是进行组装和贴牌,赚取不到10%的利润。如2004年长三角电子产业实现利润810.57亿元,销售利润率仅为5.22%,而同期微软获利达80亿美元,凭借其在操作系统上的垄断地位,产品利润率达到35%。

(4)基于国际分工的长三角制造业定位分析

以OEM为特征的经济成长模式,尽管使长三角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提高了制造业生产能力,带动了产业结构升级,加快了中国技术进步的步伐,并由此促进了该区域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和出口结构的升级优化。但长三角所承接的产业基本上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资金、技术密集产业的劳动密集加工环节,大量技术含量高的部分并没有随之转移过来。在全球生产体系中,一旦把自己的优势长期锁定在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或环节,不谋求产业升级,那么在日益细化的新型国际分工中,长三角将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因此,面对新型国际分工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在正确把握和清晰认识长三角制造业在新型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地位及其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基础上,推动长三角制造业产业升级,实现在全球生产体系中的价值链攀升迫在眉睫。

第一,追求产业升级是长三角承接技术含量高的产业、产品或生产环节的需要。当前,长三角制造业已经进入重化工业化阶段,承接的除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还有部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环节,但却没有能力承接技术含量更高的产业、产品或工序。进入21世纪,世界各国都卷入了新一轮的世界经济结构大调整,发达国家正从资本密集型产业向高科技、知识密集型产业转移,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都在以技术提高原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竞争能力基础上,向更高级的产业结构迈进,因此,面临国际分工重新洗牌的绝好机遇,长三角要想向国际先进制造业基地的远景迈进,首先必须推动自身的产业升级。

第二,追求产业升级是长三角制造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由于长三角矿产资源有限、环境承载力弱,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集约化和保证本区域的可持续发展,长三角一方面需要增加污染小、经济附加值较高的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装备制造业的比重;另一方面,从参与国际分工和产业互动关系的角度看,长三角也应加快承接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或环节。

第三,追求产业升级是长三角制造业保持和增强竞争优势的需要。当前,长三角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或环节上,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进入壁垒低,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具有和长三角一样的低成本优势,也成为国际市场上传统制成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最终消费品的供给者时,长三角制造业的优势很容易失去。因此,依靠产业升级、改变基本依靠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地位,大力提升制造业的技术含量与层次乃长三角制造业的当务之急。

第四,追求产业升级是提高长三角社会福利水平的需要。不可否认,长三角凭借劳动力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较低层次的国际分工地位,获得的利润自然较低,从而使得人们的工资水平和福利水平提高的速度也相对较慢。因此,从提高人们收入水平、增强社会福利角度看,推动长三角制造业产业升级、改善国际分工地位也是必需的和迫在眉睫的。

4.4.3 长三角都市圈制造业的竞争力分析

区域产业竞争力的强弱直接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表现为:其一,一个地区的产业竞争力越强,意味着该地区的产业设置、布局与资源禀赋相适应,即产业结构较为合理,这不仅有利于地区比较优势的发挥和竞争优势的形成,而且面对市场需求的变化,就越能表现出较强的结构转换能力和适应能力,并使得产业结构更加合理;二是地区产业竞争力越强,越有利于地区工业在发展过程中工业发展层次(包括技术层次)的不断提高,有利于产业价值链中龙头企业的培育,有利于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位置的不断攀升和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竞争力的增强。因此,区域产业竞争力既是产业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推动产业升级和提高国际分工、实现价值链攀升的原因。

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长三角制造业逐渐成为引领全国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产业竞争力较强。但在国际市场上,长三角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仅仅体现在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化工、机械及交通运输设备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较弱。面对国际分工的日益细化和价值链分工方式在全球的铺开,增强竞争力便成为新型国际分工格局下长三角制造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和动力。

(1)苏浙沪制造业竞争力比较

上海、江苏、浙江两省一市的制造业尽管发展都很快,但由于初始基础和发展阶段存在差异,选择的发展路径与模式也不尽相同,由此便导致制造业产业结构和竞争力各有特色。下面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对长三角内部两省一市的制造业竞争力进行分析比较。

偏离—份额分析法(Shift-Share Analysis,简称SS分析法)由美国经济学家丹尼尔·B·克雷默于1942年提出,后经E。S。邓恩和埃德加·胡佛的完善以及在应用中的进一步发展,成为现在普遍采用的形式。偏离—份额分析法从产业结构因素和竞争力因素两方面解释区域经济增长速度的差距。与其他方法相比,该方法能比较准确地确定区域内各部门或产业的发展状况与全局相关部门或产业相比竞争力的大小,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和动态性。

偏离—份额分析法是把区域经济的变化看做为一个动态的过程,以其所在大区域或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为参照系,将区域自身经济总量在某一时期的变动分解为三个分量,即增长分量(the national growth effect)、产业结构分量(the industrial mix effect)和竞争力分量(the shift share effect),以此说明区域经济发展和衰退的原因,评价区域经济结构优劣和自身竞争力的强弱,找出区域具有相对竞争力的部门。如果一个地区各产业的增长速度与全国同一产业增长速度完全相同,即排除掉由于各地区同一产业竞争力(或生产率)不同造成的增长速度上的差异,那么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与全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则是由结构因素所形成的。如果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与全国完全相同,那么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与全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只能由地区竞争力来解释。因此,偏离—份额分析法既是一种能说明地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即结构因素与竞争力因素所起的作用程度的计算方法,同时又是进行地区间经济增长的结构决定因素差异的比较方法。

在分析长三角制造业产业竞争力时可以设立以下偏离—份额分析模型:

假设Fk(T)表示T时期长三角k产业的产值,则:

Fk(T)=∑niFik(T)(1)

其中,Fik(T)表示T时期i地区k产业的产值,i=1、2、3,分别表示江苏、上海与浙江,k代表除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之外的28个制造业行业。

若用F(T)表示T时期长三角所有产业的总产值,则F(T)=∑nkFk(T),其中T=t0为基期,T=t为报告期。

根据偏离—份额分析法,可以将i地区k产业在报告期内的增长额(Gik)分离出增长分量(Nik)、结构分量(Pik)和竞争力分量(Dik):

Gik=ΔFik

=Fik(t)-Fik(t0)

=Fik(t0)F(t)F(t0)-1+Fik(t0)Fk(t)Fk(t0)-F(t)F(t0)+

Fik(t0)Fik(t)Fik(t0)-Fk(t)Fk(t0)

=Nik+Pik+Dik(2)

ΔFik为i地区k产业计划期内产值的增加额,Fik(t0)为i地区k产业的基期产值,Fik(t)为i地区k产业的报告期产值。根据上述模型,i地区k产业产值的增加额由三部分构成。

①Nik=Fik(t0)F(t)F(t0)-1为增长分量,即i地区k产业按长三角总产值的速度而应有的增长额。其中F(t)F(t0)-1为长三角总产值的增长率。

②Pik=Fik(t0)Fk(t)Fk(t0)-F(t)F(t0)为产业结构分量,即i地区k产业产值增长偏离长三角i产业平均增长的部分,它的增长是由于i地区k产业相对于长三角总产值的增长差异引起的,它反映了i地区k产业以长三角为标准产业结构的优劣程度。其中,Fk(t)Fk(t0)-F(t)F(t0)表示长三角第k产业产值增长率和长三角总产值的增长率的差异,它对于所有的地区都是不变的,只取决于Fik的结构。

③Dik=Fik(t0)Fik(t)Fik(t0)-Fk(t)Fk(t0)为i地区k产业增长额分解的剩余部分,即扣除长三角经济增长和部门结构变动因素之后的增长额。由于剩余成分的正负和大小体现该部门在长三角同行业中的相对增长水平,因而也被称作竞争分量,它反映区位条件或地区竞争力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利用竞争分量即可以判断地区i区域产业在长三角同行业所占有的竞争地位,又可以了解在长三角经济增长中各产业部门的相对扩张和收缩发生在哪些地区。其中,Fik(t)Fik(t0)-Fk(t)Fk(t0)表示i地区k产业产值的增长率与长三角k产业产值的增长率与长三角k产业产值增长率的差值。当Fik(t)Fik(t0)-Fk(t)Fk(t0)>0时,i地区k产业的发展状况取决于基期的实力;当Fik(t)Fik(t0)-Fk(t)Fk(t0)<0时,Fik(t0)越大,i地区k产业竞争能力越处于劣势。其中Pik+Dik为i地区k产业与长三角的总偏离量。

将(2)式两端同时除以Fik(t0),便得到了以增长率形式表示的i地区k产业偏离份额方程。

相应地,i地区的经济增长额(Gi)也分为增长分量(Ni)、产业结构分量(Pi)和竞争力分量(D),即:

①增长分量

Ni=∑kNik=∑kFik(t0)F(t)F(t0)-1

Ni表示i地区制造业按整个研究区域即长三角制造业增长速度而应有的增长份额。

②产业结构分量

Pi=∑kPik=∑kFik(t0)Fk(t)Fk(t0)-F(t)F(t0)

Pi表示i地区制造业结构的优劣程度,如果i地区以快速增长型产业为主,则P>0;反之,P<0.

③竞争力分量

Di=∑kDik=∑kFik(t0)Fik(t)Fik(t0)-Fk(t)Fk(t0)

Di表示i地区制造业在长三角两省一市中的地位和竞争力大小。显然,当i地区的多数产业都具有竞争力时,则D>0;反之,D<0.

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将2000年(基期)和2004年(报告期)江苏、上海和浙江两省一市制造业总产值代入上述模型,可以编制出三地的制造业总产值偏离—份额分析表,并与2002年洪银兴等人的研究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可以看出:(1)2004年浙江制造业竞争力延续了2000年的强劲增长势头,竞争力因素对制造业总产值的贡献达2970.61亿元,远远高于长三角平均水平,结果使得总偏离量不仅扭转2000年的负值局面,而且达到2264.29亿元,并成为长三角的最高水平。但与此同时,浙江制造业产业结构劣势拉动制造业下降量也高达706.32亿元,结构不合理成为浙江制造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2)上海的情况则刚好相反,虽然其制造业结构优势带来的增量高达708.14亿元,在长三角排第一,但制造业竞争力劣势却拉动经济下降2402.11亿元,结果导致其总偏离量在两省一市中从2000年的最高变成2004年的最低,代替2000年的江苏成为三地中的最弱者,制造业发展前景不容乐观。(3)江苏无论是增长总量还是增长分量都排在首位,而且与2000年相比,江苏制造业产业结构、竞争力都有较大改善。产业结构分量从-100.30亿元提高到-1.83亿元,竞争力分量从-61.37亿元提高到139.64亿元,虽然产业结构依然没有“扭亏为盈”,但竞争力的大幅度提升使得总偏离量从2000年三地中的最低提升为137.81亿元,略高于长三角平均水平。

为了更直观地比较长三角两省一市的制造业增长速度与竞争力水平,我们把江苏、浙江和上海制造业28个行业的增长分量、产业结构分量、竞争力分量、总偏离量分别在图中标出。

江苏、浙江、上海制造业竞争力分量由于三地的产业结构增长率即Fk(t)Fk(t0)-F(t)F(t0)一样,所以三地产业结构分量的比较实际上取决于Fik(t0)的大小。在产业结构分量为正数的7个制造业行业中,江苏在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普通机械制造业和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中有结构优势,上海在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烟草加工业中有优势,浙江在皮革毛皮羽绒及制品业和家具制造业中有微弱优势。在产业结构分量为负数的21个行业中,江苏制造业的基数Fik(t0)大,导致其Pik负的也多,不过由于江苏的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发展特别突出,2000年其产值占长三角该行业的46.75%,2004年占长三角该行业的52.48%,并且其竞争力分量也高达448.23亿元,所以从总体上来看,江苏制造业结构不断优化,高度化趋势明显。上海的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和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产业结构分量分别高达1184.68亿元和462.08亿元,而且纺织业、化学纤维制造业等传统产业的比重又不断下降,如纺织业从2000年占上海制造业总产值的10.86%下降到2004年的5.71%,同期,化学纤维制造业从33.85%下降到4.07%,因此,上海制造业位居长三角产业价值链的高端,层次相对较高。浙江制造业以传统产业为主,而且近年来又不断承接上海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纺织业、化学纤维制造业等传统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如纺织业占长三角的比重从2000年的36.88%上升到2004年的49.03%,化学纤维制造业从24.48%上升到51.77%,从而使得浙江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动力不足,其制造业产品层次相对较低。

江苏、浙江、上海制造业总偏离量从制造业竞争力分量图可以看出,第一,浙江在28个制造业行业中的21个(比重为75%)都具有竞争优势,这21个竞争力分量为正值的行业在总产值中累计所占的比例高达90.59%,可见浙江整体产业竞争力较强,特别是在纺织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普通机械制造业等传统制造业领域的竞争力特别强。第二,江苏在10个竞争力分量为正值的行业中,有6个行业的竞争力较强,它们分别是饮料制造业、烟草加工业、医药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和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这6个行业占江苏制造业总产值的比重为34.08%,说明江苏制造业竞争力在长三角有一定的优势,特别是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由于在该行业引进的外资比较多,并在苏州、无锡等地形成了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在沿沪宁线形成了一条以微电子、软件、移动通信及网络设备制造业为主的产业带,从而使江苏在该行业的竞争力非常强,有多种产品产量在国内甚至世界上都位居第一。此外,江苏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竞争力分量也高达656.81亿元,这与江苏实施沿江开发战略后加强重化工业的发展密不可分。第三,上海仅在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具有竞争优势,并且有26个行业的竞争力分量都为负值,即使在具有明显结构优势的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行业,其竞争力也非常弱,两者的竞争力分量分别仅有-256.55亿元和-801.52亿元,可见上海整体产业竞争力较差。

可以看出,第一,江苏有四个行业的增长速度高于长三角平均水平,并且由于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烟草加工业的产业结构分量和竞争力分量都为正值,所以这3个行业增长最快,发展水平最高。第二,浙江有21个行业的总偏离量都大于零,其中又有16个行业的增速快于江苏和上海,有6个行业的产业结构分量和竞争力分量都为正值,可见,虽然浙江制造业传统产业比重过大,产业结构不甚合理,但由于产业总体上竞争力较强,从而使浙江制造业依然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发展潜力大,成长性好。第三,上海有四个行业的总偏离量大于零,其中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发展水平高于江苏和浙江,不仅没有一个行业的产业结构分量和竞争力分量同时为正值,而且有21个行业的总偏离量为负值,说明上海制造业产业结构上的优势还不足以弥补竞争力方面的劣势。它如果想保持制造业的主导产业地位,并与服务业一起推动上海经济快速增长,就必须进一步推动产业升级以提高制造业竞争力。

(2)长三角制造业国内竞争力分析

以都市圈为基本单位的区域竞争愈演愈烈,在国内,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是这场角逐的主要参与者,为了能承接到更多的产业资本,它们之间展开了全方位的竞争。分析长三角制造业国内竞争力状况,明确长三角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与劣势,找到“木桶”中的短板,有助于推动长三角制造业在新型国际分工格局下进一步发展。

在东部三大都市圈中,长三角制造业增长总量、全国增长分量、竞争力分量及总偏离量都遥遥领先于其他两个区域,其中竞争力优势带动制造业总产值增长915.56亿元,但与此同时,产业结构却是制约长三角制造业持续增长的“软肋”,其劣势引起的下降量达374.44亿元。珠三角和京津冀在2000~2004年制造业总产值的增长量主要是由全国增长分量推动的,虽然它们的结构优势相当明显,分别带来755.01亿元和808.29亿元的增长量,但竞争力劣势却也给两区域制造业造成高达3684.65亿元和2834.66亿元的下降量。因此,从整体上看,长三角制造业在国内的竞争力较强。

为了进一步了解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的制造业结构及各行业的具体竞争力状况,列出了三大区域制造业总产值比重前10位行业的偏离—份额分析表。

可以看出,在制造业总产值比重前10位的行业中,长三角表现出极大的优势,增长分量、产业结构分量、竞争力分量和总偏离量不仅都为正值,而且分别都大于珠三角和京津冀的相应指标,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普通机械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4个行业的产业结构优势分别带动相应行业增长1218.93亿元、647.33亿元、1452.41亿元和360.92亿元,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纺织业、金属制品业和石油加工及炼焦业等4个行业的竞争力优势分别给相应行业带来1854.3亿元、274.12亿元、201.28亿元和190.74亿元的增长量。可以得出长三角制造业产业结构劣势主要是由占总产值比重为29.03%的其余21个行业造成的。相比较而言,珠三角、京津冀的制造业竞争力整体上较弱,特别是珠三角,在制造业总产值比重前10位的行业中,有3个行业的结构分量为正值,但仅有1个行业的竞争力分量为正值,而且由产业结构优势带动的1275.27亿元增长量不抵竞争力劣势引起的3769.87亿元下降量,导致这10个行业的总偏离量为-2494.6亿元;京津冀有4个行业的产业结构分量为正值,2个行业的竞争力分量为正值,产业结构优势带动的增长量为1166.25亿元,竞争力劣势引起的下降量为-2107.82亿元,总偏离量为-941.61亿元。

对比三大区域制造业总产值比重前10位行业的具体分布及排序,可以清楚地看到京津冀行业的结构层次较高,前10位行业除了金属制品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外,其余9个行业都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而且前3位行业的结构分量都为正值,前4位行业的结构分量为1370.87亿元;珠三角的结构层次又较长三角略高,前4位行业属于技术密集型或资本—技术、劳动—技术密集型产业,这4个行业的结构分量为2124.14亿元,其中有2个行业的结构分量为正值,2个为负值;长三角前4位行业的结构分量为212.1亿元,其中有3个行业的结构分量都为负值,特别是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纺织业,既是长三角的第二大行业,也是产业结构分量最小的行业,它和服装及纤维制品制造业、金属制品业及化学纤维制造业等行业的共同作用使得长三角制造业产业结构分量为负值。因此,虽然与2000年相比,长三角制造业中的第一大产业已经由纺织业替换成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产业结构高度化趋势明显,但由于纺织业、服装及纤维制品制造业等传统产业仍占很大比重,从而使得长三角制造业结构与珠三角相比仍有差距。

综上所述,作为中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长三角制造业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仍然较大,产业结构层次在三大区域中最低,成为长三角制造业的“软肋”和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如果其产业结构能够合理调整,则还能释放出374.45亿元的增长量。因此,为了推动长三角制造业持续快速发展,应该提高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重,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

(3)长三角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分析

在现有国际分工格局下,产业国际竞争力直接决定了区域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和承接产业的类型。分析长三角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有助于理解长三角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明确长三角制造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和发现推动长三角制造业快速发展的机会。

由于贸易竞争力是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表现形式,而反映贸易竞争力的指标就是贸易竞争力指数,再加上贸易竞争力的数据采集相对容易,因此,我们选择贸易竞争力指数作为评价长三角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指标。

贸易竞争力指数(Trade Competition, TC)等于一国某地区i产业的进出口贸易差额与该产业进出口贸易总额之比,用公式表示为:

TC=(Xi-Mi)/(Xi+Mi)

式中,Xi、Mi分别表示i产业的出口额和进口额。TC在1和-1之间波动,TC>0,表示产品或产业具有较强的贸易或出口竞争力,数值越大,优势越明显;TC<0则表示产品或产业的贸易或出口竞争力较弱。

根据长三角1998~2005年的工业制成品进出口数据,得到其TC指数。

4.4.4 长三角都市圈走向世界制造业中心的路径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以跨国公司为重要载体的全球资源配置格局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纳入发达国家主导的、以产业价值链的纵向分工为主要形式的国际分工体系。这种新型分工体系一方面使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能够把价值链中的每个环节放到最具比较优势、最易取得竞争优势的区域,并通过控制技术和市场获取高额利润;另一方面为在某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加入世界经济大循环的途径和机会,并通过为跨国公司代工赚取附加值较低的加工组装环节的利润。源于20世纪80年代初经济开放及市场化制度改革的两大契机,长三角逐步发展成为中国最具增长潜力、竞争力以及经济实力的地区之一,同时凭借相对发达的市场体系、雄厚的制造业基础以及价廉质高的劳动力资源等比较优势,成功承接发达国家转移过来的劳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并在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形成较强的国际竞争力。面对新型国际分工给长三角制造业带来的影响和升级压力,面对经济效益转型滞后于产业结构转型的事实,面对国内竞争力较强、国际竞争力较弱,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较强、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竞争力较弱的尴尬,推动长三角制造业进一步发展显得尤为迫切。

(1)长三角制造业发展的形势分析

在具有形式多样、主体多元、边界细分等特征的新型国际分工格局下,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从事非核心的加工装配环节、获取微薄加工费的长三角制造业无论是为了加强对国际产业转移的承接能力,还是为了建成先进制造业基地,或者为了增强区域核心竞争力,都必须推动制造业迅速发展。

第一,国际产业资本正加紧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转移。进入21世纪,世界各国都卷入了新一轮的世界经济结构大调整,发达国家为了进一步占据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制高点和利润最丰厚的全球价值链的两端,正在把非核心的、从属地位的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或环节向外转移,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也在占据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核心环节后向更高级的产业结构迈进,国际产业资本转移的速度在加快,产业结构层次在提高。因此,面临国际分工重新洗牌的绝好机遇,长三角如果能够采取适当措施,必将会促进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经济效益的改善、国际竞争力的增强、产业结构的优化。

第二,新型工业化道路要求制造业的发展也要新型化。党的十六大提出中国要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这就要求作为工业化主体的制造业必须走“依靠科技创新、降低能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增加就业、提高经济效益、提升竞争能力,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化路径。但当前,长三角制造业仍面临着研发投入少、技术创新能力较弱,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经济效益较低、竞争力不强、转型滞后,增长方式粗放、环境污染严重等诸多问题,与新型化目标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因此,从新型工业化的要求看,长三角制造业也要采取措施提高国际分工地位、改善经济效益、增强国际竞争力和优化产业结构。

第三,以都市圈为基本单位的区域竞争日益加剧。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下,资金、人才、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一方面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与扩散,另一方面又选择合适的区域高度集聚。为了吸引更多的要素在本地区集中,以营造出具有强劲竞争力的区域性经济高地,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都市圈之间竞争激烈。对三大都市圈制造业的比较分析显示,长三角制造业虽然有竞争优势的行业较多,整体竞争力较强,但产业结构却没有珠三角、京津冀合理,资源环境的保护能力也没有珠三角、京津冀高。因此,为了增强长三角的区域核心竞争力,巩固长三角制造业在全国的龙头地位,必须进一步推动长三角制造业又好又快地发展。

(2)长三角制造业发展的钻石模型分析

长三角制造业之所以国际分工地位较低、经济效益较差、竞争力较弱和产业结构不甚合理,基本上都可归因于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的不充分。因此,促进长三角制造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在于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当前,从波特构筑的促进产业发展的钻石模型中的六大因素分析,长三角制造业已经具备了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提升国际分工地位、改善经济效益、增强国际竞争力和优化产业结构的条件:

第一,从要素条件看,长三角高校云集,科研院所众多,人力资本总体质量正在不断提高,已经具备了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条件,或者说,从生产可能性边界来看,长三角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可以更多地偏向资本与技术要素。

第二,从需求条件看,随着长三角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和恩格尔系数的下降,居民的消费结构已经从追求吃、穿转向注重住、行,对通讯设备、电子产品、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需求不断增加,这必然拉动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增加,从而带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迅速发展。

第三,从支持产业的表现看,装备制造业作为向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生产技术装备的战略性产业,既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的核心,也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尽管目前长三角装备制造业的整体实力还比较弱,企业规模普遍较小,但其良好的发展势头却显示出巨大的增长潜力,从而为融入国际产业链条、共享大型跨国公司快速发展的市场机会、寻求提升设备制造技术水平、跨入高端设备市场作好了准备。

第四,从国内竞争情况看,随着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信息技术和模块化技术在制造业中的应用,跨国公司不但把低技术产业转移到长三角等地,而且把高技术产业中的部分环节也转移出来,因此长三角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发展过程中不仅受到国内同行的竞争,而且也面临跨国公司的挤压。但是,激烈的市场竞争给长三角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最强有力的刺激,而获取高额附加值的愿望又给了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增强国际竞争力的动力。

第五,从政府因素看,江苏、浙江、上海三地政府都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的战略规划及政策措施,如江苏的沿江开发战略,上海的“173计划”,浙江的杭州湾产业带建设规划,都把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作为制造业发展的目标,并在基础设施建设、市场环境整治、人力资源开发等方面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创造条件。

第六,从面临的机遇看,国际产业资本在长三角的集聚,不仅让长三角制造业嵌入了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而且随着承接产业技术含量的提高和吸纳的跨国公司总部及研发中心数量的增多,长三角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获取先进技术、提高创新能力的途径会明显增加。

(3)长三角制造业发展的战略举措建议

长三角制造业不仅具有发展的压力和动力,面临着发展的良好机遇,而且也已经具备了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如果采取适当的措施,必定能够健康、快速、持续地发展。

第一,练好内功,增强FDI正向溢出。对FDI的吸纳使长三角制造业在承接跨国公司产业转移的过程中规模不断扩大、经济效益不断改善、竞争力日益增强、结构趋于优化。但是,由于跨国公司进入长三角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获取该区域在劳动力成本上的比较优势,因此,长三角在国际分工中从事的只是一般零部件加工及整件组装等生产环节的任务,而技术水平和附加价值较高的研究开发、关键零部件制作及营销管理等环节则仍由跨国公司控制。因此,为了推动长三角制造业进一步发展,一方面要加大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承接力度,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要不断提升承接产业的层次,加大FDI的正向溢出。

第二,扩大开放,积极开展对外贸易。随着长三角制造业与国际市场联系的加强和外贸依存度的不断提高,其快速发展不仅依赖于国内需求的拉动,而且也需要国外需求的拉动,不仅依赖于国内生产要素的支撑,同时也需要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的支持。因此,为了推动长三角制造业的持续快速发展,必须进一步扩大开放,积极开发对外贸易,以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国内、国外两种资源。

第三,加大投入,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制造业的发展离不开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而当前制约长三角制造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就是研发投入少、技术创新水平低。所以,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制造业的创新能力是长三角成为先进制造业基地的关键,这需要:一是加大研发投入,逐步推动创新模式由技术引进型向自主创新型转变;二是加快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人才队伍,增加人才投入;三是加大对机械及运输设备制造业等技术密集产业的支持,提高自主开发和技术创新能力,增强对关键设备的进口替代;四是优化区域科技资源配置,加快区域创新体系建设。

第四,优势互补,推动产业区域合作。区域合作在范围上的不断扩大和内容上的不断深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规律。从世界范围来看,无论是国家与国家之间,还是同一国家不同地区之间,都在展开着不同规模和层次的区域合作,长三角也不例外。地缘相近、人缘相亲、资源相似的要素禀赋结构,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同愿望和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的一致诉求等因素促使长三角近年来在区域交通建设、信息资源共享、基础设施联网、旅游资源整合、生态环境整治等政府主导的非竞争领域的合作逐步深入。进入新世纪,面对国际分工新型化的影响、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和提高国际分工地位的压力,为增强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争取更多的国际产业分工利益,两省一市应该抓住全球产业结构大调整这一契机,利用国家“十一五”战略规划对长三角发展的支持,在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加强分工协作,促进地区制造业一体化,实现市场相通、体制相融、资源共享、交通共连、人才互通、产业互补,以推动制造业不断升级和进一步快速发展。只有这样,长三角都市圈才可能发展成为国际级都市圈,中国制造业才可能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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