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中有一段话，同样也认为安息人当时阻止甘英去大秦，是怕甘英的西行会削弱当时他们对中国丝绸进入西方的统治地位。他们极力地夸张渡海的危险，就是为了达到吓唬甘英以阻止其前行的目的。侯厚培先生在所著的《中国国际贸易小史》中介绍了西汉时期西域的地域范围，有一句话这样说：自张骞通西域各国以后，与汉之贸易渐盛。其中之最可注意者，即为罗马与中国之直接通商。罗马，即西域之大秦，当纪元以前一间接购得中国之货品，以为安息所阻，未能来汉。赫德逊在其著作中也提到一世纪中叶后，从印度到叙利亚的陆路与波斯湾航线被安息及其藩属控制着。他们是当时东西贸易的中间人及中介商。赫德逊书中提到，安息人不告诉甘英去大秦的陆路的目的，是尽可能地阻止中国人与罗马人的交往，那会向双方揭露安息商人的牟取暴利，或许还会致使罗马人采取一些排挤他们的措施。但是，鉴于派遣使臣的那位能征善战的将军班超的巨大声威，安息人不敢冒犯甘英而留滞他，更不敢拒绝甘英这位使者通行。《后汉书·西域传》中也可看出这种情况：“其（大秦）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因此当甘英到达海西时，安息人存心不让他知道陆路，而是把他带到海的起点，用海上危险的故事吓唬他。
甘英不果而还并不足为怪，因为在当时他远离故土，又得不到当地安息人的帮助，一行人要靠自己克服深海远航的艰险，是难以想象的。当然，即使当时他不畏艰险，不信安息人之言，执意入海，缺乏海洋知识的他，得不到充足的设备和必备的粮食，恐怕也是有去无回、凶多吉少，未必就能完成自己的任务。
以上几点充分证明，当时甘英未能完成到达大秦的历史使命，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应该引起人们重视的，是当时安息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关系。而这些多种因素无疑是甘英弃海而还的深层原因，是导致甘英未能完成使命的必然性因素。但是，我国古籍的高妙和有趣，在于它不仅记录了这些深层的、揭示历史必然的主要内容，同时还记录了历史事件发生现场的许多生动细节，它们往往最接近史实，但却常常为研究者所忽略。
历史学家对甘英出使大秦的任务进行了推测，他认为其任务大概有二：首先就是打破安息垄断，探寻直接同大秦进行贸易的通道；另一个目的就是宣扬汉威，招徕外域使臣。众所周知，张骞出使西域与甘英通大秦时间前后相差两个多世纪，想必他不会不知道安息国阻止中国与大秦通好之事，通往大秦，安息是当时的必经之地，甘英能奉命前行，说明它做好了与安息人周旋的充分准备。虽然甘英有备而来，但还是最终放弃了去大秦，通过史料记载我们可以得知，甘英是听了安息船人所描述的海上航行的艰辛之后才放弃使命的。那么，当时船人到底给甘英讲述了什么？他们到底是以实相告还是夸大其词来吓唬这个异乡人？海中的“思慕之物”到底指什么？赫德逊所说的海上的“危险故事”又指的是什么？
五是“海妖”说。
有关甘英中途而返的原因，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由于他当时听到了安息西界船人有关海妖故事的描述。张绪山在《甘英使大秦获闻希腊神话传说考》、钟叔河在《走向世界》中对此进行了充分的论证。
在历史上，波斯帝国对于希腊文化是相当熟悉的，地中海东岸是希腊与波斯文化的交汇处。另外，公元前5世纪初开始，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希波战争，在客观上有助于两国文化的交流。再加上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亚历山大帝国东侵以后，波斯帝国就已为希腊人所控制，波斯处于希腊文化的影响范围之内。此时优美的希腊神话和戏剧甚至已传到中亚。
由此可以看出，对于希腊文化中最发达的神话传说，尤其是那些动人心弦、脍炙人口的流行故事，波斯人、两河流域人以及地中海沿岸、尤其是地中海东部的人应该都不陌生。当时限于航海技术，船员们出海很多都有去无还，在无法解释的情况下，认为是希腊神话中的女妖作怪是再合理不过的一个理由。因此，甘英当时听到的“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的故事”，极有可能就是海上生活的人们所熟悉的海妖塞壬的故事。
证明希腊神话当时已流传到波斯的还有A·博克夏宁，他在为H.A.库恩的《古希腊的神话和传说》所作的序中提到，古希腊神话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荷马史诗》等文学作品的情节基础，《荷马史诗》在公元前6世纪才在雅典被记录下来的，在此之前它一直都是人们口头传唱的。在希腊所有的学校中，以及后来希腊-马其顿征服者在地中海东部建立起来的希腊化国家的学校中，最后在罗马统治时期的学校中，都要学习荷马的史诗。这样看来，《荷马史诗》中的动人部分奥德修斯航行经过塞壬岛肯定早已通过学校的教学而广泛流传，另外克里特的统治者们在巴尔干半岛的希腊某些地区建立了自己的统治。他们的航海者们在公元前2000年以前就同埃及、北叙利亚等地建立了关系，经过两千多年的流传，希腊神话已经在整个地中海沿岸及周围地区广泛地传播开了。
除此之外，“西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前484-425年左右）在其作品中多次提到神话故事。地理学家斯特拉邦在其主要著作《地理学》中也提到神话传说。罗马诗人维吉尔在长诗《伊尼德》中详细描写了阿开亚人攻克和破坏特洛伊的故事。根据历史记载，古希腊人的活动范围主要包括现今的巴尔干半岛南部、小亚细亚西部沿海地区和地中海东部各岛屿。此外，他们很早便与黑海沿岸地区的居民交往，向意大利半岛南部沿海和西西里岛等地区移民，足迹远至西地中海和北非。众多的文学作品和历史事实证明，在甘英出使大秦之时，希腊神话在波斯等地早已广泛流传，并且在流传的过程中出现了古希腊罗马神话特有的融合。周宁在《2000年中国看西方》中提出：“当一个民族的智者向另一个民族的使者介绍第三个民族时，第三个民族的神话宗教可能比人种描述得更具有识别性。”
也许，当时甘英决定返回的原因本身很简单，正是因为安息西界船人向甘英讲述了海妖的故事才使其放弃了继续前行。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内陆国家，而甘英也是位陆上将领，班超选他作为出使的最佳人选，那是对其能力和胆识的充分肯定。在当时，甘英对旅途的险恶知晓一些自不待言，明知有险，却敢于踏上万里征程，足以证明他当时的勇气。因此，这不能成为指责甘英惧怕海洋的理由。因为，在公元1世纪生产力和交通工具尚不发达的条件下，中国对西方以及大海的了解水平非常有限，甘英对海洋怀有本能的恐惧感是未曾经历海上航行的人所共有的。何况甘英本是一位有血有肉的人，自然会有大多数人对家乡、亲人的爱恋。也正是由于甘英对大海缺乏亲身体验，波斯船员讲述的可怕的海妖故事，才会在其内心产生令人难以置信的震慑作用。在经济文化水平比较低下的古代社会，神话传说应该比经验事实更加具有传播市场，因而可信度也更高。
莫任南文中提出：“甘英于永元七年出发，按照自皮山-六十余日行至乌弋山离，复西南马行百余日至条支”推算，往返时间当在一年以上。试想一个离家一年多的人，历尽艰难险阻，人困马乏，前途渺茫，思家之情可以想象。再加上听说了海妖故事，“海中有思慕之物，往者莫不悲怀”，使甘英对客死他乡充满了恐惧，因而放弃了渡海，选择了返回。在我们今人看来，用海妖故事来吓唬一个国家的使者，似乎太可笑。但是在当时，也许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理由。因此，我们不能仅仅用今人的眼光去评断甘英受阻而返的种种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