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中东欧国家的社会转型有许多角度，除了诸如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对外政策等主导方面之外，还有一个比较独特的角度，那就是社会对原东欧国家最后一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评价。从剧变之前高居的天堂跌落到剧变之后地狱，他们刻骨铭心地体味到了人间的冷暖和世态炎。由于为情感所包裹着，映射在他们身上的社会转轨色彩更为丰富。
两个时代的纠结
几乎所有中东欧国家都将二战之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视为它们原本属于西欧的历史的中断，被迫与苏联模式和苏联捆绑在一起，成为东欧。与此相适应，这些国家又将剧变之后的社会转轨视为抛弃这种模式和这种控制，重续与西欧的“前缘”或曰“回归西欧”，加入北约和欧盟就是突出的表现。因此，剧变前后的两个时代就明显带有不兼容的特点。这样一来，在社会发生剧烈变动的大潮中，原东欧国家的末代领导人深深地卷在泛着情感白沫的政治漩涡之中，当时差不多都成了悲剧性的主角或主角之一。不仅如此，在社会转轨的最初年代，他们还要背负着终结在他们手中的那个时代的十字架，有声地或无声地承受着一个由情感主导的时代对一个权力主导的时代的报复。
在他们当中，最惨的当属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在两个时代刚一交锋就被处死了。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更多的人是在随后的日子里被逮捕、审判，如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东德的昂纳克，阿尔巴尼亚的阿利雅，波兰的雅鲁泽尔斯基等人。匈牙利的卡达尔1989年5被免职，但7月就去世了。然而，2007年5月，卡达尔的墓被人毁了，其根本缘由还对他所承载的那个时代的痛恨。由于国情不同，社会对他们人生或人格的评价也有所区别，但总的说来是赞美变成了诅咒，圣人变成了庸人。受到指责和审判的原东欧领导人的“罪行”都有惊人地相似：滥用权力，破坏法制，贪污腐败。公正而论，由于长时间处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他们不可能与这些弊端毫无干系。只要掉进装着五彩颜料的体制之缸中，有谁能幸免着色呢？在这种现象的背后是这些国家历史发展的两个时代发生的碰撞与冲突，否定过去的时代是一种政治时尚。东欧这些末代领导人都认为自己在剧变后的遭遇不公平，几乎没有“缴械投降”的，都利用各种场合和各种方式为自己辩护。不过，随着转轨进程的不断加深，由政治情感主导的社会也逐步平和下来，民众的理性重新回归。差不多在十年之后，他们又相继从“庸人”变为“常人”，社会对他们的评价开始趋向客观。
冰火两重天
所以，在这些国家游走时，我就特别关注那些与这些领导人有关的实物载体，努力从它们身上读出东欧国家独特的政治文化。在保加利亚，我要寻找的无疑就是日夫科夫。
生于1911年的托多尔·日夫科夫从1954年起就任保加利亚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先称第一书记，1981年后改称总书记），1962年起任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先任部长会议主席，1971年后任国务委员会主席）。到1989年11月被解除这些职务为止，他在前一个岗位上长达35年，在后两个岗位上27年。在他当政期间，保加利亚的社会发展和与苏联的关系均很顺畅，像东欧其他国家那样发生动荡和冲突。由于东欧1980年代末的剧变浪潮冲击的是社会主义实践和对苏联的依附关系，因此，日夫科夫几十年来稳固不动的政治地位瞬间也颠覆了。1989年11月，迫于党内“改革派”的压力，日夫科夫在保共中央全会上宣布辞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职务。不久，他又被解除了保共中央委员的职务并被开除出党。1990年1月，保加利亚最高检察院指控日夫科夫“在执政期间制造了民族矛盾，获得没有法律根据的大量社会财富和滥用职权”，将他逮捕。1992年9月，日夫科夫被保加利亚最高法院判处7年监禁，罪名是“滥用职权为自己和他人谋取好处”。被软禁了四年之后，日夫科夫于1996年被“无罪释放”。又过了二年，日夫科夫因病去世。
在短短的几年间，日夫科夫对自己“过山车”般的人生满腹狐疑，也感到十分委屈。他在回忆录中说：“近七八年来，我经常阅读到对我进行的各种杜撰和捏造，这令我感到惊奇。我把这些杜撰、捏造同过去许多年中往往是同一些人加在我头上的赞誉之词相比较，反复阅读，简直使我很难相信……使把一个人英雄化与捏造事实上攻击此人之间的距离变得竟然如此之小”。其实，把这些放在两个冲突的时代里去解读，那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日夫科夫的影子
与东欧其他国家同期领导人相比，日夫科夫去职后的遭遇不算最差的。更为重要的是，日夫科夫在保加利亚虽然不再是“神”，可也并没有沦为“魔”。在访问日夫科夫故乡过程中，我对此深有感触。人过境迁，斯人已去。但是，作为一个时代的证实，日夫科夫的影子在保加利亚的一些地方还是可以看到的。在从保加利亚古都大特尔诺沃返回索非亚的途中，我先后参观了日夫科夫的一个别墅和他出生地。
在许多国家，最高领导人拥有国家提供的高级别墅都是一种常态，而且可能不是一幢。我参观的这幢日夫科夫别墅坐落在一个不算小的村镇里边上，但与其说是别墅，不如说是钢筋水泥筑成的堡垒，外表看上去十分拙笨，据说可以防止核打击。因此，从正面看这幢建筑，实在没有值得称道的。但是，进到里面，透过大大小小各种用途的装饰奢华的房间，人们可以感受到非同一般的高贵与典雅。穿过一个大的餐厅，能到了阳面的大露台。站在这里更能感受到这幢别墅的非同一般，直升机停机坪，森林、草地、一望无际的巴尔干起伏山峦和邻近的村庄房屋尽收眼底。到这儿我才明白，原来别墅的主人通常是乘直升机来，根本不需走正面那条弯曲不平的路。保加利亚剧变后，这幢别墅被收归国有，以后又在私有化的浪潮中卖给了个人。如今，它是一个五星级饭店，名叫“阿尔巴纳西宫殿”，已经没有任何日夫科夫的痕迹。饭店的介绍上也只提了一句：它以前是保供领导人日夫科夫的别墅。
日夫科夫的出生地是位于巴尔干山北麓的普拉维茨村。由于处于丘陵地带，除了弯弯曲曲的街道两旁的店铺之外，更多盖着红色或暗色红色瓦并垒着石头墙的房屋还零零散散地分布在稀疏的树丛当中。进村不久，在一个类似公园的中央，立着一尊两米多高的日夫科夫穿着西装的全身立式雕像，底座上除了他的名字和生卒年月之外，没有任何文字。雕像是深灰色的，底座浅灰，一切还都完好，但没有鲜花，只是日夫科夫一个人孤独站在那里。当时，离雕像不远的椅子上坐着三个老人。他们得知我们是专程来此参观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仿佛日夫科夫与他们没有什么关系，只是热心地告诉我们去日夫科夫故居的路怎么走。
在村中已走了一段路，来到一个由两部分组成的院落前面。这里就是日夫科夫故居，现在也称博物馆，由纪念碑、故居、展示厅组成。院子用低矮的木栅栏围着，门半开着。在邻近的墙上贴着一个A4大小的打印纸，上面写着参观的价目说明：一个人2列弗，团体、残疾和退休人员1列弗，学生半列弗，照相、摄影5列弗，周一免费。列弗是保加利亚货币单数的音译，复数叫列瓦，当时一欧元换两列弗左右。院落第一部分是一个破旧的石板小路和丛生的小草花园，由几块花岗岩和一个形状不规则的黑色大理石片组成的纪念碑立在角落里。碑的左上角是阴刻的日夫科夫的头像，中间偏下是的有他签名的一段话：“我要用自己的全部权力为我的人民谋福利，造福于自己的人民。”这大概是日夫科夫的名言。院落的第二部分谓博物馆主体，花草树木都很规整，左手是一幢较大并且较为现代的长方形二层楼，是展示厅；右手是非常古朴的二层农家小楼，是日夫科夫的故居。展示厅一层展览的是日夫科夫收藏的工艺品和使用过的茶具，另外还有几幅日夫科夫和家人的绘画作品，许多瓷瓶或瓷盘上都有日夫科夫的头像。二层是一个非常华丽的会议室张圆桌和沙发、巨幅挂毯和红木壁柜、茶桌和玻璃窗，无论是深沉的一面还是明快的一面都透着高贵。管理员告诉我，这个会议室可以对外出租。相比之下，故居小楼朴实无华。日夫科夫自己描述说：“我家的房屋分两层，第一层是用石头堆砌的，石头墙上面还筑有一截泥篱墙，用作收藏过冬用品及其他杂物。上面一层是卧室，卧室一头有一块地方用木板稍微垫高一些，那便是我们全家的床铺。”如今，里面的家具、农具和生活用品都按原样陈列着。
在参观过程中，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还不是这些物质载体，而是所有的展品都没有任何文字介绍，没有赞颂，也没有诋毁，一切都是无言的，可到处又都分明地映射着日夫科夫的影子。所有这些都给参观者留下了无限的评判空间，但在更大的程度上映射着当今保加利亚社会对日夫科夫认知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对日夫科夫没有褒也没有贬，或许就是对他最好的评价，也是处于社会全面转轨过程中的保加利亚能够做出的最恰当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