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战争确定了德国的长期分裂局面。此后，直到18世纪下半期，在德国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趋势。一方面，原先作为德国边陲小邦的勃兰登堡崛起为令欧洲侧目的普鲁士王国，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整体，德国却陷入了更加分崩离析的软弱状态。当西欧的英、法等国早已形成统一强大的民族国家之际，在德国的土地上，却散落着300多个大小不等的独立诸侯和1000多个骑士领地。用法国著名学者伏尔泰的话说，这时的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也非罗马，更谈不上什么帝国，它已经成了名存实亡的地理概念。在政治上，各邦统治者满足于在自己的统治范围内实行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在经济上，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封建生产关系在整个国家经济生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德国社会都远远落后于西欧国家。
1789年，法国爆发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革命，它“像霹雳一样击中了这个叫做德国的混乱世界”，使在封建泥沼中奄奄一息的德国重新获得了生机。法国大革命对德国的强大影响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法国革命在德国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诱发了德国的民族主义；二是拿破仑战争对德国封建因素以沉重打击，减轻了德国的分裂局面；三是在法国革命冲击下出现的德国“大改革”运动。
在法国大革命之初，包括康德等在内的德国文化界许多知识分子都向往和支持法国大革命中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等资产阶级原则，称法国大革命“预示了全人类的幸福”。许多人甚至作为“自由的朝圣者”赶赴巴黎。但是，革命的法国和希图扑灭法国革命的普、奥之间在1792年爆发战争之后，特别是拿破仑率领的法国军队侵入德国境内，屡败德意志的普鲁士和奥地利两大强国，并于1806年摧毁了存在800多年的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时，德国知识界开始出现与法国大革命相对立的民族主义情绪，开始将法国大革命视为帝国主义的征服行为，要求将保持德意志的民族特性作为德国文化界的重要任务。其中，著名哲学家费希特不顾法军的严密监视，于1807年底到1808年3月期间在柏林进行14次演讲，要求振奋德意志的民族精神。发端于这一时期的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则把目光转向中世纪，开发德国民间文学的遗产，希图从过去的历史中发掘德意志的辉煌，寻找德意志的民族特性，通过保持德国人的民族特性的方式来抵制法国的侵略。于是，反抗外族占领的强烈民族意识开始在德国人心目中扎根。就此而言，法国大革命用战争方式催生了德国人的民族感情。
法国大革命特别是拿破仑战争也大大动摇了德国的封建制度。法军所到之处，旧的封建主义因素被废除，宗教信仰自由和贸易自由等原则得到确立。尤其重要的是，拿破仑在法国控制的德国西部地区大力推行他的具有强大教化作用的拿破仑法典。这是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制定的第一部民法典，是一部“典型的资产阶级新社会的法典”，它否认封建等级制度及特权，否认人身依附关系，肯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把资产阶级的平等原则、私有财产制度和农民的小土地所有制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所有这些原则对封建制度无疑是致命的打击。关于在德国实施拿破仑法典的目的，拿破仑说得很清楚：“人民一旦尝到一个开明的政府的好处后，谁还会希望恢复普鲁士的专制制度呢？”
就德国而言，拿破仑战争的最直接和明显的影响是减轻了德国四分五裂的割据局面。1801年2月，战败的奥地利被迫与法国签订吕内维尔和约，奥皇弗兰茨一世被迫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名义宣布放弃莱茵河西岸地区，该地区并入法国。散布于这一地区的97个德国小邦及其封建残余也结束了它们的历史，从而为这一地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1803年2月，累根斯堡帝国议会在法国的操纵下又通过“全帝国代表会议总决议”，规定取消帝国境内112个小邦；美因茨以外的所有教会诸侯邦国的教产还俗；45个帝国直辖市和1500个帝国骑士领地的帝国直辖地位被取消，帝国自由市只剩下6个。所有这些地区都被并入普鲁士、奥地利，或被并入巴登、符滕堡等中等邦国。帝国境内的主权邦国减少到30个左右。
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也在拿破仑战争的冲击下寿终正寝。1806年7月，拿破仑召集巴伐利亚、巴登、符滕堡等在内的16个德意志邦国在巴黎签署议定书，宣布建立“莱茵联盟”，并承认拿破仑为该联邦的保护人。接着，莱茵联盟宣布脱离神圣罗马帝国。这意味着神圣罗马帝国已经名存实亡。1806年8月6日，拿破仑迫使弗兰茨二世放弃有名无实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号，改称奥皇弗兰茨一世。存在近850年之久的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终于画上了句号。
拿破仑对德国的统治有效地医治了德国的沉疴积疾。一方面，法国的占领促成了德国人的民族觉悟，使他们意识到，为了抵御外来侵略，必须建立强大统一的民族国家；另一方面，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推动了19世纪初以普鲁士为代表的德意志各邦的改革运动，促使其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开始了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从而奠定了日后“德意志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的基础”。拿破仑战争中法国对奥地利和普鲁士两大德意志强国的胜利，给德国各邦的统治者注射了一针清醒剂，使他们从中世纪的睡梦中猛然醒来。许多有识之士开始认真思考奥地利和普鲁士在军事上失败的原因。他们从法兰西民族释放出的巨大能量中认识到，不能仅从军事角度去考察德国失败的原因，只有向法国学习，“吸收革命的成果”，革新德意志内部陈腐的政治结构，才能从根本上增强国家的实力，保障自己的统治。于是，拿破仑在德国的统治时期也成为德国近代历史上的“大改革”时期。在这一时期，莱茵联盟、普鲁士、奥地利等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改革运动。
莱茵联盟的改革受到拿破仑的直接影响。在威斯特法仑、巴登等地，拿破仑法典成了当地的邦法。巴伐利亚等邦则颁布了宪法，在刑法、文化教育和宗教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致力于消除特权，实行公民平等，将法国大革命的许多原则移植到自己的邦内。甚至在奥地利，也出现了以施塔迪昂为代表的政治家们试图改革国家政治制度的努力，但是，这种努力由于奥地利旧的封建势力的顽固抵制和对法战争的失败而不得不放弃。
在大改革时期，最引人注目、成就最大的是普鲁士的改革运动。在普鲁士，一批自由派贵族亲眼目睹了资产阶级革命给法国带来的巨大能量，同时也为自己祖国的命运感到担忧。他们试图实行改革，希望通过移植法国革命的成果来振兴自己的国家。普鲁士改革运动的发起者施泰因指出：“法国革命激发了创造性精力，只有靠普遍发扬这种同样的精神才能推翻拿破仑。”另一位改革派代表哈登贝格则鼓吹在保留传统的君主制度的前提下，“将法国革命的思想运用到普鲁士。”因此，在普鲁士改革运动中，法国的影响随处可见。
海因利希·弗里德里希·冯·楚·施泰因男爵出身于德国西部拿骚的帝国骑士家庭，深受英国君主立宪政治和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的影响，渴望在德国能够实行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度。1806年10月普鲁士在耶拿和奥尔施太特战役中的大败，更使施泰因意识到改革旧体制的必要性：“在旧的分崩离析和腐朽的道路上，德国已经无法保持下去”，惟一的出路在于改革。至于改革的方向，就是“要打破官僚机构用来阻碍人的活动积极性的束缚”，改善国家机构组织，实现国家和个人的有机结合。这实际上是要用资产阶级的治国原则来改造国家。
1807年6月，施泰因写下《拿骚备忘录》，其中提出了日后改革普鲁士国家的方案，因而被称为普鲁士改革的宣言。1807年9月，普王接受拿破仑的推荐（当时拿破仑认为，只有施泰因才能恢复普鲁士的经济发展，从而满足法国对军事物资的需要以及普鲁士清偿战争赔款。），任命施泰因为首相，开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国家改革。改革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农业改革、城市自治和行政改革。
农业改革是普鲁士改革运动的核心内容。1807年10月9日，普鲁士政府颁布“十月敕令”（全称为《关于放宽土地占有条件和自由使用地产以及有关农村居民人身关系的敕令》。），主要内容有两个方面：第一，允许贵族地主从事“市民职业”，即手工业和商业，同时也允许农民和市民购买贵族地产，接受贵族的土地抵押。这一规定实际上废除了普鲁士按照出身划分等级的制度，使旧的“等级”社会转变成了以财产为基础的现代意义上的阶级社会。第二，废除农奴制度。从1810年圣马丁节（11月11日）起，解除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保障其人身自由；允许农民自由迁移，支配自己的财产，按照自己的愿望处理子女的婚嫁和职业的选择。由此，封建等级制度开始受到削弱，贵族统治权受到动摇，作为普鲁士封建社会基础的农奴制度开始被摧毁。但是，由于法令规定贵族保留领地裁判权（警察权和司法权），农民仍须负担手工徭役和提供牲口的徭役等封建义务，其封建残余是显而易见的。1807年11月19日，施泰因政府颁布《普鲁士王国所有城市规程》，规程参照“法国革命的市政法”，规定国家只保留对各城市的最高监督权、司法权和部分警察权，其余权力归城市所有。市民通过秘密平等的选举选出城市代表，城市代表大会再选出参议会主持城市的自治，市参议员有权在本市一切公共事务中代表全体市民。由于选举权规定了一定的财产资格限制，从而使工商业资产阶级在市政管理中成为最有影响力的群体。这实际上是向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城市管理体制的转变。
1808年11月24日，普鲁士政府又颁布了《改善国家最高行政管理机构的规章》。据此，普鲁士取消了陈旧的枢密制政府，以国务大臣代替了枢密大臣。规章规定，国家最高行政和监察由国务会议执行。国务会议下设外交、内政、战争、财政、司法等部，各司其职。国务会议任命各省省长。相对于枢密大臣而言，国务大臣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真正独立的、责任制的大臣。虽然当时普鲁士还没有议会，但每个大臣都获得了向国王定期报告和副署有关决议的权力。
施泰因的上述改革都带有明显的现代资产阶级性质。不论十月敕令，城市规程，还是行政管理改革，其矛头都指向容克地主阶级的封建特权地位和普鲁士的官僚制度。因此，相关改革遭到容克地主阶级的激烈反对和敌视。他们将施泰因表露反对法国占领的私人信件交给法国秘密警察，促使拿破仑逼迫普王解除了施泰因的职务。
尽管施泰因被解职，但普鲁士已经无法从他开创的改革事业后退，因为他倡导的资产阶级改革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潮流。他的继任者阿尔滕施泰因男爵等没有能够继续已经起步的改革事业，结果在一年内就倒台了。1810年7月，哈登贝格出任普鲁士首相，继续施泰因的未竟事业。卡尔·奥古斯特·冯·哈登贝格男爵出身于汉诺威，从1791年起担任普鲁士官员。他也看到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给法国带来的勃勃生机，主张将法国革命的一些重要成果移植到普鲁士。为此，他于1807年9月写下了《里加备忘录》，强调改革旧制度的必要性，主张领悟时代的精神，在维护和加强政府权威的前提下，推行自由平等的原则。他指出：“如果认为我们只要更加墨守旧秩序，无情地排斥新原则，就能有效地抗拒这场革命，那是幻想。这种做法恰好就是帮助革命并促进其发展的原因。这些原则具有如此大的力量，如此广泛的吸引力和传播范围，以至任何拒绝接受它们的国家都注定要屈服或灭亡。”但是，哈登贝格赞成法国革命的内容，却不赞成法国革命的暴力方式，而是主张用和平改革的方式实现法国革命的目标。因此，他在给普王的奏折中表示：普鲁士“必须自上而下地做法国人自下而上所做的事”。
从1810年出任首相到1822年去世为止，哈登贝格一直利用自己手中强大的行政权力推行施泰因开始的改革。与施泰因这样一位理想型改革家不同，哈登贝格是一位务实的政治改革家，他采用稳中求进的方式逐步实现自己的相关改革目标，也就是在尽可能地保障传统统治阶级利益的前提下，实现普鲁士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对接，减少改革的阻力。改革主要在两个方面进行。
首先是农业改革。施泰因的“十月敕令”颁布以后，遭到容克地主阶级的强烈反对。对此，哈登贝格政府于1811年9月颁布了《关于调整地主与农民之间关系的敕令》，即所谓的“调整敕令”。它一方面责成地主取消农民的封建义务，另一方面又规定农民必须通过赎买的方式才能免去手工徭役、提供牲口的徭役等封建义务和封建地租，赎回其耕种的土地。敕令规定，世袭农民必须将自己份地的1/3割让给地主，非世袭农民则须将份地的1/2割让给地主。由于战争的缘故，“调整敕令”在许多地方并没有得到认真执行。1816年5月，哈登贝格政府又以公告1811年“调整敕令”为名，颁布新的土地改革法令，即所谓的《王家公告》，规定只有具备农畜并名列税册的农民，即至少拥有一辆双套马车、两三代以来一直占有份地的农民，才有赎免封建义务的权利，换言之，没有能力使用牛马耕地的农民被排除在调整范围之外。于是，能够赎免封建义务的农民被限制到了一个更小的范围内。1821年，普鲁士政府又颁布“义务解除法”，规定农民可用支付25倍地租的办法赎免各种封建义务，但只有富裕农民才能有赎免权。由于以上限制，解放农民的进程相当缓慢。到1848年为止，只有6/7的富农、1/5的中农和贫农获得了赎免的机会。
其次是财政和工业方面的改革。1810年10月27日，哈登贝格政府颁布《财政敕令》，改革普鲁士的税收制度，普遍征收所得税、土地税、财产税和消费税等。次日，又颁布《行业税敕令》，在“十月敕令”关于自由选择职业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营业自由的普遍性原则。它规定，国家保证“完全的营业自由”，除了医生、药剂师、造船主等特殊的职业外，每个成年人在购买国家营业执照后，可以从事包括工商业在内的各行业的经营活动。营业自由原则的实行意味着行会法规和行会束缚的废除。由于加入和退出行会已经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决定，行会从此降为一般意义上的私人联合会。此外，他还颁布了《关于犹太人公民地位的敕令》，承认犹太人的公民身份以及经济上享受平等权利。
除了以上改革内容外，普鲁士政府还在军事、教育等领域进行了改革。
军事改革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沙恩霍斯特、格奈泽瑙、博伊恩、克劳塞维茨等人。沙恩霍斯特出身于下萨克森的博尔登瑙一个得到土地的士兵家庭。1801年进入普鲁士军队服役。历任普鲁士著名将领布吕歇尔的参谋长，普鲁士“军事改组委员会”领导人，国王侍卫官长和1809年新成立的军政部的军务局长。他从很早就认识到义务兵役制比雇佣兵制优越，认为只有改革军队体制，按照法国模式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以此给整个民族灌输独立自主的意识，才能在与法国军队的战争中取得胜利。格奈泽瑙等也抱着同样的想法。
军事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内容：首先，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每个臣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在体系上，按年龄将所有具有作战能力的男子编入常备军、预备役军、战时可参战的自卫队以及保卫家乡的民兵。由于拿破仑强迫普鲁士把兵员限制在42000人以内，普鲁士军事改革家们还创建了一套速成兵制度。根据这一制度，对入伍新兵不断进行短期训练，以吸收更多的国民服兵役，普军兵力则不超过限定的数目。通过这一制度，到1812年为止，普鲁士共训练出12万名士兵。其次，实行军务改革。废除对士兵的体罚，禁止鞭打和侮辱人格的惩罚；任用选拔军官不再看出身，而是根据所受的教育、才能和贡献。通过以上改革，普鲁士军事体制呈现军队与国民紧密结合的趋势，从而大大加强了普鲁士的军事力量。
在各类改革中，威廉·冯·洪堡进行的教育改革具有重大意义。威廉·冯·洪堡出生于波茨坦。他在1809年3月到1810年6月间出任新成立的普鲁士内政部教育司大臣，进行教育改革。此后，虽然他和哈登贝格意见不合而辞职，但他的同事尼可罗维乌斯和苏佛恩继续了他的改革事业。
洪堡的教育改革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引进先进的教育理念。洪堡改革的目标是，根据瑞士著名教育家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使每个人按照他的天赋来接受教育，发展其个性，同时培养他对于全社会的责任感。第二，加强世俗国家对教育事业的控制和管理，排除教会对教育事业的干涉。措施包括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教育管理系统；建立国家考试制度，确立国家在教育领域的权威地位；严格教师录用，发展师范教育，打破中等学校师资对教会神职人员的依赖等。第三，实行“教育服务于国民”的政策，推动教育的大众化。初等教育在强迫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减少宗教神学课程，增加实用知识课程，通过发展师范教育，提高小学师资的数量和质量。在中学教育方面，通过削减古典学科内容，扩大普通基础学科内容，使中学课程更接近于实际生活。第四，在高等教育方面，打破大学为政府训练高级官员的传统任务，将学术研究作为主要任务，同时将科学研究与科学知识的传授结合起来，使大学成为科学研究与教育的机构典型。1810年创立的柏林大学就是这种新型大学的榜样。
19世纪初的普鲁士施泰因—哈登贝格改革使普鲁士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加速了普鲁士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为日后普鲁士统一德国奠定了基础。
首先，开始于1807年的农业改革摧毁了传统的封建农业经营方式，使普鲁士的农业生产在最大限度地保障封建容克地主利益的前提下，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鲁士式道路”。改革废除了农奴制，农民通过赎买封建义务摆脱了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成为自由人。他们中间少数人分化上升为从事资本主义经营的富农，大部分则破产成为农业生产领域中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产者；此外，容克地主通过改革，不仅从农民手中获得了大量赎金，而且从农民手中割走了大量肥沃的土地。他们以此作为特殊形式的原始资本积累，或变为雇佣农业工人，直接经营资本主义农业的农场主，或成了坐收资本主义地租的地产资本家；更重要的是，由于新的法令允许贵族和农民从事工商业，一部分容克地主转而投资于工矿企业，获得解放的农民则往往兼营手工业，从而促进了普鲁士的工商业发展。
其次，营业自由的规定促进了普鲁士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行会法规和行会的约束被废除，工匠和手工业企业的数目因此增加。1816-1846年间，普鲁士的手工业者人数从40万增加到84万人。普鲁士政府得自手工业领域的税收也有较快的增长。1824-1831年间，普鲁士得自手工业行业的税收增加25%，而普鲁士的同期人口仅增加9%。由此可见手工业领域的发展状况。
其三，军事改革和教育改革对普鲁士乃至整个德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军事改革大大加强了普鲁士的军事力量，为日后普鲁士的解放战争做好了军事准备，也为普鲁士以王朝战争方式统一德国打下了军事基础。同时，这次军事改革模式也为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突破凡尔赛条约的军事束缚提供了榜样（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虽然受到凡尔赛条约的严格限制，德国仍采取隐蔽方式发展其军事力量。）。就教育改革而言，洪堡建立起来的全新教育制度奠定了普鲁士未来一个世纪的教育发展基础，使普鲁士乃至德国教育在整个19世纪直至20世纪中期都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从而为德国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人才保证。
其四，就行政机构改革而言，它虽然没有打破容克地主在中央以及地方政治生活中的统治地位，但取消枢密制政府、建立国务会议，用独立的、责任制的国务大臣取代枢密大臣，由国务会议任命省长等，显然有利于防止专制主义和官僚主义，有利于削弱贵族的统治，从而有利于国家行政机构的现代化。
从以上意义上，19世纪初的普鲁士改革是即将成为历史的封建势力与新兴资本主义力量之间的一次“妥协”。普鲁士的封建统治阶级在“革命”的威胁和统治危机面前，采取了一种明智的“防御性”策略（这种“防御性”策略的含义在于，统治阶级在历史发展潮流和革命的“威胁”面前，能“先发制人”，主动顺应历史潮流和满足某些“革命”要求，以免自己被历史所淘汰，进而达到驾驭时局和最大限度地保障自己利益的目的。），避免了“被革命”的命运，在保留自己各种政治和经济特权的前提下完成了阶级性质的转变，实现了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对接。一方面，改革使普鲁士的经济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由于封建统治势力在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中没有受到损害，并继续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这就使得普鲁士乃至日后整个德国的政治发展不可避免地打上他们的烙印，使普鲁士和整个德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呈现一种保守色彩。
总之，普鲁士和德意志其他邦国的改革动摇了德国各邦的传统封建统治，奠定了德国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也为德国从拿破仑统治下解放出来做好了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准备。需要看到的是，这场大改革运动的引发者和促成者并非出自德国社会内部，而是来自外部世界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