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吕宁执政期间，经济危机日益严重。1930年9月后，外国资本开始撤离德国。1931年7月14日，全部德国银行关闭。布吕宁政府的危机达到顶点，人们称布吕宁为“饥饿总理”。为摆脱危机，布吕宁打算修改宪法，使霍亨索伦王朝复辟。他决心争取兴登堡在1932年春天任期届满后再度连任总统，尔后宣布由总统摄政，实行君主政体。为此，他希望得到纳粹党的支持，但遭到希特勒拒绝。
1932年3月，兴登堡任期届满，德国举行总统选举。兴登堡接受了布吕宁的劝请，继续作为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希特勒在解决了德国国籍后，宣布参加竞选。民族人民党推出钢盔团第二号人物特奥多尔·杜斯特贝格，共产党提出台尔曼为候选人。社会民主党采取“取小害（兴登堡）而避大害（希特勒）”的对策，支持兴登堡竞选。支持兴登堡的还有布吕宁的中央党天主教徒。
在这次选举中，纳粹党避免得罪兴登堡，集中火力攻195击布吕宁。纳粹党宣传机器大肆吹捧：“希特勒是陷入绝望的千百万人的救星”，“希特勒必胜，因为人民需要他的胜利”。选举结果于3月31日揭晓，兴登堡获18651497张票，占总投票数的49.6%；希特勒获11339446张票，占30.1%；台尔曼获4983341张票；杜斯特贝格获2557729张票，均未超过总选票的半数，必须进行第二次选举。在第二次选举中，民族人民党将杜斯特贝格撤回，转而支持兴登堡。4月10日举行了第二次选举，兴登堡获19359983张选票，占总选票的53%，希特勒获13418547张选票，占总选票的36.8%。84岁高龄的兴登堡再度当选为德国总统。
在第一次全国投票日，纳粹党紧急动员了40万冲锋队，“政变”字眼也在冲锋队中广为流传。第二次选举结束后，在国防部长格勒纳建议下，兴登堡签署了“保障国家权威”的紧急法令，取缔了纳粹党的冲锋队和党卫军。查禁冲锋队引起了国防军大部分高级军官的反对，国防军将军兼总统顾问的施莱歇尔呼吁兴登堡收回总统法令，或者对等取缔社会民主党的准军事组织国旗社。在施莱歇尔等国防部官员的威逼下，5月13日格勒纳黯然离职。布吕宁也逐渐失去了总统的信任。
为了缓和严重的农业危机，1932年5月20日布吕宁拟定了一项新的垦殖法令，打算强行购买负债而没有偿还能力的东部庄园，向迁徙的农民提供土地。此举引起了东部大庄园主的愤怒，他们纷纷向本人也是大庄园主的兴登堡控告布吕宁实行“农业布尔什维主义”。5月29日，兴登堡会见布吕宁，猝然要他辞职。5月30日，布吕宁递交了辞呈。与此同时，兴登堡取得了纳粹党的谅解：以取消4月13日颁布的对冲锋队的禁令和举行新的国会选举为先决条件，纳粹党同意总统自择人选组织政府。
1932年6月1日，在施莱歇尔的推荐下，兴登堡任命天主教中央党右翼保守派巴本为总理，组织了一个企图不受党派影响的无党派贵族兼军阀内阁，施莱歇尔任国防部长。6月4日，巴本直接向报界发表政府声明，声称必须结束“议会民主的混乱管理”，最终制止“文化布尔什维主义”，停止“无神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腐蚀”。巴本政府政治上反对议会民主制，鼓吹独裁统治，遭到了包括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基督教工会等各种政治集团的反对。
1932年7月20日，巴本政府以普鲁士邦社会民主党人同共产党人举行会谈为借口，指责社会民主党布劳恩政府的财政“仍然未上轨道”，反共产主义斗争“不得力”，其权威已经“极度动摇”。巴本以兴登堡签署的《关于恢复普鲁士邦地区安全和秩序的法令》等为依据，宣布解除布劳恩等人的职务，自任驻普鲁士总督，接管邦总理大权。“巴本转变”颠覆了素有共和国“民主堡垒”之称的普鲁士社会民主党政府，为纳粹党上台排除了一个重要障碍。
巴本和施莱歇尔企图让纳粹党分享部分权利，来绑住他们的手脚，利用和控制纳粹党来维持总统制内阁。6月15日，巴本政府取消了对冲锋队的禁令。7月5日，兴登堡宣布解散国会，并定于7月31日举行新的国会选举。
纳粹党展开了更大规模的竞选活动。希特勒乘坐飞机，在不到两个星期内，穿梭于全国50多个城市，发表竞选演说。一部分垄断资本家纷纷解囊，全力支持纳粹党角逐，仅蒂森在3天时间内就提供了300万马克的竞选费用。希特勒在宣传提纲中大肆攻击政府“把德国的农民变得贫困了，中产阶级破产了，几百万人的希望破灭了，近1/3的靠薪金生活的人找不到工作”，“共和国和历届政府毁灭了德国的一切”，“最终被取消的时刻来到了”。
在7月31日举行的新的国会选举中，纳粹党赢得了空前胜利，共获13745800张选票，占总选票的37.4%，在国会中占有230个席位，成为国会中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比上次损失了10个席位。共产党增加了12个席位，共获89个席位，成为第三大党。这次选举使国会中反共和国的势力大增，仅纳粹党和共产党在国会中的席位就占53%，这两个政党的“联合行动能够废除”政府“所颁布的一切法令”，“也可以使任何法律无法通过”。巴本政府依然得不到多数议员的支持。频繁动用总统权力，解散国会，举行选举，给极端的民族主义势力兴风作浪、恶性滋长创造了条件，进一步加剧了议会民主制的危机。
为了争取纳粹党的支持，兴登堡于8月13日会见了希特勒，要求希特勒与巴本共同组织政府，而希特勒坚持要当总理，并获得“包括一切方面的整个国家的权力”。兴登堡担心希特勒组阁“会发展成为党派独裁，其后果将使德国人民中的对立极其尖锐”，断然拒绝了希特勒的要求。
希特勒决心利用国会推翻政府。1932年9月12日，国会主席、纳粹党议员戈林主持召开国会，共产党国会党团领袖恩斯特·托尔格勒提出不信任政府、要求取消一切“紧急条例”的提案，纳粹党议员决定支持这一提案，结果以513票对32票通过。然而，在通过提案之前早有准备的巴本把总统签署的解散国会令摆在公事桌上，国会被解散，并定于11月6日再次举行国会选举。
从1932年年中起，德国的经济危机逐渐缓和，同时纳粹党与垄断资本家勾结的内幕不断披露，因此该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不断减弱。1932年11月3日到7日，柏林运输工人举行罢工，部分纳粹党员参加了罢工运动，希特勒等纳粹党头目害怕失去工人的支持，对这些党员的行动不加劝阻，资本家大为不满，减少了对纳粹党的经济资助。纳粹党的债务猛增到800万马克，竞选能力大为减低。与此同时，共产党加强了宣传，扩大了在群众中的影响。选举结果，纳粹党失去了200万张选票和34个议席。社会民主党由于支持政府，丧失了70多万选票和12个议席；而共产党增加了75万张选票，11个议席。希特勒企图通过国会选举获得政权的图谋破产了。
议会各党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使垄断资产阶级深感忧虑。11月11日，垄断资本家沙赫特、威廉·凯普勒、巴本以及党卫军头目希姆莱一起拟定了一封致兴登堡总统的请愿书，要求任命希特勒为总理，“成立一个独立于国会党派组织的政府”，他们要求“民族运动中的最大团体”参加政府并“居于领导地位”。请愿书最后由20名资本家和大地主签名。11月17日，在施莱歇尔的策划下，巴本政府倒台。11月19日，请愿书正式呈交兴登堡总统。当天，兴登堡召见希特勒，告之希特勒如能在国会中争取到多数，就让他出任总理，否则只能当一名副总理。这对希特勒是难以办到的，因为民族人民党拒绝与纳粹党合作。
12月1日晚，兴登堡同时召见巴本和施莱歇尔，商谈组织政府事宜。施莱歇尔以“我可以通过分裂民族社会主义党在国会取得多数”，要求兴登堡同意由他出任总理组织政府。于是，兴登堡否决了巴本提出的关闭国会半年，依靠国防军和总统的全权实行独裁统治，随后重新制定宪法的执政方案。12月2日，施莱歇尔被任命为总理。为取得国会多数的支持，施莱歇尔决定邀请纳粹党内的左翼势力代表施特拉塞尔出任副总理。通过分裂纳粹党，争取一部分纳粹党议员的支持，施特拉塞尔鉴于纳粹党内的危机，同意参加政府。希特勒坚决反对，并立即解除了施特拉塞尔纳粹党组织部长的职务，施莱歇尔的如意算盘落了空。
施莱歇尔为了收买人心，巩固其地位，采取了一些迎合下层民众意愿的措施，如：取消巴本政府发布的关于削减工资和救济金的决定；答应压低煤和肉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停止实行巴本为了大地主的利益而制定的农产品限额制度；没收东部破产容克庄园的80万英亩土地分给25万户农民。垄断资本家和容克地主对施莱歇尔政府心存疑虑，兴登堡对此也非常不满，新政府很快在统治集团中陷入孤立。
巴本被撵下台后，对施莱歇尔耿耿于怀，决心与希特勒合作，推翻施莱歇尔。他通过科伦银行家施罗德，促成了胡根贝格的民族人民党、纳粹党和泽尔德特的钢盔党的接近，在施罗德的安排下，1933年1月4日，巴本和希特勒举行了组织新政府的秘密会谈，参加会谈的还有赫斯、希姆莱、施罗德和凯普勒，最后达成了组织一个“希特勒—巴本”内阁的协议，希特勒担任总理。巴本还将会谈情况告诉了兴登堡总统。1月7日，在基尔道夫家中，垄断资本家与希特勒、赫斯、戈林就政府组成人员又举行了会谈。1月17日，希特勒会见胡根贝格，胡根贝格表示支持希特勒—巴本内阁。1月22日，希特勒宴请皇太子。随后皇太子致函兴登堡，敦促总统授权希特勒组阁。
施莱歇尔在没有争取到纳粹党、民族人民党、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支持的情况下，要求总统解散国会，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并把新的国会选举推迟6个月。兴登堡没有批准。1月28日，施莱歇尔提出了辞呈。为防止巴本重新上台，他也积极支持希特勒领衔组织政府。他与国防军司令官冯·哈麦斯泰因—埃克沃德一致认为希特勒是惟一能够解决政府危机的候选人。
1月27日，巴本在谒见兴登堡时保证：让希特勒当总理，他当副总理，让纳粹党在内阁中占少数，希特勒只不过充当名义上的总理，实际上由他控制政府。兴登堡终于被巴本说服。1933年1月30日，兴登堡正式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巴本任副总理兼普鲁士邦总理，组织内阁。除希特勒外，纳粹党国会议员威廉·弗里克任内政部长，国会党团主席戈林任不管部长并代理普鲁士邦内政部长。希特勒上台，标志着魏玛共和国历史的结束，德国历史进入了一个黑暗时期。
德意志共和国崩溃、纳粹党上台是德国历史和现实、政治和经济等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有几点原因尤其值得注意：
第一，魏玛共和国建立在德国战败和十一月革命的基础上，它从诞生伊始就背上了两个沉重的包袱：它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它的创立者在《凡尔赛和约》上签了字，承担了战败国的全部责任。于是，它从一开始就受到来自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左翼力量和种种打着“民族主义”、“复仇主义”旗号的右翼势力的夹击。魏玛议会共和政体被许多德国民众、尤其是右翼势力视为外来压力的产物，因而与身俱来就存在着合法性的危机。
第二，魏玛共和国民主制度的根基并不十分坚固。共和国虽然是在废除了半封建的君主立宪政体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十一月革命中垮掉的仅仅是封建帝国的外壳，资本容克贵族仍然控制着军政大权和经济命脉，国防军成为旧势力的“国中之国”。共和国政权号称是“没有共和主义者的共和政权”。旧的反动势力的广泛存在和旧的专制思想的深刻影响，成为纳粹党等反动势力兴起的温床。而德国长期形成的深厚专制主义传统、民主思想淡薄、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软弱等，使德国各个资产阶级旧政党在共和国的影响日益减小，例如1919年民主党在国会中有75个议席，而到1932年只剩下2个。人民党的议席在1920年为65个，到1932年只剩下11个。只有中央党还保存了较稳定的影响。施特雷泽曼去世后，资产阶级政党中再也没有产生像他那样有远见和能力的政治家。缺乏稳定的、有力量的资产阶级政党的支持，在经济危机、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共和国是难以维系的。
第三，经济危机是共和国崩溃、希特勒上台的重要因素。在魏玛共和国短暂的14年历史中，曾经遭受到了1920年到1923年、1929年到1933年两次经济危机。而这两次经济危机，也正是纳粹运动的两次高潮。二三十年代经济危机为纳粹党提供了鼓吹民族社会主义反动理论、欺骗群众和煽动群众的良机；30年代大危机导致了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危机，为法西斯上台铺平了道路；30年代经济危机促使垄断资产阶级和反动势力乞灵于希特勒建立法西斯政权，通过对内镇压无产阶级革命，对外谋求侵略来寻找出路。
第四，魏玛议会民主政治体制的缺陷种下了共和国覆亡的种子。魏玛宪法规定的比例代表制进一步强化了德帝国时期就存在的多党制政治，由于党派林立以及政府与议会的矛盾，导致共和国联合政府频繁更替。从1919年2月到1930年3月德国共成立了15届政府。政局动荡，人民对议会政党制度深感厌倦，渴望领导和权威。魏玛宪法确立了普选的议会和公民直选的总统两个权力中心，魏玛共和国后期，随着共和国政治危机的加深，政府总理在得不到议会多数支持的情况下，一次次援引宪法第48条紧急条例，确立了“总统制内阁”，“总统制内阁”为德国民主政治挖掘了坟墓。
第五，工人运动的分裂大大削弱了捍卫共和国、阻止纳粹党上台的力量。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相互仇视，而且双方均低估了纳粹党上台的可能性。社会民主党右翼领导人执行了一条向反动势力妥协退让的政策，而共产党把整个社会民主党作为打击的对象。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互相攻击使无产阶级处于分裂状态；社会民主党工会、保守党工会、共产党工会、基督教工会没有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因而也就未能阻止纳粹攫取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