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藩叛乱平定之后，清朝统治日益巩固，中国社会进入了和平发展的新时期，因为紧急政务相对减少，康熙皇帝比以前更加热心地学习西洋科学。为了这一目的，除南怀仁、安多之外，他又将西方传教士徐日升、张诚、白晋、苏霖等请入宫中，讲解天文历算以及与之有关的《欧几里德原理》与阿基米德几何学。为了消除语言障碍，康熙皇帝还为他们专门配备满、汉教师，辅导他们学习满汉文字。为了使讲课收到满意的效果，还下令内廷官员将他们进讲内容整理成稿，由传教士在进讲时口授文稿内容。在进讲过程中，康熙皇帝态度认真，不但聚精会神地听讲，不懂就问，而且还于课后认真复习。法国传教士白晋于《康熙皇帝》一书中，曾经记载康熙皇帝认真学习的详细情景：
康熙皇帝传旨，每天早上由上驷院备马接我们进宫，傍晚送我们返回寓所。还指派两位擅长满语和汉语的内廷官员协助我们准备进讲的文稿，并令书法家把草稿誊写清楚。皇上旨谕我们每天进宫口授文稿内容。皇上认真听讲，反复练习，亲手绘图，对不懂的地方立刻提出问题，就这样整整几小时和我们在一起学习，然后把文稿留在身边，在内室里反复阅读。同时，皇上还经常练习运算和仪器的用法，复习欧几里德的主要定律，并努力记住其推理过程。这样学习了五六个月，康熙皇帝精通了几何学原理，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以至于一看到某个定律的几何图形，就能立即想到这个定律及其证明。有一天皇上说，他打算把这些定律从头至尾阅读12遍以上。我们用满语把这些原理写出来，并在草稿中补充欧几里德和阿基米德著作中的必要而有价值的定律和图形。除上述课外，康熙皇帝还掌握了比例规的全部操作法、主要数学仪器的用法和几何学及算术的应用法。
康熙皇帝令人难以置信地深切注意而且细心地从事这些研究工作。尽管这些原理中包含着极其复杂的问题，而且我们在进讲时，也不够注意礼节，但皇上从不感到厌烦。最初，我们解释的某些证明，皇上还不能理解，这可能是由于证明题本身确实难懂，更确切说，也许是由于我们不能灵活地运用适当的词汇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不论什么原因，一碰到这类证明题，皇上总是不辞辛苦地时而向这个传教士，时而向那个传教士再三垂问题解。遗憾的是我们往往不能像我们想的那样使皇上把这些问题理解十分透彻。在这种情况下，皇上就要求我们改日再做解释。当时他约束自己专心致志地听我们讲课的情形，是非常令人钦佩的。有一天，皇上在谈到他自己时，曾经涉及到这个问题。谈到刻苦学习的问题时，他说对于刻苦学习科学知识，他从不感到苦恼，并颇有感触地追述，他从少年时代起，就以坚韧不拔的毅力，专心致志地学习规定的一切知识。
康熙皇帝充分领会了几何学原理之后，还希望用满语起草一本包括全部理论的几何学问题集，并以讲解原理时所用的方法，进讲应用几何学。同时，皇上旨谕安多神甫用汉语起草一本算术和几何计算问题集，它该是西洋和中国书籍中内容最丰富的。
“皇上在研究数学的过程中，已感到最大的乐趣。因此，他每天和我们在一起度过两三小时。此外，在内室里，不论白天还是夜晚，皇上都把更多的时间用于研究数学。由于这位皇帝特别厌烦委靡不振的、无所事事的生活，所以即使工作到深夜，次日清晨也一定起得很早。因此，尽管我们经常注意要早进宫谒见圣上，但仍有好几次在我们动身之前，皇上就已传旨令我们进宫。有时只是为了让我们审阅他在前一天晚上所做的算题。因为每当学习到几何学中最有价值的知识时，皇上总是怀着浓厚的兴趣，把这些知识应用于实际，并练习数学仪器的操作。由此可见，康熙皇帝为了独立解决与我们以往讲过的相类似的问题，曾经做出何等努力，实在令人钦佩之至。”
随着康熙皇帝学习自然科学知识的日渐深入，他对有关国计民生的各种自然科学知识如兵器制造、地图测绘、医学、农学等也都产业了广泛的兴趣。为此，他多次表示欢迎懂科学的西方传教士前来中国。在他的授意下，康熙二十一年，南怀仁在致西欧耶稣会教士的一封信中呼吁道：“凡擅长天文学、光学、静力学、重力学等物质科学之耶稣会教士，中国无不欢迎。”在康熙皇帝的招徕下，洪若翰、白晋、张诚、苏霖同时来华，供奉内廷。康熙三十六年，康熙皇帝又以法国传教士白晋为使，回欧招聘教士。于是，康熙三十八年，又有马若瑟、雷孝思、巴多明等人来华。即使在清朝政府因教规问题和罗马教皇严重对峙期间，康熙皇帝也没有放松争取西方科学人士来华的努力，并先后授意西方传教士沙国安、德里格、马国贤等致书罗马教皇，要他“选极有学问天文、律吕、算法、画工、内科、外科几人来中国以效力”。在此同时，康熙皇帝则如饥似渴地投身于各种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和试验之中。据白晋、张诚等法国传教士所见，康熙皇帝出巡，经常“利用刚会使用的天文仪器，在朝臣们面前愉快地进行各种测量学和天文学方面的观测。他有时用照准仪测定太阳子午线的高度，用大型子午仪测定时分，并推算所测地的地极高度。他也常测定塔和山的高度或是感兴趣的两个地点的距离”。对于和民生攸关的农学，他也极感兴趣并做过深入的研究，他亲自培育过御稻米和白粟米两种优良品种。其中御稻米不仅气香味腴，而且生长期短，北方也能种植，南方则可以连收两季。他还做过南北作物移植的试验，北京丰泽园、热河避暑山庄种有南方的修竹、关外的人参，山庄的千林岛遍植东北的樱额（沙果），每到夏天，硕果累累。对于医学，他也极有兴趣，为了学习有关知识并进行研究，他在宫中专门建立化验室，从事医学的研究。对于一些先进的医疗技术，他还极力加以推广。如他发现点种牛痘，对于防治天花极为有效，即在边外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蒙古积极推广。“初种时年老人尚以为怪”，但是由于他“坚意为之”，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他还冲破封建礼教束缚，谕令西方传教士巴多明将《人体解剖学》一书以满汉两种文字译出。至于兴修水利、兵器制造、地图测绘等项知识因为和巩固统治关系极为密切，更为他所十分关心，如对治理黄河，他不但于“前代有关河务之书，无不披阅”，而且还乘六次南巡之机，实地视察河工，同时又广咨舆情，经过10多年的努力，终于摸索出了一套治理黄河行之有效的好方法。从而改变了黄河连年溃决的现状，出现了40年的安然局面，对于地理测量，他的态度也十分积极，每次巡幸或者出征，他都注意携带仪器进行测量，在此基础上，从康熙四十六年至五十六年，他又组织一批中西学者对全国进行实测，编制了《康熙皇舆全览图》。在此同时，他也极为重视军事科技的发展，三藩叛乱期间，他曾命西方传教士南怀仁研制改制火炮，并亲至卢沟桥阅视新炮的实弹演习。三藩叛乱平定后，他仍对之表示重视并下令继续铸造，分别配备于全国各战略要地。由于长期坚持钻研自然科学，在其中一些领域中，他还颇有发现。如康熙四十三年十一月，他根据实测结果认定据西洋新历推算本月初一日食时刻略有失误。并怀疑可能是“算者有误，将零数去之太多”。康熙五十年，他又根据实测发现当年夏至是在“午初三刻九分”，而不像西洋历推算的“午初三刻”。总之，在康熙年间，康熙皇帝对于自然科学的兴趣始终不衰，学习自然科学成了康熙皇帝终身爱好的事业。
作为康熙皇帝终生爱好的一项事业，和经筵日讲一样，学习自然科学也对康熙朝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首先，通过学习，康熙皇帝使自己在自然科学领域内成为内行，取得了主动权，从而在各种政策决策以至具体事务处理中都比较容易分清是非，接近实际，避免或少走了不少弯路，即以黄河治理而言，清朝初年“决溢之灾无岁不告”，河患成了一个极大的社会问题。虽然国家每次拨出大量帑金修治，但都收效甚微。所以如此，最高统治者对治河规律盲然无知当是一个重要原因。为此，三藩叛乱平定之后，康熙皇帝集中精力研究河务，他一方面博考前代文献，另一方面又多次前往视察，其中关键环节并亲自动手测量，与此同时，还屡集廷议，综观全局，从而在治河中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其次，康熙皇帝重视自然科学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长期以来封建士人的“重道轻艺”的错误倾向。两千多年以来，中国历代帝王大多只重视政治军事和思想，只研究治人，不研究治物；只研究驾驭人类，不研究征服自然。受此影响，封建士人皆以为儒家经典无所不包，兼以“就易畏难，以功名仕宦为重”，从而形成了一种顽固的“重道轻艺”的错误倾向，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康熙皇帝却以帝王之尊对自然科学表示重视，努力学习，积极推广，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他的带动下，许多士人投入数学、天文学、医学、水利、工艺等自然科学各领域的研究，他们有的努力发掘中国古代科学遗产，有的刻意创新，不但大大缩小了中西科技之间的差距，同时，对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进步，也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勤政务实的工作作风
清朝前期的皇太极、康熙、雍正、乾隆这四位皇帝有一个共同特点：既调明世事，又勤于政务，而康熙皇帝又多了一条作风踏实、不慕虚名。能够在一片马屁与颂歌当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就这一点来说就称得上伟大。
康熙皇帝御门听政始于康熙六年七月亲政之日，自此之后，每日辨色而起，未明求衣，逐日视朝，一直坚持几十年之久。因为康熙皇帝视朝过早，各级官员为了不迟到，必须于“三四鼓趋赴朝会”，因而平定三藩之后，一个低级官吏大理寺司务赵时楫代表广大官员上书康熙皇帝，指出“自古人君，从未尝每日亲御听政，即定期视朝，亦未有甚早者”。为此，他建议视朝时间改在辰时，视朝时，只令“满汉正左轮流”，“其余无事官员及闲散衙门官员，停其每日上朝，照旧一月三次上朝”。考虑到广大官员的实际困难，康熙皇帝将御门听政时间推迟到辰时，朝见官员也相应减少到有关官员，但是他自己却仍然坚持御门听政。后来，出于对康熙皇帝身体的爱护和关心，康熙二十三年、二十九年、三十二年时，又先后有许多臣下上疏，要求康熙皇帝不必逐日御门听政。如康熙二十三年五月，御史卫执蒲上书康熙皇帝，奏请“御门听政，或以五日，或以二、三日为期”。康熙二十九年十月，户科给事中何金蔺上书康熙皇帝，“请定御门之期，或三日，或五日”。“日烦临御，臣谊难安。”康熙三十二年十二月，大学士等奏请“每日奏章，交送内阁，皇上隔三、四日御门一次，听理引见人员与绿头牌启奏诸事”。对于广大臣工的一番美意，康熙皇帝表示感谢，但是考虑到自己身为帝王，应该“先人而忧，后人而乐”、“政治之道，务在精勤，励始图终，勿宜有间”，而不予接受。由于长期御门听政，形成了固定的生活和工作规律，如不御门听政，他就觉得不安。如康熙三十二年时他说：“朕听政三十余年，已成常规，不日日御门，即觉不安。若隔三、四日，恐渐至倦怠，不能始终如一矣。”即使是在生病期间，他也坚持御门听政，偶因病重，不能临御乾清门听政，他也因为“与诸大臣悬隔，思之如有所失”而谕令臣下进奏乾清宫。他还表示：“朕三十年来，每晨听政，面见诸臣，咨询得失，习以为常，今若行更改，非励精求治初终罔间之道，且与诸臣接见稍疏，朕衷亦深眷念。”康熙三十四年冬，在他生病期间，大学士伊桑阿等奏请“暂停御乾清门听政”时，他又表示“朕每日听政，从无间断，闲坐宫中，反觉怀抱不适，你诸大臣面奏政事，朕意甚快，体中亦佳，今灼艾视前已愈，国政紧要，朕仍照常御门听政”。在逐日听政的同时，康熙皇帝还极为注意提高听政的效率和质量，极力避免形式主义。在他看来，听政主要内容是君臣共同处理国家事务，因而在视朝时，十分重视臣下的意见，多次表示他自己“从来不惮改过，惟善是从，即如乾清门听政时，虽朕意已定之事，但视何人之言为是，朕即择而纳之”。因此，他要求奏事官员“各抒胸臆，直言无隐，但求事当于理，互相商酌，即小有得失，亦复何伤，朕焉有因议事而加罪者乎”？
对于一些官员“不以所见直陈，一切附会，迎合朕意”则加以批评。即使是在休息时间，他也时时将“天下大事，经营筹划于胸中”，以便御门听政时能正确处理。御门听政之外，阅览处理各地各衙门所上奏章也是一重要的政务活动。一般情况下，每日奏章不下百十来本。这些奏章，例由内阁大学士先行览讫，并拟出初步处理意见呈送康熙皇帝，由他最后决定。对此，康熙皇帝不是不负责任地不看奏章内容便在内阁所拟票签上打勾画圈，而是将所有奏章通通详加阅览，不遗一字，“见有错字，必行改正，其翻译不堪者，亦改削之”。在此同时，还对内阁票拟，详加审核，以定可否。即使在病中，也坚持不辍。如康熙二十九年二月，康熙皇帝身体违和，移居瀛台养病，仍令“部院各衙门奏章，俱交内阁转奏”。当年十月，康熙皇帝患病期间，也“日理奏章，未尝废事”。有时，康熙皇帝外出巡幸，批阅奏章便成了他处理政务的主要方式。因而，一般情况下，他下令京中奏章三日一达御前，有时，还下令两日一送。奏章一到，“随即听览，未尝一有稽留”。如果递本人员迟延时日，还严加处分。如康熙二十三年春，康熙皇帝视察畿甸，因为当时“户、刑二部启奏之事最为繁冗，皆钱粮刑名所关，若一时不加详阅，恐有遗误”，因而他下令改变前此三日一送而为两日一送。当年十月，康熙皇帝东巡曲阜途中，京中奏章至时未至，康熙皇帝异常焦急，深夜不眠，坐待奏章，并且下令“今日奏章，不拘时刻，一到，尔等即行呈进，朕宵兴省览”。一直等到四更时分，奏章始到，康熙皇帝立刻摊开批阅，一直到天亮方才处理完毕。康熙四十年六月，康熙皇帝巡幸塞外，因为京中本章未能按时抵达御前，康熙皇帝还特别指示派人调查原因，予以处理。巡幸回京后，为了处理在外巡幸期间积起来的待理政务，康熙皇帝更是繁忙异常。他说：“朕历年夏日避暑，九月回銮，所积四月内口外不能办理之事，日夜料理，必在岁内完结。至次年开印，又复速为办理，无致壅积。”康熙五十六年冬，康熙皇帝老境来临，大病70余日，两脚浮肿，右手不能写字，但是为了批答奏章，仍坚持用左手批阅而不假手于人。多年勤政，使他饱尝了帝王生活的甘苦与艰辛。康熙五十八年四月，他特地为此向大学士、九卿、詹事、科道官员尽掏肺腑。他说，“我自亲政以来，一切重要事务，都是亲自动手处理，从来不敢偷懒。在少壮时期，精力充沛，并不觉得劳苦，而今老境来临，精神渐减，办起事来便觉得十分疲惫不堪，批答奏章手也发颤。如想还像当年那样办事精详，则力所不及；如果草率处理，心中又非常不安。从来读书人议论历代帝王，多加指责他们的过失，批评他们安享富贵，耽于逸乐，我多年披阅史籍，对历代帝王为人行事也颇留心，觉得做一个国君极为不易。不说别人，即以我而言，在位60年，昼夜勤政，即使铁打的身子，也要拖垮，何况血肉之躯。现在在朝供职的年老大臣，年岁大约和我不相上下。在衙门办事，不过一两个时辰，就可回家安息，有病还可以告假，有的人还无病装病，他的同僚和属员决不会强迫他继续上班。往年考试武进士，左都御史赵申乔竟然在考场上打瞌睡，侍卫们几次把他唤醒。有我在场尚且如此，在自己衙门办公就更不用说了。现在天下大小事务，都是由我一人处理，无可推诿，如果把重要事务交人办理，则断然不可。因此，我昼夜劳累，须发皆白。虽然如此，也不敢偷懒，从早至晚，没有一点空闲，真是强打精神，硬加支撑啊！我如此勤政，你们臣下却没有一个人肯为我实心效力，不但如此，说不定还有不肖之徒见我年老，精力不够，乘机徇私舞弊，这都是你们应该十分留心的。见我百般勤劳，你们只不过在口头上要我安静休养，再不就是搬弄一些颂圣套语，什么‘励精图治’、‘健行不息’、‘圣不自圣，安愈求安’，这些话，如果对不读书的君主来说，也许他们爱听；我多年读书，明白事理，这些粉饰之词，60年来，听得耳朵上都起了茧子。所以我劝你们还是多办实事，少说废话，才对国家治理有所裨益。”
由于长期勤政，康熙皇帝养成了反对虚夸、讲究务实的作风，对于各地上陈祥瑞，他向不热心，从来不曾将之宣付史馆。对于不事生产的僧道，康熙皇帝早年时期极为鄙薄，认为他们都是一批游手好闲之徒。他还认为秦始皇、汉武帝迷信方术，梁武帝、唐宪宗信佛都是愚蠢的行为。后来，他对僧道的看法虽然有所变化，但是也是敬而远之，从未加以提倡。因而，终他在位期间，佛道势力始终没有得到发展，更未能影响中枢决策。他尤其反对无益实政的庆寿典、上尊号等。因而在他在位前期，凡逢他本人寿诞，他一般都下令停止朝贺，更不搞什么筵宴。三藩叛乱、噶尔丹叛乱平定之后，群臣想给他上尊号，他也都推给了他的祖母孝庄文皇后和嫡母孝惠章皇后。康熙四十二年，康熙皇帝50寿辰届期，臣下又想搞庆典、上尊号，还要恭进鞍马缎匹等物，康熙皇帝一概拒绝，他说，如果在京官员如此，地方督抚也一定会效法，后果不堪设想。后来，群臣恭进万寿无疆围屏，他也只收下颂辞，而将围屏退还。在此同时，他还颁发长篇谕旨指出自己御极40多年来，“亲历饥馑者不知其几，南北用兵者不知其几，人心向背者不知其几，天变地震者不知其几”。居安思危，自己不应“以名誉称尚为荣”，而当“以海内富庶为心”。康熙五十一年十月，礼部诸臣以次年恭逢康熙皇帝六旬万寿，特地会同大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等官议上庆寿章程。康熙皇帝览奏后，又情辞恳切地向上奏群臣说了一番话。他说，“我自即位以来，一心盼望着天下太平，在历史上留一个好名声。几十年来，我夙夜勤劳，以致须发皆白，心血耗尽，克服了数不清的困难。自古帝王在位时间都极为短暂，享年不永，人们往往说成是别的原因，其实这是不了解历代帝王一生何等辛勤啊！我的才能和德行本来极其普通，只是赖有祖宗荫庇，才得以在位50余年，年寿也将及60.现在为国事更加忧劳，精力愈益不支，只害怕长此下去，以致不能始终如一，使得一生勤劳，付之东流。因而兢兢业业，并没有祈求60大寿的想法，看到你们的奏章，我觉得都是不讲实际的虚言套语。我十分希望做臣下的能够清廉自持，做儿子的能够孝敬父母，兄弟之间也互相友爱，人人都读正经书籍，各自尽心于自己的职责，国家太平，人民幸福，盗贼宁息，这就是对我60寿辰的最大贺礼了。此外一切仪式，我并不喜欢。”后来，只是群臣瞒着康熙皇帝，先期召请直省官员绅士耆庶入京庆贺。造成既成事实，盛意难却，为了答谢士民好意，康熙皇帝才举办了一次大型宴会招待向他祝寿的耆老。但是在内心中，对于这种行动，他却是不以为然的。除此之外，对于臣下“陈奏国家之事辄用称颂套语”，康熙皇帝也十分反感并多次提出批评。认为他们这样做“于朕躬并无裨益”，并要求他们以后“当尽删除称颂套语，将有益于朕躬之外事，速为指陈，使事务不致壅积，可以知诸臣之实心报效，而朕之病体亦得调护矣”。这种勤政务实的作风，不但使得康熙皇帝的成就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多数帝王，而且也对雍正以后清朝各代帝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于清朝统治的巩固和中国历史的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
康熙至孝
封建帝王提倡孝道这不难理解：政治的需要、稳固统治基础的需要。康熙的特别之处在于不仅提倡，而且身体力行，他对长辈的尊敬与关照出于至诚，不矫揉、不造作。在古代帝王当中称得上至孝的非康熙莫属。
康熙蒙祖母抚养教训30余载，祖母病重之时，他不仅“检方调药，亲侍饮馔”，并对她说：“此时不竭心尽力，少抒仰报之忱，异日虽欲依恋慈闱，竭朕心力，岂易得耶！”意思是说生前不报答，死后唏嘘是没有用的。
康熙的成长，的确饱蘸了祖母太皇太后的心血与汗水。他在尊奉祖母为太皇太后的册文中，特别记下祖母“海迪”之恩。亲政后，特别是鳌拜的剪除，使他逐渐成为叱咤风云的大国之君。然而，他在人伦教化上仍然是个普通人，并不把自己神化。他对祖母仍敬重如初，每借去慈宁宫向祖母问安和陪同出游之机，请教和商议国家大事。太皇太后放手让康熙亲政，在关键时刻及重大问题上常加以指点，并不放松对国事的关心。
康熙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康熙到慈宁宫问安，孝庄太皇太后根据太宗时“重骑射”之传统经验，告诫说：“方今天下太平，四方宁谧，然安不可忘危，闲暇时仍宜训练武备。至如在朝诸臣奏事，岂无忠诫之告者？然不肖之类假公行私，附己者即为引进，忤己者即加罔害，亦或有之。为人君者，务须秉公裁断，一准于理，则事无差失矣。”——对武备、文治均予以指点。
次日，康熙向起居注官传达了祖母上述意见，深有感触地说：“朕绎慈训，人君之道，诚莫要于须公裁断之一言也。”
遵照祖母训练武备之指教，他于次年正月率诸王、大臣去南苑行围，大阅八旗劲旅，整饬武备。此措施对后来平息吴三桂等反叛颇有裨益。
年轻的康熙独立处理朝政，凡属有益之事，太皇太后都给予鼓励和支持。譬如他令人将东北部分少数民族内迁，组建“新满洲”，但朝中有人不予支持。太皇太后鼓励他说：“此虽尔祖上所遗之福，亦由尔抚柔远人，教化普遍，方能令此辈倾心顺从也，岂可易视之？”同年十一月，吴三桂叛乱，八旗将士出征，太皇太后拿出宫中所存银两、缎匹赏给八旗出征官兵。这些看起来似乎细小之举动，对于年轻的康熙却很宝贵，使他更增加了信心和力量。
吴三桂反叛不久，蒙古察哈尔部亲王布尔尼又乘机作乱。康熙感到不安，求教于祖母，太皇太后认为“图海才略出众，可当其责”。康熙立命信郡王鄂扎为抚远大将军，图海为副将军，率师征讨布尔尼。副将军图海果不负所望，仅率数万家奴就顺利地平定了布尔尼叛乱。
由此，康熙对太皇太后的感戴是可以想见的。他常把取得的成功推恩于祖母。康熙二十年十二月，他向太皇太后上奏：“臣抵遵懿训，绥靖寰区，叛逆削平，兵民休息”，将平定吴三桂等叛乱之胜利归功于祖母。有一次太皇太后生病，想念嫁到巴林的女儿淑慧公主。康熙得知，立即派乾清门侍卫武格用御轿前往迎接。公主很快到来，太皇太后见到女儿喜出望外，“圣体遂强健如常”。
康熙二十二年九月，太皇太后谒五台山，因山路坎坷难行，乘车不稳，康熙命备八人暖轿。太皇太后念及轿夫之艰难，坚持乘车。不得已，康熙瞒着祖母，命轿夫远远随车而行。中途，见祖母乘车艰辛，请改乘轿。祖母为难地说：“已易车矣，未知轿在何处，焉得即至？”康熙答：“轿即在后。”立即令轿近前。祖母见状大喜，抚孙儿之背赞叹不已，说道：“车轿细事，且道途之间，汝诚意无不恳到，实为大孝。”
康熙二十六年十一月，太皇太后病重，康熙亲自在慈宁宫护理，昼夜不离左右，“检方调药，亲侍饮馔”。祖母宁憩之时，他“隔幔静候，席地危坐，一闻太皇太后声息，即趋至榻前，凡有所需，手奉以进”。“三十五昼夜衣不解带，目不交睫，竭力尽心。”
为满足祖母不时之需，凡坐卧物品、饮食肴馔无不备具，仅糜粥之类即备有三十余品，“随所欲用，一呼即至”。祖母屡次命康熙回宫暂息，“少宜自爱”，诸臣亦一再奏请皇帝保重身体，但他仍然勉强支持。他对内阁大学士等说：“朕念幼蒙太皇太后抚养教训30余年，罔极深思难以报答。今见病体依然，五内焦灼，莫知所措，朕躬寝处何暇顾计？”
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太皇太后病逝，享年75岁。遗诰劝康熙“宜勉自节哀”，以国家大事为重；命“中外文武群臣，恪恭奉职，勿负委任，以共承无疆之福”。康熙悲痛欲绝，诸王、贝勒、文武大臣等公疏奏请皇帝节哀，并高度评价太皇太后一生功绩，写道，伏念太皇太后顺德承天，徽音衍祚。佐太宗文皇帝，肇造丕基，启世祖章皇帝式廓大业。迄我皇上缵承洪绪，手定太平，克享耆年，流光亿祀。
康熙终生不忘祖母鞠养教诲厚恩，将祖母葬于遵化昌瑞山南麓孝陵前的昭西陵，并命将祖母生前最喜欢的新建寝宫五间拆运至墓地，原样重建，称暂安奉殿，并主动提议为祖母上尊谥为“孝庄仁宣诚宪恭懿翊天启圣文皇后”，后人简称孝庄文皇后。
对祖母如此孝敬，对自己的母亲，康熙自然也是恪尽孝道。除了生母之外，对几个嫡母，他也从未有过丝毫怠慢。
康熙皇帝的第二个嫡母是孝惠章皇后博尔济吉特氏，这个皇后是科尔沁镇国公绰尔济之女，按照辈分来说，是顺治皇帝废后的从侄女，孝庄文皇后的侄孙女。她生于崇德六年十月，顺治十一年五月与顺治皇帝成婚之时，只有14岁。因为顺治皇帝非常宠幸后来尊为孝献皇后的董鄂氏皇贵妃，对她也不大满意。顺治十五年正月，她刚刚18岁时，顺治皇帝以其“奉侍皇太后疾不勤”而下令“停其中宫笺奏”。只是赖有孝庄文皇后的保护，她才没有沦落到与第一个皇后相同的下场。顺治十八年正月，顺治皇帝去世，这个年龄刚刚只有21岁的皇后便守了寡。而后，康熙皇帝即位，她和康熙皇帝生母佟佳氏并尊为皇太后。因为此后不过两年，康熙皇帝生母慈和皇太后便已死去，而她以名分而言，又是康熙皇帝嫡母，同时，以亲属关系而言，又是孝庄文皇后的侄孙女，并且无儿无女，因而，她和孝庄文皇后一样，对康熙皇帝极为关心和爱护，在康熙皇帝成人过程中，尽到了一个做母亲的责任。因而，康熙皇帝对她也十分尊敬。平常时节，向孝庄文皇后问安之后，即赴皇太后宫问安。逢到节令生辰，率诸王贝勒文武百官向孝庄文皇后行礼之后，又一起向她行礼。康熙二十二年夏，康熙皇帝奉孝庄文皇后北巡期间，特将所猎鹿尾、鹿脯用盐腌好，送至京师，请她品尝。她出生较晚，没有孝庄文皇后那样复杂的政治经历，兼之以康熙皇帝又非亲生，在康熙皇帝面前，她十分谦逊。令人代笔给康熙皇帝写信，总是将皇帝字样出格高写，而于皇太后字样，则“接书其下”。对于国家政事，也极少发表意见，不去干扰康熙皇帝。与此同时，则将主要精力用于关心康熙皇帝的生活起居，如康熙三十五年十月，康熙皇帝北征塞外，她怕塞外天寒冻着康熙皇帝，特地派人送去皮衣。次年春，康熙皇帝亲征噶尔丹，在其生日即将到来之时，孝惠章皇后又派人专程送去金银茶壶，以志祝贺。这使康熙皇帝对她愈加孝敬，将原先对待孝庄文皇后的礼遇都转加到她的身上。南巡、北狩以及出关谒陵，无不奉其同行。康熙二十八年，他以孝惠章皇后居住之宁寿宫历年已久，特将其拆毁重建，“比旧时更加弘敞辉煌”，并奉孝惠章皇后迁居于此。康熙三十九年，孝惠章皇后60大寿，康熙皇帝亲制《万寿无疆赋》并献上佛像、珊瑚、自鸣钟、洋镜、东珠、金珀、御风石、念珠、皮裘、羽缎、哆罗呢，沈、檀、芸、绛诸香、犀玉、玛瑙、磁、漆诸器，宋、元、明名画，金银、币帛等许多珍贵寿礼，在此同时，还别出心裁，令御膳房一颗一颗地数出一万粒米，精心做成“万国王粒饭”和名贵菜肴、果品一起献上。康熙四十九年，孝惠章皇后70寿辰，康熙皇帝又进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为了表示自己的孝心，年已57岁的康熙皇帝还亲自在席间跳起了蟒式舞，以为宴会助兴。在此同时，他也像对待孝庄文皇后一样，写了不少诗篇，感念皇太后对自己无微不至的关怀并衷心祝愿皇太后健康长寿。如康熙三十五年，康熙皇帝亲征噶尔丹于漠北，有《违皇太后定省言怀》诗云：
帐殿风高日影移，庭闱常忆问安时。
寸心每自依清禁，慈念遥应系北陲。
柔远肯教罹疾苦，除残焉敢惜胼胝。
预期露布飞章入，早报瑶阶母后知。
康熙五十六年秋，康熙皇帝北巡塞外之后，奉皇太后返京。由于皇太后年事已高，回京之后，即感受疾病。这时，康熙皇帝也已64岁。10年来的诸皇子争储夺嫡斗争和繁忙的内政外交事务使得他心力交瘁，健康状况严重恶化。当年冬，大病一场，头昏目眩，双脚浮肿，艰于行走，70多日不曾下床。十一月间，病情还十分严重，为此，他还预拟遗诏，遍谕诸皇子、满汉大学士、学士、九卿，科道。但是在知道皇太后病重之后，立即从畅春园还宫，参与护理。十二月初，皇太后病情日益沉重，康熙皇帝不顾自己病情，在苍震门内架起帐篷，居于其中，同时，用手巾裹头缠足，让内侍抬至宁寿宫向皇太后请安。他跪在皇太后床下，轻呼：“母后，儿臣在此。”此时，病情危笃的皇太后已经不能说话，只是一手障住光线，一手紧握康熙皇帝的手。眼见此情，康熙皇帝不禁泪如雨下。三天后，皇太后病逝，康熙皇帝“拊膺哀号，即行割辫，孝服用布，哭泣弗辍”。梓宫发引之日，康熙皇帝又亲诣宁寿宫前祭奠，痛哭。“近侍人员，不忍仰视”。随上尊谥为“孝惠仁宪端懿纯德顺天翊圣章皇后”。康熙五十七年三月，殡宫自京发引，安葬于遵化孝东陵地宫。康熙皇帝虽因病未能亲送，但是，当年十一月，他又亲自谒陵祭奠“哀恸良久”。同时，在大学士、九卿共议将孝惠章皇后神牌安放太庙奉先殿时，他又特别指示，因孝惠章皇后分属嫡母，应将其神牌安设于自己生母孝康章皇后之上。总之，出于感念孝惠章皇后对自己的抚育之恩，对于自己的这个嫡母，康熙皇帝也极尽孝养之情，并且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康熙皇帝的生母孝康章皇后佟氏，是固山额真佟图赖之女。佟图赖的父亲佟养真虽然原是汉人，但是早在清太祖努尔哈赤攻打抚顺之时即投奔后金。几十年中，追随太祖、太宗、世祖南征北伐，转战东西，卓有功勋，因而，早在入关之前，佟氏一家即深受重用，成为清朝皇室的依靠力量。入关之初，满汉畛域极为分明。佟氏以汉人之女而入宫为妃，对于佟氏一家来说是极高的殊荣。孝康章皇后佟氏比顺治皇帝小两岁，至晚在顺治十年八月顺治皇帝第一个皇后被废前即已入宫。顺治十一年三月，她为顺治皇帝生下玄烨这个儿子。当时，她只有15岁。由于顺治皇帝子嗣甚多，而她又是一个普通妃子，因而此后七八年中，一直默默无闻。直到顺治十八年，顺治皇帝死后，她才因所生之子玄烨被立为皇帝而被尊为慈和皇太后。即使如此，一则因为其时孝庄文皇后年正壮盛，正在全面主持宫中事务；二则在她之上，还有一个顺治皇帝生前被立为皇后的孝惠章皇后；三则此时国务处理，皆由几个辅政大臣主持，因而无论宫中或国家事务，她都没有什么发言权。她所扮演的角色，充其量只是一个照顾康熙皇帝的高级保姆。而且，由于一场意外之疾，这件工作她也没有完成。康熙二年二月，她因突发之症，患病去世，终年24岁。她死之后，按照满洲旧俗，遗体火化，并于当年六月与顺治皇帝骨灰一起葬入孝陵地宫。当时，清朝皇室给她所上的尊谥是“孝康慈和庄懿恭惠崇文育圣章皇后”。
一个年方10岁的孩子，刚刚死去父亲，接着又失去生母，面对此情此景，无论怎样的铁石心肠，也要为之堕泪。康熙皇帝本人更是涕泪滂沱，痛不欲生。从此，他失去了童年的欢乐，只能在祖母的怀抱里，追忆母亲在日的幸福时刻。父母的过早去世促使了他的早熟，他逐渐变得沉默寡言。在祖母和嫡母面前，他听话懂事，平时努力学习，勤于骑射，不曾沾染任何恶习。在朝堂上，威而不怒，含而不露，从而对他成人以后事业的成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随着岁月的流逝，康熙皇帝成人后，少年时期的丧母之痛逐渐淡化，因而，在他一生所做诗篇中，没有一篇涉及自己的生母。虽然如此，出于对自己生母的系恋之情，他先后重用了两个舅舅佟国纲和佟国维。康熙十六年，他又将孝康章皇后的侄女、佟国维之女收入宫中，封为贵妃，后又将其晋为皇后。康熙二十年，又以孝康章皇后之故，特别加恩，将佟氏一族由汉军镶黄旗抬入满洲镶黄旗，从而开创了后族抬旗的先河。当时，佟国纲晋爵一等公，任镶黄旗汉军都统，佟国维任领侍卫内大臣，参予议政。后来，佟国维之子鄂伦岱、隆科多也先后担任要职。终康熙一朝，佟氏满门贵盛，恩眷不衰。本为汉人而抬入满洲上三旗并在最高中枢机构中居于重要地位，如果不是由于孝康章皇后的缘故，是断然不会至此地步的。
一个无比英明的决策
在可弃可取之间，康熙选择了取。如果说康熙是一位英明的皇帝的话，恢复台湾并将之纳入大清版图就是他无数个英明决策中至为耀眼的一个。台湾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在今天不言而喻，但在康熙之后的长时间里并没有被充分认识到，这更显示出一个顶尖政治家能见人所未见的政治素质。
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二月至十二月，南明延平郡王郑成功命世子郑经留守金门、厦门等地，他亲自率师东征，驱逐荷兰殖民主义者，收复台湾。但郑氏政权坚持抗清立场，占据东南沿海。郑成功病死于台湾后，世子郑经继承王位，依然与清廷对抗。
康熙皇帝亲政以后，一心想收复台湾，但是因为“三藩”作乱，他忙于平定叛乱，所以对台湾郑氏主要采用招抚政策，但是郑经始终没有接受招抚。“三藩”之乱平定以后，康熙皇帝开始全心收台。在收复台湾的过程中，有两个人所起的作用最大，一个是姚启圣，一个是施琅。
姚启圣，字熙之，一字忧庵，原为浙江会稽人，后附族人籍，隶属汉军镶红旗。康熙二年考中了举人，当了广东香山知县，不久因故被革职。“三藩”叛乱后，他投进康亲王杰书军中，屡献奇谋，康亲王很器重他，官职也从代理知县升到了布政使。
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春，郑经为给清朝施加压力，以争取和谈中的有利地位，遣骁将刘国轩连败清兵，进围海澄。清廷驻守官吏对全局缺乏统一规划，遇事惊慌失措。康熙见他们“庸懦无才，职业不修”，便于五月初十将他们解职，通过康亲王荐举，破格提升姚启圣为福建总督。
姚启圣于六月初接任，认真贯彻康熙招抚郑经下属官兵民众谕旨，为争取投诚，特别注意对其家属及其亲族落实政策，并任用海上投诚人员。这一保护郑氏、团结海上投诚人员的政策，立即产生巨大效果。
姚启圣为了准备攻打台湾的武力，还整顿充实绿旗兵。过去“镇将各官，多以食粮兵刁民充伴当、书记、军牢等役，至临阵十不得七”。因此，他首先从直属总督之督标做起，革除了无用的兵员，新招募了一批生力军。康熙帝得知，予以表彰，认为此法很好，下令推广其他各省。
由于姚启圣采取有力措施，并与巡抚、提督、满洲将领、外省援军齐心合力，至康熙十七年九月，福建军事形势大为好转。九月二十日，姚启圣与将军赖塔等于漳州附近大败郑军主力，相继收复长泰、同安。此后又连败郑军于江东桥、潮沟等地，刘国轩逃回海澄。姚启圣见海澄深沟高垒，难以突然攻下，便全力开展招抚工作。他派遣漳州进士张雄赍书去厦门招抚。郑经以“海澄为厦门门户，不肯让还”。姚启圣于十月又遣泉州绅士黄志美赍书再次往厦门劝谕。郑经仍执前辞，拒不受抚。
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四月，姚启圣先后接到台湾傅为霖、廖康方密禀，郑经已于本年正月二十八日病故；其长子监国郑克也于三十日被绞死；年仅12岁的次子郑克塽即延平王位，现在台湾岛内人心浮动，可以乘机武力收复。姚启圣根据秘报上书康熙皇帝要求发兵收复台湾。可是，姚启圣的建议却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反对者中，竟包括闽海前线最高军事长官都统宁海将军喇哈达。而内阁学士李光地却坚决支持武力收复台湾。李光地是福建安溪人，他曾以在籍官蜡丸密封向康熙上平闽之策，因此深得康熙信任。他当上内阁学士后，积极推荐施琅。
施琅，福建晋江人，初为明总兵郑芝龙（郑成功的父亲）部下骁将，顺治二年十一月，随郑芝龙降清。因坚决不从郑成功抗清，他的父亲、兄弟和儿子都被郑成功所杀。康熙元年，被提拔为福建水师提督。他自幼生长海上，深悉水性及郑氏情形，一贯主张以武力围剿郑氏，攻取台湾。曾经于康熙初年上书，要求武力收复台湾，但是鉴于当时的条件还不成熟，他的建议被否决，并且裁撤福建水师提督，战船也被尽数烧毁，海上投诚官兵到外省垦荒，授施琅为内大臣，编人汉军镶黄旗，留于京师。
姚启圣上任之初也曾一再上疏保举施琅担任福建水师提督。但是因为他的长子施齐（化名工世泽）、族侄施亥都还在郑经手下当官，朝廷不太放心，所以迟迟未予任用。后经姚启圣核实施齐、施亥因“擒郑逆献厦门以报本朝”，于康熙十九年二月被杀，两家73口同时遇难。施琅这才重新得到朝廷的信任。康熙二十年七月，李光地再次推荐施琅，康熙皇帝也深感原来的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难当重任，便采纳李光地的建议，以施琅替换万正色。
康熙皇帝启用施琅之后，放手使用，大力支持。施琅为了能在征剿过程中加强与皇帝的联系，题请吴启爵“随征台湾”。兵部不准。康熙特批：爵在京不过一侍卫，有何用处？若发往福建，依施琅所请行。施琅任内大臣10余年，深知吴启爵受皇帝信任，请他随征，无异于钦差大臣。后来吴启爵在关键时刻往来于福建与北京，呈报前线情况，传达皇帝指示，对统一台湾起了重要作用。
施琅吸取前三四年间进军台湾失利的教训，为防止总督和水师提督之间彼此掣肘，极为重视专征大权。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二月初一，施琅上《密陈专征疏》，再次要求康熙为自己颁发专征台湾之敕谕，康熙皇帝考虑到自己远在北京，对前敌的形势不熟悉，于是放权给施琅，让他总管攻台的军事作战，总督姚启圣负责管理政务，李光地负责管理钱粮后勤。这样，三个人分工明确，便于随机应变，处理各种事务。
经过几次大战，台湾军队放弃抵抗，郑克塽宣布投降。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八月十一日施琅率官兵前往台湾受降。郑克塽闻讯，坐小船出鹿耳门迎接，并亲率刘国轩、冯锡范等重要文武官员，齐集海边，列队恭迎王师，然后会见于天妃宫。
施琅领兵登陆以后，禁止军兵骚扰百姓，维护社会秩序。十八日，郑克塽等剃发，施琅当众宣读皇帝赦诏。郑克塽等遥向北京叩头谢恩。从此，台湾回归祖国怀抱，与大陆重新统一。
施琅入台之后，不负康熙的期望，未对郑氏进行报复，却前往郑成功的庙宇行告祭之礼。他知道郑成功在台湾官兵心目中的地位。在台湾政权变换、人心浮动的时刻，这一举动，对于安定郑氏官兵的情绪、稳定社会秩序无疑产生了重要的社会效果。
捷报传到北京后，康熙精神异常振奋。将收到捷报那天所穿的衣物赐给施琅，并赐五律一首，写道：
岛屿全军入，沧溟一战收。
降帆来蜃市，露布彻龙楼。
上将能宦力，奇功本伐谋。
伏波名共美，南纪尽安流。
伏波指东汉名将马援，曾封伏波将军。康熙称赞施琅智勇双全，建立奇功，可与马援齐名，流芳百世，封施琅为靖海侯，世袭爵位。
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十二月，郑克塽等奉旨进京。康熙对原台湾的官员都给与封赏，让他们在朝中为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康熙对郑成功子女的态度，他不但认为郑成功、郑经并非“乱臣贼子”，命将其父子灵柩归葬南安，还亲自赠送了一副对联：“四镇多二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挽念郑成功收复中华故土的不朽业绩。
明白人在家事上也犯糊涂
康熙是个明白人，这一点大多数人恐无异议，但明白人有时候也办糊涂事。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对康熙来说就是明白皇帝也难断儿女事。于是在继承问题上，他是立了又废，废了又立，然后立了再废，结果把自家这湾水搅得浑之又浑。
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十二月十三日，下令册立刚满周岁的皇二子、嫡长子胤礽为皇太子。这意味着胤礽长大以后，将肩负着大清朝兴旺的使命。但是，康熙晚年，就在胤礽即将实现父皇所托的时候，康熙竟然下令废掉这位皇太子。然而不久，又复立胤礽为太子，旋即又废。这二立二废，就如天上行石，变化莫测。
其实，胤礽是一位十分聪明的皇太子，自幼学习四书五经，骑射、言词、文学都很出色。康熙对皇太子的表现相当满意，但与此同时，由立太子而产生的皇储矛盾，也一天天尖锐起来。
问题初始于太子不孝。康熙二十年（公元1690年）七月，乌兰布通之战前夕，康熙在出塞途中生病，想要返回京城，便令皇太子与皇三子到驿站前迎驾。胤礽到行宫看见康熙身体不适，容颇消减，竟然没有半点担忧之心。这使得康熙大为不满，他认为这位太子对自己没有忠爱之情，于是就让太子先回京师。后来康熙废太子时说对他已经包容了20年，就是将这件事作为起点来说的。
后来，康熙又发现皇太子暴戾不仁，对诸王、贝勒、大臣、官员以至兵丁，任意凌辱，恣行捶挞，对检举他行为不端的人更是横加迫害。而且，太子及其属下任意勒索地方官员，鱼肉百姓。南巡时，就曾搜求民间妇女，胡作非为，无所不至。他还派人截留蒙古王公进贡的驼马，放纵奶妈的丈夫敲诈勒索。康熙素来主张宽和仁慈，节俭爱民，这些不孝不仁的行为，都是康熙一向深恶痛绝的。他认为皇太子自以为身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处处要求与众不同。即使是在兄弟之间也争强好胜，决不落人之后。这种特殊的地位，加上平时人人奉承、谄媚，天长日久，很容易使他忘乎所以，目空一切，妄自尊大，如此下去，怎么能担负大清朝兴旺的重任呢？于是，康熙对太子逐渐产生不满。
索额图系太子生母诚孝仁皇后的叔父、太子的外叔祖父，是竭力拥护太子的一股强劲势力。他帮助太子集结了一批大臣，私怀倡议，凡是皇太子使用的衣服饰物，都采用黄色；一切礼仪，都与皇帝相似；连太子的被褥也与皇帝一样放在门槛里面。后来康熙知道了，便命尚书沙穆哈将被褥移到门外，可沙穆哈惧怕皇太子党，请求康熙颁旨，被康熙怒斥后革职。不久，康熙又发现内务府所属膳房人、茶房人在皇太子处出入，这是宫中所禁止的，便下令将这些人处死。索额图也因为多次违背皇帝的旨意屡遭申饬，这意味着皇太子已经失了皇帝的信任。
康熙四十一年十月，御驾南巡，行至德州时，太子胤礽病重。康熙决定先行回京，留太子在德州调养，并召来索额图前往侍奉。胤礽在德州与索额图朝夕相处，亲密无间，散布了许多怨尤之言。
第二年，康熙便以“议论国事，结党妄行”为由，将索额图交由宗人府拘禁，不久死在幽所。至于究竟是议的什么事，结的什么党，开始并未说明，只在传谕索额图时隐讳地说：“朕如果不先发制人，你就会先下手。经过朕一番深思熟虑，还是先指出你的罪行，将你正法。”
后来，在废太子的时候，可以很清楚地看清康熙的心理：“从前索额图帮助你密谋大事，朕全都知情，索性将索额图处死。”足可见康熙是将其作为一场未遂的宫廷政变加以处理。索额图的罪行就在于集结太子党，图谋篡权。在处理了索额图之后，问题不但没有解决，皇帝与太子之间的隔阂却日渐加深。康熙甚至怀疑太子要替索额图报仇而谋害于他，于是，废太子之事已经势在必行。
康熙四十七年五月十一日，康熙一行人来到承德避暑山庄围猎避暑。随行的有皇太子和皇十八子等。围猎期间，白天炎热，夜间气温又较低，皇十八子胤祄突然患病。胤祄的生母是康熙宠爱的汉族妇女王氏，即有名的密妃。爱屋及乌，康熙对其所生的幼子，也较其他诸子备加喜爱。胤祄的病情一天天严重，导致并发肺炎。康熙为此十分担忧，随从官员恐皇上年事已高而病倒，劝康熙不要太着急。只有皇太子无动于衷，康熙因此大为生气，责备皇太子不念兄弟之情，但太子反而忿然发怒。这件事使康熙看到了太子的冷漠无情，他既伤心、又担心。做太子时尚且如此，他日登上皇位、一手遮天，诸皇子又该如何？
除此之外康熙还发现太子每到夜晚便贴近他的帐篷，从缝隙向里窥视。他怀疑太子将有异动，因而将计划提前，决心立即废掉太子。在外巡视期间，一心争夺储位的皇长子胤禔跟在康熙身边，说尽太子坏话，极力撺掇康熙废掉太子，某种程度对废太子一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九月十六日，康熙回到北京，下令在上驷院旁设毡帷囚禁胤礽，并命皇四子胤禛与皇长子胤禔共同看守。当天，召见诸王、贝勒等副都统以上大臣、九卿等在午门内集会，宜谕拘执太子胤礽之事。二十四日，正式下令废太子，并将其幽禁在咸安宫，与此同时，心爱的皇十八子病逝。这两件事，使康熙悲愤交加，心力交瘁。他多么希望诸皇子能够和睦相处，不再有伤心事发生。但是事与愿违，皇宫里的政治斗争正是由于皇太子被废，而正式拉开序幕。
勤政严苛的雍正皇帝
雍正的才能、性格，对于他的政治表现给予重大影响，使它赋有他的特色、他的形象。政治像人，也有鲜明的个性，雍正如果不是那样的性格，他的时代的面貌也将不完全是那个样子。
雍正处理事务，非常仔细认真。即使是细微之处，雍正也明察秋毫，屡屡发现臣下的疏忽大意、草率从事或掩饰过愆之处。雍正元年，年羹尧上一奏折，大学士已经议论回复；后蔡珽有同样内容的折子上奏，大学士没有察觉，呈交雍正，雍正注意到了，批评他们“漫不经心”。
雍正六年，署理浙江总督蔡桂上奏折说明侦稽甘风池之事，雍正阅后批示：“前既奏过。今又照样抄誊渎奏，是何意耶？”具体上奏人忘了这是重复奏报，但日理万机的皇帝对其前折倒是印象很深。
雍正办事之小心处处可见。
他说：“朕于政事，从来不惮细密，非过为搜求也。”
可见，他不是挑大臣们的刺，而是他本身办事认真精细的习惯使然，并不断以此要臣下和他一样紧张忙碌。
雍正不许官员设立戏班，原因是多方面的。怕他们贪污腐化，耽于朝政，败坏风俗，则是首先考虑的。担心“以看戏为事，诸务俱以废弛”。
由于官员们办事拖沓，因循迟延，加上个别怠惰早退，使雍正极为恼火，于是命令他们每天到圆明园值班，日未出时就要到宫门，日落以后才准下班。他们都住在城里，如此往返疲惫不堪。
其实，我们现实生活不也如此吗？只要你办事小心认真，别人就抓不到你的把柄，反而会投给你以崇敬的眼光。
雍正每日召见大臣，议决事情。当西北两路用兵时，一日面见军机大臣数次，晚上也要召见，他看官员的本章、奏折，认真而外，处理及时。今天的事今天了结是雍正的风格。
如在河南巡抚田文镜雍正三年四月十七日奏折上朱批，询问年羹尧向河南运送资财的去向和河北镇总兵纪成斌的为人。五月初七日田文镜回奏报告说已派人了解年的问题，并谈了对纪的印象。四月十六日至五月初六日，头尾算上才20天，他们君臣的笔谈，就进行了一个来回。
五月二十六日，田文镜进一步上奏说明年、纪二人的情况。雍正阅后，在朱批中又问及道员佟世鏻的为人。同一天，田文镜还进呈了一谢恩折，雍正也写了朱批，到六月十三日，田文镜就见到这份朱批了。田文镜随后于二十一日向雍正奏报了佟世鏻的问题。这其中总共16天。
开封到北京的路程是1600里，来回3200里。这些奏折，都由田文镜家人呈递，不可能像驿站传送公文那样，可以日行达三四百里、四五百里，所以这16天，主要是路上来回占用了。
雍正一收到奏折马上批阅，随即发出。他常以不过夜的态度看臣下的折子，因而很快掌握了各方面的情况。并不因为是些平常的事情而拖延，可见行政效率之高。
对雍正事无巨细均亲自处理的作风，有些大臣不以为然。认为雍正胡子眉毛一把抓，太“烦苛琐细”，希望人君不要亲理庶务。
雍正对此辩解说，他是效法康熙60余年的勤政精神，并且强调自己正当年富力强之时，不可稍图暇逸。
他说，如果大家都效忠为国，努力做事。奏章再多，我个人也乐于浏览，并不觉得是一件辛苦的事。如果众人都苟且颓唐，导致政务废弛，一天没有一份奏章，我心里倒是忐忑不安。
二年七月，雍正在《御制朋党论》中，把反对他躬理细务的人归之朋党，认为他们担心当今君主英明，只是想方设法蒙蔽君主来谋取个人的私利，实在可恶。
话都这么说了，谁还敢非议雍正亲理庶务？朝乾夕惕，励精图治，雍正是当之无愧的。
雍正的性格刚毅果断，他对一件事情的利弊，一旦有所把握，就做出裁决，力求达到目的。
雍正五年，雍正朱批指出浙闽总督高其倬办事优柔寡断，于是写了一段话来训勉他，现在来看，雍正这个批示不仅道理讲得极透彻，比喻用得很好。且文字很是优美顺畅，逻辑性强。不妨全文录下，与读者诸君共赏：
“观汝办理诸务，必先将两边情理论一精详，周围弊效讲一透彻，方欲兴此一利，而又虑彼一害，甫欲除彼一害，而又不忍弃此一利，辗转游移，毫无定见。若是则天下无可办之事矣。夫人之处世如行路，然断不能自始至终尽遇坦途顺境，既无风雨困顿，又无山川险阻，所以古人多咏行路难，盖大有寓意存焉。凡举一事，他人之扰乱阻挠已不可当，何堪自复犹豫疑难，百端交集，如蚕吐丝，以缚其身耶！世间事，要当审择一是处，力行之，其余利害是非，概弗左盼右顾，一切扰乱阻挠，不为纤毫摇动，操此坚耐不拔之志以往，庶几有成。及事成后，害者利矣，非者是矣。无知阻挠之辈，不屏自息矣。今汝则不然。一味优柔不断，依违莫决，朕甚忧汝不克胜任，有关国家用人之得失，奈何！奈何！”
与其说雍正在教导部下，不如说是雍正在勉励自己。教训手下不要优柔寡断，其意是在说明自己刚毅果断。
雍正性格的刚毅果断，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决策果断。如果对一件事情的利弊，一旦有所把握，就做出裁决。
如实行摊丁入粮，又如倡议耗羡归公，最先都遭到廷臣的强烈反对，但正是雍正的极力坚持，才全面推行。
雍正在推行新政策和整顿吏治期间，大批地罢黜不称职官员，同时破格提升了不少人才，别人批评他“进人太骤，退人太速”，但雍正对此毫无顾忌，坚持到底。正是雍正的坚毅果断，才使得他的许多重大的社会政策能延续下来。
所谓物极必反，刚毅果断过头，不免要急躁匆忙。
雍正少年时代就有性格不定的倾向，忽喜忽怒，性格暴躁难以控制。康熙对这四王爷的性格不敢恭维，说他喜怒不定，并教训他要“戒急用忍”，后雍正把父亲的教诲置于床前，每日揣摩思考，以“动心忍性”。
后来，雍正认为自己已过而立之年，居心行事，性格已经稳定，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喜怒无常，特向父亲说明，并请求不要把当时的谕旨记载在档案里。康熙同意了雍正的请求，说这十几年来四阿哥确实没有这种情况了，可以免于记载。
至于雍正是否已经彻底改变，或者仅仅是迫于父亲威严而动心忍性，现在不得而知，但从其后来的执政倾向，不难看到年轻时雍正的影子。
当然，雍正是在努力改变他的急脾气，如在储位斗争时，雍正大搞佛学研究，大概也有动心忍性的意思。在当上皇帝以后，在给李绂的朱批中雍正写道：“朕经历世故多年，所以动心忍性处实不寻常。”
可见，雍正还是留心不犯老毛病。并且表示：“朕不甘为轻举妄动之人主。”
看来，经多年磨砺，雍正的自控能力还是很强的。
然而，雍正的许多政策现在来看，往往有一时冲动的嫌疑。如强迫福建和广东人学习官话（看来，这是个历史遗留问题），坚持到处宣讲他的《圣谕广训》，停止浙江人的乡会试等等，都是一时发怒的结果。并没有通盘考虑。
对待官员，雍正更是喜怒不定，让手下官员个个胆战心惊。“伴君如伴虎”，此话不假，更不要说天性暴躁的雍正了。
如雍正对福建陆路提督丁士杰原是赏识提拔，后因小事遭到雍正的破口大骂，过了十几天，雍正又重新夸奖起他来。雍正喜怒无常的性格由此可见。
著名清史专家冯尔康先生如此概括雍正的性格：雍正的自信心有助于他的坚强果敢，但是自信太过，作为皇帝，就容易阻塞言路，影响了政治的改良。
雍正的刚愎自用，当时朝中颇有微词，说他“性高傲而又猜忌，自以为天下事无不知无不能者”，“群臣莫能矫其非”，“为人自圣”等等。
有人说雍正听不得不同意见，不能采纳臣下的建议，这有一定依据，但不完全符合事实，其实，雍正对于自己所犯的错误还是常常勇于承认的。
如雍正四年九月，甘肃巡抚石文焯为了禁绝私钱，建议在甘肃开炉铸钱。雍正最初朱批不允。但不久，雍正就改变了态度。
他写道：“禁止私钱一事，果如所议，钱法既清，而民用亦裕，区画甚属妥协。彼时朕虑未周详，故谕暂缓，今已准部议矣。”
老老实实承认自己原来考虑不周全，对于一向圣明的皇帝来讲，殊为难得。这样，雍正很自然地把事情改过来。
雍正标榜说：“朕非文过饰非之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尔等果能指摘朕过，朕心甚喜。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改过是天下第一等好事，有何系吝。”
雍正是个为政务实的君主，不可能事事都文过饰非、刚愎自用。但是他确实有许多过于自信而匆忙行动的措施。大概是由于改革心切而又未能动员各方力量所致，他的勇于认错也多少弥补了这点不足。
总之，雍正时代因为雍正鲜明的个性而打上强势改革的印记，这是后人无法否认的事实。
雍正是个不折不扣的改革皇帝
社会风气的好坏决定和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同时也是一代政治家们政治主张成功的标志。当时，由于吏治改革直接与现有官僚阶层及众多既得利益阶层直接产生尖锐的冲突，一方不愿放弃，顽抗到底是情理之中，一方雄心勃勃，箭在弦上又不得不发。并且，改革不会因为调整之中没有武力破坏性因素，其激烈动荡程度就会降低。相反，一场成功的改革往往就是和平状态下的一场革命。雍正以坚定不移的决心实施变革，以强硬的手段让所有的障碍清除掉。
雍正改革的两大措施一是改土归流，一是耗羡归公。
雍正四年四月，鄂尔泰奉命对贵州府广顺州长寨用兵，不久又亲至贵州，到长寨等地巡视。事定之后，在那里设立了长寨厅（今长顺县）。长寨用兵，成为雍正时期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开端。
同年十月，雍正实授鄂尔泰为云贵总督，并加兵部尚书衔，以利于他在辖区推行改土归流的政策。在改土归流的过程中，因广西与贵州接壤，改土归流的事务也较多，雍正于是将它从两广总督辖下划出，归云贵总督管理。雍正六年十二月，又特授鄂尔泰云南、贵州、广西三省总督。
鄂尔泰受命后，奏称广西情形与云南稍异，请容他酌实情去料理，办事的速度可能迟缓一些。雍正对鄂尔泰无限信任，对鄂尔泰所奏一一照准，并说：“卿自有次第料理措置之道，实不烦朕南顾之怀也。”正是这种君臣间的充分信赖，西南改土归流事业才能得以大力的推行。
在改土归流过程中，滇沅土司刀瀚、沾益土司安于蕃，是一伙势重地广的积恶土官，他们视人命为儿戏，私占横征，任其苛索，从而成严惩对象。雍正四年六月，鄂尔泰发兵擒拿刀瀚和安于蕃二人，在其地分设镇沅州（今镇沅县），沾益州（今沾益县）。同年冬天，鄂尔泰因乌蒙土司禄万钟攻掠东川府，镇雄土司陇庆侯帮助禄万钟作歹施虐，于是命游击（清军官职的一种）哈元生率军讨伐，在四川清军一部配合下获得全胜，即将其地改设乌蒙府（后改称昭通府）和镇雄州（今镇雄县）。这次乌蒙之役，哈元生立下战功，雍正随即命鄂尔泰具奏，即打报告，将哈元生提拔为副将。就是这样，雍正对有功者必奖励，及时提拔，使得哈元生再立新功，几年间升至云南提督。
雍正五年，广西泗城土司岑映良的力量较强大，聚兵4000，耀武于南盘江以北地区。直到闻知乌蒙改土归流的消息后，才撤兵敛迹。鄂尔泰巡察到贵州南部安笼镇，准备对他进剿，岑映良害怕战死，只好投降。鄂尔泰就此又把南盘江以北划归贵州省管辖，设立永丰州（后改称贞丰州，今贞丰布衣族、苗族自治县），又改泗城为府（今凌云县）。到此，梧州、柳州、庆远等地的土民，为反对土舍的酷虐压迫而竞相备粮请兵，推动了广西苗族地区改土归流工作的进展。从雍正六年八月至雍正八年，清军先后在思陵州、思明等地进剿，节节胜利，远近土司、土舍于是呈缴军械，纷纷投降，广西局势至此终于稳定了下来。
雍正六年，鄂尔泰认为清理黔东南土民的诸种问题，重点应放在都匀府，其次是黎平府，再次为镇沅，要分别轻重缓急，次第解决。于是鄂尔泰命贵州按察使张广泗带兵深入黎平府古州（今榕江县）地区的古州江（今都柳江）流域、都匀府丹江（今雷山县）地区小丹江（九股河上游）流域和八寨（今丹寨县），在坚决有力地镇压了这些地区的土舍后，顺利将这些地区改土归流。
随着西南改土归流的深入进行，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湖北、四川六省交界地区土司、土舍在声势浩大的改土归流运动的猛烈冲击下产生社会震荡，引发了巨大的变革，不仅这一地区的土民纷纷投奔官府，请求改流。连土司、土舍也在内外强大的压力下，相继呈请交出世袭印信，让出了领地。雍正七年，六省交界地区改土归流完成，设立了永顺府，并设桑植、保靖二县。
当永顺府建立之时，邻近的湖北容美土司田曼如心怀疑惧，先是表示自己要改恶从善，但仍恃远自恣，依旧私征，土民怨恨，相继逃亡。雍正命田土司进京询问，但他拒不应召。于是雍正下令湖广、四川总督做好进军准备。不久，鄂尔泰奏请将容美改归贵州，奏准后下令湖南按察使王柔、总兵刘策各赴苗疆宣谕，当地土民也投交印信令箭，催促田曼如自首。田曼如畏罪自缢死。于是清政府将田曼如家属分别安插到别省居住。将其地改置为鹤峰州（今湖北鹤峰县）。不久，在强大的政策攻势下，湖北施南土司被觉悟起来的土民押交官府；忠峒土司与其他15个土司畏惧于政策，相继赶赴武昌城，恳请归流，于是在施南改设宣恩县。
与此同时，四川也实行了改土归流，将天全土司领地改为天全州、黎大所改为清溪县，在酉阳土司领地改置县制。
至此，作为雍正时期的一项重大举措，西南地区改土归流基本完成，改流后的土司远离原来的领地，安插到别处，而改流后的土民负担减轻，成为最大的获益者。土民自报田产，然后计亩征银，革去了“有田无粮，无粮输赋”的弊病。改流后的原土司、土舍地区与内地政治、经济联系密切了，文化也相应得到了发展。
雍正八年，鄂尔泰在云、贵边界筑桥，由于这一年是庚戌年，雍正皇帝于是将其命名为“庚戌桥”，以纪念鄂尔泰推行改土归流政策的功绩。雍正大帝对鄂尔泰给予高度信任，君臣相合，是改土归流能够顺利完成的因素。这种信任，从雍正皇帝对鄂尔泰所说的那句“有何可谕”，即可看得出来，君对臣如此信赖，成为盛传一时的佳话，如此，改土归流之事能办不好吗？
在改土归流中，发挥作用的命官首推鄂尔泰，次为哈元生、张广泗等。九年，雍正皇帝颁诏说：鄂尔泰为军机大臣、大学士，赏赐伯爵。对哈元生不秩拔擢，召见时解衣赐之，命其为军机大臣。把张广泗由知府重用为巡抚。
耗羡是一种附加税。清初，官吏薪俸低，不足以养家胡口，办公费不足，督抚索取节礼，而囊中羞涩拿不出钱，地方官吏便通过增加田赋来增加收入。这种收入就叫“耗羡”或“火耗”。这种任意加赋的做法，增加了农民的负担，也助长官吏的腐化。康熙帝认可这种做法，于是耗羡问题没能解决。雍正二年，山西巡抚诺岷请求将全省一年所得耗银提解司库，耗羡归公，以20万两留补无着，其余分给官员。六年七月，雍正帝令各省全面办理养廉，一面又严辞禁止各种陋规。以后火耗一分为三：一份给地方官养廉，一份弥补地方亏空，一份留地方公用。这样，既增加了财政收入，又有助于廉政。
雍正的两项举措把中央集权推向高峰
似乎可以这样说，雍正在顺治以后的所有皇帝中是采取有效的改革创新措施最多的。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家并不少，但是由帝王亲自设计、主导的改革却不多见，因为有改革的意识未必有改革的勇气，有改革的勇气未必有主导改革的见识。雍正有意识、有勇气、有见识，所以，他主导的两项极富创新意义的改革得以顺利推进，并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先说一说军机处的设立。
清代的中央机构大致可分为中枢机构、执行机构、监察机构、特殊机构4部分。中枢机构负责协助皇帝处理军国大政，包括议政王会议、内阁和军机处。军机处是清代最重要、存在时间最长的中央最高辅弼机构，然而在成立时间上，学术界尚有分歧，有雍正四年、七年、八年、十年说。大部分学者认为，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清廷对西北准噶尔用兵，为方便皇帝随时召见大臣研究军政大事并能保守军事机密，在隆宗门内设置“军机房”，作为临时军事指挥机构。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军机房正式改称“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准噶尔叛乱平定后，本应裁撤军机处，但因它便于发挥君主专制独裁，承旨办理机务，取代议政王大臣会议，剥夺了诸王议政的权力，结果不但未被撤销，反而进一步扩大了军机处的权力，使其成为处理全国军政大事的常设核心机构，成为凌驾于内阁之上的国家真正的政务中心。
军机处的主要职责是：撰拟谕旨和处理奏折；议大政，议后提出处理意见，奏报皇帝裁夺；谳大狱，参与重大案件审拟；参与对重要官员的任免和考核；随侍皇帝出巡，奉旨出京查办事件等。
军机处的职官有军机大臣，俗称“大军机”；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军机大臣由皇帝从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等官员内特选，有些也由军机章京升任。军机大臣的任命，其名目为“军机处行走”，或“军机大臣上行走”。所谓“行走者”，即入值办事之意。为首者称为“领班”，亦称“首枢”。凡被选入军机处的，都是皇帝的亲信，完全听命于皇帝。皇帝通过军机处将机密谕旨直接寄给地方督抚，称为“廷寄”；各地督抚也将重大问题径寄军机处交皇帝审批，称为“奏折”。中间既不再经过内阁这道手续（“明发上谕”仍通过内阁下达），对军国大政的处理更无需议政王大臣会议的议决。军机大臣没有定额，军机处初设时为3人，以后增加到四五人至八九人，最多至11人。军机章京初无定额，至嘉庆初年，始定为满、汉章京各16人，共32人，满、汉章京又各分两班值班，每班8人。军机章京的任命，称为“军机司员上行走”，或“军机章京上行走”。军机大臣须每天值班，等候皇帝随时召见。当天必须处理完毕下面送达的奏章，以保证军机处处理政务的极高效率。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责任内阁成立后，军机处被撤销。
雍正设立军机处，是为了将权力高度集中于己手，因此，在设立军机处的同时，他又制定了一些制度限制军机处的权力。如把“办理军机处”银印收贮内廷，凡需钤印的文件，须由值班章京亲到内奏事处“请印”，用毕缴回。又如实行“廷寄”的办法，即“凡机事虑漏泄不便抄发者，则军机大臣面承撰拟进呈，发出即封入纸函，用办理军机处银印钤之，交兵部加封，发驿驰递”。这样做减少了中间环节，便于皇帝直接指挥地方官吏。可以说，军机处的设立是皇权高度集中于皇帝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
与此同时，雍正又在太和门外设立了稽查钦奉上谕事件处，稽查、督促皇帝交各部院、八旗办理的事情。其管理大臣仍由满汉大学士兼任。这个机构的设立有助于各项上谕的落实。自此之后，各部院衙门，凡有钦奉上谕特交事件，当天就要交稽查处查核，每月还要检查存案，年终再行汇奏。这样，皇权的运用和发挥有了进一步的保证。
议政王大臣会议于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废止了，内阁变成只是办理例行事务的机构，一切机密大政均归于军机处办理。军机处总揽军、政大权二端，真正成为执政的最高国家机关。军机大臣无日不被召见，无日不承命办事，出没于宫廷之间。皇帝行动所到的地方，军机大臣也无不随从在侧。军机处在权力上是执政的最高国家机关，而在形式上始终处于临时机构的地位，不像正式国家机关的样子。军机处办公的地方不称衙署，仅称“值房”。军机大臣的值房称为“军机堂”，初仅板屋数间，后来才改建瓦屋。军机章京的值房，最初仅屋一间半，后来才有屋五间。军机处也无专官，军机大臣、军机章京都是以原官兼职，皇帝可以随时令其离开军机处，回本衙门。军机大臣既无品级，也无俸禄。军机大臣之任命，并无制度上的规定可供遵循，完全出于皇帝的自由意志。军机大臣的职务也没有制度上的规定，一切都是皇帝临时交办的，所以军机大臣只是承旨办事而已。这些都说明军机处是皇帝集权的最好的工具。
另一项举措是密折制的创新与完善。
告密，向来为君子所不齿，因为这是不正当的手段。可是在雍正属下官员互相告密却是官员的常课，被视作为本职工作的一部分。雍正二年，封疆大吏浙闽总督觉罗保、山西巡抚诺珉、江苏布政使鄂尔泰、云南巡抚杨名时突然遭到雍正严厉的斥责，紧接着宣布停止他们给皇帝上奏的权利。作为一个封建官僚，除了降罪撤职，再也没有什么比被剥夺其参政言事的权利更为严重了。那么，他们是为何事获罪的呢？原来，觉罗保们是因为向外人透露给皇帝奏章的内容被惩罚的。这种不得让第三者知道的奏章，不是题本、奏本，而是雍正朝的一种特殊的文书制度——密折。
古代时，臣对君的报告名目繁多，常用的有章、表、议、疏、启、书、记、札子、封事等。清代沿袭前明制度，用题本和奏本两种形式。题本是较正式的报告，由通政司转送内阁申请拟旨，再呈送皇帝，手续繁复，又易泄密。奏本不用印，手续较简，但也要做公文旅行，毫无机密可言。密折的要旨就在一个“密”字，它由皇上亲拆亲行，任何第三者都无权拆看，有很强的保密性。因此，雍正登基的第14天，便下了一道收缴前朝密折的谕旨，使密折逐步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文书制度。在雍正钦定的规章里，从缮折、装匣、传递、批阅、发回本人，再缴进宫中，都有一定的程序。按照密折的内容，分别规定用素纸、黄纸、黄绫面纸、白绫面纸四种缮写，并使用统一规格的封套。密折须本人亲笔，不得外传，否则治罪。臣工缮写完后，加以封套、固封，装入特制的折匣，用宫廷锁匠特制的铜锁锁住，坊间锁匠配制的钥匙是绝对打不开密折匣的。
在密折的内容上，较之以前更为丰富了，最重要的是他们利用它商讨政务。雍正皇帝说：“本章所不能尽者，则奏折可以详陈；而朕谕旨所不能尽者，亦可于奏折中详悉批示，以定行止。”臣下可以将拿不准的问题提出来，请皇帝裁夺；皇帝对不了解的或不懂得的问题，可以询问臣下，以增长见识，做出决断。雍正朝的许多重大政事，如前述的摊丁入亩政策，就是在雍正与黄炳、李维钧等疆吏、中央九卿间通过密折反复筹商而最后定下来的。
自雍正把密折制度化以后，地方官有机要事务都撰拟奏折，经过皇帝朱批，认可了，才写题本做正式报告。这样题本就成了官样文章，价值大大降低。密折代替了原来题本的作用。官员上密折的也越来越多，使它成为主要的官方文书。这一制度坚持到清末。
给皇帝上密折是一种特权更是一种荣誉。现存最早的奏折是康熙三十二年的奏折。当时有资格上奏的只是由中央派到地方上的常设官员，他们大多是皇帝家臣。如江宁、苏州织造。终康熙一朝密奏者只有百余人。而雍正朝却多达1100多名，并逐步扩大到各省督抚、藩、臬、提、镇等。何等官职才有资格密奏，谁也说不清。与其说依品级，不如说视与皇帝的关系而定。到了雍正后期，甚至连知府、同知副将等一些微职也可特许准奏。
上密折是特权，有权力就有义务，臣子们在洋洋得意于自己恩宠的同时，不知不觉中把前程也付之于这一奏折了。奏折的内容千殊万别，上自军国要务，下至身边琐事，无所不包。雍正朝的密折不但用来陈事，还用来荐人。雍正对官员的选用、罢黜极为留意，他曾一再透露：“朕惟治天下之道，首重用人。”雍正考察地方的吏治，着重点是对地方的官吏的检查。他给官员授权，允许越境奏事；可以越级监视，上下牵制，这种方法使雍正了解到很多的情况。诸如地方政事的好坏，官员中谁认真负责，谁搪塞敷衍。也使为官者人人震慑，不敢轻蹈法网。但是，雍正很讲究体制，他不允许下级超越职权。他一再告诫臣子：“今许汝密折奏事，切毋藉此挟制上司，而失属官之体。”
密折作为君臣间的私人通讯，可以无话不谈；臣下献议，皇帝先睹为快，可以通达下情，直接批上自己的意见；国家有所兴荣，臣下有不同看法，也可以婉转谏劝。密折制只是一种文书制度。它虽是无形的，但比之某个官衙的设置所产生的影响，却远远超出一般的衙门的兴废。
雍正有一个惺惺相惜的兄弟
在大多数的民间传说和影视剧里，雍正是一个残兄害弟、心胸狭窄、无情无义的人，但是，他对于弟弟允祥的信任、重用和感情，足以令人们改变这些看法。
胤祥是康熙的第十三子，生于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二月，母亲章佳氏在康熙的后妃中地位平平，于康熙三十八年去世。少年时代即失去母爱的胤祥生性淳诚，谨度循礼，在诸兄弟中虽不算出类拔萃，但文才武艺都不后于人。他十几年间默默无闻，以至在康熙的前十四个皇子中，除幼年夭折者外，只有他一人终康熙朝没有得到过任何封爵。
幸运的是，胤祥在四哥胤禛心目中被视为最可信赖的兄弟。在他十五六岁时，就曾几次与四哥一起随同父亲视察河道工程，巡幸五台山和江南。后来虽遭囚禁，但胤禛却一直没有忘记与十三弟的感情。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十一月，这位挂念他的哥哥成为继统新君后，立即使胤祥重见天日，受封怡亲王并一跃成为朝中最显要的人物。
雍正即位后，对其兄弟们或杀、或贬、或禁，落得个“弑兄”、“屠弟”的恶名。而他为何惟独亲善胤祥呢？
其实，胤祥得宠靠的是他的“忠敬诚直”、“勤慎廉明”。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七月，雍正曾亲书这八字匾额赐胤祥，就说明胤祥确实做到了这八字。
胤祥对雍正毫无二心，全心全意为皇兄消烦解忧。据说，雍正做皇子时，胤祥就倾心雍正，兄弟俩一度“形影相依”，经常赋诗唱答，感情颇为融洽。雍正即位之后，胤祥坚定地与胤禩、胤禟等划清界线，成为雍正最得力的助手。按雍正的话说：“怡亲王公而忘私，视国事有如家事，处处体贴，能代朕劳，不烦朕心。”
雍正还喜欢胤祥“直言无隐，表里如一”。雍正很少听进不同意见，而胤祥却能委曲劝谏，既能周旋于诸王大臣之间，又不会扫雍正的龙性，很是得体。据说，雍正最初曾怀疑十七弟胤礼是政敌胤禩的人，因此即位后就贬他去守陵。还是胤祥在雍正面前替胤礼美言，胤礼才得以放回，并被晋封为果郡王，直至果亲王，一度派为要差。一些大臣如李卫也是靠胤祥的建议才得重用的，雍正认为胤祥能“表里如一”，又能“直言无隐”。
如果说胤祥的忠诚是获得雍正宠信的前提的话，那么，其勤奋和清明则是胤祥受到重用的关键所在。
胤祥曾被委任为雍正初年的总理事务大臣，总理户部三库，政权、财权集于一身，并成为服丧时雍正的代言人。那时，公务繁杂，又有胤禩、马齐等存二心的三个总理事务大臣从中掣肘。而胤祥多能承雍正意旨，勤劳任事，成为头绪繁杂、百废待兴的雍正初政时期的中坚柱石。后来，胤祥在清理国库亏空、整治京畿水利、对准噶尔用兵等事中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雍正十分信任胤祥，将一些朝廷机要交给胤祥去办。但是，胤祥时刻以“伴君如伴虎”自戒，丝毫不将机密事透漏于外。所以，雍正夸胤祥对要事“一语未尝宣泄”。同时，还赞赏他“一举未尝放逸”。胤祥处处小心谨慎，不炫耀己功。雍正曾多次表示要奖赏胤祥，但是，胤祥每每都坚辞谢让。按例赐给的封银他也不要，破例加赏俸银也辞之不取，逾制增加的仪仗他辞谢不受，加封儿子为郡王他也一再辞谢，甚至雍正特赐的陵寝吉地，他也固辞不要。
胤祥在任户部主事时，过手的钱粮不计其数，他公私分明，以廉洁立品，秋毫不肯染指，更不要说接受官员们的贿赂了。据载，胤祥勤于治事，而拙于理家，王府内“草率不堪”，所以，有人攻击他矫情违意。不过。胤祥一生节俭自持，以致临死前嘱咐后人要葬事从简，不要将金玉珠宝甚至华贵的衣服带入棺内。
胤祥经常受命亲审大案要案，但从来不对案犯用刑，而以词色辨其曲直，往往能审得实情。另外，他办事也精明利落。按雍正的话说：胤祥“见理透彻，莅事精详，利弊周知，贤愚立辨”。
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五月初四怡亲王胤祥病故，雍正此时也在病中，但他却带病料理了胤祥的葬事，足见其对胤祥的厚爱。
洪福齐天的弘历
能当上皇帝的人自然有福气，但像乾隆皇帝这么有福气的皇帝不多：天生聪颖，在众多的候选者中早早地确立了地位，祖父辈留下了一份资产优厚的庞大家业，当政60年，活到了80多岁。一个人一生当中占到其中一条就足以让人羡慕，而乾隆则条条占绝，真可谓洪福齐天。
乾隆帝是雍正帝的第四子、康熙帝的孙子。他能承继父祖之业，登上皇帝的宝座，是与祖父康熙帝在世时对他的宠爱、培养有很大关系。
乾隆帝生于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八月十三日，取名弘历。6岁时，开始入学读书，请庶吉士（官名）福敏做老师，传授知识。他很聪明，据说，凡学过的知识，他都能过目成诵。11岁那年，他随父进圆明园，拜见祖父康熙帝。祖父看到这个年幼的孙子聪明俊秀，很是喜欢。命带回宫中抚养，交给皇后的妹妹贵妃佟佳氏与和妃瓜尔佳氏代为培养。看得出来，祖父对他的钟爱远远超过了其他皇孙。不仅如此，祖父还不止一次亲自给他讲课，曾用《爱莲说》来考问，弘历不慌不忙，对答如流。祖父更加高兴，百般夸奖他。为了进一步培养自己喜爱的孙子，康熙帝责令他的一个叔叔果亲王允礼传授操作火器的技艺，让他的另一个叔叔贝勒允祎教他骑马射箭。他很听话，勤学苦练，技艺与日俱增。后来，他果然成为一个精于骑射的能手。
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夏，康熙帝赴承德避暑山庄消夏。乾隆也随父母前往，祖父把他安排在“万壑松风”书房继续读书。有一天，他随父母前去给祖父请安。康熙一见到孙子，非常高兴，满面笑容，不禁连声称赞：“这是个有福的孩子。”含义深远，寄托了无限的希望。
围猎是皇帝在山庄的一项重要活动。有一天，康熙帝带领诸臣出了山庄，举行围猎，也让乾隆跟随。进入永安莽喀围场后，康熙帝遇到一只熊，立即用枪把熊射中，翻倒在地。康熙帝以为熊已射死，就命乾隆射这只死熊。他的本意，是把射熊的功劳归于孙子，也是图个吉兆，再说也是对孙子的实际训练。乾隆应命上马，还未及举枪，熊突然站立起来，急欲向11岁的小孩子扑来。面对这只突然站立的庞然大物，乾隆毫不惊慌，面色自若。康熙帝见此危险情景，连忙又向熊补射了一枪，将熊击毙。康熙帝这才松了一口气。回到营帐后，他对妃嫔们说：“这孩子真是有福，将来更会超过朕！”乾隆的幸运，就在于他还没接近熊的时候，熊先站立起来，给康熙再补射一枪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也使他的孙子脱离了险境，否则，乾隆接近熊时就非常危险了，后果不堪设想。这件事，康熙帝看作是天意，就是说，天在护佑着他的孙子，也是在暗示他的这个孙子将来必登帝位，所以康熙帝认为他的这个孙子将来比他的福分还大！
历来对雍正帝的即位有种种猜测，而说他阴谋夺位的传说更为广泛。但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康熙帝慧眼识乾隆，为了保证自己钟爱的孙子顺天意即位，才选择乾隆的父亲雍正做他的继承人。当雍正帝逝世时，取出他生前秘密提名即位人的封匣，宣布即位人就是乾隆。其中写道：“宗室亲王皇四子弘历秉性仁慈，居心孝顺，处事平和，圣祖仁皇帝惟独对他最为钟爱，在宫中抚养，给他的恩惠最多，超出了正常的规定……”雍正帝选择乾隆即皇位，可以说，是按照康熙帝的遗愿所做了的选择。
乾隆的治天下之道
乾隆是个生逢盛世的太平皇帝，自皇太极到他这儿已经是第五代了。从历史上的经验来看，西汉东汉也好，两宋唐明也罢，到了这个时候的皇帝大都是坐吃山空的主儿，即使不是败家子，也多平庸无为。乾隆不同，他风流倜傥不假，治理天下也毫不含糊。
乾隆对康熙、雍正的治国方针进行了认真地反思，康熙以“宽”成功，但是因为过宽，遂使晚年吏治败坏，贪风盛行；雍正以“严”取胜，但因为过严，致使大案迭起，诛戮甚众，群臣惶恐。乾隆初拟定以“政尚宽大”为方针来治理国家，这无疑是正确的、适时的。然而，从严酷到宽容，从烦苛到宽松，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而且是一个很难实现的转变。之所以这样说，首先在于清朝诸帝皆一致强调“敬天法祖”，都以尽孝为律己治国之首务，均赞颂先帝是神纵英武，标榜自己是循皇父旧制扬先祖之业绩。
在这样的形势下，要指责前君的弊政并予以废除和纠正，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有可能被扣上忤逆不孝、擅改祖制的罪名。打破“三年无改父道”陈规固然属于不易，还有更重要的一条，即是新君执政不久，威望甚低，所用大学士、军机大臣、部院尚书和督抚将军，基本上是先皇倚重的大臣，那些弊端多系他们经办，他们从中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利益，不少人就是凭靠苛刻而由末弁微员青云直上荣任大臣的，他们能紧跟新皇一起，无所保留地革弊兴利吗？
虽然面临层层障碍和不小的阻力，乾隆并未胆怯畏缩、犹豫迟疑。这位从小凭借皇祖皇父宠幸、个人才干突出于诸弟兄而君临天下的年轻皇帝，继承了列祖列宗勇于进取、善于制胜的传统，于是，他决心推行“以宽代严，气度恢宏”的才智。一个杰出的统治者，要勇于进取，敢于根据实际情况因时损益地制定政策。因时损益，即以自己拥有的全部权威，扫清实行新政道路上的障碍，使之能被执行，并且还要善于做思想论证，阐明自己政策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大张旗鼓地晓谕臣下和人民，竭力使他们信服。
乾隆告诫臣下：“一切官员，皆当自度力量识见，缓缓为之，不可为近功邀利之举。”即是说：欲速则不达，凡事要循序渐进，有病要慢慢医治，不可下猛药，以免适得其反。他还说：“当今之政，莫若谨守皇考13年以来之整理，而向日一二奉行不善，过于苛细者，渐次缓政，则吏治而民安，毋庸我君臣汲汲皇皇。”这其实就是乾隆的“宽缓”之举，反映了他初政时期所行方针的一些特色，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执政60年的政治形势和方向。
自即位起，乾隆就毅然改弦易辙，以化解积存的社会矛盾，收笼人心，但他从感情上并不想伤害雍正的前政，从策略上又不愿让人觉察到国家有什么不安定的征兆，于是他巧妙地把改变施政方针的主动权交给了已经死去的雍正。在即位后宣布的大行皇帝遗诏中，乾隆很巧妙地把雍正王朝统治严苛的原因归罪于各级官员，而把转变指导方针的必要性解释为是“皇考遗训”，为自己更改先父政治方针找到了合法而无懈可击的理由，以使最大限度地减少革新的阻力，顺利实现政策的过渡。乾隆所宣布的雍正遗诏，其中说道：
“至于国家刑罚禁令之设，所以诘奸除暴，惩贪除邪，以端风俗，以肃官方者也。然宽严之用，又必因乎其实。从前朕见人情苛薄，官吏营私，相习成风，罔知省改，势不得不惩治整理，以戒将来，令人心共知儆惕矣。凡各衙门条例，有从前本严，而朕改易从宽者。此乃从前部臣定议未协，朕与廷臣悉心斟酌而后更定，以垂永久者，应照更定之例行。若从前之例本宽，而朕改易从严者，应照更定之例行。若从前之例本宽，而朕改易从严者，此乃整饬人心风俗之计。原欲暂行于一时，俟诸弊革除之后，仍可酌复旧章。此朕本意也。”
从另一方面来讲，所宣布的“皇考遗训”也不完全是乾隆强加在雍正身上的，雍正帝在世时为人精明无比，至执政晚期他原本想从宽治国。雍正帝曾经在“遗诏大意”中表示：“朕夙夜忧勤，惟体圣祖（康熙）之心为心，法圣祖之政为政。”只是到了晚年，他的政令苛严早已成为规定，若马上改行易帜，恐造成政治混乱，所以就想以潜移默化之法徐而更渐，来慢慢地改变，但因他寿命已到，无法实现自己的心愿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乾隆要推出自己的新政，讲康熙的“宽仁”和雍正的“严明”并用，既不宽大无边，也不繁苛累民，其核心宗旨即是“宽严相济”，采取执中政策。乾隆大帝少时既熟读《礼记》，又得祖父康熙真传，深知中庸是最高美德，并把它作为处理政事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自然在施政上有别于其父，他不仅成功地改变了雍正的某些政策措施，消除了很多弊端，并且提出了“中道政治”和“宽严相济”的施政方针，为自己的政策转变制造根据，进行舆论宣传。他为此而宣称：
“治天下之道，贵得其中，故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济之以宽。而称一张一弛，为文武之道。凡以求协乎中，非可以矫枉过正也。皇祖圣祖仁皇帝深仁厚泽，垂六十年，休养生息，民物恬熙。循是以往，恐有过宽之弊，我皇考绍承大统，振饬纪纲，俾吏治澄清，庶事厘正，人知畏法远罪，而不敢萌侥幸之心。此皇考之因时更化，所以导之于中，而整肃官方，无非惠爱斯民之至意也。皇考尝以朕为赋性宽缓，屡教诫之。朕仰承圣训，深用警惕，兹当御极之初，时时以皇考之心为心，即以皇考之政为政，惟思刚柔相济……以臻平康正直之治。夫整饬之与严厉，宽大之与废弛，相似而实不同。朕之所谓宽者，如兵丁之宜有恤，百姓之宜惠保，而非罪恶之可以悉赦，刑罚之可以姑纵，与庶政之可以怠荒而不理也。”
乾隆虽以“宽广”为方针，但也不忘律之以严。在他的新政刚实行了二个多月，就发现：“近日王大臣等所办事务，颇有迟缓疏纵之处，想以朕宽大居心，诸臣办理，可以无事于整饬耶？此则不谅朕心，而与朕用宽之意相左矣。”也许他这是借故显示皇父雍正严苛的正确性，表示自己对父道的至孝至敬，但他毕竟明白：在纠正一种政治极端的时候，必须谨防另一政治极端的产生，用今人的话说就是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纠正雍正的苛严不算难，难的是要同时防止宽纵、因循的弊病抬头，重蹈祖父康熙晚年政治的复辙。
在上面的谕旨中，乾隆一方面肯定了皇祖以宽治国方针的正确，认为这项方针使国家太平、人民安居乐业，全国一片欢乐景象；二是肯定皇父雍正的严猛是出于形势需要，为纠正过宽之弊，因而振饬朝纲，目的还是为了“惠爱”人民，究其用心而论，与康熙的宽大方针并不矛盾。最后，乾隆很巧妙地回到了主题，即正式宣布以宽治国，详细论证自己主“宽”十分必要，是因时制宜，以柔克刚，相辅相成，与皇父之政并不冲突，要求总理事务大臣认真体会自己的“宽大居心”和“用善之意”，严明振作，便能达到“常用其宽，而收宽之效”，并且要求臣子不能因此而流于废弛，否则自己将施以严惩。
无论是按照乾隆的说法还是在事实上，康、雍、乾三朝总的方针的确是一脉相承、并无差别的，只是具体的政策措施因时变异，各有特色。乾隆说雍正的严是不得已，是为了纠正康熙晚年宽纵之弊，而他自己修正雍正的政策，同样出于不得已。他说：“朕即位以来，深知以前奉行之不善，留心经理，不过欲减去繁苛，与民休息”，“朕自嗣位以来，蠲免租赋，豁除赔累，裁革积弊，广增赦条，无非惠保良民，使得从容休息，衣食滋植”。由此，乾隆认为他和康熙、雍正祖孙三代总的政治方针并无质的变化，只是因时制宜，针对政治上这样或那样的弊端而采取或宽或严的措施，仅是“酌量调剂”而非“轻议更张”。他说：“朕仰承皇考贻谋远略，一切章程，惟有守而不失，间或法久弊生，随时斟酌调剂则可，若欲轻议更张，不独势有不可，亦朕之薄德，力有所不能。”
为了能使新政得以顺利实行，巧用移花接木之术，在不变之中应万变，促使臣子心悦诚服地转变施政的态度，乾隆再三强调自己是在继承祖、父之业：“朕凡用人行政，皆以皇考为法，间有一二事酌量从宽之处，亦系遵奉皇考遗诏，并非故示优容。”看起来，乾隆是多么孝顺，什么都按雍正的政策办事，即使行使宽大措施，也是遵照父亲的遗命。无论其真假，仁义之心可鉴。这些都为他清除施政道路上的障碍奠下基础，使自己的目的得以实现，新政明正言顺地被臣民所接受了。
跟西方的一次不亲密接触
乾隆跟西方人的第一次接触很不愉快，跪与不跪的小问题成了历史上不能不说的大事件，已经隐隐透露出中西文明的格格不入。
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七月下旬，由马戈尔尼率领的一支数百人组成的英国使团，首航中国，进入中国的黄海，将近傍晚，驶至登州。在得到充足而丰盛的食物补充之后，继续赶路，将经过大沽、天津，直抵北京。
英国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最早的国家。到马戈尔尼来华时，它已经历了百余年的迅速发展，成为西方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为了适应资产阶级对资本和财富的无限追求，英国拼命向海外扩张，到世界各地去寻找廉价的原料和推销商品的市场。正是在这一动力推动下，英国资产阶级把贪婪的目光转向东方。于是，英王派出以马戈尔尼为首的使团，借助于丰富的航海知识和当时先进的航海技术，远渡重洋，万里迢迢，前来叩开古老的中国大门，以通商和建立友好的关系为名，希图一举打开中国的大门，把中国变成英国的一个最广大的市场。这就是马戈尔尼此行的使命。
英使到达中国前，朝廷已得到准确消息。乾隆对这件事很重视。他认为，这正是“天朝”恩泽布于四方，远人（指英国）倾心向化，遣使纳贡，自海外来归的明证。这年，正好是他的83岁寿辰之期，英使首次来华朝见，是他寿辰的最好礼物，向他的全体臣民们显示，他统治下的中国是多么繁荣富足，呈现出太平盛世的景象。他的那种好大喜功的虚荣心感到莫大满足，心里很高兴，亲自过问，不断发出如何接待的指示。
自康熙帝创建热河行宫，即承德避暑山庄，每年盛夏之际，皇帝都要到山庄去避暑，住上几个月，直到盛夏过去，天气转凉，才回到北京。在马戈尔尼到达北京前，乾隆帝已去了山庄，并准备在这里举行他的83岁寿辰的庆典。他希望在寿辰之日接见英使，为这场豪华而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再添光彩。所以，他很担心英使误了行期，从山庄连续发出指示，督令地方和朝廷官员，一经接到英使，迅速护送到山庄。
八月十三日，马戈尔尼一行驶抵天津，稍事停留，继续赶路。这时，乾隆帝又发出关于觐见礼节的指令。西方行“免冠点首”礼，中国传统的礼仪，臣民包括“外番”见皇帝要行三拜九叩首礼。乾隆料到英使首次来华，不懂中国礼仪，担心在寿辰的盛大仪式中，乱了“天朝”的体制，所以，他指示负责接待的钦差大臣盐政（官名）徵瑞务必将礼仪事同英使说清楚，如与中国礼仪不同，应遵中国礼仪。
徵瑞接到乾隆帝谕旨，即来到马戈尔尼的船上，通过翻译，先扯谈一阵，便把话题转到礼节上来。
“敝钦差以为，”徵瑞先开口说，“觐见皇上之礼，各国必然相同。我等面见皇上，向来双膝下跪，磕响头九个。想贵国也该如此吧？”
“敝国礼节与贵国根本不同。”马戈尔尼说。
“按敝国礼制，凡来我‘天朝’进贡的，不只是一般臣属，就是国王来朝，都得行三拜九叩首礼。贵使既然奉命前来朝贺，自应遵守‘天朝’法度。”徵瑞说。
“敝使来贵国，既以至诚之心待贵国皇帝，也应尽职于敝国为第一要务。如欲敝使强从华俗，我不便回答，只有到北京向贵国皇帝说明。”
马戈尔尼的强硬态度，使谈话无法进行下去。徵瑞把话题转到别的方面，才使气氛缓和下来。在通州（今北京通县）、在赴北京的途中，又提出了这个问题，谈来谈去，还是谈不成，甚至清朝官员还在英使面前演习跪拜礼，马戈尔尼仍然拒绝行中国礼。徵瑞等无可奈何，只得搁下，等到山庄后再说。
马戈尔尼率使团抵达北京后，休息了数日，于九月二日动身前往热河。在路上行走了6天，八日，在离热河行宫2里路的地方停了下来，马戈尔尼吩咐他的所有随行人员更换礼服，重新排列队形：100名清军骑兵为前导，接着是英国骑兵、炮手、军官、步兵、仆役、乐工及其他随员，马戈尔尼和副使斯当东共乘一辆英国军车殿后。他们个个趾高气扬，神气十足，都想显示一下英国人的风度和气派。不一会儿，这支队伍进入行宫，刚安顿好住处，徵瑞、乔人杰、王文雄等官员先后前去看望，代表大学士和珅表示慰问。
傍晚，马戈尔尼委托斯当东代表他回访和珅。约摸1个小时以后，斯当东回来，向马戈尔尼报告说：“和中堂（即和珅）急于看英王陛下给中国皇帝的信，我当即把一个副本给了他。他担心信中有不合中国礼节之处，需要斟酌好，才好交给皇帝。”
次日，一大早，徵瑞同乔、王两人一齐来到英使馆舍，再次劝他们勉从中国礼节，免致引起麻烦。结果又引起了争论。
马戈尔尼断然拒绝说：“敝使是西方独立国派来的钦使，与贵国的附庸国遣贡使完全不同。贵国一定以中国礼节强加，敝使实不敢实行。”
争执多时，互不相让，仍无结果而散。乾隆帝知道英使不肯行中国礼，便给军机大臣下一道谕旨：“英使来此，不懂中国礼节，朕心甚为不快。这都是你们过分优待，致使他们骄傲自夸，不服‘天朝’法度。此等无知‘外夷’，本不值得以优礼相待。”
乾隆帝有令，如不妥善解决礼节问题，是无法举行觐见仪式的。徵瑞等无法，只得硬着头皮再去说服马戈尔尼。
“此事不便再争，”马戈尔尼以生硬的口气说。“如果一定行中国礼，我提议，请贵国派一位与敝使职位相当的大臣，向我英王、王后圣像行三跪九叩首礼，我即惟命是从。”
这个对等的办法，等于降低了“天朝”的身价，徵瑞等当然不能同意。他们反复推敲，提出了行英国礼的方案，但不知英国礼如何行法。马戈尔尼马上解释说：“英国礼，屈一膝，伸手伸嘴，握国王陛下手亲吻一下。”
徵瑞、乔人杰、王文雄大为惊异，互相对视了一眼：“这，在我们的皇上面前使得吗？”
“敝使以见本国国王之礼见贵国皇帝，已属万分恭敬，为何使不得？”马戈尔尼边说，边做了个单腿下跪的姿势。
徵瑞三人既没说同意，也没说不行，表示回去请示再说。
到了晚上，徵瑞向英使传达和珅的决定：英使可以行英国礼，但照中国风俗，拉手亲吻不合道理，应免去这个动作，改为双膝下跪。马戈尔尼马上反驳说：“这还是中国礼节，敝使不能从命。”
徵瑞不耐烦地说：“双膝、单膝且不去管它，拉手亲吻总得免去才行。”
“敝使本应行全礼，但遵从贵大臣的意见，免去拉手亲吻，只能行半礼了。”
为行礼的事，争执不下，乾隆很生气，甚至打算在他生日后打发他们回国；和珅的态度也变得冷淡。徵瑞等便向英使陈说利害，马戈尔尼只好让步，按中方要求，行英国礼。乾隆帝开始不接受，经和珅、徵瑞劝说，跪一条腿总算是跪了，也就同意了，礼仪之争才最后解决。
六下江南觅风流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200年间，乾隆的六下江南被披上了各式各样的神秘外衣，是啊，皇帝之尊，风流之躯，似锦江南，青楼歌女，这都是戏说的最佳材料。其实说到底很简单，一个既自尊又自豪的皇帝，在深宫之中呆腻了，出去散散心顺便显摆一下自己的尊威和豪气而已。
乾隆皇帝从小就对他的祖父康熙皇帝推崇备至，康熙在位时曾经六次南巡江浙，乾隆对此更是羡慕不已。
康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君主之一，他的六次南巡主要是为了加强对东南的统治，同时治理黄河，推动江南社会经济的发展。乾隆时期，经过百余年休养生息，国力空前强大，社会经济高度繁荣。在这个时候，乾隆巡幸东南，和康熙相比，其目的已经有了很大变化。除了冠冕堂皇地“法祖省方”，治理黄河、修筑海塘外，还有一个没有公开却很重要的目的，那就是游山玩水。乾隆亲口说，“江南名胜甲天下”，希望“眺览山川之佳秀，民物之丰美”。于是打着孝敬母后的招牌纵情山水，而且到处捞孝子美名，可谓是乾隆南巡的一大特征。
然而，乾隆南巡却在即位14年后才首次提出，16年方得以举行。造成这种情况的关键原因是：乾隆认为南巡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大典，如果当政初期就到东南游玩，对自己名声没有好处。他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在百姓中树立起贤明的形象后再巡幸东南。从即位到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他成功地解决了西南苗民问题，降服了四川的金川土司，社会经济文化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因此，到这个时候，他开始向文武大臣暗示南巡一事，极善逢迎的地方官急忙以“江南绅士百姓殷切盼望皇上巡幸”为理由，请求举行南巡大典。乾隆得到奏折当然高兴，连忙令廷臣议论此事，大学士、九卿遂引经据典，表示南巡关系到地方军政、河务海防以及民间疾苦，必须举行。于是乾隆的江南之行就这样定下来了。
乾隆初年未能举行南巡之典的另一个原因，还和当时清政府人事变动有关。乾隆即位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在朝中管事的是鄂尔泰、张廷玉等人，他们都是雍正遗诏中指定的辅政大臣，资历很深，影响很大。虽说乾隆掌握着绝对权力，但对这样的先朝老臣也不敢轻看，格外尊重。然而，鄂尔泰、张廷玉凡事谨慎，为政清俭，当他们在朝时如提出南巡一事，恐怕很难不遭到抵制或反对。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鄂尔泰去世，十四年张廷玉退休，这样，南巡的障碍就基本消除了。一旦“道路”扫清，乾隆遂迫不及待地实施南巡之议，经过将近两年的准备，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二月初八日，乾隆皇帝开始了一生中第一次江南之行，去了江苏淮安。
第一次南巡以后，乾隆还在后来的30余年中分别举行了另外五次。第二次在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第三次在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第四次在三十年（公元1765年）。这四次南巡都打着奉太后巡幸的旗号。后来，皇太后年龄实在太大，经受不住千里辛劳，南巡之事只好暂时停止。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皇太后病逝，此后乾隆又两次南巡，一次在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一次在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到此为止，六次“法祖省方”最终结束。
乾隆历次南巡一般都在正月十五前后从北京出发，陆路经直隶、山东到江苏的清口渡黄河，乘船沿运河南下，经扬州、镇江、丹阳、常州、苏州进入浙江境内，再由嘉兴、石门抵达杭州。回銮时，绕道江宁（今南京），祭明太祖陵，检阅部队，于四月下旬或五月初返回京师，到安佑宫行礼，还圆明园。南巡从北京到杭州，往返水陆路行程共5800余里，陆路每日行60里左右。御道非常讲究，标准是帮宽3尺，中心正路16尺，两旁各7尺，均要求坚实、平整，不仅如此，御道还要求笔直，不得随意弯曲，为此，许多民居被拆毁，坟墓被挖掘，良田被毁坏。除此之外，凡是石桥石板，都要用黄土铺垫，经过地方，一律泼水清尘。乾隆每到一处，备有专人介绍地理位置、历史沿革，以及风土人情，并呈地图加以说明。除行宫外，许多地方还搭黄布城和蒙古包帐房以供住宿，每隔几十里设有尖营，供乾隆小憩打尖之用。进入江南，多系水程，速度稍快，每天可走八九十里。南巡船队大小船只共千余艘，浩浩荡荡，旌旗招展。乾隆御舟称安福舻和翔凤艇。船队最前面是乾清门侍卫和御前侍卫的船只，随后则是内阁官员船只，御舟居于船队中央。御舟所用拉纤河兵3600人，分作6班，每班600人。这些河兵大多不属正规部队，而是由民壮或民夫充当。在御舟所经的支港河汊、桥头村口，设有兵丁守护，禁止民舟出入。御舟停靠的码头一般距县城一二里或三四里，码头上铺陈棕毯，设有大营约50丈以供皇帝住宿，皇太后大营25丈，设在船上。此外还在码头设有四方帐房、圆顶帐房、耳房帐房，以备风浪大时使用。这些设置一般在御舟抵达之前就准备好了，第二天清早，御舟出发即予拆除。
乾隆就是如此声势浩大地举行了六次南巡，既表现出清朝国势的强大，也达到了一定的政治目的，但同时也劳民伤财，给百姓带来了许多不必要的重负。
千叟宴上宴千叟
千叟宴，乾隆皇帝又一个学他爷爷娱乐自己的把戏。乾隆这个人自高自大，喜欢别人的逢迎。好孩子是夸出来的，坏皇帝也是夸出来的，乾隆晚期的昏聩与此不无关系。
千叟宴始于康熙年间。康熙六十一年正月初二，康熙皇帝召八旗满洲、蒙古、汉军的文武大臣官员及致仕人员等，65岁以上的共680人，赐宴于乾清宫前。宴上令诸王、贝勒、贝子、公及闲散宗室等授爵劝饮，并分赐食品，以表示对老叟们的尊重和对国家昌盛的庆祝。过了三天，皇帝又召汉文武大臣官员及致仕退斥人员等年65岁以上的三百四十人，赐宴于乾清宫前，同样由诸王、贝勒、贝子、公及闲散宗室等授爵劝饮和颁赐食品。宴会期间，康熙还做七言律诗一首，与宴满汉大臣官员各做诗以纪其盛，名《千叟宴诗》。千叟宴说法，就是从此开始的。实际上，早在康熙五十二年，康熙六旬大庆后7日和后9日已经在畅春园分别宴请了65岁以上的现任、休致的汉文武大臣官员士庶和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大臣、官员、护军、兵丁、闲散人等，两次各1000多人，只是当时尚未定名为千叟宴。
乾隆四十九年，乾隆以自己年逾古稀，尚能康强勤政，决定于五十年正月初六，在乾清宫举行千叟宴盛典，用来显示国家“景运昌期，重熙累洽”。这年八旗及满汉大臣都参加，入宴的大臣官员60以上，无职者年65以上共计3000人。
乾隆六十年又以明岁丙辰，纪年周甲，元旦举行传位大典，改元嘉庆。为了庆贺这一“旷古所未有”的盛事，又决定于次年正月初四在皇极殿再举行千叟宴盛典。这次与宴者共有3056人，没有入座只列名邀赏的还有5000人。再加不够年龄而实际参加了活动的共有8000余众。与宴者的年龄，上次是定60岁以上，这次由于乾隆年已86岁，他谕旨中说，“若仍照前次60以上即准入宴，年龄皆如儿辈，长幼悬殊，转为未协”，所以决定此次应自70岁以上，准其入宴。与宴者的身份自王公、百官至兵、民、匠役都有。并有朝鲜、暹罗、安南、廓尔喀四国参加祝贺的使臣。席位的布置是：内外王、贝勒、贝子、公、台吉、一二品大臣等席位在殿内，朝鲜、暹罗、安南、廓尔喀等使臣宴席在殿廊下，三品大臣官员宴席在丹陛甬路上，四品以下有职官员宴席在丹墀左右，其余拜唐阿、护军、马甲以及兵、民、匠役人等宴席在宁寿门外。届时，即位的皇帝嘉庆奉太上皇乾隆御皇极殿，奏乐、行礼、进茶、进酒、进馔仪式略如太和殿筵宴，所不同的是赐酒时，乾隆召入宴的王公、一品大臣及众叟中90岁以上者至宝座前跪，乾隆亲手赐卮酒，并命皇子、皇孙、皇曾孙、皇玄孙等在殿内给王公大臣行酒，侍卫等在各官及众叟中行酒，在进馔时，还演了承应宴戏。宴上的膳食，据档案记载，分一等桌张和次等桌张两种，一等桌张用火锅二品、猪肉片二品、煺羊肉片二品、鹿尾烧鹿肉一盘、螺蛳盒小菜二个、乌木箸二只，另有肉丝烫饭。次等桌张上，将鹿尾烧鹿肉、煺羊肉各一盘改为煺羊肉、烧狍肉各一盘，并减掉荤菜四碗，其余相同。与宴王公、一二品大臣及外国使臣用一等桌张，其余用次等桌张。
进馔完毕，承应宴戏亦结束，太上皇及皇帝还宫，管宴大臣再分别颁发皇家赐予的如意、寿杖、朝珠、缯练、貂皮、文玩、银牌等，区别等级，各有不同。众叟领完，至宁寿门谢恩，行三跪九叩礼。此外还赏给106老人熊国沛、100岁老人邱成龙六品顶戴。另对90岁以上老人邓永玘、梁廷裕，闲散觉罗乌库里，步甲文保、舒昌阿，马甲王廷柱，内务府闲散人田起龙、王大荣都赏给七品顶戴。
乾隆年间这两次规模巨大的千叟宴，虽然其主要对象是为清朝宫廷立过功劳的老臣，他们在与宴人员中占有较大的比例，第一次王公大臣及文武官员共1969人，占65%左右，但在全体与宴人员中，两次都注意到指派商人、生监、马甲、老民等各阶层人物，共1031人，占34%左右。第二次比第一次与宴及赏赐人数亦有增加，这无疑对加强民族团结，缓和上下矛盾有一定的好处。在封建社会，年龄大的人，一般地说在本阶层、本家族或本村中都有较高的威望，受到尊敬，所以朝廷优惠老人，不仅体现着当时社会的道德风尚，而且在政治上也能笼络民心，有利于维护朝廷的统治。
千叟宴只不过是清廷提倡的“养老尊贤”、“入孝出悌”和“优老”政策的体现而已。这些优老措施当然是在社会及宫廷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才能出现，但这些措施又有助于社会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