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汉关系是清朝统治者稳固政权十分注意的一个问题。清初，满人对汉人、汉官实行歧视政策，满官藐视汉官。因而，满汉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隔阂，有时甚至酿成仇恨。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汉官面对满官的凌人气势，只好多办事，少发议论，或者干脆袖手旁观。当然，这样的满汉关系是不利于清朝对中原的统治的。因而到了雍正时期，皇帝拿出相当大的精力处理好满汉关系，以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
□敢于为明朝皇帝立嗣
为明朝皇帝立嗣，是雍正皇帝调处满汉关系的一个步骤。
雍正元年（1723）九月，雍正皇帝说他发现康熙皇帝未发的谕旨，在谕旨中，康熙皇帝称赞明太祖朱元璋统一华夏，经文纬武，为汉唐宋诸位君王所不及，因而命令官吏访求明太祖朱元璋的后裔，以便奉其祀。二年（1724），雍正皇帝还找出正白旗籍，正定府知府朱之琏，封为一等侯，世袭，承担明朝诸陵的祭祀。同时，他还把朱之琏族内之人均抬入正白旗。朱之琏的先人朱文元，是明宗室代简王的后人，在松山战役中被俘，入了八旗，是早已满化了的朱明后人。雍正皇帝利用这类旗人，完全不用担心他们会同拥护朱明的汉人搅在一块，却可当作招牌，用作宣传不仇视明朝，不歧视汉人的工具。
雍正皇帝深知反清复明活动对清朝统治的不利，对甘凤池等一案极为注意，他说：“这种匪类，行动举止诡怪隐密，习性乖张，出于常理之外。他们心中暗怀幸灾乐祸之心，敢于做出逆背情理、违反纲常的事情来，是国家隐藏着的忧患。”
雍正皇帝还说：“这种匪类，干起坏事来不知比普通盗贼要高出多少倍。这正是孟子所说的恶草容易毁坏整片田苗。要充分引起重视。”
雍正皇帝认为：盗窃犯仅仅只是单个人的活动，影响面也很小；而政治犯则不同一般，可以影响一群人，一个地区，乃至整个国家。鉴于此点，雍正皇帝特别委派工部尚书李永升到浙江去会审。范时绎等由于与张云如有较多交往，为了维护自己的短处，与李卫不予合作，从中作梗。雍正皇帝则积极支持李卫，赞扬他“矢志坚定，勇于奉公，能够观察到众人容易忽视的细微之处”。并将李卫树立为“督抚模范”。
雍正皇帝对朱明后裔之说倍加警觉。他对李卫说道：“吕宋山上有关前明后裔这事真伪有无，一定要确切地加以审讯，得到可靠供词。前年因为有西洋人到京城来秘密上奏有关吕宋山岛有明代后裔聚集之事，朕随即派遣福建、广东督抚留心加以寻访调查，结果他们都回奏此事乃子虚乌有，根本不存在明代后裔之事。这件事十分重要，当年圣祖皇帝也曾经留意过这件事。现在要好好审讯自不必说。即使此案的审理仍然得不到确凿的证据，将来有机会务必进一步探访，一定要弄出个水落石出。”
随后李卫回奏道：“对这件事微臣已留意很久了，现在仍然还在秘密地探访之中。”这正是他们君臣所谓隐患的核心问题。
雍正皇帝利用暴力毫不手软地镇压汉人的反清复明势力，又以优待明王朝的后裔来感化那些仍然有恋旧心态的汉族人，这些对稳定大清政权的统治显然都是十分有利的。
□惩处作恶旗人，调处旗汉矛盾
调处直隶旗、汉矛盾则是雍正皇帝调节满汉关系的又一重大举措。
直隶，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意义十分重大；而直隶又多旗地，旗人很多。旗人依恃特权，欺压汉民，造成严重的旗汉冲突。
雍正元年（1723），直隶巡抚李维钧密奏房山县庄头李信与宛平县庄头索保住勾结作恶的罪行。李维钧奏道，李信等人独霸房山县石行，把附近居民的牲口抢去，为其拉石出售，放高利贷，拿百姓的房产作抵押；如不能偿还的，则勒逼人妻、子、女为奴；强占房山、宛平县民间妇女多人为妾，打死人命。他们的行为造成严重的后果，以致宣化府士民罢市。
雍正皇帝对庄头作恶深恶痛绝，见到奏章之后立即指示李维钧将李信等严刑审理，究查清楚，“以示惩罚警戒，以舒畅平民百姓的怨恨压抑之气”。
直隶巡抚李维钧是汉人，若对旗人依法惩治，一定会遭到王公贵人的强烈反对，会被安上汉人反对旗人的罪名。于是雍正皇帝为整治旗人中的害群之马，积极给李维钧撑腰，警告王公贵胄不可对他加以陷害和掣肘，让他顺利处置那些不法的旗人，以适当消解汉人的怨恨之气。
雍正元年（1723）七月，李维钧又密奏宝坻庄头焦国栋、焦国璧在城乡占据田地一千余顷，开设当铺、商店数处；而且还打死六条人命，奸占妇女、包揽词讼、私立场集。雍正皇帝指示李维钧道：“除暴安良，正是你分内应当之事，像这类的事情，你处理起来一定要振作，不要怕这怕那、瞻前顾后，更不要多虑。”
同年十月，雍正皇帝谕令内务府加强对庄头的管理；对为非作歹、怙恶不悛的庄头立即予以革退。十二月，雍正皇帝又下谕令：庄头不得奢侈豪华，住房不能超过规定，不得擅自占用非分之物，否则将严惩不贷。
经过君臣共同努力，一齐整饬，有些凶恶的庄头有所收敛，自动将地租和当铺得息各减一分。李维钧因他们知过就改，向皇帝请求免予治罪。雍正皇帝回答说：“恶人秉性难移，对他们仍然要留心察访；如果有庄头稍有重蹈前辙，立即验实处理，不要存在一点姑息迁就的念头，绝对不要开始勤奋后来懈怠，弄一个虎头蛇尾。”正是在雍正皇帝的鼓励和督责下，李维钧继续打击作恶庄头。雍正二年（1724）正月，李维钧又将静海县镶黄旗恶霸庄头李大权捉拿归案。
对于庄头以外的凶横旗人，雍正皇帝也从严惩罚。康熙末年，许二自恃是旗人，率众人打死民人刘国玉。雍正皇帝即位时有赦免犯人的恩诏，刑部援引诏书，想为许二减刑。雍正皇帝说许二恃仗是旗人犯罪，实属可恶，不可援引恩赦而免去其罪，仍然按照原罪拟定的绞监候，秋后处决。
雍正四年（1726）八月，直隶总督李绂奏报：镶黄旗人王三格，据称是内务府仓官，在满城县有祖上遗留的圈地，早年转典给县人孙含夫、冉铎等取租，到雍正三年（1725），王三格回到满城，殴打孙含夫及佃民，占夺原典田地。转年三月，孙含夫到保定府控告，还未经审理，王三格就以冉铎吃斋，被人称为老道，诬告他邪党聚众，自称教主，任命孙含夫等人为将军、总管。直隶按察使据报将冉铎等人拘捕审讯，造成冤狱。王三格因是仓官，地方官不便审理，请将其官职革退，以便审结。雍正皇帝指示道：“王三格实属可恶之极，一定要加倍严惩，用以警戒刁蛮诬隐之人。仓官什么官也不是，是王三格自命之官，实在是一个天大的笑话！”王三格夺人财产，又肆诬陷，可见旗人对汉民的欺压严重。王三格可以自称仓官，作为封疆大吏的直隶总督对他也无可奈何，也可见旗人特权之大。雍正皇帝加倍严惩王三格的态度，才可以或多或少地打击不法旗人的嚣张气焰。
雍正五年（1727），顺义县旗人方冬魁在酒馆中遇见汉人张四，张四未给方冬魁让座，即遭到方冬魁的打骂；张四一气之下杀死方冬魁，署理直隶总督宜兆熊审理此案，拟定将张四定为绞监候罪。雍正皇帝则不以为然：“庄居旗人欺凌汉人者很多，从方冬魁打骂张四之事就可见一斑”，因此对张四从宽发落：免死，枷号两月，责打四十大板了结，以此令旗人引以为戒。并将此事晓谕八旗及各屯庄居的旗人，以引起警惕。雍正皇帝这样从轻处理张四，于法律不合，但不失为纠正旗人肆意作恶为弊的一个措施。
□遏制满人特权，满汉视为一体
雍正六年（1728），良乡知县冉裕杖责旗人乌云珠，署理直隶总督宜兆熊以违例虐待旗人将冉裕题参，雍正皇帝说：“旗人、汉民均属一体。地方官审理事务，只依据其论理的曲直，分别给予奖赏和惩罚，不应当分别旗人、汉人。冉裕奉公守法，不应当革职听审。”于是将宜兆熊的题本掷还给他。雍正皇帝还说不知道有不允许地方官体刑旗人的成例，要刑部查明具奏。刑部查出果有这样的案例。雍正皇帝命令将它废除掉，依照他的指示执行。同时皇帝还指责宜兆熊那样对待属员，过于严厉、过于苛刻了。
在旗人与汉人的量刑上，向来有所不同。汉人犯流徒罪的照律充发，旗人则可改为枷号、杖责结案，实际上是从轻发落。四年（1726），雍正皇帝感到量刑不同使法律不能一致，于是命令大学士、八旗都统及满洲、汉军中的九卿共同商议，可否将旗人的改折刑法取消，一律按照统一的刑律与汉民一样处置。大学士等认为准折刑法是不好，易使旗人轻易犯罪，但满人、蒙古人缺乏营生之术，发遣难于图存，请维持旧例不变；只有汉军若犯有军流罪者，就照律发遣。
在旗民与汉民关系问题上，雍正皇帝也想做些改革，但因为照顾旗人的方针不变，所以在法令上就不能不遵奉旧制了。然而在实践上，打击不法旗人，尤其是作恶多端的庄头，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旗、汉矛盾。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雍正皇帝维护旗人特权，但又不使它过分。这同他对待汉人中的绅衿是一样的，即承认其法定权力，而不允许非法虐待民众。只有这样，才有利巩固满清的统治，达到长治久安之目的。
在调处满汉关系中，雍正皇帝又极力宣扬所谓“满汉臣工均为一体的观念”。
雍正皇帝还对内阁等重要官吏的品级实行调整，以示对汉臣的一视同仁。八年（1730），雍正皇帝一改满汉大学士品级不一的清代定制，在将满洲大学士定为正一品时，也定汉大学士为正一品。
由于满汉官员在政府中的不同地位，自然会产生矛盾，互相排斥。雍正皇帝知道这种情况，他说：“满洲人为上司就认为满人可以信任；而汉军人为上司，则又以汉军人可以信任，汉族人为上司又认为汉族人可以信任。”他认为这种偏向的观念将影响政事的治理，要随时加以警惕。
汉军杨文乾为广东巡抚，广州将军石礼哈及广东官员阿克敦、常赉等四个满洲人心中不服，协谋陷害杨文乾。后来被雍正皇帝识破，对四位满洲官员大加训饬。他说：“朕信任的满员迈柱、汉员李卫、汉军田文镜和杨文乾，什么出身都有，只要其竭尽全力，效忠朝廷，那些挟杂私怨陷害他人的家伙，无论他是满洲人、汉军人、汉人，都不能够将其阴谋得逞。”
在相互排斥的满汉官员中，满人占据主导地位，他们不仅占据要津，即使是汉人的下属，也以旗籍而蔑视主官。雍正皇帝知道这些满人的常习，时常加以警戒。汉人孔毓在任广西巡抚时，汉军刘廷琛为按察使。雍正皇帝叮嘱他说：“在什么事情上也不能超越本分，不要因为巡抚是汉人就有失两司的规矩大体。如果你要干一些超过你分内的事情，朕一有所闻，一定会以僭妄之罪处理你。”雍正皇帝考虑到政事的治理，需要满汉官的团结一致，于是他告诉满汉官员：都是为朝廷办事情，何必分什么满洲、汉人、汉军、蒙古，而应该“满汉协心，文武共济，而后才能达到天下大治。”雍正皇帝用这样的话要求满、汉官吏，也应该说这是他的真实思想；他为了很好的利用汉官，不愿过分地歧视他们。
雍正皇帝说：“人出生在天地之间，汉、满本来是一家；他们的才能和品质不可能完全相同，其中有好的，也有不好的，这是人之常情。任用人才只能分辨他可用还是不可用，而不应当理论他是满人还是汉人。”这里说的是任用人才惟看其才能与品质，对满汉一视同仁。可是在雍正三年（1725），雍正皇帝又对臣下说：“朕只希望你们都好好努力，成为品德才能双全的善人。如果宗室内有一个善人，满洲内也有一个善人，朕一定先用宗室的善人；满洲内有一善人，汉军内也有一善人，朕一定先用满洲内的善人；以此类推汉军、汉人也是这样。而如果宗室不及满洲，那么朕就一定用满洲人。”同样是人才，先用宗室的，然后才用满洲人、汉军人，最后才是汉人。从而说明满汉是有区别、有等第的。
从本质上看，雍正皇帝依然执行着清朝传统的依靠满洲人团结汉人的用人方针；但是他比较重视才能，给某些汉人以较高的地位和特殊的荣誉，有利于这些汉人发挥政治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