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蒋委员长支持的“中国姑爷”
拼命地飞，在蒋介石、史迪威、陈纳德不断争执中，不要命地飞、没日没夜地飞，到1944年，中国航空公司在“驼峰”上，共穿越了9000个来回，所运送物资，占世界各航线运送的所有战略物资的百分之三十八。运量，仅次于一起穿越“驼峰”的印中联队。
别忘了，这个数字，是在整个航空公司只有二十架破旧飞机不停地穿梭在“驼峰”航线上完成的。
同期，印中联队通过“驼峰”输送到中国的战略物资月供应量，已上升为惊人的30000吨，但，前提是，美军中缅印战区印中联队，这个运量，是在拥有629架不同型号的运输机基础上完成的。
但，即使如此，也依旧是“入不敷出”——作战物资消耗远大于所运量！还是难以满足国内反击战争的需要。
为轰炸日本本土，美军陆军航空兵第二十航空队1944年4月就进驻中国四川，但对日轰炸却推至6月以后。就是因为没有足够的物资——主要是缺乏航空汽油。
凡事善于“统筹”的美国人计算，一次对日本土轰炸，起码要出动超过六十架以上B-29才能达到轰炸效果，而仅此一项，单消耗汽油就高达4400吨，这还不算其他诸如弹药、食品等给养。而为了给日本人生产、制造战略物资的基地以足够的打击，这样的轰炸就要不断、反复地进行，就是把“中航”和印中联队所运输的物资全部加起来，也不够二十航空队的消耗。何况，国内的战场上，不只是一个二十航空队消耗。
处处都需要。
在卡拉奇，一支从美国学成归来的中国空军有了新番号。
组建中美混合团的计划早在中国空军赴美培训时期，就已经提了出来，差不多也是“争吵”出来的结果。
“争吵”者不外乎三个人——蒋介石、史迪威、陈纳德。
“陈纳德的为人、野心勃勃而自大，但有一点必须承认，他对战机了解得非常透彻，是个作战天才！”
尽管一点都不喜欢对方，但作为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还是给予陈纳德这样的评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缅印战区》一文中，对陈将军和他的“志愿队”是这样写的……现在是陈纳德发挥“天才”的时候了。他的基本机型是P-40，英国人曾用它来对付德国空军，但没有取得显著战绩。P-40战机机体重而耐用，并装有厚装甲板以保护飞行员。直线飞行速度也非常快，而且俯冲速度也大，但由于自身重量过重，因而在爬升过程中呆滞、操纵性不够灵活，比不上那些体轻、灵活的战斗机。
P-40最早是英国人按《租借法案》在美国的订货，但后因不满意其部分性能，此时恰好赶上陈纳德、王叔铭奉国民政府之命到美国购买飞机和招募“志愿队员”，于是转而买回这批飞机。别看英国人对此不屑，但在陈纳德眼中，P-40却是个好玩意儿。他心里有副算盘，凡事都有正反两方面，只要尽量做到“扬长避短”，取胜应该还是在预料之中。
陈纳德相信自己的判断，该文继续写道：陈纳德根据P-40的优缺点，制定出进攻性的战术——飞行员必须成队地对敌机一同出击，在俯冲中射击，然后利用俯冲时获得的最大速度散开，然后，可能的话，再一次俯冲、射击……陈纳德再三告诫他的队员：P-40千万不能以“特技”和“机动”制胜，因为它不如日本人的零式机灵活……
说白了，实际上就是打了就跑的空中“游击”。从“志愿队”第一次和日本人交手，陈纳德的“战法”，他的队员们试用几次，“效果”果然不错。
但书中对陈纳德及其队员们的游击作风和战斗“神说”客观实际。其实不管出发点如何，应该知道的是，“志愿队”在空中打的是“游击”战术，队员们在地面也是“游击”作风。一点都不奇怪，来自于一个自由国度的一群散兵游勇，到中国出生入死和日本人打仗，本身来中国的出发点就不尽相同——有看到中国备受外强凌辱奋而参战的（这类人以华侨为主）、也有就是靠打仗赚钱，还有的是想实现人生“自我”之价值的，也有把满世界“流浪”看成是一种乐趣的。是来自“五湖四海”，但却为了各自的“目标”。
这样一批人聚在一起，再想用正规部队的条令操控他们，也实在是勉为其难。
这些人聚在一起，军队中的各种“俗套”都已免除，他们纪律松懈到极点，飞行员总是穿着高跟的牛仔长靴作为他们的制服，他们用C-47这样的运输机轰炸河内，在上飞机之前，飞行员喝了大量的烈性酒，然后把过了时的中、法、俄生产的炸弹搬到飞机上，当飞机抵达目标上空时，他们打开舱门，一脚一脚把炸弹踢出机舱，于是，一次“轰炸”任务完成……
珍珠港事件后，他们行动更为积极，陈纳德把他的人员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在缅甸，保护英军，一部分在昆明，保护缅甸和中国之间的空中屏障。这支“队伍”从一开始就是临时凑合，在对敌作战中受到敌人的优势火力重创下、在没有备用飞机和备用零件情况下，他们用口香糖堵塞油箱上的弹孔，用胶布粘补机身上的创伤。由于飞机上既没有炸弹也没有安装炸弹的挂架，他们就用酒瓶装满汽油，作为燃烧弹、打开座舱盖往下投……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缅印战区》一文中，如实地评介了这位中国人眼中的飞虎英雄。实际上按美国人的标准，陈纳德和他的“飞虎队”倒更像是一群桀骜不驯、除暴安良、匡扶正义的西部牛仔。一群散兵游勇组成的美国航空志愿队（飞虎队），从成立到撤销，七个月时间，总共摧毁敌机299架，另外可能还有152架被命中，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相当骄人的战绩！
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正式参战。1942年7月，“飞虎队”曲终人散，美国陆军航空兵第十四航空队正式成立，陈纳德被授予少将军衔并负责指挥十四航空队。
虽然有了军队番号，成了一名美国军人，但陈将军的脾气、性格几乎没有任何改变——依旧是我行我素、桀骜不驯！
一个典型的美国西部牛仔再现。
在陈将军心中，中国的抗战只要有一个十四航空队就完全可以把所有的日本人解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要史迪威为他的十四航空队增配战机。理由也充分，在欧洲战场，美军一个战斗航空队起码要超过二千架战机，而十四航空队却是最少的，只有七百多架。
史迪威在印度，陈纳德坐着飞机经“驼峰”追到印度，史迪威在重庆，陈纳德又赶到重庆。
不管陈纳德作为一个将军是怎样的不服从上司命令，但，不能否定的一点是，陈纳德在空军决定地面胜利这一点上，比所有的将军们看得都远、看得都准，只是他这个观点“超前”了一些。六十多年后，美国人在两次海湾战争中，才认准一点，原来，有了“制空”，才有了最后的胜利。
史迪威不理会陈纳德，他也没那个能力给这个永远在他面前喋喋不休、高谈空中力量决定胜负的家伙解决飞机，眼下，最紧要的是，他要劝说他的“司令”、中国战区最高总指挥蒋介石派出部队到印度受训，为日后反攻缅甸，再横扫中国境内的日军作准备。
得不到上司的支持，陈纳德回到美国，总统罗斯福以个人身份会见了他。看来陈纳德不仅战术上有一套，嘴皮子也不错，当着总统的面他说，只要有足够的空中力量，他就能够击沉日本人一百万吨船舶时，美国总统兴奋地猛击桌子：“只要你能击沉他一百万吨船舶，我就一定能粉碎他的后方！”
可美国总统也一下子拿不出大量飞机给陈纳德，此时，美国的重点都在欧洲战场上。万般无奈之下，陈纳德想到了一直大力支持他的蒋委员长。他又回到重庆，向委员长建议，为统一指挥、协调作战，中美双方各出三个大队，组建中美混合团（ChineseAmericanCompositeWing简称CACW）。
已经和史迪威为经“驼峰”运入中国的物资分配吵翻了天的委员长听了陈纳德的建议后，也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一个物资分配让他焦头烂额，现在在美受训的空军正拟回国，如果在卡拉奇集结训练合成作战，可以大量节省“驼峰”空运之吨位，这不啻为一个明智的决定。
中美混合团定了下来，在史迪威“断炊”的威胁下，当然也是为最后扫清地面之日军，很是费了一番唇枪舌剑，蒋委员长又同意远征军再一次出国，到印度，这回不是抗击日军，而是受训。
单从外表看，三个人都“赢”了，因为看起来都是为最后的“反攻”而准备，但，三个人又都“输”了，因为谁都没有达到自己想要完全达到的目的，关键是，为蒋史二人最后的破裂埋下了伏笔。
卡拉奇上空，一群年轻的鹰！
此时，赴美受训的中国空军十一、十二、十三期学员先后毕业。在美期间，“中美混合团”的番号已经公布，大部分学员都并入其中。一毕业，马上往国内走，横渡大洋到美国，再横渡大洋回来，正好环球一周，集结地点全在印度卡拉奇。
老人们说，赴美受训的时候，大家是分批、分期成群结队，往回来的路径，就是五花八门、各显神通了，为什么？不一样了，“翅膀”硬了，可以独立操作了，又是回国。去的时候是空着手，回来可就不一样了，能带什么带什么，“吨位”绝对不能让你空着——有飞机的开飞机，像他们一大队学轰炸的，“顺路”就把B-25给飞回来了。我们都是驱逐机，人坐飞机走，小飞机船运，那也不能徒手，都是押运各种零部件什么的，大包小裹，那阵势，就和改革开放时，出国回来都拎着录音机、抱着彩电，拿着折叠伞差不多。至于路线，有走北冰洋再绕地中海顺着撒哈拉大沙漠回来的，也有跑到好望角，从南非过来的。三大队有一批，从美国一出来，轮船一路南下，到古巴停几天，再直接横渡大西洋经非洲、印度洋回来。
虞为（原中美混合团三大队P-40飞行员）：“我们这一批是搭C-47回来的，是美国空军的飞机，走的是北非。每个弟兄都不空手，能拿什么、能带什么就拿什么、带什么。”
杨训伟（原中美混合团一大队B-25轰炸机驾驶员）：“我们飞轰炸的和张义声他们差不多，都是驾机往回飞，就是那种B-25轰炸机，开回来。都是单飞，也不编队、各飞各的。美国人是机长，我是副驾驶，和张义声走的是一条线。”
田景祥（中美混合团三大队P-40飞行员）：“我们是从迈阿密出发的，每天搭乘美军运输机，一路南下经加勒比海到古巴，越过大西洋，来到非洲的黄金海岸再抵苏丹、经过亚丁，最后一站是印度才到卡拉奇。”
和十二、十三期相比，十四期赴美的阎汝聪回来稍后一些：“我去的时候坐轮船、横跨印度洋、大西洋，回来的时候也是轮船，只不过是反过来，先走的大西洋、印度洋。
还是和去时一样，一到深夜就警报声不断，提心吊胆的。但是就想快点回去，快点打，让战争早点结束，大家都过安安稳稳的日子。”
三三两两，单机、编队、轮船，北冰洋、大西洋、印度洋、好望角，全都朝中国方向而来。
在印度拉合尔，这些年轻的孩子们止住了脚步。
“驼峰”，犹如一道天堑，挡住了他们回家的路，必须停下，就在这里合成演练。
老人们说，在美国受训，至多是学会了驾驶飞机，而一支空军部队要形成真正的作战能力，必须进行反复演练队形、轰炸、攻击、侦察……
“中航”是拼命地飞，中美混合团是拼命地练，粮、弹、油都是直接在卡拉奇港口卸货，航委会派驻卡拉奇的空军少校赖逊岩就在此办公，他告诉混合团最高指挥官，你们只管练习、只管飞，一切事情我去和英国人交涉、协调。
曾让一位中国空军晚间回来找不到“回家的路”的卡拉奇机场是英国皇家空军在海外的最大基地，光是营房面积就划分十多个区，均是错落有致的平砖房，一模一样。如果不记住自己的房间是哪个区、号码是多少，晚上回来，那根本没法找。田景祥老人说，Malir军营，真是太大了，里面分为很多区。我们的营房是在H区，从军营大门回到H区，要乘计程车，若是要想省点钱走回去，根本无法分清东南西北方向。
由于很多营区的房子是空的，路上也没人走，想问路也不成。我们住的H区营房可能是排在最后一段，因为在那里能看到不远处的机场跑道和塔台。
跑道另一侧就是沙漠，荒无人烟，教授救生课的医官说，那里是有很多眼镜蛇的，若迫降在那个地区要小心。
田景祥老人还讲了一件事情，在卡拉奇机场入关，英国的海关认为田景祥这批人记载的防疫注射针，一部分还没有达到免疫日期，所以将大家留置在机场过境旅馆内，不准离开机场。中国人有事好说情，习惯“找人”，把赖逊岩少校都给找来“说情”，没用，人家是一切照制度办。没有办法了，大家只好等待分房间住下。
旅馆就在机场边上，战友们飞行训练都看得清清楚楚，田景祥恨不得马上也加入到那个行列中，可英国人就是不放行。什么战争状态，一路绿灯啊，特别照顾啊，什么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什么特事特办，没那一说！
住了几天，才被放行。之后就是不停地训练，拼命地练，合格一批，回国一批。
哪个中队先合格，哪个中队就先回去。
从1943年8月下旬开始，混合团的两个中队，轮流飞上下午。待飞机性能熟悉得差不多了，就开始练习编队，继而又是空地靶射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科目，是编队中互相支持和掩护，这是将来在战场上用处最多的一项“技能”。教官也强调，这是陈纳德将军的战术，一直练到10月15日结束。
在此期间，即使没有激烈的空战，还是出现了伤亡——二十八中队的中队长（六期老学长）和一位分队长，分别在空中飞行训练时失事殉职。
张义声老人也说，整个合成训练期间，救护车鸣着长笛，在跑道上出现了几次。
老人的一位战友就是此时牺牲的。
混合团一大队是B-25轰炸大队，杨训伟、张义声各自驾驶着B-25来到卡拉奇时，一、二、四中队已经整合训练完毕并装备齐全回国参战了。接着，第三、第五大队整合训练完毕后，也相继回国。
回家回家的路，并不好走。让人望而生畏的“驼峰”就在眼前，要越过这道拦路虎。
每个人的“走法”也和从大洋彼岸回来一样，除了没有“海路”外，几乎也是各显“神通”——自己驾驶飞机，搭乘别人开着的飞机。
虞为：“我们是乘C-47过去的，印中联队的飞机。几天前，一批先回国的弟兄们就是坐C-47在‘驼峰’上空失踪了，那天也确实挺紧张，天气不好，一直是在云里，但没遇到强气流。”
杨训伟：“我是自己驾驶B-25过来的，那天天气还不错，是美国人领航，他们走过这条航线。没走时，就听说过危险，飞的时候看了一会儿，的确如同大家所说。”
徐华江（中美混合团三大队副大队长）：“我没有去美国受训，但却三次到加尔各答接机，来回都是从‘驼峰’上面过。每次都是编队往回飞，遇到天好，队形还算能保持住，天气稍坏一点，就是大麻烦。孩子，我们飞的是驱逐机，体积小、重量轻。
“真是不想说了……”
李继贤（中美混合团三大队P-40飞行员）：“过‘驼峰’，太危险了，我们是编队回来的，领队的是美国人，据说他飞过‘驼峰’，于是由他领航。谁知飞着飞着就进云了，前后左右什么都看不见，那云浓得，没办法保持队形，大家又不敢散开，只能用无线电说，尽量保持一个速度，保持相同的高度，结果最后那架还是飞没了，肯定是撞山了，连句话都没留下。”
第三大队是分两批走的，第一批搭乘十四航空队的两架C-47，其中一架在“驼峰”坠毁。
田景祥就在这回国的第一批人之中。老人回忆，当时大家是一前一后飞越“驼峰”，他是坐在第一架之中，等到在云南呈贡机场降落后，迟迟不见后一架C-47，左等右等也不见，当时都以为他们降到别的机场去，直到第二天，噩耗传来，那架C-47在驼峰航线上坠毁。
老人说，惨啊，七八个同学，还有留美机械师及数名美籍飞行员——都是飞行精英，就这么没了。最难以接受的是在美国受训都完了，眼看到家门口、马上就要回家了，结果却……
不仅是集体的损失，这更是国家的一大损失！老人说。
自己给自己“输血”
两支运输机队，没日没夜地穿梭在驼峰航线，也不能保障前线充足的军需供给，面临即将开始的反攻不说，现在又平添了一个“中美混合团”，供需矛盾更加突出。
蒋史二人为了是否给延安提供给养最后也以史迪威“胜利”而告一段落——毛泽东专用的那辆救护车（有老人说那是“工具车”）是新加坡华侨陈嘉庚赠送的，但却是经驼峰航线运过来的。如果人们印象模糊，也有清晰的，网上有一张照片挺有名的——坐在窑洞前的毛泽东身边摆放着一个大号墨绿色军用水杯，杯子上USA几个字母挺醒目——那是美军的产物，依旧是经驼峰航线运抵中国，最后分配至延安的。
一个水杯都要经“驼峰”空运，这在有的人眼里也许是小题大做，可在“中航”老人心中，这实在是小菜一碟。
梁鹤英：“在加尔各答，每天刷牙用的就是‘高露洁’牙膏，还有卫生纸什么的——都是从美国本土运来的……”
对于第二十航空队来说，牙膏、卫生纸能够保证，但，燃油严重不足。如果再加上其他军需，就是把“中航”和印中联队所运物资都算上，也不够他们一次出击所消耗的，再说，他们也等不及。
自己运，自己给自己“输血”。
二十航空队急了，把几架B-29改装成运油机，飞越“驼峰”，自己给自己运输航空汽油。
陈应明：“第二十航空队在从印度往中国基地飞的时候，就是满载——所有能装东西的地方都塞得满满的，除了不带炸弹，什么吃的、用的、飞机零配件，炸弹舱里都装满东西。都知道过‘驼峰’不容易，能带什么尽量带一些。”
把B-29改装成运油机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本来，作为专为“二战”开发的B-29重型轰炸机，有着航程远、速度快、飞得高、载弹量大等诸多优点，但也做不到从印度起飞经过“驼峰”轰炸日本本土。所以必须要把它的起飞地点前移，盟军最高司令部经过慎重考虑，经国民政府全力支持，才把基地从印度迁至四川，迁至成都盆地。
然而接着麻烦问题是，随着第二十航空队“落户”成都，补给又成了“掣肘”问题。
按照“玛特计划”，印度基地不在轰炸日本的航程范围之内，所以，“超堡”（B-29，笔者）必须先飞到中国的成都，再从成都飞往日本。由此，“玛特计划”提出“超堡”将“自力更生”，即使用自己的运输力量将航空油料、炸弹和其他供应品运往成都基地，完成空袭日本的燃料贮备。
在关于中缅印战区的后勤工作中，“玛特计划”强调了三个重点：一是美国到中缅印战区的距离过长；二是在海运分配中中缅印战区没有优先权；三是由于坚持提早使用“超堡”，没有时间调整运输日程。
“玛特计划”关于中缅印战区的后勤供应是一个长长的文件，但其精华可以浓缩为阿诺德将军的一句话：“请记住，任何运往中国的东西必须空运！”
“空中燃料”是“玛特计划”的支柱。每一次对日轰炸都需要七趟（每趟耗时11个小时）的运送。
在运行了一段时间后，第二十航空队遇到了始料未及的挑战，由于自身运力极为有限，所以无法按计划完成运输吨位。
吴甫只好向美空运总队（ATC，即印中联队，笔者）求助，但空运总队的情况是，运输机昼夜不停地通过喜马拉雅山将供应品及燃料运到中国，并分配给已在中国的空军部队——陆军第十四航空队，其运力也达到了极限。
最初，轰炸日本的日期定在1944年5月1日（四月初九），这个日子与盟军登陆诺曼底的日子非常接近。为了如期轰炸日本，吴甫下令工程师对二十架“超堡”进行改装，超堡上除了尾炮以外的武器全部拆除，弹舱改装成燃料储存舱，加装了卸油管，“超堡”变成了不折不扣的“超级运油机”，开始飞越“驼峰”向成都基地运油。平均每运送一加仑汽油，就要在空中耗掉七加仑汽油。
5月1日这一天，由于成都基地贮存的燃料达不到空袭日本本土的需求，所以，空袭行动被迫取消。
至1944年5月底，第二十航空队完成了245次向中国运输作战物资的任务，这样的物资运输工作持续到了六七月份，在此期间，第二十航空队也得到了ATC（印中联队）的支持，一些运输机包括C-47和C-109参加了“超堡”的运油行列。
在一切努力后，所有运往中国的物资仍然没有超过1400吨，吴甫下令改装更多的“超堡”用于执行后勤任务。
在运油飞行中，“超堡”在成都卸出尽量多的汽油，留下仅能返航的余油飞回印度基地。一架改装成运油机的“超堡”每次可运七吨燃油，三十架经过这样改装的“超堡”
每天两次飞越“驼峰”向成都基不停地运送航空燃油，而向日本发动一次进攻，则要出动“超堡”六十至七十架，需消耗4400吨燃油。经过对成都储油量的计算，“超堡”轰炸日本的日期被迫推迟到6月以后……第二十航空队由于给养供应跟不上而不得不推迟对日轰炸，逼得自己给自己“输血”，得到了证实。第二十航空队从印度过“驼峰”到中国，本是为轰炸日本本土，现在，不得不从事“运输”，和“中航”及印中联队一样，往返“驼峰”航线，自己给自己输送补给。
陆元斌：“第二十航空队和‘中航’及印中联队不太一样，他们是从印度的卢普西经特兹普尔再到萨地亚、葡萄、丽江、西昌、乐山，最后至成都、新津等地，整条航线，只有在必经之路——‘驼峰’上空和那两家重合外，其他就是自己走。和当初开辟‘驼峰’航线一样，也是硬逼出来的，没办法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