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奸佞之徒，权势愈大，根基愈深，也就气焰愈嚣张。手段凶残的李林甫，便是这样的凶险猖獗之辈。只要对其稍不顺从，或不肯对其屈身，无论是高官贵戚，还是名士小吏，皆难逃毒手。
兵部尚书兼左相李适之与李林甫有隙，李林甫对其嫉恨不已。驸马为兵部侍郎，李林甫“亦恶之”。为了陷害李适之，李林甫唆使豢养的帮凶，诬告“兵部铨曹奸利事”，逮捕了兵部官吏六十余人，交京兆尹和御史审讯。然而，数日过后，始终未能审讯出什么罪过。李林甫便将此案转交法曹吉温审讯。吉温乃李林甫的心腹打手，所治狱案完全按照李林甫的意图行事。他接过此案以后，为达其目的，便大肆严刑逼供，“先于后厅取二重囚讯之，或杖或压，号呼之声，所不忍闻”。二重囚禁受不住重刑，只得“招供”。兵部官吏都知道吉温的残酷，再被押其面前，“皆自诬服，无敢愠意者。”李适之明白李林甫是冲他而来，为了免遭毒手，只好“自求散地”，被罢相，贬为宜春太守。
李林甫对立太子事，一直忧心忡忡。因为，太子李瑛死后，李林甫多次劝说皇帝立寿王李瑁为太子，而皇帝最后还是立了忠王。李林甫惟恐“异日为己祸，常有动摇东宫之志”，总在寻机倾倒太子。然而，他始终未能抓住太子的什么把柄，于是，他把视线转移到了太子的亲戚身上。太子妃兄韦坚“以通漕有宠于上，遂有入相之志，又与李适之善，林甫由是恶之”。李林甫将韦坚升为刑部尚书，罢其诸使。这是对其“迁以美官，实夺其权也”。太子之友、边将皇甫惟明大破吐蕃后，入朝献捷。他见李林甫如此专权，甚为不满，便借拜见玄宗之机，“微劝上去林甫”。李林甫闻听此讯，便让杨慎矜“密刺其所为”。巧逢正月十五，太子出游，会见了韦坚，韦坚又与皇甫惟明会于景龙观道士之室。杨慎矜发现此事后，立即秉报了李林甫。李林甫借机诬告韦坚与皇甫惟明结谋，意欲立太子篡位。当即便将韦坚、皇甫惟明下狱。李林甫令杨慎矜与御史中丞王供、玄兆尹法曹吉温共同审讯。只因玄宗“疑坚与惟明有谋而不显其罪”，这二人才免曹一死。韦坚被贬为缙云太守，皇甫惟明被贬为播川太守。韦坚的两个弟弟韦兰、韦芝为其兄讼冤，皆贬岭南。韦坚又被再贬为江夏别驾。李林甫又向玄宗奏韦坚与李适之是朋党，数日后，韦坚被长期流放于临封，李适之被贬为宜春太守。然而，心狠手辣的李林甫仍不算完。天宝六载（747年正月），李林甫又向玄宗奏请遣御史赴皇甫惟明、韦坚兄弟贬所将其一概赐死。李适之忧惧，仰药自杀。李适之的儿子李雪“迎父丧至东京，李林甫令人诬雪，杖死于河南府”。李林甫不仅连李适之的儿子都不放过，就连韦坚的邻居也受牵连而“裸死于公府”。这场冤狱，直至李林甫死方休。
韦坚之案刚刚了结，李林甫又要对杨慎矜下手了。可以说，在韦坚冤案中，杨慎矜是为李林甫效尽犬马之劳的。李林甫对其也很信赖。但是，当杨慎矜升为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又渐渐被玄宗所器重后，李林甫便对其妒恨非常，并且不能容其存在了。李林甫知道杨慎矜与御史中丞王供有隙，便“密诱使图之”。王洪诬陷杨慎矜说：“慎矜隋炀帝孙，与凶人往来，家有谶书，谋复祖业。”玄宗大怒，将其收监下狱。命刑部、大理与侍御史杨剑、殿中侍御史卢铉共同审讯。太府少卿张，系杨慎矜所推荐。卢铉诬张曾与杨慎矜论谶，将张一并下狱。然而，“拷掠百端，不肯答辩。乃以木缀其足，使人引其枷柄，向前挽之，身加长数尺，腰细欲绝，眼鼻出血，竟不答”。没办法，李林甫令吉温去汝州逮捕了史敬忠。史敬忠是个术士，与杨慎矜交好。前不久，史敬忠曾对杨慎矜说：“天下将乱”，劝其“方临汝山中买庄为避乱之所”。在温吉“若解人意则生，不然必死”的诱逼之下，史敬忠按温吉之意写了伪证，获得了人证，便在骊山开始审讯杨慎矜。李林甫急于获得物证——谶书，然而搜查的结果是毫无所获。李林甫心虚，急忙唆使卢铉回长安搜查其家。卢铉“谶书入袖中，诟尔出曰：‘逆贼深藏秘记。’”拿之回到骊山，以示杨慎矜。杨慎矜只能仰天长叹：“吾不蓄谶书，此何从在吾家哉！吾应死而已。”玄宗赐杨慎矜及二兄自尽，妻子皆流放岭南。史敬忠杖百。张杖六十，流放临封，死于骊山。“连坐者数十人”。
李林甫骄横无比，凶狠猖獗，肆无忌惮地屡起大狱，诛逐贵臣，是他权势欲恶性膨胀的露骨表现，也是他奸恶本质的充分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