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梦想有一天,真理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
——马丁·路德·金
命运之神使我们每个人都不同,又使我们都一样。
——作者
中国找到中国梦,不容易。我们从事特殊教育的老师们,要实现自己的梦想,让所有人都明白,智障人和我们一样,需要就学、就业和获得爱情的权利,人人生而平等,我们要找到这样一条路,去实现这些平等,也不容易。
——刘佳芬
在写着“恒爱”的石头边上,五种颜色的油漆在塑胶跑道上描出五朵向日葵,阳光打在跑道上,无边的色彩,让在黑暗中隐匿了一夜的花突然浮现在晨光里。每一朵巨大的向日葵,长着二十一片花瓣。每一片花瓣上,都站着一个孩子。除了生病在家休养的孩子,盛开的九十六片花瓣,以九十六个孩子的形式绽放。
2012年的冬天,一个偶然的契机,我走进了宁波一所特殊学校——达敏学校的大门。之后,我用近半年的时间断断续续地与一些患有自闭症、唐氏综合征和脑瘫的孩子相处,认识他们的老师和父母,聆听他们的悲喜,并作为他们生命和命运的旁观者,开始动笔写这部作品。
第一天到达这所特殊教育学校时正是中午,我要去采访他们的校长——刘佳芬女士,在通往校长室的路上,要经过一个篮球场,有几个孩子在打球。
我和他们保持了一点距离,看着他们游戏,又有点担心被他们发现。因为我还没有准备好怎么和他们打招呼。突然听到有人朝我喊:“老师好!”
我惊讶地扭过头来,想找到这句彬彬有礼的问候来自于哪一个主人。
那是一个长相奇特的孩子,眼睛之间的距离特别宽,下巴特别短,整张脸似乎被横向拉长了。后来听他的老师介绍,他是个“唐宝宝”,一个先天愚型的孩子。
我慌忙地回答他:“你好,你们在打篮球啊。”
“老师,你也来?”
“哦,我运动细胞很少,不会打篮球。”
“很简单的,我给你示范下。”他一说完,就给我展示了一个完美的三分球。这一投,完全把我对智障孩子的既定印象给打碎了。
他们在我的概念里,不是应该流着口水傻笑么?怎么还能制造出如此完美的弧线?而且每一句话每一个举动,都像一个受过良好教养的绅士。
“老师,你姓什么?”他继续问。
“姓钱。你呢?”
他报了自己的名字。
“钱老师,你投一个。”他把篮球交给了我。我有点紧张,球撞到了篮板,却跳了出来。正如我对自己的预期,没投中。
在他身边的同伴也走过来,问我:“老师,你是什么老师?”
“我姓钱。”我继续重复自己的回答。
“你喜欢什么明星?”
“很多。你呢?”
“我喜欢王力宏,很帅!”
“是的,确实很帅,帅的人总是更讨人喜欢。你几岁了?”
“你猜!”
“十五岁?”
“差不多。十六岁。”
“叫什么名字?”
“你猜!”
这时,一直在我们身边给他们当陪练的一位男老师对他说:“小浩,年龄可以猜,但是你的名字不能让人猜,老师猜不到的。知道吗?”
他顺从地点了点头,说:“不猜名字。我叫——叫李——李敏浩。”接着,他也投了一个三分球,好像要和同伴一比高下。
这第一次见面,就让我对这两个十五六岁的少年郎刮目相看。他们不是和正常孩子一样吗?喜欢在运动场上表现自己,喜欢谈论他们喜欢的明星。
从那天起,我开始接触更多的孩子。他们一次次让我重新审视自己,并在审视中完善自我。自闭症孩子的琴声与绘画,唐宝宝的指挥棒,脑瘫孩子在跑道上用尽全力的奔跑,轻度智障孩子歌声飞扬的舞台,智障青年的网店……而站在他们身边的是一群从事特殊教育的老师。
我目睹过一个漂亮的女老师抱着一个患癫痫的一年级孩子睡午觉,听到过老师们谈论校长刘佳芬为上完厕所的孩子擦屁股,我看到过一位老教师每当雨天都受腰疼折磨,那是她有一次为了不让发癫痫的孩子后脑着地,用身体阻挡留下的后遗症,我也曾在路过一个班级时,看见一位老师被一个突发脾气的孩子掐着脖子,她却示意大家不要靠近,让孩子自己逐渐平息,以免产生更严重的后果。
很多父母和老师流着眼泪,谈起他们与孩子的往事。在一个个悲欣交集的故事里行走的生命,有父母双亡的孤儿、无法表达情感的孩子、突发脑疾的女孩、住在养老院里多年的脑瘫少女,也有临终把孩子托付给老师的父亲、自杀的母亲、为孩子的病陀螺般奔走的家庭、把捡来的智障女婴视如己出养育成人的养父母……绝望像一场又一场的暴风雪不期而至,刹那间整个家庭如被冰雪,命若琴弦,但在与苦难和挫折的反复较量之中,往事中的每一个生命都似乎从未放弃,老师、父母在寻找医药和教育的可能,孩子们也在阳光下,以向日葵的姿势和恒心,仰起他们向阳而生的脸庞,享受着残缺的生命。
我用一支笔记录下这些故事,试图用他们的欢笑作线,用他们的眼泪作珍珠,串成一条项链。
我不知道这条项链,能不能戴在新时代的脖颈上。世界上约10%的人口是残疾人,共计六亿五千万。在全世界一亿的智障人群中,中国占了一千三百万,比古巴整个国家人口多两百万,是新西兰全国人口的三倍。差不多每一百人中就有一人在智力方面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而全国有一千七百多所特殊教育学校,每一天都在发生各种各样的故事,以其特有的方式折射着时代,也散发着人性中的芬芳。
但这些芬芳,并没有多少人知道。
我们在2008年生效的《残疾人权利公约》中也曾感觉到过同样的芬芳。它为全世界所有残疾人设立了国际人权标准,标志着对残疾人看法的转变,它说,残疾人不应再被视为慈善机构或医疗治疗的对象,而是有能力自己做决定和行使自身权利的人。
我发现,在这公约颁布前,达敏学校,乃至全国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们已经在这样想,这样做了。用达敏学校校长刘佳芬的话来说——在我们眼里,我们的孩子和普通孩子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学得慢一点。
总有一些先行者,奔跑在最前面,用坚韧的背影,邀请我们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