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景秀丽的“海天佛国，渔都港城”浙江省舟山市朱家尖岛，有一个著名渔村叫樟洲，曾荣获全国精神文明示范村的称号。渔村当家人邱安全年近花甲，年轻时闯荡大海的经历给他留下一张古铜色的脸孔和一副硬朗的身板。从1983年至今，老邱在樟洲村当了20多年的村支书和18年的省、市人大代表，经历了渔村从贫困走向富裕，从小康走向文明的全过程。
直书共和国总理
1998年，国家要开征燃油税的说法在渔区群众中掀起一阵风波。渔业资源的衰退已使渔业捕捞难以为继，如果再开征燃油税，渔民的收入将进一步减少。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燃油税开征后估计每公升燃油要加上0.9元的税费。这样一算，舟山渔民使用的零号柴油每一吨要加1100多元。而一对320马力的舟山主力渔船一年用油在250吨左右，一年要多开支27万元。这对全舟山10万渔业劳动力、40万渔业人口来说，真是一桩天大的事。邱安全听说这事后，心里盘算来盘算去，好几夜没睡好。作为渔村当家人、人大代表，理应为渔民说话。一次老邱遇上几位当地渔业名老大和老渔业工作者，一聊原来大家都在关心这件事。几位老伙伴越谈越觉得这事事关重大，有必要让国家领导人听听渔民的呼声，便商议写封信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基同志。信是由水产局一位同志代拟的，要求国家考虑渔业现状，在开征燃油税后对渔民进行全额返回。邱安全等9位老渔业工作者以人大代表、全国劳模、领取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水产专家的身份郑重地在信纸上签名盖章。
这封信寄向北京后，老邱好像自己心上那块石头也寄走了似的，轻松了很多。
没过多久，老邱平静下来的心情又激动起来了。临近岁末的一天，老邱在办公室接到市水产局局长打来的电话：“你们写给北京的信，总理收到了，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受总理委托专程到浙江来了解，要在杭州接见舟山代表。”邱安全作为唯一的渔民代表与几位地方政府领导一道，当即赶赴省城杭州。
在省财政厅的会议室里，气氛凝重。项部长一开口，打消了老邱心中原存的一丝紧张感。“舟山的几位渔民兄弟写了封信给总理，总理收到了，委托我与大家见见面，了解一下。本来应该去舟山的，只是时间不太凑巧，年底到了事情多了点，只好辛苦大家跑到杭州来。”他看着手中的名单，点名叫邱安全说：“你是写信的渔民代表，你先来说说。”老邱一五一十地向项部长反映了渔业当前存在的困难和燃油税开征后对渔业、渔村、渔民的影响，项部长听了直点头。在听了所有舟山来的同志汇报后，项部长表示：为了扎实地推进“费改税”，开征燃油税是势在必行。但现在政策未定，如何减轻渔民的负担值得研究。目前来看，燃油税的开征将使渔民面临资源衰退，作业区减小，税负加重三碰头，财政部的意见是来自渔民的燃油税款全额返回，连征收成本也不留。具体的返回方式由中央与省两级考虑。各部门涉及渔业的不合理收费要全部取消。项部长的一番话，听得舟山来的全体同志不约而同地热烈鼓掌。会后，项部长夸奖邱安全：“你们这位渔民兄弟讲的实话我爱听。”
在老邱常备的泛黄的笔记本中，还记着他与其他几位领导见面的情景。中韩、中日渔业协定实施以后，浙江渔民碰到前所未有的困难。渔民的困难牵动了各级领导的心，先后有多位省、市领导到樟洲村视察。第一位是时任浙江省省委书记的张德江。张书记到樟洲的那天，因途中船只耽误，到达时已是傍晚6点多了，在村办公楼二楼会议室落座后，原计划两个人的汇报只得压缩成邱安全一人汇报一下渔业现状。讲渔业，老邱甚至不用作准备。随行的同志见老邱讲起来滔滔不绝，焦急地不时低头看表，示意邱安全尽快结束汇报。但老邱心里明白：能面对面向省委书记反映渔村情况的机会不多，不能因怕耽误吃饭时间，而把渔民们的真话烂在肚中。张德江看在眼里，连忙摆摆手插了一句：“不要紧，老邱你只管讲你的。”就这样，讲的和听的都饿着肚皮，津津有味地在村会议室谈到晚上8点多。
为渔民安危呼吁
邱安全是浙江省九届、十届人大代表，每次到杭州开人代会总要带上几件议案。“平时我都想方设法寻机会为老百姓的事情讲话，开人代会更不会错过了。”在省九届人大五次会议上，由老邱领衔，其余10位省人大代表附议提出的《关于建立全省海上救护中心的建议》得到承办单位省海事局的高度重视。2002年6月3日，在做了大量调研和准备工作的基础上，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发文，由省计委、财政厅、交通厅、民政厅、卫生厅、杭州海关以及驻浙部队、东海舰队航空兵、武警边防等28家成员单位共同组成的浙江省海上搜救中心正式宣告成立。从此，千万个在海上作业的渔民兄弟的安危有了保障。
成立海上搜救中心的事，在邱安全的心里已琢磨好些年。1994年，全省各地渔业体制转换后，从事渔业生产的船只剧增，渔业劳动力迅速扩张，一些从来没有下过海的内陆劳工下海，不具备船老大素质的人做了船老大，渔业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突出。“海里不出事还好，一出事便是救都救不及人的大事。”毕竟自己也曾下过海，老邱对前方的渔民兄弟的安危感同身受。
2000年，村里“浙普渔43001号”张维国单位发生了一起事故，使邱安全记忆犹新。当时一名渔民在海上作业时被起锚机拉动的锚链割开腹部，生命危在旦夕。消息通过电台传来后，老邱心急如焚，怎么办？作业的海区离沈家门有167海里，当时海上风急浪大，政府唯一可派出的救助力量是渔政船，单程也要16个小时，远水解不了近火。老邱将情况向镇政府汇报，镇里的干部突然想起朱家尖机场有一架直升飞机，是不是可以请他们帮助抢救。老邱通过镇政府与机场联系，一问原来飞机属于上海海上搜救中心。上海方听说有渔民受伤，爽快地答应起飞救人。老邱上了机场的塔台，协助飞机与渔船之间的联系。仅过了半个多小时，受伤的渔民就从海上救回来了。从此，老邱心头便一直在想，要是咱们有一架直升飞机，出海渔民一旦发生事故不就有可能快速救助了吗？2002年省人代会前，舟山代表团商讨议案时，老邱把自己想法跟大伙儿一说，团里的省人大代表都说这是关系到全省渔民安危的大事，是个好议案，纷纷附议。后来，这个愿望变成了现实，政府花了成百上千万的钞票真把直升飞机买回来了。老邱觉得自己这个省人大代表没有白当。
当好渔村这个家
作为人大代表，邱安全为了渔民的安危、渔村的富裕而奔走呼号，仗义执言；作为渔村的带头人，全国渔业战线的劳动模范，邱安全为了当好这个家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成为“三个代表”忠实的实践者。1983年，渔村的商品经济尚不发达，曾当过村里会计的邱安全却有了超前意识：若要富，捕捞的鱼货进冷库。他动员渔民兄弟勒紧裤腰带，提出了“3年不分红，修建冷冻厂”的朴实口号。经过全村渔民3年的同甘共苦，投资300多万元，在樟洲渔村建成了冷库，以及机械厂、船厂等配套设施。生产经营的发展，带来了渔村面貌的大变：水泥路四通八达，自来水入户，成为全市最早的家家户户有电话、电视的渔村。到了90年代，整个村有了近2000万元的集体积累。
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在海岛渔村再次掀起改革的浪潮。渔场的作业方式不同于农田，渔村的实际情况更不同于农村。渔村的体制调整事关渔业的长远发展。老邱一面四处打听，搜集转制的信息；一面心中暗暗地盘算着：转制有三条原则不能掉：一是老前辈积下来的财产在我手里不能少了。二是要保证村里的老弱病残有饭吃。三是渔村集体凝聚力不能荡然无存。转制开始时，樟洲村通过拍卖方式，实现了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1994年农历正月十二，对全村22条渔船、一座冷库、一家船厂等固定资产组织力量评估后，进行公开招标。消息一公开，村里像炸开了锅，渔民们纷纷解囊投标。不到两天，这些财产账面净值870多万元的财产，结果招得总价是1400多万元。不仅现钞全部到位，而且按照村里要求劳动力得到合理的安排。同时，村里还把一些渔业后勤如加水、加油、制冰、仓库等设施保留下来了。这一部分的收入每年用来支付村里老人们的退休金和一些基础设施修建。几名身体有残疾的渔民被安排在村里开渔用配件店、杂货店，做到了人人都有饭吃。令邱安全感到满意的是：“转制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村里没有一个人闹过。”
随着转制的成功，樟洲村进入了快速发展期，目前全村拥有138条捕捞船只，比原来猛增了6倍，光外地劳工就雇了800多人。摊子铺大了，情况复杂了。村里尽管不能像过去一样直接去指挥每条渔船的生产经营，但邱安全为了使村这个集体凝聚力不散，摸索出好办法。村党支部在年轻渔老大中不断物色、培养入党积极分子，及时吸收他们入党。然后通过党员在渔业生产第一线上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去影响全村渔民。同时，老邱在村班子的支持下，把全村渔船编成对拖网和单拖两个大队，下设10个中队，让一些党员船老大担任队长和中队长，这样使村里的渔船能相互照应和约束，让整个船队抱成团。面对新时期渔业遇到的资源衰退、渔场空间缩小、生产成本上升的窘境，邱安全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通过细心观察和调研，在2003年省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提交了要求政府进一步支持渔民转产转业的议案，被列为大会10件重要建议之首。
眺望着樟洲湾外广阔的大海，憧憬着渔村美好的明天，老邱常常告诫自己：既然大伙选我当代表，我就该义无反顾地为渔民兄弟的冷暖说话，为渔业的可持续发展献计出力。
（原载《人民日报》2005年4月6日第13版；与刘辉、倪斌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