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1818-1891年），湖南湘阴人，字伯琛，号筠仙，晚年自署玉池老人，慕其学识者尊其为“养知先生”。
郭嵩焘出生于中国近代悲剧性的前夜，其生活的道咸同光时代，恰逢中华民族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不断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沉沦，同时向近代社会艰难转型的大动荡时期。正是这一特殊的时代，造就了他特殊的人生旅程和精神气质。
郭家是湘阴巨富，祖上三代都是读书人。少年郭嵩焘游学于著名的岳麓书院，与曾国藩、刘蓉有同窗之谊、换帖之交。他们与旧时代的大多数读书人一样，苦读经书以求功名。1837年，郭未满二十而中举，自是意气风发。
次年，他与曾国藩一同到北京参加会试。但榜发之后，他却名落孙山，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到湘阴老家。加之年幼的四弟因病身亡，他的心绪更加忧郁不安。而好友曾国藩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考中进士，跻身于科举的最高层。
随后，郭嵩焘又两次入京会试，均不中，加上家道中落，只好先找个职业以养家糊口，遂入浙江学政罗文俊之幕。这本是无可奈何之举，却使他有幸在浙江亲历了鸦片战争，接触了西方，眼界为之大开。作为罗文俊的智囊，郭参与战守事宜，曾亲临战场。他既痛心于大清兵败如山倒，又震撼于英夷的坚船利炮。他批评朝廷“和战不定”，对外“举措失宜”。更难得的是，他敏锐地观察到外患与内政关系密切，担心外患将引发严重的内乱。
1847年，郭嵩焘第五次赴京应考。与以往一样，老友曾国藩对他关怀备至，二人经常切磋学问，评点诗文。他吃住在曾国藩家中达几个月之久，终于金榜题名，入翰林院为庶吉士。
可是没几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了，它把整整一代湖南人拖入了时代的旋涡。郭嵩焘认为太平天国不仅是政治性的叛乱，而且是文化性的挑战。士大夫的传统使命感使他难以置身事外，何况他还有经营保卫地方的责任心。不过，他对军事上的具体事宜不感兴趣，只乐于出谋划策，湖南巡抚张亮基倚之为左右手。
太平军围困长沙，郭力荐左宗棠负责军事事宜。左是郭少年时就相识的同乡好友，性情刚烈且愤世嫉俗，其时正避乱山中。郭反复劝说，责之以大义，左方才受命于危难之际。左、郭一文一武，相得益彰，力保长沙不失。不久，郭又说动在家居丧的曾国藩效法戚继光，奏请自办团练，招湖南子弟一千余人，此即为湘军之起。至此，曾、左联手，郭筹划方略，湘军集团初步成型。
郭诚不如曾、左声名显赫，却无疑是湘军主脑之一。湘军的大部分重要文件、布告和奏章皆出自郭的生花妙笔，重大的战略谋划更离不开郭的运筹帷幄。他还是一位实干家，粮草、钱资、武备、水师、战术、夷务等方方面面，都可谓驾轻就熟，以至于曾国藩感言：“不可一日无筠公。”
郭嵩焘首倡水师，经营数年，遏制了太平军在长江上如入无人之境的态势，并于1854年帮助曾国藩收复武昌。此后，湘军力据长江上游，水陆夹攻，从建瓴东下以窥天京，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权。
1853年7月下旬，曾国藩将罗泽南所练湘勇1200人，由湘乡知县朱孙贻统领于赴援江西。此时的郭嵩焘与朱孙贻同行，极想亲临作战，一显身手。
然而，江西境内的太平军势力非常强大，他们凭借众多船只，往来于饶、瑞两州之间，控制着长沙及内湖江路，使得援助江西的湘勇无法行动。郭嵩焘与江忠源困守章江门，心中异常焦急。一天，他们抓到一个太平军士兵，通过审讯，得知太平军依靠船队对抗官军的实情。湘军全是陆勇，没有水师，对太平军自然是鞭长莫及。郭嵩焘便向江忠源建议，赶造战船，编练水师！
江忠源对于郭嵩焘的建议表示赞赏，当即嘱其拟疏具奏朝廷，请饬湖南、湖北、四川各造长龙快蟹船20艘，广东购置大炮千尊，配给各船之用。考虑到造船费、工费，不能应一时之急，郭嵩焘又建议江忠源赶造一批巨筏，每筏载兵勇数百，配置大炮，与陆军夹岸冲击“贼船”，可以满足一时之需。
郭嵩焘提议创立湘军水师，使得清政府对太平军的作战情势大为改观。为此，他受到了清政府的嘉奖，是年11月被破例提升为翰林院编修。
湘军自立，第一要务当属筹饷。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饷不继何以为军？郭自告奋勇负责筹饷，首倡“厘金”制度，既注意保护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又注意开拓新的利源。所以曾国藩、左宗棠称赞他为“湘军财神”。平定太平天国，郭实为最大的幕后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