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字夷吾，颍上（今安徽颍上）人，姬姓后裔。他祖上是贵族，后来家道中落，沦为平民。管子的生年不详，从《管子·大匡》的第一段记载来看，他大约生于齐僖公初年（前730），卒于齐桓公四十一年（前645）。
管仲的青少时代曾经为“圉人”，替人牧马，后来同好友鲍叔一同在南阳经商。管仲经常欺侮鲍叔，赚了钱，总是要多拿一些。鲍叔知道管仲家里很贫困，比他更需要钱来养家糊口，从不与他计较。做生意时，多由管仲来策划、筹算。但他们失败的时候多，赚钱的时候少，《说苑》说管仲“三辱于市”，就是指此。而鲍叔并不认为管仲愚笨，把经商失败看成是“时有利不利”的原因。后来管仲出去求仕，但都没有做多久就被辞退了。鲍叔也不认为是管仲无能，而认为是生不逢时。管仲还当过兵，但打仗时总是逃跑在先。鲍叔也不认为是管仲怯懦，而认为是由于他有老母在堂，要保全性命来奉养老母。总之，鲍叔认定管仲是个有大才能的贤人，对他的所作所为都非常支持。可以说，鲍叔非常崇拜管仲。
齐僖公有三个儿子，长子诸儿，即后来的齐襄公，次子公子纠，幼子公子小白。当时管仲和召忽被任命为公子纠的“傅”，即老师。后来齐僖公又让鲍叔为小白之“傅”，负责教导小白。但鲍叔认为辅佐小白不会有什么前途，便拒绝了，还假装生病不出门。
管仲邀召忽一同去看望鲍叔，问道：“为什么不出来做事呢？”鲍叔推心置腹地说：“先人说过，没有比父亲更了解儿子的，没有比君主更了解臣下的。现在国君知道我不能干，所以才派我做小白的傅，我不想干了。”
召忽同情地说：“您如果坚决不干，就不要出来，我暂时向国君保证说您快死了，就一定能把您免掉。”鲍叔感谢地说：“有您这样做，那就没有做不到的了。”
管仲不同意鲍叔的看法，他说：“不行。主持国家大事的人，不应该推辞工作，也不应该贪求中闲。将来真正掌握政权的，还不知道是谁呢！您还是出来干吧！”
召忽也对小白没有信心，他不同意管仲的意见，说：“不行。我们三人对齐国来说，好比鼎的三足，去掉一足就立不起来。我看小白必定不会继承君位。”
管仲见鲍叔、召忽都对小白没有信心，认为小白不可能继承君位，颇不以为然。他分析说：“我看不对。人们因为憎恶公子纠的母亲，必然会连累到公子纠本人，但却会同情没有母亲的小白。公子诸儿虽然年长，但品质卑劣，前途如何还不一定。看来将来能安定齐国的，除了公子纠与公子小白两人，恐怕不会再有别人。公子小白虽然不会耍小聪明，而且性格急躁，但是能把握大方向。不是我管夷吾，就不会理解、容忍公子小白。如果不幸有一天上天降祸加灾于齐国，公子纠就算能立为君主，也不会成就什么大事。那时不靠您鲍叔出来安定国家，还将靠谁呢？”
召忽是个耿直之人，他对齐僖公之后的政局非常担心，忧心忡忡地说：“国君百年之后，如果有违君命而废掉我所拥立的公子纠，夺去公子纠的君位，就算他得了天下，我也不愿活着辅佐他。何况参与了我们齐国的政事，接受君主的命令而不折不扣地执行，一心一意帮助我所拥立的公子，保证他不被废除，这就是我义所当为的事情。”
管仲是个注重大局而不拘小节的智者，当然不会赞同召忽这种愚忠思想。他说：“我作为人君的臣子，是受国君之命为国家主持宗庙的，岂能为公子纠而牺牲自己？我只有在国家破、宗庙灭、祭祀绝的情况下才会去死。除了这三种情况，我就要活着。”
停了停，管仲又非常自信地补充说：“只要我管夷吾活着，就会对齐国有利；如果我管夷吾死了，就会对齐国不利。”
鲍叔听二人把话题扯开了，忙插进来问道：“那么我到底该怎么办？管仲回答说：“您接受委任就是了。”鲍叔同意，马上就出来接受命令，担任了公子小白的师傅，辅佐小白。管仲、召忽和鲍叔三人还相互约定，无论将来是公子纠或公子小白做君主，他们三人都要相互引荐。
鲍叔担任了公子小白的师傅后，心里没有底，又找管仲商量，问他：“我该怎样做工作呢？”管仲回答说：“作为人臣，如果对君主不尽心竭力，君主就不会亲信。君主不亲信，则说话就没分量。说话没分量，那国家就不能安宁。总而言之，侍奉君主，不可存有二心。”鲍叔表示非常赞同。
公元前698年，齐僖公去世，公于诸儿继立为君，是为齐襄公。由于齐襄公倒行逆施，鲍叔、管仲等人已预感到齐国将发生内乱，于是鲍叔带着公子小白出逃到莒国以避祸，而管仲和召忽则留下来观望局势的发展。
不久，齐国果真发生了内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