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景帝特别重视农业，提倡以农为本，强调农业是天下的根本，治理国家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景帝多次颁布诏令号召发展农业生产。下诏曰：
“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
“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
景帝上任之初就开始实施轻徭薄赋措施，令收民田半租。汉高祖定租率十五税一，半租是三十税一。这的确是极轻的赋税，景帝还把“三十税一”正式定为制度。三十税一制鼓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战后广大的荒地逐步被开垦出来，流亡户也逐渐回归故里，安心耕作，许多拥有小块耕地的农民也逐渐殷富起来。汉朝廷还下令“弛山泽之禁”。秦代天子的上林苑是王室游猎的场所，御苑内养着珍禽异兽，树木花草，占据长安、户县、周至几个县的广大地区。汉初长安居民日益增多，田地不够耕种，汉朝廷开放秦时上林苑等园林御苑，令民耕种。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农民生活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国家的粮食储备大大增加，整个社会经济逐渐出现了繁荣景象。
景帝对发展农业倾注和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他还拿出实际行动亲自耕田，让皇后亲自纺织，以供给宗庙所需的食品和布匹。当然皇帝亲自扶犁耕田是要举行仪式的，每年皇帝要亲自祭祀先农祖，浩浩荡荡的仪仗队为皇帝龙辇开道，到达田野中，天子一手扶犁，一手举鞭，推犁三次，意在为民榜样。
景帝统治时期实行的劝课农桑的政策收到了显著的效果，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使国家积聚了大量的财富，各级政府的官仓都堆满了粮食、铜钱。粮食价格大幅度下降，每担谷子只值几十个铜钱，民众生活相对安定。史书记载：“七十年间，国家之事，非遇水旱，则民给家足。”长安城的库房里堆积的金钱成千累万，用之不竭，由于堆放的时间太长，穿钱的麻绳都朽烂了，铜钱散乱以致无法点清钱数。国家粮食仓库的稻谷更是陈陈相因，甚至由于没有库房存放，只好把粮食堆放在露天，致使大量稻谷腐败，无法食用。
汉代的人头税被称为算赋，民15到56岁每人每年缴纳120钱，文景时减为40钱。徭役也有所减免，把原来每年服役一月改为“三年而一事”。景帝还一再下令，让居住在长安的列侯回到自己的封国，以免“戍卒给输之苦”。同时募民实边，就是招募人口稠密地区的农民到边疆开垦荒地，国家给予优惠的政策和奖励，让这些人在边境屯田积粮，养殖战马，以充实和巩固边塞力量。
西汉初期经长期战乱之后，大都名城，民人散亡，户口不及战乱前的十分之二三。景帝统治时期户口大增，中原地区户口一般增加三四倍，大体已恢复到战国时的人口密度。
这时的汉王朝正处于上升时期，是充满极强生命力的时代，以大为美、以力为荣成为一种时代的美学时尚。汉代雄风之大，不仅仅是疆域大、宫殿大、陵墓大等物质意义上的着意追求，更主要是大气、大度、博大兼容等精神层面的无尽探究。
汉代的长安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之一，是权力、威望、文化和财富的中心。长乐宫、未央宫建筑群巍峨高峻，占据了长安城一半的空间。长乐宫是由开国丞相萧何整修扩建秦代离宫兴乐宫而成的。长乐宫建筑群高踞在龙首塬之上，瞰临渭河两岸。长乐宫由14座宫殿建筑组成，它集北雄南秀风格之大成，壮丽辉煌，古朴典雅，日出金光耀眼，雨后白云缭绕，是最能展示大汉王朝威仪和精神风貌的皇家宫殿群。
未央宫由承明、清凉、麒麟、凤凰等40余座宫殿组成，未央宫前殿殿门南开，层层台阶拾级而上，台榭、楼阁由南向北次第增高，宫室殿宇鳞次栉比，东阙、西阙高耸云天，气势庄重威严。武库、太仓、楼、轩、廊、坊，勾檐斗角，逶逶迤迤20余公里，围绕着高达35丈的未央宫前殿，如众星拱北斗，十分绚丽辉煌。
长乐、未央宫殿群是西汉历史的最高政治舞台，是皇权的象征，一切政令从这里发出，四通八达；几乎所有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都在这里发生；专制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也在这里得以巩固和最后确立。
汉代长安城四周的城墙为夯土筑成，城周长65里（约合今26公里），城墙高3丈5尺，厚达8米，以求固若金汤。城垣每面设3对城门阙，每个城门门阙开3个门道，共12座城门。《水经注·渭水》载：汉长安城“凡此诸门，皆通逵九达，三途洞开，隐以金椎，周以林木，左出右入，为往来之径。行者升降，有上下之别”。班固在《西京赋》中写道，长安“彼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是计数准确的写实之笔。
汉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重要城市。城中道路纵横交错，穿插于宫殿群与居民区之间。历史文献说长安城内有“八街、九陌、三宫、九府、三庙、十二门、九市、十六桥、一百六十闾里”。汉长安城规模之大，人口之多，经济之繁荣，盛况空前。
官府设立了九市以适应商业贸易的需要，贵族官僚、豪商大贾云集于此，各地商人带着各种地方特产，从四面八方来到长安。大商人囤积居奇，小商人开铺摆摊，商品种类极为繁多。布匹、丝绸、毛皮、漆器、铜器、铁制生产工具、各种殡葬用品、谷物、肉食、酒类、果菜、水产、玳瑁、珠玑……应有尽有。史学家班固的《两都赋》描写了长安市场来往的马车错毂而过，四方宾客络绎不绝、人声鼎沸的盛况：每天清晨太阳初升的时候，长安的九市开场了。各种各样的货物按照种类有秩序地排列开来，店铺也开门了。这时熙熙攘攘的人群都来到了集市上，结伴而来的人们被挤得互相走散了，拉货赶市的马车无法掉转车头。班固形容这时的情景说：“人不得顾，车不得旋……红尘四和，烟云相连”。在如此繁荣的商品市场交易中，富商大贾自然赚得满盆满钵，就连那些卖浆、贩脂、出售肉干和磨剪刀的小商贩也都发财致富了。
为了与民休养生息，汉朝廷实施了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放任政策，受益者首先是大官僚、地主、豪商大贾。当时手工业主要是冶铁、木工、漆器、制革、丝绸、砖瓦业等。社会秩序稳定，商业恢复了正常状态，战时的关卡大多已经撤除，宽阔的直道、驰道以长安为中心形成贯通四方的网络。史书载：“海内为一，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游天下，道无不通，得其所欲。”
贾谊在给文帝的《陈政事疏》中讲到，当时的百姓（富人）给婢妾穿的衣裳，用白色的绉纱做衣面，用轻薄的纨做衣里，衣缘饰以花边，甚至还绣上花纹。这样的衣服在汉代之前是只有天子、宫人才配穿着的。
与此相印证的是，1972年在长沙马王堆一、二、三号墓出土了数千件珍贵文物，这三座墓是西汉时长沙国丞相轪侯利仓家族墓地，墓主人分别是轪侯利仓本人以及他的妻子和儿子，他们的生活年代和葬期大约都在西汉文、景年间。
这三座墓葬共出土各种精美漆器700余件，诸如鼎、盘、锺、壶、钫、耳杯、勺、盆、匜、案、平盘、博具、几、屏风、武器架、棺木等，器形在20种以上。出土时漆器光亮夺目，鲜艳如新。这些器物一般多以黑色为底，以红色、灰绿、赭色作画。花纹主要是几何纹、花卉纹、鸟纹、云纹、环纹、涡纹、龙凤纹等，线条婉转自如、潇洒奔放。马王堆出土的丝织物，包括了目前所了解的汉代织物的大部分品种，如绢、绮、罗、纱、锦、组带和绣等。还发现轻薄透明的素纱禅衣和富有立体效果的绒圈锦。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汉初手工业生产技术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以致出现了“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不如倚门市”的现象。
盐、铁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必需品，在秦朝时，盐和铁是由国家垄断经营的。文景时期放宽政策向豪强让步，取消了国家对盐、铁的专营权，冶铁、煮盐、铸钱三大行业都允许民间私营。于是暴利落到了贵族官僚和地主豪强的手中，各地豪富相率煮盐、冶铁，无不暴富。景帝时最大的冶铁王是鲁人曹邴氏，而吴王刘濞则兼营盐铁之业，并有山海之利。所谓“布衣有曹邴，人君有吴王”，正是指这两人而言。
汉初，随着封建制度的确立和巩固，人身的依附关系大大松弛，伴随着小农经济迅猛发展而来的则是人的个性的张扬和解放。无为而治与民休养生息的开放政策，造成了社会规范相应松弛，浮华奢侈、注重享乐之风日盛。很多商贾、官僚、地主成为资产累万的暴发户，他们急切地开始炫耀财富。这些人趁机营豪宅，置良田，蓄倡优，弄狗马，华服高车，极尽奢华。有些富人经营高利贷，盘剥获利，坐享其成，无人敢问。吴楚七国之乱时，长安城中的很多人都要随军参加平叛，借贷于高利贷者，放贷者却因战局不稳，不愿借贷。唯独无盐氏筹千金以贷，一年之中就获利十倍，成了关中大富翁。有些富商大贾“以财养士，与雄杰交”，凭借资财拉拢王侯官府，连各地诸侯也对这些人俯首仰给。更有甚者，“乘上（皇帝）之急，盘剥政府”。难怪景帝时的御史大夫晁错发出了“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的惊呼。
此时，封建中央集权进一步巩固，手工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整个社会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