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先生强调中国学术文化的千年血脉之承续，认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并不只是‘西学东渐’的顺利展开。”但正如我所言：“如果不是‘西学东渐’思路与留学生主导地位的过于强大，也不至于如此强调对‘西学东渐’的反思了。”张亚群教授著《科举革废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转型》，突出作为传统中国教育/人才选拔制度的科举视角，并由此考察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转型问题，入手处独特，致用意识明显，所论颇为发人深省。作者夫子自道称：“从科举考试变革视角，探究传统高等教育如何转变为近代高等教育及其深远影响，与学术界‘西学东渐’的研究视角相互补充。”由此观之，则作者虽注重“西学东渐”与西方近代高等教育制度传入的因素，但立意仍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自身维度考察上。
毫无疑问，科举制是中国延续千年的传统教育的中心环节。之所以称其为中心，就不仅在于它代表着传统高等教育制度，更因为其兼备官僚人才选拔制度的功能。前者更多关系教育的社会性因素，而后者则直接取决于政治性制约。这，也正是现代教育面临的困惑所在。传统社会之中，政治的强大功能无处不在，脱离政治谈论教育，基本是“缘木求鱼”；但现代社会，则强调政治权力的消解以及个体自由的获得，但政治的惯性强大力量并非短时期内就可完全摆脱，在后发的现代性国家如中国则更是如此，这两者之间的张力维度如何调试，形成较为和谐平衡的状态，是一大难题。有论者特别强调“个性的自由发展与人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其实正可与此题互为参照。
在传统社会里，政治的笼罩之力无处不在。说到底，还是家天下的“皇帝老儿”在作祟，科举制的功用，与其说是教育性公益，还不如说是政治化功能——取士。作者这里摘出的清初科举改革之呼声，其实值得关注。而对其利弊的分析，则不难看出作者见识：“由于科举考试利弊参半，与荐举制相比，考试任官更具客观公平性，因而为一般士人所认同；更为重要的是，受封建专制政治、社会文化诸因素以及大规模选拔性考试发展规律的制约，科举考试改革难以突破四书、五经命题和八股取士的藩篱。”这里提出的，其实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命题，即求“公正”还是“效率”？从1783年（乾隆三年）的那场论争里我们不难看出，并非没有人认识到科举之弊，所谓：“科举之制，凭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况积弊日深，侥幸日众。”（兵部侍郎舒赫德语）。说得已很明白。但主持朝政的大学士鄂尔泰、重臣张廷玉等都主张不可废，难道他们这些国之宰执（自己就是从这制度过来的）不明白“应将考试条款改移更张，别思所以遴拔真才实学之道”吗？由此可见，事物本身的利弊是一回事，但由其牵涉出的复杂的利益关系纠葛往往才是在历史进程中得到更多关注与考量的因素。因为处于宰执之位，首先考虑的恐怕就是帝国/社会的稳定、平衡。这点，我们回头看看北宋时代那场以君子之争始的改革就可以知道，司马光等人岂不知旧政之弊，但新政猛于虎的事实说明，即便是王安石这样的理想型人物，也不可能在旧有利益与力量平衡问题未得解决之前真的能成功推行新政。新政（或谓改革），说来容易，真的要实施，必须要有从容平和的主体心境，还要有水到渠成的天时地利人和。当然，如此立论，只是充分认识到改革本身的难度，而并非就是说科举不可改革，不需改革。
这个问题，当西学东渐一浪高过一浪，西方科学知识及其体系化制度，都以一种极为强大的方式涌入中国时，就充分地反映出来。因为中国缺乏应对的文化机制，科举制的长期积弊，再加上国势本身的衰落（首先是“国学”本身的颓落），使得中国传统之学在西学面前毫无抗衡之力（实质上的）。西学从内容到制度（包括学术/教育制度）在现代中国的全面确立，就充分说明了这点。
这一方面固然是中国之幸，因为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即便是放置在人类知识进步的历史中，也是最值得骄傲的“广汲天下知识（主要是西学）于中华”的成功；但从长远角度看，则未必是人类之福，因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具有古老文明今世延续性的传统精华被深深地遮蔽了。事实上，科举制的知识含量意味深长，这不但从其欧洲影响可以见出，就本身的教育/取士双重功能而言，也还至今未见能有另一种新制度可以完全取代它。在我看来，科举制（及作为其附属物的书院制度）并未能得以批判性的继承与保存，而是被统统扔进了垃圾堆。这绝对是一个重大失误。保存国粹的必要性，将随之历史进程本身，越来越彰显出其重要意义。如法国，它最有特色的“大学校”制度，诞生虽晚，却一直被作为“国粹”之一种保存了下来，即便在目前进行的“欧盟教育体制”整合过程中，依然没有消解的任何迹象。而科举制的最后“黄钟绝响”，则不啻是中国文明进入现代过程中最大的伤痛。
在张亚群的《科举革废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转型》一书第241—246页，作者列出了四点科举制革废的历史局限性：改革迟缓延误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科举选士与学校育才两者间目的与功能相混淆，误导新式高等教育目标；高等教育变革未能继承科举制合理内核，对普及乡村教育和维护教育公平产生负面影响；没有真正建立和有效实行现代文官考试制度，制约专门人才的合理使用。我认为，其核心就在于“放弃自家的传统根基，跟风他人却盲无所依”。如果说科举制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正面是“取士”，反面是“教育”；那么，新式教育只接过了一种任务，即“教育”；但“取士”这一政治精英选拔功能则荡然无存。民国时代开始的中国政治之紊乱，以及后续历史政治精英（尤其是具体管理层面的知识官僚）之缺乏，固然有时代背景与国际政治的诸多制约因素，但较为稳固与有效的取士制度之消逝，亦为根本症结。相比之下，法国的大学校，这方面的功能就持久而恒定，其高级行政学校作为国家最高政治官僚的教育机构，功用巨大。“为官”，是治国的一项基本工程建设，能否以有效的制度建成一套具备较高素质、较好教养的官僚队伍，对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意义重大。在这个方面，我以为作者之观点尚欠鲜明，这绝不是一个单纯的“制约专门人才的合理使用”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国本的“政治精英”或至少是“高级官僚”制度性建设的瓶颈问题。作者的致用意识显然明白无余，第八章明确列出“科举革废对现代高等教育改革的启示”，从选拔性考试发展的一般规律、高校招生改革的导向、科举制对自学考试的借鉴意义直接论述其当下功用。但这种内容，其实离题颇远，似宜另专文论述，放在此处多少觉得有些碍眼。就学术本身而言，不妨单刀直入，更深刻地追问科举制本身牵涉到的根本性问题。当然如此要求，近乎苛论，教育研究缺乏自身独立的方法论基础、又时而不得不凸显其略过常度的“致用性”一面（这也是时有论者质疑教育研究合法性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教育史学科而言，作者科班出身的史学修养，明显使此著在学术含量上高出一筹。
譬如西方的公务员制度，实际上是借鉴科举制的优点而建立起来的。由此可见，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橘生淮南淮北”的问题，而是如何有效发挥其合理内涵的问题。而关键则在于，如何借鉴最有益的滋养，而形成自家的“创造性生成”。就资源而言，外来养分当然要重视，自家传统尤其要“体贴”。拿来主义的前提，是不当“败家子”。
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取士”；而现代大学的兴起，则出于对知识进行科学探索的需求。这里所指的，是指以1809年德国柏林大学建立为标志的现代大学，也就是说，现代大学对传统高教（大学）的替代，是全球性的。这既表现在本国大学的传统向现代转型，也表现在世界范围内的“异地移植”过程。最典型的代表，是美国。请注意：“到1900年为止，横渡大西洋到欧洲伟大的学术研究中心，主要是德国的大学留学的差不多1万名美国学者，坚定地服膺于学术研究和以科研为基础的教学和学习的思想回到美国。”这一国际教育交流史上的划时代事件，使得美国后来发生了学术革命，并在20世纪30年代后迅速崛起，取代德国成为世界高教与科研中心。现代中国教育与学术的建立，必须纳入到这一全球背景下，才能看得清楚。其实，在此一过程中，也同样是留学生扮演了重要角色，蔡元培的北大改革尤其具有关键性意义。
但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又是具有相当大特殊性的国家，即它本身具备极为独特的、悠久的高等教育传统。这或许也可以理解为“轴心时代”向“全球时代”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孤立的发展，再也不可能；全球的联系，已经成为现实。所谓“教育变革总是社会变革的结果和征兆，前者要从后者得到解释”，不仅如此，作为社会变革重要组成部分的教育改革，又必然参与乃至影响社会变革的进程。当年，俾斯麦经三次王朝战争统一德国，一时为世瞩目。德军参谋总长毛奇却说德军之胜利当归功于小学校生徒：“非吾侪之功，实彼等之力。”其实，正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德国教育改革在国家建构过程中的功用。融入世界，既是机遇，也是潮流，“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既可以看作是一代代先知者探索求知、救亡图存的不懈努力的接力赛；也可以看作是世界走向全球化时代的必然历程，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探讨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建立（当然就包括了近代高等教育转型的题目），不仅要突出“中国传统向现代”的维度，甚至也不能仅观照“中与西对峙”的维度，而是要能将“全球化的世界”纳入视野，在这个框架下来理解现代中国的整体转型，或许更容易贴切些。如此立说，并非就敢忽视传统资源的“千年累积”，而是强调，全球化已成现实，那么本土意识就必须鱼入大海、进入世界思考的宏观语境中去，这样才能更好地返归自我问题的探索。
其实，对于全球化时代的现代中国而言，如何安身立命，最为关键处，恐怕仍在于“反求诸己”。不过，经由何种途径达致此点，却实在是最为重要而棘手的问题，既见仁见智，又考量智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重新探究科举革废问题，其意义尤为深远。我总认为，“矫枉过正”是五四一代人最大的问题，但事实上，这一病急乱投医的现象，并非仅存于五四一代。晚清那代人中的精英分子，莫不有此倾向，康、梁等人不用说了；清末革废科举，亦同样可视作此看。救亡与启蒙的心态压倒了一切，这肯定有问题。任何时代都不乏激动人心的大事壮举，也都不乏牵引人挺身其中的诱惑与魅力。但在我看来，相比之下，那些坚守书斋的寂寞者，或许相对少了些。而他们的功用，则未必就比“激烈介入者”不重要。当然事后作此议论，未免有“看人挑担不吃力”之嫌，苛求古人。然则就长焦距的历史眼光衡量之，知识的积累、理路的推进、求真的标的，本非一时一地即可成立竿见影之功效。这或许，正是我们传统中不足之处。今天的中国，何幸已不复了当初亡国灭种的悲歌情绪，知识人的心态可否也能自觉地从功利大潮中脱身些出来，沉入寂寞，去思考生命的本真之路，去探究知性增长的有效途径，而不为那些以数量计、以功利衡的“现世标准”所惑，更“莫使后人复哀后人也”。“众人拾柴火焰高”、“薪火相传苍原燎”，无论是学术建设、文化建设，乃至国家建设，都是众人之事，每个人能完成的部分都是有限的，但在现世的生活中，我们能坚守住自己的位置，求得庶几问心无愧，也就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