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11月18日
凛冽的一天，寒风裹着鹅毛大雪刮得铺天盖地，让我们几乎无法走完从总领馆到火车站的路程。我们从终点站马家铺下车后随即乘坐轿子前往北京城。熏人的臭气在寒冷的天气里味道小了许多，那些雄伟的城墙和城门以及空旷的场地总是给人一种非常独特的印象。
1897年11月19日
路透社的一封电报称德国媒体要求永久性地占领胶州，《泰晤士报》对此表示赞同，并建议英国政府在处理类似事件上采取同样积极的态度。
1897年11月20日
当埃德蒙多提前派人向总理衙门递交了一封照会并且正打算坐进轿子前往那里时，罗登汉发来了一封电报，要求埃德蒙多在提出建造铁路的要求时不要过分惊吓了中国人，以免把他们推向俄国人的怀抱。柏林已经拒绝了俄国人的调停建议，俄国政府始终坚持对胶州拥有优先权，德国则认为俄国皇帝的承诺具有约束力。我们把电报解码后，埃德蒙多踏上了前往总理衙门的路途。当我们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时，真是激动人心的时刻。愿上帝帮助他获得成功！
埃德蒙多回来后告诉我，他在总理衙门被立即告知，关于德国提出的六项要求可以商榷，但前提是德国军队必须撤离胶州。埃德蒙多回答道，在德军撤离这一点上恰恰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恭亲王对此非常恼火，气冲冲地说“那就根本没法进行谈判”。于是埃德蒙多非常和气地问他们是否愿意让他往柏林发报，称总理衙门拒绝与他进行谈判。庆亲王这时插进话来：不，他们还是愿意谈判的，只不过现在的情形让他们很丢面子。德国“强暴”了中国，这是其他任何国家不曾敢做的。埃德蒙多回答说这根本谈不上什么“强暴”，因为中国的军队自愿撤离了防御工事，而且中国还向柏林宣称坚决维护同德国的友好关系。他们最终向埃德蒙多允诺，将于今后几天交给他一份书面答复；并且迫不及待地想要结束这场会谈，因为他们必须赶到万寿山觐见皇太后。恭亲王刚开始时显得很激动，但在此后却以非常友好的语调结束了全部谈判；埃德蒙多也努力让自己不要恐吓到中国人。随后亲王们轮番向他敬酒，独有李鸿章一人阴沉着脸一言不发地坐在大厅的角落里。后来迪德里希斯将军发来一封电报，称他俘虏了一名中国将军，后者请求将此事通知总理衙门。福若瑟给我们写来了一封控诉谋杀传教士和中国人罪行的信件，看了让人心碎。
1897年11月21日
中午我们收到了总理衙门的一封极其幼稚的照会，要求埃德蒙多命令迪德里希斯将军把军队和舰船统统撤回，在此之前不会对赔罪一事进行商谈。
我们雇用了卫谦和英儿给将军当侍童，并把我们花了半天工夫写给将军的一封长信交给他们。
1897年11月22日
萨尔瓦葛早上来到公使馆，告诉我们巴布罗福和吕班建议中国人不要让步妥协，尽可能地将此事拖延下去；这样我们便不得不撤离。此外，俄国人和法国人并没有觉得我们的索赔要求过高，只是不能够接受我们在中国建造铁路。
据说中国人当中也分成了两派。收受了俄国人大量贿赂的李鸿章在获悉第一个消息（即德国传教士被杀）后公然宣称：“我马上摆平这件事，我们应当致信俄国沙皇，请求他保护我们。”但他的建议因为翁同龢的反对而未被采纳，后者认为如此一来中国将会失去独立性。因此李鸿章被排挤在了所有的谈判之外，这也可以解释他那天为什么黑着脸闷闷不乐了。
据说总理衙门的一位大臣建议与德国开战，并狂妄自大地宣称虽然德国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但根本不可能向中国派出超过5万人的部队，因而成百万的中国人轻而易举地就可以把这点人马全部推到大海里去。
巴布罗福和吕班对此回答说：“没有那么容易！”下午窦纳乐爵士来到我们的住处说，他们都认为应当狠狠地教训中国一顿；但他却说不好英国会对德国永久占据胶州持何种态度。他还介绍说，中国驻柏林的公使在德国外交部提出了让德国撤军的要求并且发回电报，称德国外交部答复说此事由这里的驻华公使和迪德里希斯将军全权处理。李鸿章对此深为不满，他说：“发出攻占胶州命令的只有皇帝一个人！”
1897年11月23日
一大早我收到了将军发来的一封振奋人心的电报，称他已经占领了胶州城，在那一刻还想起了我们这些战友。随后又收到罗登汉的一封电报，指示埃德蒙多告诉总理衙门，德国虽然并不怀疑北京政府的良好意愿，但因为德国经历中国地方官员的刁难和昏庸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宁愿自己采取行动，保障我们的安全，获取我们应有的赔偿。
1897年11月24日
因为埃德蒙多对北京的照会迟迟不予答复，也没有再去过总理衙门，中国人开始有些心神不宁。埃德蒙多采用了中国人的拖延战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他们很不适应，因为他们更为熟悉的是施阿兰的方式，即每天拜访总理衙门，与他们一同在皮垫上坐上个把小时。现在他们再也不提什么撤军，只是一个劲儿地请求将军不要再给他们施加过分苛刻的压力，因为中国人群中已经酝酿了不满和骚乱。这个说法听起来有些滑稽，因为中国人亲口对萨尔瓦葛说过，他们会在胶州燃放喜庆的爆竹欢迎迪德里希斯将军，中国人相信德国占领胶州可以让他们从中受益，所以他们都为能够摆脱中国缺乏治理的混乱局面而感到高兴。
午饭后我们收到了柏林的复电，落款处又一次见到了霍亨洛希亲王的签名。他在电报里授权埃德蒙多答复总理衙门，我们将继续占据胶州，以此作为满足我们全部索赔要求的担保；同时我们认为建成所有必要的设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兴奋异常，很长时间以来，电报上始终不见霍亨洛希亲王的签名，这让我们忧虑万分，因为我们担心他会提前引退。现在我们几乎可以相信这是因为他当时正在彼得堡与俄国谈判。
窦纳乐爵士特意赶过来告诉埃德蒙多，中国智囊团的所有成员根本不知道中国把胶州割让给了俄国；如果他们之间果真达成了协定，唯一被俄国收买的李鸿章肯定会承认此事。因此俄国人和中国人之间只存在共同防御联盟的关系，而且所针对的只是中国被日本攻击的假设。
1897年11月25日
下午，日本公使受李鸿章的委托来到公使馆，暗示埃德蒙多李鸿章的态度已经软化，愿意不惜任何代价与我们进行谈判。
埃德蒙多当然必须阻止中国继续谈判，所以他就给总理衙门写了一封此前早已草拟好的照会。他在照会中抱怨他的全部赔罪要求在北京城已经是家喻户晓，因此我们无法再与中国和平相处。他也很清楚总理衙门里究竟是哪位大臣冒失行事反而帮了中国的倒忙，仿佛中国不借助外国的保护就无法处理好自己的事务一样！
埃德蒙多希望以此让李鸿章名誉扫地，同时进一步分化总理衙门内的派系，让他们无法步调一致地达成让步。此外，埃德蒙多又去找克罗伯问罪，因为他故意挑拨这里的中国人激烈地批评德国人的侵略意图。
埃德蒙多质问他是否接到了海牙的指示，要求他在这里给我们制造麻烦。这句话很是奏效，这位俄法联盟的实习生吓得反复向埃德蒙多叨唠着那几句道歉的话。
1897年11月27日
我们刚吃完午饭，张萌桓和翁同龢即叩门拜访埃德蒙多。我坐在阳台上，这样便可以听到他们的谈话。埃德蒙多染上的重感冒成了他们最先谈论的话题，然后是长时间的缄默。随后这两个中国人说他们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向埃德蒙多表白他们坚决反对把埃德蒙多的索赔要求公布于众，他们也看出来这件事对埃德蒙多的打击很大。埃德蒙多告诉他们这是总理衙门犯下的过失，于是这两人急急忙忙地辩解道：“但绝对不是我们！”埃德蒙多回答说：“不，当然不是你们！”
“那好吧，既然你不愿意说出这个人的名字，我们也就不说出他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你指的是谁。”
“聪明的人不需要开口就能够明白彼此的心意了！”
又是长时间的无语，之后中国人问埃德蒙多何时才能够前往总理衙门继续谈判。埃德蒙多答道：“我根本不可能再去总理衙门了，因为中国人已经白纸黑字地写明了只要我们不从占领区撤离，你们就不可能进行谈判；而我已经将这些情况都报回了柏林，所以必须等待总理衙门重新给我发来一封照会，声明即便是德国占据了胶州，中国人也愿意谈判。”
他们回答道：“再也不需要提什么撤军了。”又是一段沉默，然后他们接着说，有一点却必须要澄清：埃德蒙多把山东总督李秉衡教训得太狠了。虽然他们也承认李在处理传教士被杀一案上措施不够得力，但却一个劲儿地夸赞他个人品行良好，例如在山东省的财政管理上为政府节省了不少开支。埃德蒙多驳斥说：“这种节省会让中国付出昂贵的代价！”随后埃德蒙多向他们进一步说明李秉衡多年来对其境内的西方传教团体一直持反对和挑衅态度，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作为总督况且如此，他的属下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因此才会有地方上的一些官吏不断做出冒犯传教活动的事情来。在德国，凡是涉及传教的事务都会受到重视，因此这种针对传教士的犯罪必须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张、翁二人辩解道，在中国，人们对待宗教事务也很严肃，政府也知道必须要保护所有的宗教；他们愿意采取力所能及的措施以保障安全，但山东省在这方面历来名声很差，经常受到强盗团伙的“关照”。埃德蒙多毫不客气地指出，他也听说了这些所谓的强盗团伙追寻的却是革命的路线。
此外，中国人称，埃德蒙多在给他们的信中提到“俘虏”了一名将军，这一用词听起来饱含战争的味道，让他们感到受了伤害。埃德蒙多答道，他正准备修改他的照会，改称为“扣留”了一名将军；此外他还相信可以向他们做出保证，德国不会向中国提出永久“霸占”章将军！
两个中国人再一次强调，他们希望以和平的方式处理一切事务，他们知道中国应当感谢与德国的友谊，但中国的良好意愿对德国的贸易也具有重要意义。埃德蒙多说，他很高兴听到他们懂得珍视与德国的友谊，他们只需要想一想苏丹的例子就可以明白这种友谊能给他们带来多少实惠。苏丹只有德国皇帝这么一个朋友，但通过与德国结成友谊，今天的苏丹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地域辽阔的强国！
中国人又一次强调说，他们愿意在友谊的框架内协调此事，任何其他势力在这个问题上都没有发言权。埃德蒙多说，他还希望亲耳听到任何其他势力不得分享已被德国占领的土地。他们连忙说：“不，不（我们的翻译官事后却认为，这个“不”字带有双重含义）！”他们最后又关切地询问了埃德蒙多的伤风病情，随后辞行离开了公使馆。
弗兰克博士认为，他们在所有最重要的事物当中尤其关注健康或饮食。埃德蒙多由始至终都是用平和的语气与他们谈话，以免伤害到他们。如果他们最终按照我们的要求去做，我们当然可以向他们表示我们的满意，公允地对待他们，而无需毫无必要地羞辱他们。
路透社发布了一条消息，称海因里希亲王将要被任命为实力得到加强的东亚舰队新的指挥官。我们大家都为此而欢欣鼓舞，因为这将极大地抬高德国在这里的地位。俄国人肯定得到了有关指示，所以他们下午全都来到了公使馆作客，而且表现得比以往守礼得多。
1897年11月29日
窦纳乐夫人今天看望了我们，并表示如果海因里希亲王果真来中国的话（电报已经证实了此事），她愿意向我们提供临时性的帮助。下午埃斯瓦尔特和安治泰主教的代表福若瑟神父抵达了公使馆。福若瑟是一位身材瘦削的男子，脸上仿佛写着“殉教士”三个字。他要求中国政府除李秉衡外再撤换其他六名官员，同时增盖两座教堂和七间举行庆典仪式的房屋，总共花费约6万两白银。
泰来洋行的代理人索默尔先生恰好来北京同李鸿章签署一个合同，让德国军官把中国向希肖公司订购的鱼雷快艇运送过来。下午他到公使馆对我说，他受李鸿章的委托请求我可否对埃德蒙多吹吹枕边风，让他改变对李鸿章反感的态度。埃德蒙多上一封照会让李鸿章颜面扫地。我听完索默尔的描述后忍俊不禁，开口大笑起来，如此这般笑法对我来说已是久违了的。
1897年12月2日
午饭后埃德蒙多和普里特维茨、埃斯瓦尔特去了一趟总理衙门，他们没有再提撤军的事，在兴建教堂和房屋以及传教士的其他要求上中国人也显得很合作。真正的难题是如何让他们撤换总督。
1897年12月3日
午饭后翁同龢与张荫桓又来到公使馆，埃德蒙多陪他们一直坐到了5点。他们详细研讨了所有的赔偿要求，并最终达成共识。在撤换李秉衡问题上他们非常圆滑地做出解释：“他制造了这么多的麻烦，皇帝已经开始厌倦他的所作所为了。”关于赔偿事宜，他们说：“在如何对给德意志帝国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一事上已经讨论了很久。”但他们又说，中国现在没有太多的资金，所以请德国在落实赔偿时应当考虑到这一点。
埃德蒙多答道：“其实有一种方法可以让中国付出的代价减少一些。”对此他们回答说，不错，他们也知道结果是什么，因为冯·马沙尔先生此前已经告诉了中国公使哈肃我们希望在这里建立一个海军基地，此外张荫桓在不久前的欧洲巡游中也得知了这一消息。正因为在辽东半岛事件上中国亏欠德国太多，所以他们也决定送给我们一个海军基地。但我们还想在胶州以外再寻觅一个港口，最好是在富饶的南方，那里对我们来说蕴藏着巨大的商业利益。中国人还向埃德蒙多提出了他们的担忧：如果让我们永久霸占胶州，必将在欧洲引起连锁反应；欧洲人会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儿随意攫取他们想要的东西，如此中国将会毫无反抗之力。虽然中国人也承认他们的确无法与强大的欧洲相抗衡，但如此一来很有可能导致中国的衰亡。
埃德蒙多回答道：“德国不仅希望看到一个自主生存的中国，而且更愿意看到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正因为如此，中国应当乐于见到我们在中国的北部安营扎寨，这样我们可以给中国提供直接的帮助，制衡诸如日本等其他列强。”他们说：“是，你说得没有错，日本势力的渗透让我们感到很不舒服。”
晚上埃德蒙多读到了日本公使从柏林收到的一封电报，上面写道：我们的皇帝召开了帝国会议并在会上说，仅有一支舰队无法保障德国的利益，因此他刚刚决定加强东亚舰队的军力，为在山东被害的传教士报仇。他的话语淹没在全场兴奋的欢呼声中。晚间的路透社电报报道说：德国皇帝在发表完热情洋溢的讲话后亲口对在座的议员们说，他对派遣他的同胞兄弟去中国一事不会有丝毫的犹豫。
1897年12月7日
今天埃德蒙多又同那两个中国人促膝长谈了很长时间，随后发给柏林一封电报：
“我今天建议翁同龢和张荫桓，在我们宣布传教事务已经得到了有序的安置，并且将放弃对中国的索赔要求后，基于对德国在辽东半岛事件中所给予的帮助的感激，中国皇帝应当自主地决定把胶州湾转交给海因里希亲王。我特别指出，海因里希亲王对中国的访问将会打上友谊天长地久的烙印，彻底改变目前中国人对德国的印象。
中国人表示原则上可以接受我的建议，但却提出，把胶州宣布为我们的租借港口，并且保证不会出让给其他任何列强；向我们颁发在胶州铁路沿线建造租界地的许可；此外还会割让给我们一个南方的港口。
因为我始终坚持占有胶州，所以中国人没有完全拒绝我的要求，只是一再强调，他们的建议可以让中国重新树立威望，并且恳请我将此建议呈交给皇帝陛下。
迄今为止中国人提出的条件是：在海因里希亲王访问中国和正式向我们转交任意的一个港口之前，我们必须把军队撤出胶州。中国人答应割让给我们南方的一个港口并且许诺我们在胶州享有种种特权，其实让我们占了很大的便宜。
对于中国人来说，他们最为关心的是保住面子和确保不让任何一个列强对胶州提出所有权。中国人如此迫切地希望与我们尽快达成协议，其实是担心英国或者日本侵占他们的领土。”
其实中国人提出的条件远比我们自己索求的要优惠得多，因为我们原本坚持在胶州拥有的特权变成了让我们同时拥有两个，而不是一个港口。此外，我们也无需再对俄国人心存感激，另一方面，胶州作为我们的租借港口而不是德国殖民地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更为致命。
如果柏林认为应当以和平的方式攫取尽可能多的权益，他们必须对埃德蒙多感到满意；但我们有时候对此表示怀疑，因为我们担心外交部和海军部的观点有可能不完全一致。
1897年12月9日
比洛亲王发来一封电报，让埃德蒙多即刻中止与中国人的讨论，直到皇帝陛下对新近提出的建议发表自己的看法。
1897年12月11日
我们在巴布罗福家中吃了一顿非常可口的晚餐。俄国人肯定会更加友好。几天来一直没有收到柏林的答复，令人很是坐立不安。中国人每天都来公使馆询问有关情况。
1897年12月14日
早上我们终于收到了比洛亲王发来的一封由皇帝陛下授意的电报，语气不是很和善。他认为任何港口都替代不了胶州，更谈不上什么撤军。此外，比洛亲王又长篇累牍地教训了埃德蒙多，让他告诉巴布罗福德国很清楚如果在俄国在华势力范围以南建立租界地，可以与俄国建立长久的利益共同体。另一方面，正因为很难推动法国与英国为敌，所以我们的友谊一定会大大增强俄国在中国的地位。如果我们在领土界线上与英国接近，那么我们一定也可以让他们的政策做出妥协。
这封电报看起来非常幼稚，他们并不知道这儿的法国人是怎样让俄国人听其摆布，更不知道我们向胶州而不是向南方进军会让俄国人感觉有多么不舒服！而且我们还顺便卖了英国一个人情！再者，我也弄不清楚他们为何要如此粗暴地对待中国人。其实中国人已经同意接受我们提出的一切索赔要求，只不过要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兑现；如此我们还可以保持挚友的关系。所以我们一整天都很沮丧和失望。
1897年12月15日
下午翁同龢与张荫桓又来到公使馆，向埃德蒙多表示他们愿意私下里悄无声息地把胶州转让给我们，但在公开的和约上应当堂而皇之地写明所有应向德国缴纳的赔款将在今后双方协商后确定下来。此外双方还应签订一项秘密约定，内容包括只要我们在胶州待一天，就不得提什么赔款的事。如果皇帝陛下能够接受这项方案的话，整桩事情还是可以在友好的气氛里和和气气地得到妥善安排，从而避免对我们在这里的贸易带来损害。
1897年12月17日
索默尔先生刚刚签署了中国向德国希肖公司订购的鱼雷快艇由德国军官运送过来的合同。天津的鲍尔先生也在游说李鸿章授权西门子和哈尔斯克公司在中国铺建一条电气铁路，将目前铁路的终点站（马家铺）延伸至北京的城墙根。
埃德蒙多向总理衙门竭力游说该项工程，并且在他的照会里说，不久前我们的公使馆新到了一位妇人（我的侍女！），但却不能够马上进城，因为所有的城门都关了。试请皇帝陛下和大人们设身处地地想象一下，站在一座如此美丽的城市面前却不得入内，这对于一个旅游者来说是多么大的遗憾呀！
李鸿章向鲍尔做出了天花乱坠的许诺，唯一的条件是他愿意充当调解人并努力促使埃德蒙多重新启动关于胶州的谈判。
因为在广州又有一名德国传教士的随身物品被偷，还有人在汕头煽动民众驱逐我们的新教传教士，所以埃德蒙多的态度非常强硬。
此外，礼和洋行的一项债权要求8年来一直悬而未决，埃德蒙多要求中国政府尽快予以偿还。
1897年12月19日
比洛亲王又发来一封电报，为埃德蒙多草拟了与中国人签署的和约。他规定我们一方必须坚持的谈判底线是：胶州至少需租借给德国99年；特别强调了对铁路的建造经营许可；允许我们拥有一定的河运管理权；参照法国人在南部和俄国人在满洲的做法，颁发给我们同等的矿藏开采权。
我们的目标就是在胶州建造一座自由港口，使其成为我们管辖地段内所有进入中国内地商品的临界线。
1897年12月22日
中国人今天终于还清了欠礼和洋行的债务。下午，埃德蒙多热情招待了翁同龢与张荫桓两人，以向他们表示谢意。埃德蒙多还让鲍尔带来了李鸿章向他许诺的口信，即除鲍尔，也就是克虏伯公司外，不得授权其他任何人参与旅顺亚瑟港海军基地的加固工程。埃德蒙多把德国关于和约的主要条件告诉了中国人，当他们听到“租借”一词时，神采飞扬，简直是喜出望外。
1897年12月24日
这是一个很奇特的圣诞节。埃德蒙多和普里特维茨一整天都忙于工作。当我们正准备布置圣诞装饰时，张荫桓和翁同龢派来信使送给我好几只花瓶作为圣诞礼物。晚上，这些礼物在众多行家面前激起了轩然大波，一些人认为这是顶级瓷器，另一些却宣称这些只不过是现代的九江瓷器，每只仅售价75分。
1897年12月25日
埃德蒙多收到迪德里希斯关于胶州的答复，他提出了比外交部制定的谈判底线更多的要求。
1897年12月27日
早上比洛亲王发来一封冗长的电报，语气令人不快。报上说，柏林对埃德蒙多在上封电报里顺带地提了一下割让胶州的做法感到非常惊讶，因为皇帝陛下非常希望尽快签订和约。
这真是不公平，他们完全不知道我们在这里是怎样废寝忘食地工作！埃德蒙多必须耐心地等待迪德里希斯的答复，还要把所有的文件译成汉语并抄写下来。
我原本坚持让埃德蒙多向柏林发电报，直截了当地为自己辩解，但他只在电报上提到：
“昨日我已发回总理衙门提出的和约草案和我个人的修改意见。在我最终收到将军和总领事的答复后，于今日将和约草案送交至总理衙门。”
1897年12月28日
下午翁同龢与张荫桓又来拜访埃德蒙多，恰好赶上埃德蒙多身体不适，止不住地咳嗽，还有些发烧。这期间我正好在外面串门。当我回到公使馆时，这两位老官僚还没有走。我看见前厅有一封给埃德蒙多的电报，但因为每天都能收到许多电报，所以我不以为然地从旁边走过。
当我稍后走进工作室时，埃德蒙多已经拆开了这封电报，原来是福若瑟发来的：
“沧州府发生了严重骚乱，将军驱赶我们的传教助手，并威胁说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欧洲人被谋杀，一个月以来没有抓到任何凶手。中国人一副漫不经心的态度，而且尚未得到任何指示。”
这真是宛若晴天霹雳！埃德蒙多刚刚友好地与中国人在谈判中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获得了铁路营运权和采矿权，现在却节外生枝地冒出这么一桩事来。埃德蒙多只好给柏林发回电报，称他已经致电总理衙门，要求撤换山东的将军，并相信只有在租界区建立一支由德国军官指挥的中国军队，才可以建立有效的秩序。
随后埃德蒙多又给总理衙门写了一封措辞强硬的照会，其中写道：
“今天的德国比任何时候都不容许被他哪怕是最弱小的臣民欺辱，我们将不得不为此索取百分之百的赔偿。”
1897年12月30日
早上又收到了福若瑟的一封电报，报上说：
“万本华将军今天来到了基督教区，他在盛大的欢迎仪式上对我们的传教助手们说：‘你们赶快离开这里吧，已经有两个欧洲人被屠杀，还会有其他欧洲人遭此命运，我们根本不需要欧洲的宗教！’
随后他又传讯了村长，让他不得把土地卖给欧洲人，已经出售的土地必须收回。”
埃德蒙多于是致电外交部：
“今日又收到副牧师一封关于报道万本华将军恶意攻击（传教士）的电报。我建议如果中国政府不解除万本华将军的职务，我们将立即中止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并允许我暂时转移到天津。”
埃德蒙多又给迪德里希斯将军发了一封电报：
“我已向其威胁断绝外交关系。尊敬的将军阁下可否也对此做出姿态以示支持？”
下午，总理衙门比利时事务顾问伍特斯来到公使馆，让我们不要急着收拾行李，因为中国人终将做出妥协。果真如他所说，总理衙门于当晚九点半送交我们一封照会，称已经向山东总督致电，让他解除将军的职务，并召他进京接受调查。如此一来，我们暂时没有离开京城的必要了。
1897年12月31日
柏林发来一封电报，让我们极为光火：
“我了解到关于胶州的谈判正在有序地进行，这让我感到很满意。但皇帝陛下却对您发来的114号电报颇为不满：‘给他发去电报后整整十天才得到答复，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中国人一方面与我们在传教事务上达成一致，另一方面却无故拖延关于胶州的谈判，这是他们惯用的伎俩，对于我来说并不陌生，如果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来看也是可以理解的。你们的任务就是向他们明明白白地挑明，胶州问题一日不解决，我们就决不会在传教事务上与他们达成协定。
我不同意您关于在山东组建一支卫戍部队的主意，因为这将会让他们在第三方的诱导下对我们产生错误的理解。
但阁下先生不应当有畏难情绪，须抓住新近发生的事件作为向中国人施压的筹码，迫使他们尽快在胶州问题上与我们达成协议。”
事实上，从青岛到这里的电报在路上常常要走两整天，随后的翻译和抄写也需要好几天的时间，看来柏林方面对此根本没有任何概念。皇帝陛下觉得回复时间过长也许可以理解，但比洛亲王完全可以做出一点解释呀！
埃德蒙多怒火中烧，几乎不能自已。他极其卖力地在这里工作，以至于其他所有的公使都称赞他的工作热情；正因为他的出色表现，我们的声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然而他却同时收到了家里对他草率做出的猜疑和不信任，这实在有些太残酷了。整篇电报的语气也很严厉，令人无法不生气。
于是我立即给格吕瑙写信，向他讲述了我们的沮丧和迄今为止埃德蒙多在这里取得的成绩，但却没有得到柏林哪怕是只言片语的承认。每当我想起迪德里希斯将军很快升了职，而在这里面临更多困难的埃德蒙多收获的只有责难时，我真正地感受到了命运的残酷安排！
我们同公使馆的所有人员一同迎接新年的到来。过去的一年因为埃德蒙多叔叔的去世而给我们带来了痛苦和失望，但因为胶州的缘故，这一年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颇有福运的一年！我非常想念我的孩子们，我真想在新的一年里同他们在一起。祝福他们三个都能过上平静、幸福的生活，不要有太多的波动起伏。
我不知道在这方面我是否希望我的生活与现实有许多不同，因为我注定是要经历大风大浪的，打从孩提时起我就时常有一种感觉，长大后会有许多特别的经历等着我。
但当我为孩子们寄予祝福并为他们勾画未来时，我总是惦记起家里平静安逸的生活和宁和的田园风光：傍晚的天空笼罩着大地上的草地和溪流，宛若为它们镀上了一层黄灿灿的金箔。
1898年1月1日
埃德蒙多给柏林发电报：
“我请求陛下允许我作为您最恭顺的臣仆向您呈交我的辩白：我是在12月19日收到关于和约草案的73号电报，另一封指示我向将军和总领事征询观点的76号电报虽然也于同日抵达北京，但已是日落以后，京城城门全已关闭，所有电报一律无法发送或接收，所以我无法于当日再向他们发出电报。我是在25日收到了将军对我20日电报的回复。26日和27日我又让翻译将关于传教事务和和约草案的两封照会译成中文，后者又于27日依照收到的80号电报的要求进行了修改。28日我与总理衙门进行了谈判。事实上我并没有耽搁一天的时间。”
下午翁同龢与张荫桓又来找埃德蒙多并坐了很长时间。当他们离开公使馆后，埃德蒙多不得不躺倒在床上，因为他已经精疲力竭，嗓子也完全嘶哑了，让我很是为他担心。
1898年1月2日
埃德蒙多又给柏林发去了一封电报：
“昨天过来几个谈判代表，他们称接到与我们签署和约的圣旨，承认我们所有的要求，但却固执地坚持要求获得渤海湾南入海口的一部分。当我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后，他们表示须向皇帝汇报谈判结果，明日方能给我答复。”
今天又收到一大包柏林发来的电报。当埃德蒙多走到普里特维茨的屋里进行译码时，我的心砰砰地跳个不停，生怕又收到对埃德蒙多不客气的电报。当他回来告诉我里面没有什么不利的内容时，我这才放下心来。
我们收到了穆默先生有趣的信函。他给我们讲述了帝国首相（霍亨洛希）原本想在访问彼得堡的途中询问占领胶州的事宜，但皇帝陛下却直截了当地给尼古拉皇帝发去了电报，后者也很干脆地答复说，俄国对胶州的特权已经于去年期满，所以他无权自作主张，也无法向德国允诺什么。两天后俄国人穆罗杰夫伯爵却对此提出了异议。外交部在这个问题上显得态度很僵硬，尤其是霍尔施泰因主张坚持到底，否则我们将会在俄国人面前永久地丧失脸面。但我们都很担心皇帝陛下是否也会坚持到底，因为他向迪德里希斯发出的第一项和第二项指令的语气区别很大……
我们还收到迪德里希斯将军发来的电报和中国人对他的行动的抱怨。
1898年1月3日
上午我写了一大堆东西。午饭后我去了窦纳乐夫人那里。在我从英国公使馆返回的途中，恰好撞见了埃德蒙多，他告诉我翁同龢与张荫桓刚刚去了公使馆，他们编了一大堆托词拖延答复的时间。埃德蒙多立刻站起身把他们撂在一旁，径直穿过阳台走进我的卧室里。
中国人随后让弗兰克去请埃德蒙多出来，但他回答说，只有他们明确向他表示接受德国的一切要求，他才同意出去见他们。随后这两个中国人灰溜溜地离开了公使馆，而我们的中国仆人都被这桩从无先例的事件闹糊涂了。
埃德蒙多站在大街上和我讲述了事情的经过，我们一路上都被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和鼻涕邋遢的蒙古人簇拥着行走。我在这里还从未经历过这样的情形，有可能是这些人都知道埃德蒙多是谁，所以对我们并不友好。
埃德蒙多致电柏林：
“中国的谈判代表今天又使用了种种托词，于是我中断了谈判并告诉他们，明天我会去总理衙门，要求中国的亲王们必须到场。”
1898年1月4日
窦纳乐爵士告诉我们，李鸿章已经收到了财政部长威特向他提供的大笔俄国贷款担保。
烟台发来电报，称那里的传教区发生了骚乱，一名英国传教士被杀害。鲍尔先生从总理衙门那里获知中国人决不会再做出让步。而会说德文的中国人余荫昌却告诉我们他们会完全顺从我们的要求。余来自天津，因为这场谈判而被特意调至北京。
柏林的比洛亲王询问我们：“现在是否有英国的战舰停靠在亚瑟港？”迪德里希斯将军也向我们转来柏林的指示和有关的土地购置事宜。
午饭后埃德蒙多随即去了总理衙门，并且让公使馆的全体成员与他随行，所以场面颇为壮观。当他们抵达总理衙门时，中国的两位亲王和除李鸿章外的全体总理衙门大臣都已到场。埃德蒙多随即发表了以下演说并让弗兰克翻译成中文：
“尊贵的亲王和大臣们！在一张摆满美好事物的桌子前做出正确的选择，挑选出最美好的东西，其实并不困难，即便一个没有经验的人也能做到这一点。但如果一个人在被重重困难包围的情况下必须选择一条风险最小的出路，则是对他聪明才智的考验。在政治生活里，如果一个国家受到威胁，对于一名政治家来说，最艰巨的任务无外乎为他的祖国寻找一条能够实现可以接受的目标的道路。
尊贵的亲王和大臣们！今天的中国正处于一个极其危险的时刻，国家的大船被礁石包围着，随时都有触礁沉没的可能；这就需要运用你们的智慧把国家从倾覆的危险中拯救出来。因此，我本着对贵国真诚友谊的精神来到这里，只是为了告诉你们必须采取什么样的方针政策方能使中国渡过难关。
尊贵的亲王和大臣们！我在此谨以我至高无上的政府的名义向你们明白无误地宣布，胶州现在是德国的港口，将来也仍然是德国的港口。德国并不需要就此事实继续与你们谈判，因为当今世界不会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为帮助中国重新夺回胶州而动一根指头，而中国自身软弱无能，根本就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既没有自己的军队，也没有自己的舰队。
但出于对中国的传统友谊，我们仍然选择了谈判的道路，向你们提议了和约草案，这样既可以保存中国的声誉和脸面，同时也可以把德国的要求框定在最有限的范围内。
我们并不追求分割中国的领土，而是承认胶州永远属于中国的皇帝，我们只不过要求可以从中国租借一小块土地。
眼下正在欧洲散布着一种观点，好像我们想要占据整个山东省。我可以在这里坦诚地告诉你们，我们的军队的确希望获得比我提出的更多据点，他们已经占领了相当于我所要求的三倍的土地，如果不久之后我们的增援部队抵达中国，我们可能还会占领更多的领土。
但是我伟大的政府和皇帝出于对中国的传统友谊，仅仅要求租借胶州湾沿岸狭小的一片海岸地带。为什么你们还要犹豫不决，给我制造如此许多困难呢？
即便以你们所处的立场来看，你们在这方面的行事也是不明智的，因为你们已经向我许诺了将胶州湾北部和差不多整个南部的沙嘴地带交给我们。
但出于灾难性的执迷不悟，你们仍然坚守着装腔作势的傲慢，紧紧抓住南部沙嘴的一小片土地不肯松手。其实这片土地对于你们来说没有一丁点的用途，但由于你们无法摆脱中国的迷信思想，始终坚持徒有虚名远比实实在在地拥有更为重要；偏执地认为即便早已远离了现实，仍旧可以拯救虚幻的表象；所以你们还是提出了对于欧洲的每一个政治家来说都是无法理解的要求。
但你们难道看不出来，如果德国不与你们签署任何和约，却依然占据着胶州湾，你们将会无法挽回地把你们的颜面丢个精光？
然后就会发生你们现在最为害怕的事情：欧洲人普遍认为不需要与中国进行谈判就可以随意抢占中国的领土。于是其他列强便会利用这些所谓的经验向中国巧取豪夺，然后就会出现我上面刚刚提到的情况：是你们自己，而不是德国，把中国这条大船引向了倾覆！
但如果你们签署了我们向你们建议的要求并不过分的和约，那么欧洲人便会说，即便像德国这样强大的帝国也不得不考虑到中国的愿望，在不伤和气的前提下仅以租借的方式获取一小块土地，而把已经占领的大部分土地归还给中国人。
在此关键时刻，我作为中国的好朋友建议你们选择这条道路。我收到了我的上司和皇帝措辞严厉的命令，所以这一刻也许就是你们可以自由做出决定的最后机会。
借此机会，我还想向你们就假如你们不幸拒绝接受呈交给你们的和约的后果做出几点提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既不会交出胶州，也不会像目前打算的这样交出即墨。我们将会想尽一切办法索回我们在和约中本已放弃的占领费用，这笔费用最终可能高达上百万银两。只要你们不与我们签署和约，你们就不可能从欧洲的任一国家筹借一个铜板，那么中国就会濒临破产的境地。只要你们没有与德国达成完全的谅解，你们也不可能在欧洲的市场获取任何贷款。请你们在做出最终答复之前仔细掂量我说的这些话。
埃德蒙多发表完演说后，恭亲王问他：“如果我们接受德国提出的条件，德国是否可以向我们保证其他列强不会提出类似的要求？”
埃德蒙多对此回答说，亲王所指的可能只有两个国家。就他所知，其中的一个只想获得南部的一个很小的港湾，几乎不会损及中国的利益；至于另一个国家，中国人最好须先摸清他的意图，因为他是作为嘉宾被中国邀请进来的（俄国人占领亚瑟港其实就是李鸿章的“杰作”，据说正是这桩事情导致他与恭亲王产生了激烈的争吵）。
恭亲王又问埃德蒙多，德国会不会对此做出担保。埃德蒙多答道，让德国为中国打一场战争，这种要求有些过分。这时张荫桓喊道：“我们快点做出决定吧！”于是中国人答应了我们的全部要求。不过他们在最后时刻还试图把租借期限由99年缩减为50年，埃德蒙多没有同意。
我在家里万分焦虑地等待着消息。当我看见轿子被抬进公使馆后，赶紧跑了出去，埃德蒙多马上冲着我叫喊：“全部敲定了！”我们此时的兴奋和喜悦之情无以言表，埃德蒙多随即给外交部发了一封电报……
不久，我们也收到了比洛亲王的电报：
“皇帝陛下万般仁慈地完全接受了您的解释，并且在此提出殷切期望：希望您静下心来全身心地投入到胶州条约的谈判中去，切记谨慎行事，不要为其他次要问题分散注意力，因为和约的签署对我们最慈爱的君主来说至关重要。”
看吧，皇帝陛下的愿望现在总算可以实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