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4月4日
我们邀请李鸿章参加我们的晚宴。这位中国老人有一张看起来非常圆滑的脸，在戈尔茨的帮助下，我和他谈得很投入，比我预期的要顺畅得多，戈尔茨甚至认为，这是一场真正的调情。
我让仆人必须把银杯子（李鸿章用来盛放自己挖出来的鼻屎）留在前厅，这样我就可以眼不见，心不烦了。
1897年4月6日
我们乘坐双轮马车前往城外的一座喇嘛庙。路况很是恶劣，我们多次被掀翻在马车上。但是寺庙非常漂亮，让我们不虚此行。我们坐在葱绿的柏树下，洁白的大理石塔矗立在树木当中熠熠闪亮。据说这座佛塔下面埋葬了一位得道的西藏大喇嘛。佛塔上的装饰物让我想起了缅甸。在我们的周围站着许多和尚、中国人和蒙古人，戴着罕见的皮毡帽，穿着脏兮兮的锦缎长裙；特别是其中一位长得很漂亮、头上戴着金丝镶边装饰的蒙古女人一点也不避着我。
提尔皮茨将军本来与我们说好几天后要来北京，但却未能成行，而是直接由日本返回了柏林，因为他刚刚接到晋升为帝国海军部国务秘书的任命。我们一方面由衷地为我们终于在柏林有了一位对中国感兴趣、并且可以直接向其传递我们愿望的自己人而感到高兴，但另一方面也为提尔皮茨将军无法在任命前同埃德蒙多见上一面而感到遗憾。
1897年4月10日
我读了北京一篇关于可怜的埃勒斯的报道。我们时常会想起他来。如果埃勒斯还在世，我们可以放心地向他倾吐我们的心声，告诉他我们希望在这里有些什么事情发生。
凭借他和皇帝陛下的友情以及他处理事情和调节气氛的能力，他一定会在这里取得很多收获。
1897年4月18日
复活节的星期天。下午，我们让仆人抬着去北堂做礼拜。祈祷时的音乐十分动听。尽管神父戴着奇怪的中国小帽，合唱班里都是中国小男孩，还有很多中国人也夹杂于做礼拜的人群当中，但教堂里的庆祝活动还是让我感受到回家的亲切，或许这是因为所有外交使团的成员不分宗教信仰全都聚集在了这里的缘故。
做完礼拜后我们与樊国梁神父一同饮茶，然后看望了友善的修女们。她们来自各个国家，脸上挂满了一种听天由命的幸福。
1897年4月19日
我们经历了一场非常可怕的沙尘暴，太阳在风暴里完全失去了光辉，空气中满是黄澄澄的颗粒，能见度很低。
1897年4月21日
因为沙尘暴的缘故，埃德蒙多的风湿病剧烈地发作了，我也觉得很不舒服。但我还有很多事要做，因为明天泽耶船长要来公使馆作客。
1897年4月22日
泽耶船长、齐柏林伯爵、枢密大臣弗朗鸠斯和他的侄子抵达了公使馆，准备在我们这里小住一些日子。枢密大臣是一位身材矮小、有些驼背的先生，他让我想起了罗伯特—托尔瑙。他的脸上透着一股精明劲儿，但同时也让人感受到他的和蔼可亲。他受雇于基尔海军并被派往中国，考察哪里最适合建立海外舰队基地。此前他已经去过了中国的南方，但对厦门和汕头并没有产生特别的兴趣。现在他来到胶州湾视察，这里也是德国海军最为感兴趣的地方。从近期种种迹象来看，俄国人好像也有意要放弃他们对这块土地的要求。
1897年4月23日
埃德蒙多一直还病着，但却仍然抱病与泽耶和弗朗鸠斯一同工作；他们显然都很清楚，外交部根本不愿意伸手这里的事情，如果指望从中有所斩获，必须由皇帝陛下亲自干预。但他们一致认为提尔皮茨肯定会同皇帝讨论这些问题的。
1897年4月25日
我们很早就起了床，7点半吃完早饭后我和枢密大臣坐着双轮马车前往万寿山，其他男士们骑着马在后面跟着。
道路的状况极差，让人几乎无法想象。地上的泥浆几乎没及马车的车轱辘，而且车厢在行走时总是歪歪斜斜的，让人担心一不留神就会翻倒在地。
车厢外面的情况好一些，于是我坐到了车辕上，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和含苞待放的绿色。一路上的风光让我想起了意大利北部淡蓝色的山链，成片的柳树林和零星的五针松挺直地耸立在山坡上。
街道上生机盎然，这是因为慈禧太后和皇帝经常会到万寿山来。我们沿途遇见很多顶绿色的轿子，里面睡着高官达贵；衣衫褴褛、骑着小鬃马的士兵和头顶孔雀羽毛的军官疾驰而过。尽管中国政府总是诉苦资金短缺，但万寿山里还是新添了许多建筑设施。
我们抵达万寿山后朝着山丘的方向折行，大约12点左右来到了我们的目的地——碧云寺。这座寺庙建在一个山坡上，四周全是绿色的大树，环境非常优美。它的入口处是一弯大理石拱门，越过这道拱门可以看见高高的阶梯蜿蜒而上，穿过第二道拱门便可直抵寺塔。从塔身上登高望远，可以看到大地广博的壮观景象。寺庙的周围环绕着一个不大的云杉林，树干一律都是洁白的；在一扇庙门旁堆挤着满满的一簇桃花丛，鲜花怒放，满眼尽是诱人的粉红色，我还从未见过这般色彩的花朵。寺庙里面是千奇百怪的庭院和建筑物。其中一间大厅里坐着500个罗汉，人像比真人略大，表面镀了一层真金；另一间大厅里逼真地描绘着地狱的种种惩罚场景，同我们在古老的宗教图画里所见的一模一样；主祭台上摆放着两件古老而又美丽绝伦的景泰蓝花瓶和做工精致的灯笼。
我们坐在马车上一路颠簸着返回了公使馆，尽管到家时已经精疲力竭，但对白天的经历依旧心醉神迷。
1897年4月27日
早上，一大群古玩商聚集在我们的门前，把四位男士团团围住，几乎把公使馆变成了一个古董交易市场。晚上我们为新到任的奥地利公使齐干男爵举行盛大的晚宴。我和齐干男爵的相识还是于16年前爱普杰希在柏林举行的婚礼上。他似乎仍处在新官上任的蜜月期，兴奋劲儿还没有过，所以根本看不到北京的可怕之处，一味地与我们畅谈他未来的公使馆宫殿要采用古希腊式的立面。这一切都证明了他是如何地沉醉在自己的幻想当中。随他一同过来的还有10名军官和相同数目的水手，他们需要在这里等待中国皇帝的接见。可以想见的是，这座新的公使馆一定会大张旗鼓地建造起来，我只是担心这丝毫不会使对任何事物都表现得漠不关心的中国人产生任何积极的印象。
1897年5月2日
我们为即将离开公使馆的男士们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送行晚宴，并且邀请了李鸿章和齐干男爵以及他的奥地利军官们参加我们的活动。宴会长桌上点缀着洁白的丁香花，显得非常漂亮，连中国的老人都感到满意。他让人给我们送来了造型精美的红烧鱼，鱼身上插着一面小旗，上面写道：“这是李鸿章大人送来的宝贵的礼物。”连同这些中国的奇珍异味一同进餐，一定让我们的下属们感到十分有趣。
1897年5月5日
老田贝夫人早上接我一同前往位于偏远之处的一座皇家猎场，而那里通常是不允许皇室以外的人员进入的。
公园为一座高高的城墙环绕，走进公园后迎面可见野花遍地的草坪、积水过半的池塘和放蕊怒放的鲜花，让人深信重又回到了欧洲。坐落在长满芦苇的水池中央的一个小岛上的围猎行宫是乾隆皇帝建造的，虽然如今显得有些衰败，但仍然让人想起了与他同一时代的路易十五皇帝所建造的具有中国风格的观赏园亭，直到今天还经常可以在法国、德国和西西里看得到类似风格的建筑。所以我又找到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很奇怪，这样的感觉在我来中国以后出现了很多次。在一座小山丘上矗立着一个弧顶的茶亭，池塘的弯曲处伸展着一座大理石拱桥，桥身的一部分已经完全坍塌，而另一部分却基本上完好无损，仍然紧紧地抱在一起，不过却显得毫无信心，好像它们知道废墟和倒塌是不可阻止的命运进程。我突然发出感慨：所有那些曾经在茶亭里饮茶呷烟的男男女女们如今恐怕都已作古！走进已经废弃的宫殿的内院，可以看见四处蔓生着一种漂亮的紫藤，藤上开着小花；草坪上还长满了数不清的紫罗兰和野豌豆。
我把这些美丽的风景都留在了纸上，然后我们在小茶亭里吃了中饭。主食全是实用的罐头食品，这样的就餐方式与身边1700年的环境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但或许我们本身就与之格格不入吧——三个讲求实用的美国女人和一个德国女人！或许只有后者才看出来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1897年5月8日
因为要暂时搬到碧云寺住上一些日子，所以我凌晨5时便起了床。轿夫们抬着我上了路，矮小的梅克林豪斯博士作为我的侍卫坐着马车随行。他非常认真地看待这项护卫任务，告诉我说他随身携带了手枪和药箱。我们是早晨6点钟离开了北京，大约10点钟便抵达了碧云寺，迎面瞅见卫谦的住房已经被人用印度布料和新鲜的花环装饰得非常漂亮。普里特维茨夫人随后也跟了过来，她要在我这儿待上几天。午饭的时候齐干男爵和他的下属们也都过来了。这顿午餐非常成功，给荒郊野外的厨师和仆人争了脸。
一直到5月20日，我们始终待在碧云寺里，借此机会满怀热忱地把美丽的庭院、佛像和寺塔统统画了下来。因为适逢春天朝山进香的庙期，所以每天都有上百名朝觐者来到碧云寺，于是寺庙的僧侣们围着我们说尽了好话，希望我们能够离开这里。但他们的所有努力最终还是失败了，因为我们铁定了心要在这里安静地待下去。虽然络绎不绝的进香者总是怀着极大的好奇围观我们画画，但却从来没有无礼的举动。
有几次我们还去了碧云寺旁边的皇家猎场。我在那里画下了和颐和园（编者注：颐和园前身为清漪园，毁于1860年，1886年重建，改名颐和园）同期被摧毁的皇家宫殿的正面。青青的草坪上开满了野花，特别是蓝色的蝴蝶花给人一种不寻常的景象。不过更为不寻常的是那些精心维护的小路。皇宫的废墟、金色屋顶的残迹和一个很大的游泳池共同勾绘出了一幅美丽的图画，红色的小鱼儿在水面上的浮萍之间嬉戏玩耍，为画面更增添了动态的美感。当年皇帝沐浴完后休息的木雕龙椅还静静地摆放在环绕着游泳池的拱形大厅里。
从这座公园向远处眺望，可以清楚地看到现在的避暑皇宫万寿山和它那巨大的人工湖、水堤以及湖面上的“驼背桥”。皇帝和皇太后肯定经常在那里举行盛大的宴会。我们看见一个农村的孩子跑到我们面前表演杂耍，他告诉我们，上百名儿童都要像他这般在皇帝面前舞蹈。
1897年6月1日
为了对刚刚被任命为意大利公使的马尔奎斯·萨尔瓦葛的到来表示欢迎，我只好带着沉重的心情再一次回到了可怕的北京城。他们真可谓举家搬迁：他，她，他的父亲和他的孩子。可怜的马尔奎斯夫人显然对这个可怕的地方感到绝望，她恐怕也是最不适合来到这里的女子。除此而外，她的住房非常粗劣，花园也很丑陋，让人联想起了撒哈拉。
1897年6月2日
今天施阿兰过来看望埃德蒙多，告诉他从天津传来了一个非常令人不安的消息：因为传闻中国基督教徒在天津劫掠幼儿，所以那里的中国人群中正酝酿着一股强烈敌视欧洲人的情绪。这所谓的劫掠儿童应当与1870年被烧毁的法国大教堂即将举行新的落成典礼密切相关。
1897年6月6日
我们今天听说在给中国的皇太后颁发卡特琳娜勋章时，该枚勋章和一些钻石全都落到了地上，太监和宫女们仔细搜寻了好半天也未能找全所有掉落的钻石。于是狡猾的老女人让人把勋章和剩余的钻石交给李鸿章，并附信让其把它们重新串连好，李鸿章自然只有心怀忐忑地遵照旨意办事了。
李鸿章虽然圆滑透顶，但面对此项任务也是黔驴技穷。他只好亲自为恭亲王挑选赠送俄国沙皇的回礼，“因为他在欧洲待过”，这就意味着李鸿章必须自己掏腰包购买礼品。在中国，无论皇帝还是王爷们都没有备存的礼物，所以他们在需要回赠对方时只能把脏兮兮的古玩商们叫入家中。他们的最大目的就是找一件劣等的礼物作为收下的精美礼品的回赠。
1897年6月27日
我们为中国新任命派往柏林的吕海寰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并且邀请了外交使团里所有德国人、奥地利人和意大利人出席，总共22人。
罗是一名让人感觉很舒服的老先生，虽然此前从未去过欧洲，但可以看出来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他烦恼。刚开始就餐的时候他把刀叉当筷子使，怎么也不顺手；于是歇下来观察了我一会儿，然后学着我使用刀叉。他告诉我说，他在我们这里感觉很舒服，所以来了兴致，要喝点葡萄酒。后来他果真喝了很多酒。埃德蒙多在敬酒时祝愿中国皇帝长生不老，并由克莱普斯译成中文，罗也通过他的翻译回祝我们的皇帝和皇后万寿无疆。
1897年6月28日
一整天暴雨倾盆，我只好待在家里收拾夏天的衣物。
1897年7月1日
我上午在窦纳乐夫人家中画画时，恰好收到欧洲捎来的邮件，得来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可怜的埃德蒙多叔叔病得很严重。在我看来，青春的活力总是与他相伴，而且他也一直都很疼爱我。
除此而外，迪德里希斯将军突然通知我们要来中国访问。
1897年7月3日
整个上午我都在忙忙碌碌；为了准备夏天的到来，所有的换季装饰都给撤掉了，窗帘和地毯也被卷好锁了起来。我们刚刚收拾完，迪德里希斯将军和他的儿子以及冯·阿蒙先生就于下午抵达了公使馆。晚上我们邀请公使馆的所有成员同桌进餐，他们看上去都很健康；眼下欧洲正流行着痢疾，而在中国也是霍乱横行。
迪德里希斯将军是一个简单朴素的人，但却不乏雄心壮志，希望在这里做出点名堂。愿上帝成全他吧！
这几天传来了马沙尔退位和比洛被任命（为外交部国务秘书）的消息。路透社电传只有简短的一行报道，对此项人事变动的原因及其后果未作任何评论，让人不由地浮想联翩。每当类似事件发生时，距离感总让人觉得很压抑，仿佛自己就是一个局外人。
1897年7月11日
今天我又收到了迪迪和埃德蒙多叔叔的来信，从信中所言来看，埃德蒙多叔叔的身体状况确实很糟糕，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烦恼。
此外我还得到确切的消息，埃德蒙多叔叔是从别人的手中得到了克洛森；另一方面我又担心如果我的孩子们不能够待在布科夫，那么他们整个夏天的安排都要落空了。我左思右想，对孩子的牵挂却愈加浓厚。我感到十分懊悔，因为父亲肯定指望埃德蒙多叔叔关照我了。我的爷爷在制定他的全部遗嘱时曾特意让我的父亲尽可能多地获得继承权，但倘若最终恰恰是我和迪迪落得空手而归的话，这可真是一个莫大的罕见的讽刺呀！整桩事情让我觉得很不好受。
1897年7月14日
窦纳乐爵士与我们在公使馆的花园里共同进餐。如果不是无法忍耐的大热天，这本是一桩非常惬意的事；只可惜外面热得像一个大蒸炉，埃德蒙多被火辣辣的太阳烤得甚至有些中暑。夜晚更是闷热得令人难受。埃德蒙多在屋子里到处乱跑，想找一处凉快的角落；我也只好追在他后面不停地给他摇扇子。
1897年7月16日
早上我们同克莱普斯先生一同前往法海寺。道路很不好走，埃德蒙多乘坐的轿子好几次差点翻倒在地。
但只要能够走出北京城就是一种莫大的快乐！每一次走到城外，我都感觉仿佛突然卸下了身上的千斤重担。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像北京这样令人抑郁的城市。与之相反，中国的农村却很漂亮。我们原本只打算在法海寺待一天，然后安排从北京搬迁的相关事宜；但现在我们决定暂时待在外面不回去了。
法海寺坐落在模式口小城的上方，紧挨着一个山间盆地，周围是一片柏树林。一条曲曲弯弯的小路穿过绿色的大草坪，沿着山坡一直爬到了寺门口；而山顶上贴着草坪流淌下来的小溪流已经干涸见底。在法海寺入口处黄顶庙门的两端耸立着高高的雪松。走进法海寺，顿然置身于一个风景如画的古老庭院，只可惜寺庙的小钟楼已经坍塌败落了。院子里摆放着两只大石龟，背上驮着的石碑被伸出的槐树枝完全遮挡，一排陡高雄伟的大石阶一直把我们引到了庙堂里。
我们的住所环抱着一个四合院。院子里生长着两株漂亮的松树，树干都是白色的；石碑和石柱长年暴露在外，饱经风雨的侵蚀；房间里摆放着古老的青铜花瓶和香炉。青石暖洋洋的灰绿色烘托出树干灰蓝的冷色调，鲜明的色彩效果令人非常陶醉。
除了这些四方形的房间，在我们的不懈努力下，寺庙住持还将入口处摆放神像的大厅供我们作为起居室和餐厅使用。大厅里有一个祭祀圣坛，众多铜身神像把圣坛塞得满满的，圣坛前面摆放着许多香炉和瓷瓶。法海寺狭长的两端堆砌着两个垫高的平台，上面坐着四个巨大的武士像，足有三个人高；这样的雕像在中国的许多寺庙里都可以见到，它们分别代表着世界四个方位的精神。武士们手持奇形怪状的兵器，脚下蹲伏着象征妖魔鬼怪的雕像。其中的一个武士还总是弹着吉他（译者注：原文如此）。这四座雕像全都建造于1440年，也就是法海寺建寺的那一年，从那以后可能很少有人清洗这些雕像。
在基督教童的帮助下，我们把神像恭敬地挪到一旁，将圣坛和铜器斜放到大厅的一角，然后把家具抬进屋里摆放好，再拉上印度布帘，让整个屋子像个居家的样子。正好瞅见有一个双手合十、好像在做祷告的铜像非常漂亮，于是我把它摆放到一个高高的基座上，斜倚着支撑双坡屋顶的红色木柱，看上去好像圣经故事里立在石柱上的神像。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忙于布置房间和粉刷墙壁。为了给工人们腾出干活的地方，我不得不随便找一个角落先住下，而让工人们住进了主房间。在我的身边摆放的全是沙丁鱼罐头和煤油，简直让人无法忍受。当大家忙得一团糟的时候，我们总算盼来了建筑师席勒，据说公使馆的建筑工程即由他负责。
1897年7月24日
今天是我们同格吕瑙共处的最后一天。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他，只可惜他在中国的任期就要结束了。
1897年7月25日
为了给格吕瑙送行，我们凌晨4点就起了床。他哭得很伤心，我们也会非常想念他的，因为他是我们在这儿唯一可以完全信赖的人。
1897年7月27日
在经历了可怕的燥热之后，下午终于变天了。雷鸣电闪，狂风大作，不一会儿，我们盼望已久的雨水终于劈里啪啦地落了下来。
1897年7月30日
埃德蒙多和我牵着马士基和听潮沿着流水淙淙的山间小溪溜了一大圈，爬过石坡，趟过一片洼地，终于登上了我们所住的寺庙背后最高的一座山峰。
从山顶上往下望去，满眼都是绚丽夺目的风景。正前方是美丽的北京平原，旁边流淌着宽阔的怀河，卢沟桥静静地横卧在卢沟河（译者注：即永定河）上，远处绵延着怪石嶙峋的崇山峻岭。埃德蒙多和我深深陶醉在了眼前的美景当中。如果可以让我们待在农村而无需返回那令人生厌的城市，我想我们在中国一定会很快乐的！这真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
“鸬鹚”号巡洋舰舰长布鲁萨提斯也在今天抵达了北京。他曾经在“荷恩佐良”号皇家游艇上当过多年的指挥官，他向我们讲述了那个时候发生的很多有趣的故事。
他认为皇帝陛下对英国的积怨越来越深。他非常生动地形容了皇帝是如何充满激情地迎对一切挑战；如果期望完成一件事情，他总是显得迫不及待；并且很有头脑，有许多好的创想。通过布鲁萨提斯的描述，我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政府，特别是外交部的存在似乎只是为了给皇帝陛下制造种种麻烦。
1897年8月1日
布鲁萨提斯前脚刚走，安治泰主教已接踵而至。原来他即将回柏林和罗马度假，特意来向埃德蒙多辞行。他邀请我们明年圣灵降临节时去山东参加他的新教堂的落成仪式。
这些天热得要命。最舒适的时候当属每天黄昏时分在一条小溪里痛快地洗个澡。溪水是倾盆大雨时积存下来的。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可以远离一切烦恼，安安静静地待在乡间。人其实可以如此简单地获得快乐！
1897年8月11日
整个下午埃德蒙多都在给我念报纸，有很多关于比洛被任命为外交部国务秘书和皇帝陛下有意扩充海军舰队的消息。报纸上还多次提到了基德伦将要出任国务秘书，这个消息让我们感到很高兴。
1897年8月29日
今天埃德蒙多收到外交部的一封电报，这也是比洛上任后的第一封电报。电报上说德国已经和俄国政府达成协议，一旦俄国人在朝鲜夺得一座港口，我们即可以获取胶州。尽管这桩事情有可能还会被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但我们对谈判终于得以启动而感到非常高兴。埃德蒙多自从收到这个消息后情绪激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埃德蒙多对此做出了很多贡献，他通过向国内写报告和信件一次次地推动这件事情得以继续开展下去，前不久他还给霍亨洛希写了一封私人信件，直接请求他过问彼得堡的事情。我们是多么地希望能够亲身经历这项伟大使命的实现，但愿这一天不要让我们等得太久！
1897年9月12日
这些天来报纸上一直报道中国希望与俄国共同加固胶州湾；英国的报纸纷纷对此表示愤慨，并一个劲儿地赞美胶州湾，简直把它吹捧到了天上，而在此之前却从没有任何人提到过它；这些泛滥的赞美之辞无形中加剧了让中国把胶州湾割让给我们的难度。
埃德蒙多收到回电，准许他前往胶州湾视察，但他必须等候出行的通知。我们内心中充满了期待，因为我们毕竟看到了柏林已经开始关注此事。
这期间迪迪的来信给我带来了许多担忧，积聚在胸口的压抑甚至让我产生了今年冬天回去看望埃德蒙多叔叔的想法。但是我却不能这么做，一来是因为他没有直接请我回去，二来我也不忍心把埃德蒙多一个人丢在北京，这对我来说牺牲太大了。我只能祈求这个苦难早些离我远去！
每个人的手中都提着抑郁的忧虑，但想象力却在他们粉红色的小云朵里飘来飘去，给我们做出种种假象，让我们无法真切地看清楚这个灰蒙蒙的妇人。那些幸福的设计师和规划师们！
1897年9月15日
埃德蒙多得到《中俄密约》的一件复本，条约的第一款就黑纸白字地写明了中国把胶州湾租借给俄国人15年。从该条约中还可以看出来，俄国人将要在那里投资建造港口等设施，也就是说，他们将要雇用中国人完成这些设施的建造，以此来掩盖谁是真正的主人的秘密。如果这些事情确实发生了，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迫使俄国人把到手的胶州湾再送给我们。
埃德蒙多和我深受打击，因为从当前形势来看，我们似乎要被抛出局外了。建立海军舰队基地的念头是我们在这个可怕的岗位上赖以生存的唯一理由，如果连这个理由也要被人剥夺，同时我们又看不出还可以在这里为德国做些什么，那么我就真的不知道我们应当怎样忍受这里的生活。总之埃德蒙多和我都为此感到了屈辱和羞愧。
1897年9月17日
一位名叫冯·布罗恩的军事总监从天津来到北京，告诉我们俄国人是如何地在天津和山东大兴土木，到处安插密探；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例如天津总督，又是如何地听任俄国人的摆布。
1897年9月18日
迪迪发来电报，告诉我们埃德蒙多叔叔去世了。我无法形容这个噩耗对我的打击有多大。也许再没有人因失去埃德蒙多叔叔而比我损失得更多。这么些年来他对我总是那么亲切仁爱，慈父也莫过于此。在布科夫的时候，他给孩子们提供了最漂亮的小屋；对于我来说，只要他还活着，他那里就是我真正的家。现在所有这些都远离了我，随着他的逝去，我生命当中的一个篇章也画上了句号。从现在起，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自己好像飘在空中的一片树叶，不知道究竟哪一片土地属于我。
不久前他还是那么精神矍铄，对生活充满了乐趣。虽然还有那么多像他一般年纪老迈的人依旧活在世上，可他们完全是一种负担。为什么像他这样做了许多善事、对于我来说就是天命的人却不能够在世上多活些时日？
也许我再也看不到布科夫和克洛森了。亲眼看见我曾经钟爱的地方将要被陌生人占据，这是一种非常痛苦的感觉。在我看来，那里的每一棵树、每一粒石子都有自己的语言，而且我都能听得懂。上次从开罗回到布科夫休假简直是一种享受，然而现在一切都结束了；可怜的埃德蒙多叔叔的去世让我第二次失去了父亲和青春。我常常有这样的感觉，仿佛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已经逝去，而我却在其中一无所知。
1897年9月23日
这些天来我一直卧病在床，胸口堵得慌，几乎到了悲痛欲绝的地步。我终于明白我们究竟失去了多少。但生活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我们必须适应“鞋子里这块挤脚的新石子”。
1897年9月25日
这几天我写了很多东西，因为我们在埃德蒙多叔叔去世后必须对孩子们重新做出安排。面对命运如此不公，我们空有满腹的忧愁、困苦和愤恨，但却无处发泄。我们身为弗莱明家族仅存的后人，却无法继承弗莱明家族全部遗产中哪怕是最少的一份。叔叔本可以用鹅毛笔轻描淡写地带上一笔，就可以让我们所有这些烦恼统统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也将因此拥有一处固定的住所，可以更加从容地面对工作中的困难和委屈了。
看到埃德蒙多在这里呕心沥血、孜孜不倦地卖命工作，结果却因为柏林方面不管不顾而一无所获，我真的很痛心。此外，霍尔施泰因对我们也是心存恶意，这从许多事情当中都可以看出来。我很同情埃德蒙多，他太精明强干了，让他在这里扮演这样的角色，简直是大材小用！我常常问自己，是不是在德国像他这样勤劳而有远见的人多如牛毛，所以可以毫不吝惜地让他在这里一天天地颓废下去！
下午窦纳乐爵士拜访了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送了他一程，这也是我几个星期以来第一次走出公使馆外。我们坐在被阳光打蔫了的草地上，眺望着远处宽阔的蓝色平原。草地上堆立着形状各异的大青石。
其实这里的一切本可以变得很好。我们不是小孩子，如果不是因为我们必须在工作中扮演这种可怕的、令人沮丧的角色，我们完全可以勉强接受孤独和其他弊端。我们来到这里已经超过了一年，埃德蒙多向来都是孜孜不倦地辛劳工作，可外交部却像一个大秤砣一般挂在他的身上，让他片刻得不到轻闲。我不停地问自己，当我们的所有努力、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献身精神全部耗尽后，我们的生活是否还会打上平庸的烙印？一方面是来自对金钱的愁苦、对孩子们未来的痛苦考虑和无家可归的穷困，另一方面则是来自工作中的委屈和无所适从，不得不成天推着一块自己不愿意向前滚动的大石头。我们虽然知道德国在这里需要什么，但却无法为此而努力，因为我们总是遇到拥有一股神秘的力量的卑鄙小人。此外，由于长期过度的劳累，我们的健康出现严重的亏空和透支，伤感之情与日俱增。噢，上帝，请帮助我们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