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10月1日
尽管我在大觉寺里过得十分惬意，但最终还是得和它道声再见并启程返京。这是一个阴霾的早晨，飘浮在空中的云层很厚。山头上缓缓流淌着银色的雾海，树叶在山与山之间吐放出金黄色和火红色的秋意。山坡上一簇簇红色的野菊花争艳怒放，蓝色的风铃草也不甘示弱，纤细的茎秆托起了一张张绽开的笑脸。当我想到必须要告别这一切，重新回到北京的鸟笼子里时，整颗心都痛了，那是怎样的一个脏呀！
下午我们精疲力竭地回到了北京，旅途的最后一段是那么的疲劳，让人仿佛感到旅程永无止境。
我们发现屋子有了很大改观：许多房间的墙壁都用白色的中国墙纸裱糊了起来，看上去亮堂了许多；但中间的几间房子依旧显得阴暗，所以我们决定把走廊扒掉；此外，红得吓人的顶梁也被漆成了亮色，还有一些工人蹲在地板上，费力地擦拭着遗留了数十年的污迹。
1896年10月8日
冯·德·戈尔茨先生今天抵达北京。他的表现一定会比前面的翻译们出色，不会再让中国人轻易地唬住。
施阿兰先生访问了我们。他在谈话时口若悬河，这种出口成章的天赋特别吸引我的注意。他和我们谈起了英国及其殖民地，还说起了他的孩子。施阿兰认为他对孩子的教育是失败的，因为孩子们现在就有了独立的意识，根本不愿意和父母在一起。他给自己留下了一个悲惨孤独的晚年！
他还认为在克洛德·窦纳乐爵士的身上可以找到一种热爱和平、时刻准备完成自己使命的战士的气质。然而，每一个在这里的英国人都认为自己完全可以当窦老先生的楷模和老师，这让他感到非常郁闷。
遗憾的是我们听说意大利驻华公使巴尔迪先生患了痢疾，几乎没有什么存活的希望。
1896年10月11日
可怜的巴尔迪终究还是走了。埃德蒙多、普里特维茨、冯·德·戈尔茨和格吕瑙穿着宽大的军服参加了在古老的葡萄牙教堂的墓地举行的葬礼。
埃德蒙多说，当他看见久已逝去的耶稣教徒的坟墓被装饰得很有些佛教的味道时，心里感觉怪怪的。
葬礼期间还发生了一件非常滑稽的事情：当大伙儿都在为死者祈祷时，总理衙门派来的代表张大臣突然出现在墓地，不合时宜地要和公使们握手。
1896年10月12日
早上埃德蒙多终于得到了中国皇帝的接见。埃德蒙多、普里特维茨、格吕瑙、戈尔茨和克雷普斯分乘6顶绿色的轿子前往紫禁城。
据他们说，经过的皇宫内院看上去破旧不堪，所有的一切都给人一种穷困和败落的印象。
几位男士们必须先在一间小房间里等候。皇帝在另外一个厅堂接见了他们。厅堂同样也很窄小，甚至连中国政府规定必须行礼的三鞠躬几乎都无法施展得开。
在黄色长桌后面“摆设”的皇帝据说挺年轻，但却体弱多病，面目表情显得很迟钝，下垂的下嘴唇更加证明了这一点。只有一双眼睛还算漂亮。
在他的身后竖着一块雕龙屏风，整个大厅显得很脏，还有些凌乱，似乎是常年无人打扫。
1896年10月24日
今天，我们在开罗的137个箱子终于运抵北京。所有的箱子排成四列，把整个花园的林荫道挤了个水泄不通。
单单是拆箱开包就费了很长时间，以至于我们无暇参加当天的赛马比赛。据说这项赛事已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交活动，为此，我们还被扣上了“反英”的帽子，真有些滑稽！可惜的是我们大多数的家具在运输途中都未能幸免磕碰的命运，这都是开罗宗教服务包装工们干的蠢事。有些家具干脆完全毁坏了，而剩下的家具绝大多数也挂了彩，所以整个大厅看上去更像一座家具医院。我们只好请来了中国的木匠精心修补这些受伤的“灵魂”。
1896年10月27日
晚上我们参加了田贝先生专门为我们举行的盛大晚宴。所有驻华公使和中国外交部的负责人均应邀赴宴。晚宴进行得非常顺畅，超乎我们的想象。以我过去的经验，外交使团的成员们聚集在一起大多不会令人感到很舒适，但今天在这里却让人一点儿也没有不舒服的感觉，所有出席者就像一家人一样。身着民族服饰的日本公使矢野文雄男爵的夫人还给整场晚宴增添了远东的异国情调。
1896年11月2日
安治泰主教到我们公使馆作客。他正好来北京办事，须在京城停留几日。埃德蒙多为他申请到了在孔夫子的家乡传教的许可。令人奇怪的是，马沙尔也于当天发来一封电报，询问德国天主教在山东传教的进展情况。埃德蒙多很得意地回复了他。
安治泰主教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巴伐利亚人。他身着铁色棉袍和青色长裤，外面裹了一件海蓝色的外衣，头上还梳着小辫子，我瞅着他感觉特别滑稽。
1896年11月4日
下午李鸿章看望了埃德蒙多，他在中国要显得安静和低调许多。他已经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大臣。尽管他在欧洲很受人尊重，但回到中国后的待遇却迥然不同。他不仅每次上朝得在皇帝面前跪拜一个半小时，而且据说有一次他在皇宫花园里散步时因为践踏了草坪，竟然被处以扣除一年俸禄的惩罚！
埃德蒙多很讨厌李鸿章，因为他总习惯用手指挖鼻孔，然后再把挖出来的鼻屎丢入他的一个随从专门提着的银色小杯里。
李鸿章谈论的话题多是关于俾斯麦侯爵的。李鸿章说，俾斯麦曾亲口告诉他，他同老皇后奥古斯塔也有很多的矛盾。
这个月的外交活动繁忙而又刺激。比利时人费葛成功说服中国人在总理衙门内专设一名比利时事务顾问，这无疑增强了比利时人在中国的特权地位。
随后是盛道台获得了待建中的京汉铁路的总督办权。他把迄今一直负责工程设计的德国工程师们全部解了职，只允许美国和比利时的资本参股。
在军事建设事务上中国人也表现得很不合作。屋漏偏逢连夜雨，柏林外交部在这当口发来了一封电报，询问埃德蒙多是否已经在舰队基地问题上与（提尔皮茨）将军达成一致。埃德蒙多回复说“厦门”。
中国人还做出了一件出尔反尔的丑事：他们眼下正在任命一批新的驻外公使，原本选定了罗丰禄出任驻柏林公使，而且已是人尽皆知，埃德蒙多也把这一人选报告了柏林；但这期间英国公使窦纳乐反对派往英国的人选，指责其犯有贪污罪行，于是中国政府突然改变了主意，由此人替下罗丰禄派驻柏林。
埃德蒙多只好赶紧向德国外交部发报请示，得到的答复是坚拒该公使人选。于是埃德蒙多以非常冷淡的口气给中国政府写了一封信，并于次日亲自跑了一趟总理衙门，严厉批评了中国言行不一的做法，称如果中国人认为把英国人觉得走了味的一杯葡萄酒拿给德国人品尝是合适的，他们将会听到来自德国雄壮的战斗号角，而不再是传播友谊的柔和音符。听埃德蒙多说，中国人在会谈时显得非常谦恭，满是一副和解的姿态。
1896年12月
这简直是一个让人提心吊胆的岗位，我第一次对埃德蒙多的工作有了挥之不去的担忧。我经常在半夜里被吓醒，然后便再也无法入睡。
埃德蒙多在这儿的任务十分繁重，不仅要提高德国的声望和影响，帮助德国工业界参与中国的建设，还要为德国谋求一个海军基地！面对这些任务，我们不禁问自己：“怎样才能完成任务？我们如何打破俄国人和法国人在中国的优势，又有什么办法软化中国人的固执？”
所有这些疑问无时无刻不困扰着我，我甚至因此而顾不上去想北京的生活是否令我满意。如果埃德蒙多能够取得一些成就的话，我宁可愉悦地去承受比之目前差上十倍的生活。
1896年12月6日
下午我们在长城上散步。从这里俯瞰北京城，满是灰色的屋顶，一股惆怅之情油然而生。放眼望去，整座城市淹没在一排排简陋的茅屋当中，它们羞答答地躲藏在光秃秃的大树后面，房屋与树木之间是一块块空旷荒凉的野地。环绕紫禁城而建的城墙穿越悲伤的灰色，高高地耸立着，越过城墙可以瞧见宫殿和庙宇泛着黄色光泽的屋顶。遥远的天际还依稀可见烟雾缈绕的青青群山。运河水已经厚厚地冻住了，让人突然间感受到浓浓的乡愁，可能这也是眼前的景色瞅起来愈显惆怅的原因吧。
在返回公使馆的途中，我们看见哈德门大街上灰色和蓝色的手推车川流不息，显得乱哄哄的；走在街上的中国人大多穿着厚厚的羊皮大衣。埃德蒙多认为这样的景观不会持续太久了，因为很快欧洲的军团就会来到这里！而中国的北方肯定是俄国人的天下。
1896年12月18日
整个上午天空都在飘着雪花，下午我们坐着轿子拜访了几位朋友。整座城市在皑皑白雪里宛如大师画笔下的风景，特别是屋顶青绿色的琉璃瓦映衬在灰白色的天空下，更显妩媚。所有的小“石狗”（编者注：应为屋脊上的神兽）都戴上了小雪帽，可爱极了。
1896年12月24日
屋外肆虐地刮着冰冷的大风，甚至在屋角都能够感受到阵阵寒意。一整天我都在大厅里忙着收拾和布置。晚上8点半，所有公使馆成员聚齐在埃德蒙多的房间里，然后我按了门铃，大家陆续步入大厅。跑在最前面的是活蹦乱跳的小男孩和小女孩，看到他们活泼开心的样子，不能不让我想起自己的孩子，我的心痛得厉害！
大厅的一角有一棵很大的树，大树下面摆放着埃德蒙多的桌子和15份圣诞礼物。我送给中国仆人每人一件毛皮外衣，他们为此感到特别开心，因为此前他们从未收到过任何圣诞礼物。他们非常真诚地感谢了我。
“因为他们迄今从未认为自己的年龄已经足够大，有资格去拥有一件皮草大衣，所以我想让他们都能够享受这样的体面和奢华。”
这听起来非常中国化。
原本还打算去法国教堂做午夜弥撒，但我实在是冻得够呛，所以只能作罢。
1896年12月26日
我躺在床上。外面凛冽的寒风呼呼地哀号着，即便蜷缩在被窝里，我也浑身冻得止不住发抖。
埃德蒙多又去了总理衙门，一方面是再次拒绝中国提名王姓官员出任驻德国公使，另一方面敦促中国对于他日前提出的在中国建立一个舰队基地的请求做出答复。中国方面以“其他列强将效仿德国向中国提出同样的要求”为由拒绝了德国的请求，这其实早在埃德蒙多的意料当中。埃德蒙多随后驳斥了中方解释，称俄国已经在中国获得了巨大的特惠条件，庆亲王却回答说：“中国有义务向俄国表示他的感激之情，因为俄国在干预辽东半岛一事中发挥了领导作用。”
在日本，德国一直被视为阻碍日本占领辽东半岛的“罪魁祸首”；而在中国，帮助中国人收回辽东半岛的功劳却完全归功给了俄国，这真让人感到心寒和羞辱。这两个国家的两种观点不能够颠倒换个位置，真是太遗憾了！
1896年12月28日
李鸿章幕府的秘书毕德格先生今天告诉我说，他认识中国人的时间越久，也就越讨厌中国人；他根本无法想象“中国的觉醒”，因为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像中国人这么固执和自负，他们“只能接受被不同的强国瓜分的命运”。
1896年12月29日
今天我们终于收到了三个星期以来的第一封邮件。现在我们已经完全与世隔绝，只能依靠不定期地接收国内的邮件来获取外面世界的一点信息了。
1896年12月31日
整个白天我的身体都不舒服，却还要硬撑着和普里特维茨夫人聊天，并缝补我的服饰。不过晚上我还是参加了窦纳乐公使夫妇举办的化装舞会。
我装扮的是德文郡的公爵夫人，许多人都称赞我的美丽，我在以往参加的舞会上还从未接受过如此多的恭维。舞会上漂亮时髦的女士很少，所以但凡长相还过得去，即会对男士们产生一种宛如蜂蜜对苍蝇般的无穷诱惑。
我身上的这套服饰超出想象得好看，特别是在男士们的眼里。但让我们感到惊奇的是，窦纳乐爵士没有任何化妆，而是穿了一身军服，据说是因为李鸿章要来。他的所有同僚们都按照他的愿望盛装出席，只有施阿兰比较聪明，穿了一身燕尾服，等待与李鸿章见面。
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这位年迈的中国老人，而他竟然问窦纳乐爵士夫人为什么穿这么少的衣服，又问年轻的田贝夫人为什么不戴钻石！他的所有缺乏教养的行为都被在天津等待订货的欧洲商人们进一步夸大了。
1897年1月1日
好一个寒冷而又阳光明媚的冬日！所有公使馆的人员，包括德国人和中国人，都来向我们祝福新年。
这一天我们还意外地收到了国内的一封邮件，信中告诉我们，孩子们一切都很好。感谢上帝，这真是新的一年一个非常美好的开端！
下午同样有一大堆人来向我祝贺新年。等我接待完最后一批客人时，已然精疲力竭。
1897年1月2日
埃德蒙多从总理衙门那里得到消息，迄今为止担任驻彼得堡公使的许已经被任命为驻柏林公使。
恭亲王、庆亲王和李鸿章分别率领着总理衙门的全体官员和其他大臣，分三批来到公使馆，向埃德蒙多道贺新年。
我们用巧克力、香槟酒和糖果款待了他们。因为他们在一个上午走访了所有公使馆，所以当他们离开时，身体已经有些飘飘然了。
1897年1月11日
晚上我们举办了一场丰盛的晚宴，我们只能希望其他人不要像我们在餐桌上这般百无聊赖！
1897年1月13日
罗伯特·赫德爵士邀请我们共进晚餐。在他家里，我看到了假花、八音盒和金鱼，据说25年以来在他的晚宴上都要出现这些东西。他的房间里摆放着桃木家具和各式各样的绣花布，还有许多漂亮精致的八音盒，看上去可爱极了，使得整个房间洋溢着浓浓的中国风情。在这些中国工艺品当中还摆放着一些长相俊秀的女子相片，其中有一幅是潘萨夫人。
对潘萨夫人的回忆让我获得了慰藉。她也曾经在这里待过，并且坚持了下来，最后又健康地离开了这里，回到祖国。
吃完晚饭我们还观看了一场四对舞表演，这也是赫德爵士雷打不动的惯例；他的乐队在一旁伴奏。晚上11点左右，乐队开始演奏一支乐曲，据说这是25年来赫德家中所有仆人的进行曲。
新近任命的总理衙门比利时事务顾问伍特斯·奥普林特如果想要在中国取得一番成绩，恐怕也得在这里熬上25个年头，学会用金鱼、八音盒和其他东西来打发闲时，从而成为另一个罗伯特爵士。这个想法足以让他的背后生起一股凉意。
1897年1月14日
赫德爵士家里的中国工艺品真让我受不了，回到家后我就觉得很不舒服，今天不得不在床上待了一整天。晚上埃德蒙多参加了一个舞会，但却败兴而归。我觉得自己在异国他乡没有比不得不“享受”舒服或者不舒服的娱乐活动更为不幸了！
1897年1月16日
埃德蒙多和我整天都在写东西。屋外飘着鹅毛大雪，寒风呼号。如果在这样的天气里还可以躲在温暖的房间里越过阳台观看屋外的雪景，那么你还是属于这个世界上比较幸福的人了！
1897年1月17日
我们邀请施阿兰先生、费葛男爵和伍特斯参加我们的午宴。他们兴致都很高，和我们谈了许多非常有趣的事，让我们感觉重新回到了文明世界。施阿兰的文学造诣很深，费葛则精通艺术，他们两人在一起可以很好地互补。费葛可以把施阿兰笔下的描述形象地演示出来。
1897年1月21日
我们终于迎来了一个晴朗的冬日，忍不住地想要出门散散步。但我们却不知道究竟该往哪里去！
1897年1月26日
这些天我们忙于拜会，但走在北京的街道上的感觉一次不如一次。我对北京街道的物理反应如同让我亲吻一个对我来说十分恶心的人。
晚上我们在费葛家吃了饭，饭菜非常可口。他买了许多古老精美的中国物品。如果换作从前，我一定也会在这儿疯狂地购买收藏品，但如今我却一丁点儿兴致也没有。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性格变得越来越冷漠的缘故，抑或是我考虑到了我们现在的财产状况。
如果笼罩在头顶的这层厚厚的云彩渐渐散开，我会带着怎样的轻松离开北京！但或许这种压力对我们也是有益的，因为谁也不知道如果我们能够独立自在地生活，会不会还有勇气在这里坚持下来。
我已经厌倦了这一切，内心中有一种向往愈来愈强烈。但究竟是向往什么呢？我想是无忧无虑的生活吧。但当我想起最初那段岁月生活的艰辛，以及我甚至有可能至今还生活在那种凄凄惨惨的绝望中时，我其实是应当感谢现在的烦恼的！
1897年2月1日
天上刮着可怕的沙尘暴，屋外的严寒冻彻心骨。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坐着轿子去了费葛家，并在他那儿认识了樊国梁主教。
他是一位上了岁数的老先生，在中国待了许多年，在他身上可以找到一些虔诚信教的人所共有的那种开朗性格，令人感觉非常舒服。
1897年2月2日
今天是中国的新年，几天来每天晚上都可以听得见连绵不断的爆竹声。
1897年2月7日
冯·格鲁特先生早上接我去一家庙宇，观看那里举行的大型新年庙会。庙会上以卖绿色和红色的石头以及各种珍珠为主，但我们全都买了古铜器。
集市上的景色优美如画。站在主庙的台阶上放眼望去，一个个不大的摊位错落有致地摆放在旗杆、古树和大理石雕刻的万年龟之间，数不清的身着皮袄的中国人费力地穿梭在摊位之间，但却秩序井然，也见不到任何警察。
一位蒙古贵族和他的夫人吸引了我的注意。他们两人都穿着红色镶金的服饰，妇人还戴了一顶挂满珍珠的帽子，帽檐上斜插着几缕马鬃毛编成的大羽翼，上面镶嵌着珍珠，用珍珠和珊瑚串成的长长的假发束顺着耳际一直垂下来。
所有这些景象温馨地沐浴在美好的阳光里。当我感觉到有些凉意时，好像与这儿的所有中国人都相识的冯·格鲁特先生马上领我去了一家小店铺，我们在那里围着一个煤炉饮茶取暖。
这期间我经常能够遇见冯·格鲁特先生。他总是摆出一副悠闲自得的样子，让我觉得颇有魅力。格鲁特先生属于那一类懂得疼爱女人的男士，他所拥有的许多优良品性使得很值得与他交朋友，可以帮助你清除人生道路上所有讨厌和不愉快的障碍物。
1897年2月9日
所有公使馆的男士们都去了总理衙门，和其他外交领团的先生们一道向中国人恭贺新年。
冗长的讲话、乏味的宴会和无聊的娱乐节目简直无趣得很，这也充分表明了在我们和中国人之间横跨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窦纳乐爵士成功地促使中国人开放西江通商，施阿兰先生要求把海南岛割让给法国作为补偿，同时允许法国在河南省新建一条铁路。埃德蒙多给柏林发去电报，希望法国人如今在中国可以实现的目标，我们德国人最终也能够有勇气去实践。
1897年2月17日
我们在这里极其孤单，除了格吕瑙之外，这座城市里没有其他人能够让我们相信他们的善意，毫无保留地与之交往。我们是多么的向往离开这里呀！我们有时候甚至想到了请求调换到日本去，那里或许将会有空位置，因为古希米德又一次和日本人有了不愉快的经历，据说他还暴打了日本人一顿。
埃德蒙多从柏林得到答复，要求我们如果获悉法国人确实得到补偿，务必设法争取到舰队基地。
这个回复让我们多少可以忍受这个地方。我们毕竟出身于优秀种族，只要给我们订立了目标，而且值得我们去努力，我们是非常愿意承受这一切的。对于我们来说，最可怕的时刻就是对柏林胡思乱想起来。
埃德蒙多现在准备尝试迫使中国人屈从施阿兰的要求，这样我们就能够放手行动，同时尽可能地同施阿兰达成谅解，避免他们给我们制造麻烦。
1897年2月20日
春天的气息突然走近了我们。空气清爽，天空晴美，让人止不住地想要外出郊游。但外面的街道散发出令人难以忍受的臭味，让人觉得最好还是待在家里。一旦天气转好，更给我们增添了仿佛被囚禁在监狱中的感觉。
今天德璀琳告诉我们，在中国人里正传播着一种流言，称俄国皇帝即将访问中国，这使得我们在印度的经历栩栩如生地重现在我的眼前。那儿的人们也是不着边际地幻想着俄国沙皇坐着大雪橇出现在地平线上。看来整个亚洲民众的头脑里都有这幅虚无缥缈的图画在作祟。可以确定的是，有一个俄国人来到了北京，向中国的皇帝转授圣安德雷亚勋章，但关于这个俄国人的身份中国人肯定是给予了太多的幻想。
我给基德伦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基德伦先生！我早就想给您写信，但中国给我的第一印象实在是太糟糕了，于是我总想给自己多一些时间观察，可能会有利于我对中国做出一个客观公允的评价，这才一直没有动笔。没曾想这些日子以来我对这个国家的观点越来越黯淡，仅有的几个亮点也没能迸发出我们所期望的光芒，因此我不想再浪费时间，先给您报个平安。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您大概会在两个月后收到这封信。
这个国家属于典型的闭关自守，它的国民们极其愚昧地生活在自我封闭的狭小空间里。虽然中国人也可以通过天津港的‘破冰船’或者通过多年来一直计划在南方建造的铁路而与地球上的其他国家保持接触和联系，但他们固执地拒绝与外界交往；尽管他们对外面世界的认知极为匮乏，却盲目自大地认为自己领先于世界其他任何民族，仇视一切外国人和改革，甚至必须借助强迫手段方能逼使他们接受铁路，好像这项先进的交通技术对于他们的国家没有任何裨益，而只是对外国列强做出的妥协和让步。
这座野蛮人的城市里生活条件之恶劣，您可能根本无法想象，因为即便是见过东方最丑陋最肮脏的村庄的人也无法想象得出北京究竟是怎样的一座城市。当一位刚刚度假归来的欧洲人再次回到北京，重新面对熟悉的散发异味的街道时，据说他曾经发过这样的感慨：‘我再次回到了这座大垃圾场！’我还从未见过对这座城市比这更为贴切的描述。
我们在这里的生活如同关在一所监狱里，整天只能待在公使馆内。我们在大街上耳闻目睹的都是极其野蛮的行为，扑入鼻中的气味不仅有损健康，而且令人非常恶心，所以我们不到迫不得已，从不轻易出门。
北京城内的几座公园不允许欧洲人入内，所有的名胜古迹也均不对我们开放；中国人只给我们开辟了一条攀登环绕北京城墙的通道，并且距离内城很远，正因为路途的遥远，事实上我们自己也把这条唯一的通道给堵死了。
欧洲人在这里饱受歧视和憎恨，即便是驻华公使也不例外。中国人在我们面前表现出一副拒人千里的样子，尽可能地避免与我们接触；因为他们中间没有人能够最基本地掌握一种欧洲语言，所以我们也无法与他们进行沟通，更不用提对他们施加影响。
我的丈夫对此深有体会，因为他有一种与生俱来讨人欢喜的天赋，无论在哪里都很有人缘，但偏偏在这里却是英雄毫无用武之地。中国人只能够理解美元和炮舰语言。此外，我们在中国仿佛面对着一堵高墙，所有欧洲的思想和观点撞击在这堵墙上，如同石沉大海，没有一点回响；不仅如此，中国人和欧洲人在观念上有着天壤之别，在他们中间飞跨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
无论此前中国人是怎样的一个民族，但他们今天简直就是一群脏兮兮的野蛮人，他们根本不需要什么欧洲的使节，但或许需要来自欧洲的新主人——而且是越早越好！俄国人和法国人早已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们不遗余力地从西伯利亚和东京向中国内陆推进。中国的整个北部已经成为了俄国的天下，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认为，如果现在我们为了阻止俄国进一步向（中国）北部推进而不抓紧向中国政府提出对厦门及其周边地区的要求，那将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中国）北部迟早有一天将会落入俄国人的手里。
俄国人和法国人都有疆土与中国接壤，从那里他们可以对中国施加威胁并提出种种要求，因此他们比我们拥有巨大的优势。每一次中国人对他们做出些许的冒犯或者不恭敬，他们立即把军舰从他们与中国仅一步之遥的军事基地开往中国。与他们相比，我们距离中国人实在是遥远得很。如果我们不愿意看到我们在东亚的地位跌落到与荷兰人或比利时人相仿的地步，那么我们就必须在中国争取获得一个海军基地，从那里我们进而还可以要求伸入中国的内陆铺设我们自己的铁路。但如果单凭公使馆的微薄之力，我们在中国不可能取得成功。
我们必须在巨大的中国宝盆里抢占一席之地，而俄国人和法国人已经先行占据了最好的位置。在我看来，狼吞虎咽的民族总是比拜伦笔下细细咀嚼的贵妇人在风采上要逊色很多。可是当我们在埃及旁观了英国人的鲸吞后，又在中国目睹了俄国人和法国人大口地咀嚼，我想是时候应当让我们也参与到其中了。
单单关于这种可能性的想法就足以促使我们来到这个可怕的国度。如果能够将这种可能变为现实，我们愿意承受这里所有的恐怖。当我们去年夏天从柏林动身前往中国时，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当时我们想，我们将要担负的使命一定非常迫切。如今我们虽然彻底了解了这项使命，但却缺少完成它的信念，因为我的丈夫渐渐得出一种印象，柏林那边关于在中国建立海军基地的想法一直停留在纸上谈兵，从未想到过要切切实实地去落实。
亲爱的冯·基德伦先生，在达姆城或者卡尔斯鲁厄，人们可能不需要有特定的目标和追求即可以愉快地生活，但在北京，只有当我们有意识地努力去完成一项实实在在的任务时，方才能够忘却每天都需要坚忍的无数个烦恼和困顿，心甘情愿地忍受这里的乏味生活。如果这项任务无法获得完成，那将令人再绝望不过。
与其他国家的使节相比，德国公使无疑面临更多的困难。法国人和俄国人互帮互助，患难与共；而我们在这里则完全被孤立，因为我们的朋友们已经完全忘却了我们曾经与他们携手走过的路途，可能有的人还有意识地混淆视听，刻意抹去中国人对那段历史的记忆。另一方面，我们对此也无动于衷。虽然意大利和奥地利都已经在中国设立了代表，但他们都是一些孩子气的翻译官，我们根本不可能指望这两个盟友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帮助，更不用说中国人甚至听都没听说过三国同盟。
只有借助俄国人的善意，我们才能够在这里有所作为，这也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因为我们在中国根本无力与他们竞争。尽管这里的俄国人是那么令人厌恶，他们派往中国的官员又是如此地蹩脚，但我们唯有通过他们方能有所斩获。今天在英国公使馆里还听到有人说：‘如今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们进军北京了。’
我常常问自己，为什么我们从可爱的开罗回国后却不得不面对仅有的两种选择：要么去可怕的丹吉尔，要么去糟糕的北京？我们在这里的所见所闻让人看不到一丁点希望，所以我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赶紧离开这里，而且是越早越好！如果现在日本（公使）的位子空闲出来，柏林又能够想起我们——这样的事情以前也有过，我们会很乐意地过去。我们在那儿会重新过上一个人应当拥有的正常生活，可以自由自在地行动，可以找欧洲医生看病，还可以把我们的孩子们带在身边。
我们经常向往地回忆起与您的全家在汉堡共同度过的那段美好时光。我很憎恨现在的命运，为什么不能够让我们去哥本哈根看望您？！
最后，我的丈夫让我捎去他对您的问候和情谊。
您的坦率诚挚的E。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