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波动是必然的
一个国家的改革如果想波澜不兴，几乎是天方夜谭。改革肯定会有“副产品”，这个“副产品”就是社会波动或社会振荡，只不过是波动或振荡有大小之分罢了。如果是改良性的、社会制度不变的改革，社会波动可能会比较小；倘若是社会转型式的改革，那么剧烈振荡就不可避免了。
在转型式改革过程中，政治经济的骤然转制，以及利益格局的巨大调整，会导致各种矛盾的加剧。整个社会很可能会如严复所说，在“新者未得，旧者己亡，怅怅若失”的情况下，出现某种不知所措甚至是休克的状态，从而造成社会秩序的一定失控和国民经济的衰退。
如俄罗斯在叶利钦时代的改革，造成经济下滑和国力衰退，直接殃及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从1989年至普京执政前，叶利钦政府断然施行激进的经济改革措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还没改，非公有制经济还没发展起来的情况下，贸然放开物价，付出的代价相当巨大。据俄罗斯1994年第2季度的统计数字显示，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同期下降17%，工业生产下降27.4%，年通货膨胀率达344.8%，……仅就工业生产一项来说，1994年上半年的产值仅为1991年同期的一半。这些数字所显示的情况相当严峻。伴随经济的衰退，越来越多的民众陷入贫困之中。据世界银行1998年末的一份报告显示，50%的俄罗斯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而10年前，这一人数大约只有2%。
不仅仅俄罗斯，在一段时间，整个前苏联及一些东欧国家或多或少地出现了经济倒退。有些国家的民生问题相当尖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欧洲和前苏联地区负责人安东·克鲁德林在他的报告序言中援引了世界银行公布的数字：1989年，前苏联阵营中有1400万人的生活费每人不足4美元，在共产党统治崩溃后的第一个5年里，这个人口数字达到了1.47亿左右。”在罗马尼亚，“自1997年到今经济连续3年负增长，现在人均收入每月不足100美元，生活水平降到1989年的一半，……据说现在2250万国民当中只有500万工人能正常上班，而退休工人却有600万，……调查结果显示：有69%的人回答，‘罗马尼亚正在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有83%的人对现实生活表示不满；有39%的人说‘买不起必需的生活用品’。”改革带来的阵痛之剧烈，远远超过了人们的预想。
二、激进改革与深刻改革不能等同
与激进改革相伴随的，往往是一些激进的改革举措，人们因此往往容易把激进改革等同于深刻变革。然而，事情并不完全是这样。戊戌变法是激进改革，但未能实现深刻变革。相反，日本明治维新是深刻变革，但不能视之为激进改革。前苏联叶利钦的改革既是激进改革，也是社会的深刻变革。
由于激进改革更可能带来社会的深刻变革，也就深受部分激进知识分子的欢迎。这一点在任何国家都一样。近些年，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制度演变及其后果，促使人们对社会变革的方式进行反省，它包括对激进改革的重新思考。人们不再如过去那样迷信激进改革，开始审慎的看待其利与弊。
俄罗斯改革是激进改革的一个极端。叶利钦试图使俄罗斯从搞了70年的苏式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在没有弄清楚市场经济是怎么回事的情况下，一步跨越到市场经济的乌托邦。若论社会变革的深度当然是够深刻的了，其代价却也是极其惨重的。诚然，对于俄罗斯这样有着丰富自然资源、厚实的经济基础和极高人口素质的国家来说，为赢得自由而暂时失去面包的情形终究会过去，俄罗斯许多知识分子和官员也仍然表示愿意为改革付出代价。不过，他们遭遇的困难显然比原来预计的要大得多。
相比较而言，那些没有像俄罗斯一般搞激进改革的东欧国家，社会变革的程度可能还要深刻的多。波兰、斯洛文尼亚、捷克和匈牙利的情况就比俄罗斯要好得多，因为它们“采取了一种谨慎的、逐渐私有化的政策。”由于各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这些国家没有如俄罗斯那样，以给全体公民发放私有化券的办法，把国有财产在形式上公平地均分掉，用近似儿童游戏的做法实现私有化和市场化，而是给了民营经济逐步发育生长的空间。因而，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得到控制，在经济持续稳定中实现了体制转型。
历史有太多的事例证明，社会的深刻变革不一定非要通过激进改革来实现。上世纪70～80年代，智利在皮诺切特将军的领导下，成为拉丁美洲少有的经济平稳走向市场化的国家。皮诺切特在1973年用武力将阿连德政府推翻，当时，智利的经济濒临崩溃，失业率之高史无前例。皮诺切特决心“将智利变成一个企业家的国度，而不是无产者的国度”。他一面实行军事独裁，一面采取了市场化的经济改革措施。
皮诺切特通过稳步的放松经济管制和私有化改革，创造了“智利奇迹”。皮诺切特起用“芝加哥小伙”，一群在芝加哥大学学习过的经济学家组成顾问班子，并接受了“货币主义”理论的创立者弗里德曼的经济理论，将其与当时智利的国情相结合。这些年轻人上台后，制定经济复兴计划，鼓励外来投资，对国有工业和银行进行私有化改革，大举外债，还推行自由经济政策，先后废除了最低工资，取消了工会权利，降低了部分税收，“智利奇迹”因此产生。从1984年以后，智利经济实现每年5%至7%的高速增长，一举超越周边邻国，在拉美一枝独秀，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皮诺切特统治的晚期，又处心积虑地为智利设计出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民主宪政体制，这套体制在他下台后得到了成功的实践。1989年，皮诺切特在告别政坛前夕发表国情咨文时，感慨而又骄傲地向世界宣布：我接手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而移交的则是一个具有坚实基础、旺盛未来的国家。
皮诺切特执政时，他的改革并没有引起世界关注，某种意义上说，是事后才被发现的。现在，智利已成为拉丁美洲最为发达、富有、稳定的国家之一。
三、操作不当走向革命
传统改革也好，当代改革也罢，处理不当都有可能导致革命的发生。封建时代的王朝，如果处于兴盛时期，政权机构自我调整能力较强，改革一般不会出现大乱子；若是已走向衰亡，政权机构腐败无能，失去了自我调整能力，改革弄不好会引起整个社会的震荡，振幅过大就会发生革命。
辛亥革命的发生似乎在清末新政推行的过程中就已经埋下了伏笔。其实，梁启超早在维新运动失败后，就开始意识到革命快要爆发了。他认为“抑压之政，行之既久，激力所发，遂生大动，全国志士，必将有美利坚独立之事，有法兰西、西班牙革命之举”。因此，公开倡言革命，“今日之中国，又积数千年之沉疴，合四百兆之痼疾，盘踞膏肓，命在旦夕者也。非去其病，则一切调摄、滋补之术，皆无所用。故破坏之药，遂成为今日第一要件，遂成为今日第一美德。”
接下来，辛亥革命就被清末新政所孵化了。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来说，新政的确是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不过对于清王朝本身来说，新政则又起了助推解体的作用。
清王朝是在经历了1900年“庚子巨变”大流血之后，才在内外交迫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地开始“新政”。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弊病丛生的清王朝更加病魔缠身。举办新政需要大量的经费支持，这对于背负着巨额赔款和外债的清王朝来说，实在是捉襟见肘，难以为继。“近年以来，民力已极凋敝，加以各省摊派赔款，益复不支，剜肉补疮，生计日蹙，……闻各省督抚，因举办地方要政，又复多方筹款，几同竭泽而渔。”现代因素尚未在社会躯体上生长成熟，而清王朝的解体却开始以糜烂的方式进行。1910年8月5日出版的《国风报》所刊《论莱阳民变事》称：“我国今日之新政，固速乱之导火线也。十年以来，我国朝野上下莫不奋袂攘臂，嚣然举行新政。兴学堂也，办实业也，治警察也，行征兵也，兼营并举，日不暇给。然而多举一新政，即多增一乱端，事变益以纷絮，国势益以抢攘。夫我国今日所谋之新政，固行之东西文明诸国，致治安而著大效也；然移用于我国，则反以速亡而召乱。”此时，清王朝将“新政”局限于“行政”方面的改革，已纯属隔靴搔痒。社会各界开始提出“立宪”的要求，地方士绅和商界首领对“开国会”的要求更加迫切。但无论地方士绅如何一次又一次请愿，“开国会”的呼声越来越响，一浪高过一浪，清政府就是毫不妥协，不愿让出点滴权力，拒不立宪，反而建立一个垄断权力的“皇族内阁”。结果，使作为其统治基础的士绅阶层与其迅速疏远，最终弃它而去。就在1911年秋，革命迫在眉睫，“造反”的导火索已冒烟的时候，清王朝在成都对和平请愿“保路”的民众仍进行了严厉的镇压，屠杀数十人。这一切，都使辛亥革命的爆发成为必然。
这一切，印证了研究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美国学者亨廷顿的名言：“现代性带来稳定，现代化引起动乱。”发展中国家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时期，是一个克服社会动荡和防止政治衰朽的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传统因素的瓦解和现代因素的生成速度往往不能同步。由此会带来社会整合的一系列危机，从而需要有一个高效能而强有力的政府来承担推动现代化的重任。而政府要成为现代化的推动者，又必须首先推动自身的改革。面对这一难题，很少有国家能够破解。清政府正是由于不但没有及时推动自身的改革，反而因满族亲贵的专权和官吏的腐败而愈改愈糟糕，这又导致了新兴社会力量和广大民众更强烈的不满，革命的熊熊大火就此点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