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1.1 世界经济的变化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算起，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全球政治、科技和经济领域均集中出现了根本性变化。时间集中意味着这些变化同步进行，这些变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潮流的形成。经济全球化潮流改变了企业经营环境和竞争规则。面对迅速形成的全球市场和迅速发展的全球化潮流，跨国公司原有的发展战略、管理结构以及经营理念均要面临严峻挑战。
世界经济的发展，为对外直接投资设定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背景，也给各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可能的机遇张二震，马野青，方勇。贸易投资一体化与中国的战略。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07～311.
首先，在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迅猛发展的冲击下，当今世界经济正进行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就发展中国家而言，南亚、中东、南部非洲和拉美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速度很快，部分领域呈现出跳跃性发展的势头，为了参与国际分工，不少国家允许外国公司通过收购或参股方式投资基础电信、油气田开发等敏感行业，这为相关产业的国际转移提供了广泛的市场空间。
其次，世界投资自由化步伐的加快，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国际环境。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世界投资报告，2007年贸发会议确认的近100项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潜在影响的政策变化中，有74项旨在使东道国的环境更加有利于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制定者正在继续努力，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
最后，加入世贸组织为各国企业加快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动力。一方面，加入世贸组织可以享受到世贸组织提供的良好外部环境，世贸组织成员方需要按有关协议向各国的产品、服务和投资更大程度地开放市场、给予非歧视待遇；另一方面，国内竞争的日趋激烈将促使国内企业避免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正面交锋，到国外寻找更有利的获利机会。同时，出口激增导致的贸易摩擦加剧，也使各国选择对外直接投资作为规避贸易摩擦回避风险的有效方式。
2.3.1.2 国家的现代工业化状况
各国经济开放战略是在国内工业化进程的背景下，在工业化思想的指导下形成的。人类社会发展在经历了狩猎经济、农业经济之后，于近代进入工业经济阶段。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工业化进程呈现出两大重要发展趋向。一是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和信息化时代，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得到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服装、食品等）、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产业日益衰落，有的沦为夕阳产业，不少企业转移到国外，特别是一些一般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地区）转移。二是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以发展中国家（地区）为主体的现代工业化进程，这是第二轮世界工业化进程或迟到的世界工业化进程。黄范章。从世界的视野看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工业经济，2003（6）：50～54这些国家（地区）过去长期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战后获得政治独立，才从60年代起纷纷自主推进工业化。例如，在70年代崛起的亚洲“四小龙”，被世人称之为“新兴工业化经济体”（NIEs），随后东盟和中国也从80年代靠加速工业化而实现经济“起飞”。值得强调的是，东亚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工业化进程，是跟一些发达国家向这个地区进行产业转移（主要是制造业）相结合的，一些日益失去优势的制造业先从美国和日本转移到亚洲“四小龙”，再从亚洲“四小龙”转移到东盟和中国。20世纪60～70年代进行纺织、服装等产业的转移，80年代进行家用电器、化学工业的转移；自90年代起，日本对东亚投资的增势有所减缓，而美国对东亚的投资增加较快，特别是在该地区发展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的零部件或组装的加工制品。而发展中国家（地区）的自主的工业化进程跟发达地区制造业的产业转移相结合，才有可能在东亚等发展中地区建造出地区性或世界性的制造业基地（中心）来。
采取什么办法增加工业化所需的生产要素并使之有效地协同发挥作用，世界各个国家根据自己不同的国情选择了不尽相同的工业化模式。但无论采取哪种工业化模式，其发展国家现代工业化的目的都是要顺应世界工业化发展的趋势，承接国际产业结构调整，融入世界产业链条，并积极进行本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优化配置，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高度与综合要素的比较中选择主导产业。同时，从各国工业化发展模式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地区主导产业的选择与发展已经不再局限于本地区，而是从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以及经济全球化的高度来选择主导产业、发展主导产业；已经不是仅仅局限于自然资源和条件来选择和发展主导产业，而是从技术、信息、资金、知识、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综合比较中选择和发展主导产业，已经充分认识到知识、技术和信息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因此，国家现代工业化经济的发展水平，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本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水平，要求企业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要起到促进国内经济形态、产业结构升级的能动作用，为对外直接投资确定了发展方向并提出了更高的目标。
2.3.1.3 政府的角色定位
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经营是企业行为，企业是主体，但企业的境外投资战略又是政府倡导的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一部分，体现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强国思想。政府如何定位、如何发挥政府的作用、如何运用外交资源开展经济外交，已成为影响对外直接投资这项国家战略实施的重要因素。
大多数有关FDI国家政策的研究，通常是集中在FDI流入政策体系的探讨，而较少涉及母国的FDI流出政策的研究。导致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迄今为止，FDI流出主要是通过发达国家具有垄断优势的大型跨国公司来实现的，FDI主体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因而这类经济主体的境外活动从理论上看并不依赖于母国的政策干预。但事实却恰恰相反。以母国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FDI流出政策规制，一直是发达国家政府干预资本跨国流动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政府干预的必要性首先来自于跨国直接投资的特殊属性——“跨国性”。
一个纯粹的国内公司资源配置和价值增值的全过程都是在其所属国内部完成的。而跨国公司则使其资本增值转变为一种跨越国界的行为，资源配置涉及母国、东道国乃至第三国的多维经济空间。跨国投资使得厂商的经济行为有可能游离于母国政府的监控，其结果是使国家主权受到某种程度的侵蚀。
第二，政府干预的必要性，还来自于国家政策目标实现的需要。
跨国公司会对东道国政策目标产生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跨国投资同样会对母国经济目标的实现产生负面效应。厂商的境外投资活动，在摆脱政府控制的情况下，将可能导致国内产业的“空心化”，同时引起大量失业，使国家产业结构政策失去可靠的保障，也使充分就业的国家宏观经济目标无法顺利实现；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大多是规模较大和具有技术创新能力的大型企业，这部分投资是携带着技术出境的，因此如何防止“技术外溢”也是国家政策的调控目标之一；另外，过度的对外直接投资，不能不影响母国GDP增长率目标的实现。
第三，政府干预可以防止FDI出现资本外逃等扭曲行为，是保障FDI健康稳步发展的需要。
资本外逃是一种“套利”型的投机行为，也是对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活动的摇动，因此加强对FDI的监控，是规范投资者行为的必要措施。
传统的国际分工条件下，各国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具有十分重要的决定作用，国际分工格局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的自然结果；而当代世界经济条件下，国际分工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绕开了传统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约束，“制度性”推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家政策的调整将直接影响到厂商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位置、边界和作用。因此，政府有关职能部门要从战略的高度来对待企业的投资行为，从国家利益目标出发，依据市场经济规则，通过法规、政策等对企业的行为加以引导、协调、监督、管理和扶持，使企业的跨国投资活动能够顺利、稳定、协调发展。进而，伴随着企业市场空间的扩大和厂商交易活动领域的拓宽，政府干预的活动也将不断扩大其范围并注入新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