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自己的独立性，可说是人类具有的神圣需求，是不愿当别人橡皮图章的尊严表现。随波逐流虽可一时得到某种情绪上的满足，却也时时会干扰你心灵的平静。
坚持一项并不获人支持的原则，或不随便迁就一项普遍为人支持的原则，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当一个不随波逐流的人，并愿意在受攻击的时候坚持信念到底，的确需要极大勇气。
有一次，我参加某个社交聚会，话题正转入最近发生的某个议题。当时，在场的人均赞成某个观点，只有一个女士表示异议。她先是客气地不表示意见，后来因为有人单刀直入地问她的看法，她才微笑道：“我本来希望你们不要问我，因为我是与各位站在不同的一边，而这又是一个愉快的社交聚会。但既然你们问了我，我就把自己的看法说出来。”接着，她便把看法简要地说明一下，立即遭到大家的围攻。只见她坚定不移地固守自己的立场，毫不让步。结果，她虽然没有说服别人同意她的看法，却赢得大家的尊重。因为她坚守自己的信仰，没有做别人思想的应声虫。
在不久之前，美国人还必须靠个人的决断以求取生存。那些驾着驿马车向西部开发的拓荒者，碰到事情的时候并没有机会找专家来帮忙解决困难。无论是任何危机或紧急状况，他们只有依靠自己。生病的时候，没有医师，他们便依靠常识或家庭秘方；印第安人来攻击的时候，没有警察，他们便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机智；要想安顿家庭，那时还没有什么建筑公司，完全得靠自己的双手；想要食物，更是得靠自己去耕种或猎捕。这些人，每次碰到生活上的任何问题，都得立刻下判断、做决定。事实上，他们也一直做得很好。
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专家的时代。由于我们已十分习惯于依赖这些专家权威性的看法，因此便逐渐丧失对自己的信心，以致不能对许多事情提出意见或坚持信念。这些专家会这么轻易取代我们的地位，是因为我们让他们这么做。
我们现今的教育趋势，是针对一种既定的性格模式来设计，因此这种教育方式很难训练出什么领导人才。由于大部分的人都是跟从者，不是领导者，所以我们虽然很需要领袖人才的训练，但同时也很需要训练一般人如何有意识、有智慧地去遵从领导。如此，才不会像被送上屠宰场的牛群一样，盲目地跟着走。
根据教育家华德·巴比的说法，我们的孩童是依照国家所需要的人格特性来施予训练，因此都养成了如下的特性——能社交、平易近人、能随时调整自己以适应群体生活等——没有什么小孩可以例外。畏缩性格被认为是不能适应环境的表现，每个小孩都必须参与游戏，都轮流当领导人；每个小孩都必须针对每个题目发表意见，都必须讨别人的欢喜。
但是，假如要使这些国家未来的主人翁，都能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下愉快地接受训练，我们必须让那些有独立个性的小孩也有独立的空间。如果小孩喜欢阅读，不喜欢玩棒球；或是喜欢音乐，而不喜欢踢足球，都应该允许他们能照自己的意思去做，而不应把他们看成是与群体格格不入的人。
在一般公立学校，那些胆敢提高声音，为自己子女的教育方式提出看法和意见的父母亲，的确需要勇气。因为通常别人会告诉他们，最好把这些教育上的问题留给那些具有资格的专家去处理。但是，我认识一位住在城郊的年轻人，便勇敢地站出来为自己儿女的教育方式讲话。他是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并对自己的信念极具信心。他不断提出问题，而且独自与一般公众意见奋战。一年之后，有不少人受他的影响，选他出来当社区教育委员会的委员。
如今，不但他自己的子女蒙受其益，更有数百名学子因他所提出的意见而连带受到好处。
有许多小儿科医师告诉我们要如何喂养、抚育和照顾子女，也有许多幼儿心理学家也告诉我们该如何教导子女；做生意的时候，有许多专家告诉我们要如何使生意成交；在政治上，我们投票很少是出于个人的选择，大部分是跟从某些特定团体的意见；甚至我们的私生活，也常常受某些专家意见的影响。这些专家观察、制作图表，然后把意见销售给大众，让大众去消化、吸收，并奉之为救世的福音。
大部分人（无论是男是女），都没有想到自己其实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专家——在他们自己本身、家庭或事业的世界里，他们做某些事，只不过是因为某些“专家”这么说，或因为那是一种流行，跟着做也可以凑个热闹。
爱德加·莫尔常常用所谓的“群体状况”来警告我们——他认为这种东西会扼杀人类个体的珍贵价值。
“这种扼杀，正如同令人痛恨的纳粹政权一样。”莫勒在《周末文艺评论》中写道，“它鼓舞了人性中的残暴和专制成分，这正与美国社会的理想背道而驰。
美国的立国精神不仅在维护国家的独立，并且要使人民在国家中受到尊重。假如，美国人因受威胁、贿赂，或被教育成不具独立人格的族群，则就难怪他们也会群集起来反对政府了。”
莫尔最后在文章中做了如下结论：“虽然人类还无法达到天使的境界，但这也并不是他们必须变成蚂蚁的理由。”
不可否认的，我们今日最难要求自己达到的诫命便是：“保持自己的真面目。”在这充满了大众产品、大众传播及装配线教育的当今社会，了解自己很难，要维持自己的本来面目更难。譬如，我们便常以一个人所属的团体或阶层来区分他们的属性，如“他是工会的人”、“她是上班的已婚妇女”、“他是自由派”、“他是反动分子”等等。几乎我们每个人都贴有标签，也毫不留情地为别人贴上标签，这很像是小孩玩的“官兵捉强盗”的游戏。
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哈洛·达斯，对顺应群体与否的问题十分关切。他在1955年的学生毕业典礼上，以《成为独立个体的重要性》的题目发表演说，指出：
“无论你受到的压力有多大，使你不得不改变自己去顺应环境，但只要你是个具有独立个性气质的人，便会发现，不管你如何尽力想用理性的方法向环境投降，你仍会失去自己所拥有的最珍贵的资本——自尊。想要维护自己的独立性，可说是人类具有的神圣需求，是不愿当别人橡皮图章的尊严表现。随波逐流虽可一时得到某种情绪上的满足，却也时时会干扰你心灵的平静。
达斯校长最后做了一个很深刻的结论。他指出：“人们只有在找到自我的时候，才会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到这个世界上来、要做些什么事、以后又要到什么地方去等这类问题。”
澳大利亚驻美大使波西·史班德爵士，在1955年6月受任为纽约联合大学的名誉校长时，也发表了如下演讲：
“生命对我们的意义，是要把我们所具有的各种才能发挥出来。我们对自己的国家、社会、家庭，都负有责任。这是我们来到这世上的理由，也能使我们活得更有用处。如果我们不去履行这些义务，社会便不会有秩序，我们的天赋和独立性也不能发挥——我们有权利、也应有一个神圣的机会去培养自己的独特性，并借以追求自己、家人、朋友，甚至全人类的快乐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