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伟能在六一儿童节逝去，不知道他会怎么想。同学说今年是最冷的夏天，不知道他怎么想。
我们家，一般过年的时候才会去探望他一次。他是退休干部，退休工资非常高。所以，在早几年，还能收红包的时候，去三明探望他在心里实际上等同于可以收到一张面额最高的纸币，虽然那些纸币最后还是要上交。进门之前，父亲总要叮嘱一些“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之类的祝语，可是他对这些好像不是看得很重，我们紧张地在心里准备练习很久的表演，他总是在埋怨父亲又带些他叮嘱了不用带的土特产。他对能和我们聊上一两句更高兴。其实，他在我记忆中是一个很威严的人，话语似乎多不容置辩，可能和他很好的记忆力有关，父亲则更多是处在一个商榷与附和的位置上。他老是咳嗽，时好时坏，后来我才从他们的谈话中知道，是早年被抓到横滨港干苦力的时候，被日本人淹过水，肺弄坏了。就座之后，他就拿来糖果盘子，通常是一个铁饼干盒。有一次，他用力掀开铁盒的细节，被我捕捉到，我发现他的手指依然很修长、光滑，不像经常拿枪的手。他当然是任我们挑选爱吃的糖果。他有时就哂笑一下，用手指着并用浓重的山东口音说“这个更好吃”。我们也不敢忤逆，虽他多指的是一些外国糖果（他并不是一个愚昧落后的人），但我们仍旧爱吃大白兔和一些国产饼干之类，还是得当着他的面拿些外国糖果，不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而后，他就静静地坐在靠窗下的藤椅里，听余人说话，偶尔插一句，或者，戴起老花镜，看一些好像是很久前的报纸，但凑近一看，也就这两周的，是健康报和日报，细心才发现，他居然还在日报的电视节目预告那些密密麻麻又有规律的栏目里做记号，我又一看，才发现，是他给他孙子阿祥爱看的节目做的记号……
他妻子还在的时候，经常坐在靠门的藤椅那，听大家说话，其实她晚年已经基本失聪了。约莫记着，他妻子是福州人，年轻时爱吃糖和苹果，晚年虽然瘦，仍旧得了糖尿病。一次，我想拿靠门桌上的一个苹果。她抬起头，笑着看着我，牙齿残缺不全，含糊地说了句什么，看我一脸迷惑又吃力地说了一遍，“……这个糖多……少吃……”，说到“少”字的时候还摆了摆手，瘦瘦的手腕上似乎露出了一个手镯，温暖。我从记事起，就觉得她年轻时定是个美人。但从来没有在里屋找到过她年轻时的照片。她总是坐一坐，看着大家说话。然后，就突然消失了。也没有出现在饭桌上……我20岁那年，她先走了……我好像没有和她说过除了“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之外的话……她只是静静地看着大家说话。
他家的电视机是彩色的，但是很老的款式。家具也是老式的。我只记得一个藤箱，被磨砺得光滑的面，可以照出流淌过的时光。
吃饭时，他总是要等我们都上座之后，才放下报纸坐上来。满桌的菜，他吃得不多，他不喝酒，可能是因为身体的关系，不过看得出他爱喝。他总是要告诉我们，哪些菜好吃，要多吃，不厌其烦。他自己吃的多是稀饭。我们推杯换盏时，他又一个人坐回藤椅，开始喝茶。待我们也吃完，他就招呼我们喝茶，他很爱烧水，不需要晚辈们奉茶。之后，大约也就是告别时刻，他起身，高大的身躯，仍旧挺拔，他到里屋，和他妻子一同出来，一人一个红包，印象中也没有什么做作或者叮嘱。然后就是告别了，他的子嗣们围送到门口，独他一人仍旧坐在藤椅里，静静地。
有记忆以来的近20年，他总是那套灰色的中山装，戴着一顶毡的上海帽，里头一件有些泛黄的白衬衫，再里头是秋衣。偶尔一两次，没戴帽子，露出灰白的头发，尤其显得眉毛的黑郁，牙齿的洁白。
后来，面额最高的纸币换成红色的了，他的红包里仍旧包着一张。所幸我们都大了，虽不能赚钱，但至少懂得，老人家的心意。妻子死后，他身体似乎就不好了。父亲说七十三，八十四，是槛……不知道他怎么想。
下午，父亲来电。父亲基本不来电，除非涉及生活费。说他走了。我只能“哦”了几声。我不知道他怎么想。
他是我父亲的叔叔，我爷爷的弟弟，我父亲从小就让我叫他二爷爷，我爷爷在我周岁的时候死在老家山东。我有时候，会想他，不知道他怎么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