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的枪声一停，湖北省立即成立军政府，推倒了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牌。短短两个月内，湖南、广东等15个省纷纷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赵尔丰犹如困兽，被困在成都城中，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尽管成都城内由藩司尹良牵头设立了“筹防处”，将全城分作四个防区严加管理，严禁散布谣言，蛊惑人心，缉拿形迹可疑及私带军械人员，并到处张贴布告，安抚民心，社会秩序略有好转，但让赵尔丰伤神的是，各地纷至沓来的同志军将成都团团包围，形成了一个铁桶阵。他下令逮捕的蒲殿俊、罗纶等九位立宪派首领，此刻成了心头之患，各方面要求释放的呼声日益强烈，如果继续关押，赵尔丰势必成众矢之的；如果立即释放呢，不仅脸面上过不去，而且那无异于放虎归山，会酿成什么样的后果，还真不好说。
加之此时各种消息不断传来，端方在资阳被杀头，重庆成立了蜀军政府，川东南各州县响应武昌起义，也纷纷宣布独立，而北京方面的信息又堵塞不通，清皇室的情况一时不明朗。在此种艰苦至极的情形下，赵尔丰迫于各方面的压力，释放了蒲殿俊、罗纶等九人，并提出了《宣布四川自治方案》，将民政暂交蒲殿俊，军事交朱庆澜。
在赵尔丰的这一转换过程中，有多人从中斡旋，如周善培、吴璧华、邵从恩、陈子立等。他们行走于赵尔丰与四川绅商之间，调和关系，化解矛盾，起了重要作用。这里择要讲述其中几位说客的事迹。
赵尔丰危难之时，也曾说客盈门，其中之一，是赵尔丰最为信赖的总督府参谋长吴璧华。此人字钟熔，浙江永嘉人，生于1877年，25岁时以清秀才身份被派赴日本官费留学，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从当时的照片看，其人容貌清秀，两目炯炯有神，精光逼人。归国后，被当时的川督赵尔巽看中，聘请督练四川新军，先后担任兵备、参谋、教练等处总办，并主持讲武堂等军事学堂，为四川造就了不少军事人才。
从他后来的种种迹象来看，吴璧华归国后立场渐渐转向了立宪派。保路事起，赵尔丰由消极应对转为积极剿办，吴璧华竭力劝阻上司赵尔丰不可大开杀戒，力主释放蒲殿俊、罗纶等九人，并以种种理由拒绝调动新军镇压保路同志军。武昌起义爆发后，吴璧华一连六天来到总督府，恳切劝说赵尔丰顺从民意，释放蒲、罗等人。赵尔丰思前想后，考虑再三，终于同意并先后释放了蒲、罗等九名立宪派首领。
赵尔丰被杀后，吴璧华携妻带子回到故乡浙江，先后被聘为参议、高级参谋、台州镇守使署参谋长等职，后因目睹军阀混乱，哀鸿遍野，政客翻云覆雨，党同伐异，深感痛心，遂退出军政界，归入佛门，从此长斋茹素，晨昏诵经。
另一个说客是邵从恩（1971～1949），字明叔，四川青神人。此人出身于耕读世家，早年考中二甲进士，授知县派山东烟台，他坚辞不就，请派赴日本学习政法，寻求法治救国之路。学成归国后，清廷授以法部主事，时赵尔巽督川，奏请调邵回川襄赞新政，接任绅班法政学堂校长。
1911年春，邵从恩奉命赴日本、朝鲜及中国东北考察，回到北京时，正值保路事起，赵尔丰制造了成都血案，局势极其严峻。邵从恩心急如焚，连夜兼程回川，旅途中至宜昌、重庆，数次往见端方，力陈蒲、罗等人应及早释放，不然事态将更加不可收拾。端方也十分赞同邵从恩的意见。得到端方的首肯后，邵从恩迅速赶往成都，与总督府参谋长吴璧华联手，相机说服赵尔丰。
经过六天的说服，赵尔丰终于松口，答应释放蒲、罗等九人，并自行引退，准备将军事交给部属朱庆澜，民政暂由邵从恩代理。邵从恩说：“如今国体已改共和，民政应以川省民间选举的咨议局议长担任。”赵尔丰踌躇再三，欲援引鄂省之例，由朱庆澜任正都督，蒲殿俊任副都督。邵从恩苦笑道：“这个提案，川人恐怕不会答应。”邵说，文人当正都督未尝不可，湖南都督谭延闿也是文人，不是照样当得好好的？听罢这一番话后，赵尔丰半天没吭声，终于将四川总督的关防印信交出来。邵从恩接过印信，转交给咨议局议长蒲殿俊，清政府在四川的政权，遂告覆灭。由于这段佳话，邵从恩被世人称作“和平老人”。
还有一个说客是陈子立，字崇基，四川大竹人，四川绅班法政学堂教员，早年曾留学日本学习法政，与蒲殿俊等立宪派学生关系友善。周善培在《陈子立传》中云：赵尔丰授受印信时，尚掌控有兵二万余，金六百万，并非轻易可夺，即使用武力强夺过来，四川人也将血流成河，尸骨成山。赵素有“屠夫”之称，没有切中情理、委曲悱恻之言说，不可能将赵说动。其时官绅隐若敌国，此处谅解，彼处必生疑，没有排除万难之诚，极难将双方的矛盾化解调和。当万难时，子立常常绕室而思，寝食无味。
在《辛亥四川争路亲历记》中，周善培详细地讲述了赵尔丰授印前后的过程，其中充满了怀疑、猜忌的犹豫不决。吴璧华去总督府劝说，赵尔丰坐在太师椅上倾听，安静得像个孩子，等吴璧华停顿下来，赵尔丰说道：“官我是做伤心了，现在朝廷既然不管四川了，我也不想再做恶人。可是……一旦交了兵权，四川人不能谅解我，谁来保护我呢？”吴璧华回答道：“这自然要定下一个妥善的办法来才好，不但为大帅，也为四川，绝不能下成一盘烂棋。”接下来吴璧华、邵从恩、陈子立、周善培等人多次商议，又与立宪派方面取得联系，倾听四川绅商们的意见，最后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几方面都能接受的交权方案。
赵尔丰授印时，有几句话说得很动人，他说：“我以前对不起四川人，今天又要对不起朝廷。四川被我弄坏了，只盼望你们赶快替我补救。”邵从恩回答说：“我们都是一班年轻人，在政治上毫无经验，以后还求大帅随时指示。”刀光剑影消解于无形中，政权的交接如果说能够这样进行，应当是中国人的福气。然而遗憾的是，历史的进程却并非如此。
经过多方反复协商，1911年11月22日，在成都寰通银行举行了官绅会议，出席会议的官方代表有布政使尹良、提学使刘嘉琛、提法使龙愚溪、盐运使杨嘉绅、巡警道于宗潼、劝业道胡嗣芬、陆军统制朱庆澜、兵备道总办吴璧华等；绅方代表蒲殿俊、罗纶、张澜、邓孝可、叶秉诚、王铭新、江三乘、彭兰村、颜楷、邵从恩、陈子立等。双方达成协议，签定了《四川独立条约》，共计30条，其中赵尔丰提出了19条，立宪派提出了11条。
12天军政府
1911年11月27日，成都皇城成立了大汉四川军政府，蒲殿俊任都督，掌管民政大权；朱庆澜任副都督，掌管军权。军政府成立那天，成都大街小巷遍插白旗，旗帜上大书一个“汉”字，围绕着18颗星，代表汉族人居住的18个省份。大汉四川军政府是一个立宪派与旧军官组成的联合政府，按照《四川独立条约》，赵尔丰仍居住总督府，对新成立的军政府有“援助指导”之责任。
作家李劼人在《大波》中，对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时的场面有生动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