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人文离川后，四川总督一职暂时空缺，盛宣怀、端方联名致电赵尔丰，催促他“速赴川任，镇抚群情”。从川藏边地传来消息，说赵尔丰即将启程，不久即可到省城。消息传到成都，保路同志会一干人紧急开会，聚在一起商议对策。
蒲殿俊说：“好不容易遇到个好官，做通了王人文的工作，如今保路运动正开展到节骨眼上，王护督调走，又来了个不好说话的赵尔丰，这却如何是好？”顺着蒲殿俊的话题，在场的人各抒己见，有的说坚持抵制，给他个下马威；有的认为此法不妥，应该先礼后兵；有的建议派人去迎接赵尔丰，以博得其好感，有利于将来的工作。
经过一番商议，决定派邓孝可、叶秉成赴新津县迎接赵尔丰。又担心邓、叶二人没在官场任职，人微言轻，分量不够，由铁路公司总理曾培出面，邀请提法司周善培一同前往，便于从中周旋。周善培推辞道：“我已不管路事，再说臬司出省必需具奏，我是不能自由出省的。”只好通过咨议局蒲殿俊等人在上层疏通关节，周善培拿到了准许出省的批文，这才跟随邓孝可、叶秉成一同到了新津县。
原以为新津是西康至成都的必经之地，赵尔丰必定会至此停留，谁知提前一天到达，次日等了一整天，未见到赵尔丰的影子。再往前一站是邛州，匆匆赶到，又等了一天，还是不见赵大帅的踪影。向地方官打探消息，却是一问三不知，说根本就没听说过有这回事。周善培一行数人意兴索然，眼看再等下去也是白搭，只好收拾行装回到了成都。
回成都后才弄清了事情的原委：按原定计划，新任总督大人应当乘八人抬的绿呢大轿，前面鸣锣开道，后随大队侍卫，沿途县官和百姓叩拜接送，走邛州、新津这条线到成都，可是赵大帅生性俭朴，不愿扰民，坚持要走另一条线路，骑马上省。相传，赵尔丰在雅州府驻扎了几天，秘密会见了前来迎接的川省藩司尹良等人。
自从锡良当年送赵去川藏边地，一干就是6年，平心而论，赵大帅治边有功，架钢桥、辟道路、灵运转、通邮驿、办学堂、开垦殖、免乌拉、兴商务……举凡种种，功绩卓著。仅改土归流一项，“收归边地东西三千余里，南北四千余里，设治者三十余区，而西康建省之规模初具。”深受清廷好评。有部奇书《艽野尘梦》，“湘西王”陈渠珍著，讲述其戍边的传奇经历和爱情故事，书中有段文字写到赵尔丰的戎马生涯，非常生动传神：“……有指最后一乘马者，衣得胜褂，系紫战裙即赵尔丰。既过桥，全军敬礼，尔尔飞驰而过，略不瞻顾。谛视之，状貌与曩在成都时迴殊。盖尔丰署川督时，须发间白，视之仅五十许人也，今则霜雪盈头，须发皆白矣。官兵守候久，朔风凛冽，犹战栗不可支，尔丰年已七旬，戎装坐马上，寒风吹衣，肌肉毕见，略无缩瑟之状。潞国精神，恐无此矍铄也。”
1911年，赵尔丰年满66岁，依然精神矍烁，炯炯有神，满头威武的银发，像头银白色的狮子。在雅州府，他冷静地听取藩司尹良的汇报。尹良说，四川省的绅士已不像从前，自成立咨议局以来，绅商们都不听话了，稍有意见不合，他们便要争论。大帅接任后，倒要好生对付才是。赵尔丰冷笑一声，踌躇满志地说道：“这都是王人文懦弱，把这些人给惯坏了，从前我护理川督时，他们倒还蛮文静，不信短短几年工夫，这些人就变了个样。四川人的脾气是服硬不服软，古时候诸葛亮从严治蜀，人人说他好；刘璋治蜀宽大，个个骂他昏庸……”
这番密谈，是赵尔丰对成都情况的一次摸底调查。辛亥年闰六月初八，公元1911年8月2日，赵尔丰终于抵达了成都。当天，全城文武官员齐集在武侯祠，迎候新总督到任。一场简单的欢迎仪式后，官员们簇拥着赵尔丰，威风凛凛地到了总督府，然后是正式接印，由戈什哈把要传见的人依着官阶品级，排成次序，拿着手本引到大花厅。三揖之后，各自应酬几句，端茶送客，一天的时间就这么过去了。
“消防队长”紧急出动
“铁路国有”上谕颁行后，在湖南、广东、湖北、四川等省迅速爆发了抗议浪潮，引发了清政府的全面危机。仅仅过了10天，1911年5月18日，清廷紧急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然而，20世纪初的中国铁路好像是一条带有咒语的绞索，谁碰谁倒霉，因为这个任命，端方在晚清的暮色苍凉中走向了断头台。
端方（1861～1911），字午桥，号陶斋，满族正白旗人。当年有官场谚语云：“京城旗下三才子，大荣小那端老四。”大荣指荣庆，小那指那桐，端老四指端方。这三位才子不仅有学问，擅诗文歌赋，好金石书画，而且思想行为新潮时尚，与那些满清顽固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尤其端方，一生历仕南北，总督一方，在晚清政坛显赫威风，许多大事件中都担当了重要角色，连帝师翁同龢也赞许他“读书多”，“勤学可嘉”。
端方在官场上一路升迁，两年前却栽了个跟头。事情的起因小得像颗芝麻，端方当时任直隶总督，一等一的封疆大臣，仅因为在给慈禧太后举行葬礼时，他安排手下士兵砍了几棵树，拍了几张照片，骑马冲撞了神道，便遭致贬职丢官，可见官场之处处凶险。表层现象背后隐藏的真相是：他与袁世凯的关系走得太近，是袁的儿女亲家，而偏偏袁世凯是摄政王载沣的宿敌，端方得罪载沣于无形。不仅如此，端方得罪的人还有杨崇伊、铁良，他从直隶总督位置上被扳下台，就与这两人有直接关系。
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不多说了，端方下台后赋闲在家，本来相安无事，不料命运乖舛，碰到了那条倒霉的铁路。
启用端方任铁路大臣，是他的好友那桐首先倡议的。据当时的《申报》消息透露：铁路国有政策出台后，引起了南方多省民众公愤，风潮初起，几乎酿为不可收拾之局。总理大臣奕劻见此事不易处理，召来那桐秘密商议，那桐请启用端方督办铁路，理由是，端方曾任湘、鄂两省督抚，与两省官民甚有感情，若令其前往，善为劝导，必能消弭患无形。事实证明那桐的说法并没有错，湘鄂两省对于端方出任铁路大臣确实传达了友好的热情，湘鄂铁路协会发电致京往贺，表示了欢迎的态度。
据《北华捷报》1911年5月27日的一篇文章说，端方本来就不赞成铁路国有，他对自己被任命为铁路大臣也不甚乐意，认为此事棘手，曾缮写奏折推托，请另派大员前往。端方还对盛宣怀进行过劝说，要求朝廷废止铁路国有政策，以免刺激粤、湘、鄂、川等各省众怒，而引发全面骚乱。可是清廷并不理会他的意见，只命令他勤谨履行职责。
既然上折请辞不被允准，端方便采取拖延出京的办法进行软抗。学者张海林在《端方与清末新政》一书中分析：端方一方面对盛宣怀进行最后规劝，试图逆转铁路国有政策，另一方面不断地上奏朝廷，提出更多上任视事的前提条件，同时在京城会见湘、鄂赴京绅商代表和物色铁路工程师人选，做出准备南下的姿态。端方还向内阁提出了三个条件：一不负责劝解抗路风潮；二不受邮传部节制；三是遇有外交纠纷请随时调员襄赞，“并恳电致沿路各督抚须和平，勿专制强硬，以致激变。”
端方在京拖延期间，一心期盼朝廷会改变铁路国有政策，但是他的期待最终还是落空了。6月16日枢臣会议，专议民众反对铁路国有事，会上各大臣大都不置可否，只有总协理奕劻和邮传部大臣盛宣怀说了几句台面上的话，会议继续坚持盛宣怀铁路国有的既定政策。散会之后，端方默然而退，他的悲剧命运在那一刻最终敲定了。
1911年6月29日，端方在上谕和朝臣的催促下，极不情愿地离京南下。据其大弟端绪后来回忆，端方上任铁路大臣之际，特地将留学日本、对铁路素有研究的小弟端锦召入幕中，当时端锦在京城拿到了一纸任命书，正准备赴河南上任，收到端方的电召，放弃了赴豫任官的想法，随兄端方前往南方。到了武汉，又接到朝廷圣旨，催促端方入川平乱，端锦见兄长途无人随侍，且蜀中乱势正汹，遂决意随兄入川，“希冀沿途竭力劝谕，以报国家，亦即所以报兄也”。没想到颇有变革新思想的端家兄弟二人后来竟同时被杀头，真让人不胜唏嘘。
火山口上的李稷勋
节骨眼上，给赵尔丰制造麻烦的人是李稷勋。
说起来这也怨不得李稷勋。铁路国有上谕发布后，川汉铁路陷于全线停工，望着已经铺好枕木的长长的铁路，李稷勋痛心疾首。更让人头痛的是因停工激成民变，出动警察，酿成死20余人、伤若干人之大祸，虽说最终事件平息了，但留在心上的伤痕却永难愈合。
为安定人心，李稷勋让属下印刷了几万份《告铁路工人书》，广为散发，传单中云：“我李稷勋有一日命在，决保诸君不死；我李稷勋有一日饭吃，决保诸君不饥。”公司总理与铁路员工捆绑在同一辆战车上，使得筑路工人们大为感动。
李稷勋不仅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此时铁路大臣端方已到湖北，李稷勋频频乘船下汉口，向端大臣诉苦和讨教。端方对铁路国有政策本来就有抵触，与李稷勋一拍即合，二人激扬文字，各自发表对铁路事的诸多感想。不过，议及具体还款事务，如“川路公司宜昌实用工料之款四百余万，部奏何以只准给保利股票，不能与湘粤一律发还现金”等等，端方便支支吾吾，语焉不详。为维护朝廷的威严，有些话不便明说，只好打太极拳，将此事推给了邮传部，让李稷勋进京去找盛宣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