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军。虽然拥有人才不等于获得成功，但一个懂得识人用人的人无异是个杰出而优秀的人。如何通过识别人才、网罗人才、使用人才达到成功的目的，是欲成大事者需要去思考的问题。造势养才是成大事者必经的重要过程。
交人交心，择人而从
凡事皆贵专。求师不专，则受益也不入；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
古人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事实上确实如此，茫茫人海中，真正志同道合的好友屈指可数。因此交友要专一，要真心实意、坦诚无私。
曾国藩交友十分广泛，从这些良师益友的身上得益颇多。因此，曾国藩主张交友贵在专一，交友要交心。在曾国藩写给弟弟的信中明确表达了这种观点：
六弟、九弟今年仍读书省城，罗山兄处附课甚好。既在此附课，则不必送诗文与他处看，以明有所专主也。凡事皆贵专。求师不专，则受益也不入；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心有所专宗，而博观他途以扩其识，亦无不可。无所专宗，而见异思迁，此眩彼夺，则大不可。罗山兄甚为刘霞仙、欧晓岑所推服，有杨生者，亦能道其梗概，则其可为师表明矣，惜吾不得常与居游也。
“凡事皆贵专。求师不专，则受益也不入；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这确实是交友的至理名言，主张不论交友还是拜师都要专一，见异思迁最不可取。虽然交友可能会使自己获利，但是这并不是目的。若以此为目的，那就不是交友而是做生意了。古人最不赞成以利相亲的交友原则，认为仅仅为了利益而结交朋友，势必影响生活的质量和人品。
孟子说：“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显然，孟子交朋友，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品德和学问，而不是有利可图才和他相交。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如果他有求于你，就会对你体贴入微，多方照顾；如果用不到你了，就会对你不理不睬，甚至老死不相往来。正所谓“知音难求”，其实真正知心的朋友是很少的，只有知心的朋友才能相知、相亲、相敬，同甘共苦。曾国藩就十分称赞管仲和鲍叔牙这样的朋友。
春秋战国时期，鲍叔牙担任齐国的大夫，以知人著称，和管仲是亲密的朋友。在鲍叔牙病逝的时候，管仲十分悲痛，泪如雨下。有人不禁问道：“你与鲍叔牙既非君臣，又非父子，为什么伤心到这种程度？”管仲说：“你有所不知，鲍叔牙是我最崇敬的朋友。我曾与鲍叔牙同去南阳做买卖，南阳的无赖在街上三次羞辱我，鲍叔牙并不认为我怯懦怕死，知道我为了干一番事业才忍辱负重。他曾和我一起向先王提出谏言，先王不听，鲍叔牙认为我生不逢时。鲍叔牙曾与我一起分一笔钱财，我分得的财物比他的多三倍，但他并不认为我贪婪自私，知我家境贫寒。鲍叔牙确实是我的知己和好朋友。我悲哀失去了他，再也找不到如此关系密切的朋友了。”
曾国藩很欣赏管鲍之交，主张交友贵在专一，要宁缺勿滥，还经常把这种交友的思想传输给自己的子侄辈。
一个人如果交到贤明的朋友，志同道合，共同促进，那当然越多越好；如果交到志趣低下、见利忘义的朋友，那显然是得不偿失的。因为自古就有“良禽必择木而栖”的古训。
慎交友，学会择友是很多人的共识。宋代的理学大师朱熹对他的儿子说：“交游之间，尤当审择，虽是同学，亦不可无亲疏之辨。”在人际交往中，同学关系最为常见。同学短的二载，长的五六载，若说没有一点感情，那是不正常的，然而并非所有的同学都可以成为朋友，即使成了朋友也并非终身都是朋友。
朋友都是人生过客，在相伴的时候能够互相帮助就很难得了。有很多人在同学时并不是很好的朋友，可是走到社会上后，才发现自己以前的同学和自己志同道合，于是也成了好朋友。这多是一种成长的表现，因为成长提高了自己与别人的相融度。
曾国藩教育他的两个儿子说，同学之间的情谊如果是真诚的，而且没有狂妄言语和过激举动就是可交的，否则就割席而坐，不能过于亲昵。当然，与同学绝交，没有必要大动干戈，甚至势不两立，从此以后井水不犯河水就可以了。
《史记·乐毅列传》中说：“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所以有修养有涵养的人，在绝交的时候不用恶言恶语攻击对方。这既体现了绝交者本人的风度，同时也为自己留条后路。人在处理感情方面的事情时多可以以此为限。
在人的一生中结交到促进自己事业发展的朋友更加重要，这样的朋友称为“贵人”。贵人是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引路人和指导者，在一定程度上说，贵人的水平影响着自己事业的成败。而能否遇到贵人也是一种运气。在现代社会，交际的重要性已经无需多言。但如何结交朋友，尤其是当自己未发迹之时如何结交朋友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曾国藩在京师的发迹得力于师友穆彰阿的大力提携。
穆彰阿，姓郭佳氏。进士出身，深得道光皇帝器重。历任兵部、户部尚书，后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尔后任协办大学士、太子太保。1836年，穆彰阿负责管理工部，并担任上书房总师傅、武英殿大学士，两年后，晋升为文华殿大学士。穆彰阿的门生旧吏遍布朝野上下，知名之士大多受到他的援引和提携，在文官中有很大的势力。
曾国藩参加科举考试的老师即是穆彰阿，于是二人一直保持着师生的交情。由于曾国藩勤奋好学，又具有卓越的政治才干，穆彰阿对曾国藩非常器重和赏识，处处予以关照。
由此可见，不借助外力，仅凭自己的单打独斗，这是获得成功的下下之策。人是社会资源的一部分，所以更应该加倍地珍惜。能有早日施展抱负的机会，为什么要错过呢？
知己知彼，百人百用
人生成功与否不全在于自身的实力，更在于是否有适合发挥实力的地方，是否有懂得欣赏自己的人。
在现代社会里，想在竞争中占据主动就要做到“知己知彼”，想打造一个优秀的团队就要学会百人百用。在鉴别、选拔、任用人才方面，曾国藩有自己的一套办法，有知人之明、用人之智和树人之道。
能不能鉴别、选拔、任用人才，不仅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吏治世风，还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衰成败。因此，曾国藩对于人才非常重视，不论在何时，都注意留心人才。所以后来就有人评价他说：“曾国藩之好才爱士，为当时之最。故中兴将吏大半出于其幕……”此类评价之多，可以说难以一一列举。
善于识人用人是曾国藩成功的根本要诀。他认为，“为政之要，首务得人”，“得一好人，便为天地消一浩劫”，“多事之秋，得一人则重于山岳，少一人则弱于婴儿”。但是用人极难，知人尤难，所以他慨叹“人不易知，知人不易”。俗话说，“人心隔肚皮”，想真切地了解一个人很难，但也不是没有办法。
经过长期实践，曾国藩提出了一套认识和鉴别、考察人才的理论和方法。他在《应诏陈言疏》中提出应以“考言”为主，看他是否具备一定的语言文字能力，除此而外，还要考察志、态、品、思多个方面。例如就“志趣”而言，曾国藩认为卑微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高贵者“墓往哲盛隆之轨”，高低贵贱立时可判；就“品行”而言，人才要以“朴实廉介为质”，要有操守而无“官气”，这是考察和选拔人才的标准；就“思想”而言，曾国藩认为不外乎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妄言。
除此之外，曾国藩甚至还发明了“相人”之术，就好比医者的“望闻问切”，从“神骨”、刚柔、容貌、五官、须眉、声音、情态、气色等方面来“相人”。虽然有许多迷信色彩，但是也不乏某些合理的内容。对于识别和选拔人才，还是有一些可取之处的。
曾国藩知人用人的高明，仅从他的幕府组成人员来看，就可窥见一斑。他幕府中的人才可以用包罗万象来形容，主要有谋略、作战、军需、文书、制造等几个方面。其中每个方面都有三五个行业的代表者，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人才。因此，当时就有人在评价曾国藩幕府人才之盛时说：“幕府人才，一时称盛，于军旅吏治外，别有二派：曰道学，曰名士。道学派为：何慎修、程鸿诏、涂宗瀛、倪文蔚、甘绍盘、方谋诸人。名士派为：莫友芝、张裕钊、李鸿裔诸人……时文正幕中，有三圣七贤之目，皆一时宋学宿儒。文正震其名，悉罗致之。”
当时，全国各处的军官，几乎都聚集在曾国藩的军队里，总共不少于两百人，幕府中还有一百多人，这还不算幕府外的候补官员、学子、各门类的专家，多而全面，几乎是全国精英的积聚地。由此可见，曾国藩的声望和功业对人才的吸引力。
曾国藩对自己身边的幕僚和营中将领也有许多中肯的评价。对于胡林翼，曾国藩说，“胆识绝人，威望夙著”，“才大心细，为军中万不可少之员”。
对于左宗棠，曾国藩说，“其才可独立一面，固已历有明征。其虽求才太急，或有听言稍偏之时，措词过峻，不无令人难处；而思力精专，识量闳远，于军事实属确有心得”，“实属深明将略，度越时贤”，“左帅平定甘肃之后，恐下文尚长，亦由天生过人之精力，任此艰巨也”。
对于李鸿章，曾国藩说，“少荃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之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竞青出于蓝，亦未可知”，“才大心细，劲气内敛，可胜江苏巡抚之任”，“用人行政不改常度，而高掌远跖，治事清核，实鄙人所不逮”，“殊为眼明手辣”。对于杨载福，曾国藩说：“气韵沉雄，出奇制胜。”
对于彭玉麟，曾国藩说：“淡于荣利，退让为怀。”在论及营中诸将时，曾国藩说：“塔齐布，一威望之将，毕金科，一骁悍之将；王福、韩升均属难得之才……”
王安石说过：“人才难得亦难知。”因此，如何正确认识人才，将不同人才用到最合适的位置，是当政者需要着意关注的问题。曾国藩在这方面已经做了成功的范例。他手下的人才不管是太平天国时期还是洋务运动时期，大都与他风雨同舟，为他的伟业打下良好的基础。
曾国藩在《应诏陈言疏》中，详细列举了培养人才的各种方法，即教诲、甄别、保举、超擢，并将其形象地比喻为种植禾苗：教诲，犹如种植耕耘禾苗；甄别，犹如铲除杂草；保举，犹如灌溉禾苗；超擢，犹如天降甘雨，使禾苗蓬勃生长。
曾国藩不仅把自己的理论通俗化，还增强了说服力。他还从古人那里寻找依据。例如他引《淮南子》说，“功勋可以通过努力来获得，声名也可以通过努力来获得”；又引董仲舒的话说，“勤学好问，就会知识广博；以道德标准行事，那么德行就会日有所进”；还说，“别人花一分功夫，自己就花一百分的功夫，别人花十分的功夫，自己就花一千分的功夫”，以自己的加倍努力来获得成功。
由此可见，曾国藩不但精明，善教育人还引经据典，比喻形象地阐述道理，使他的道理成为对后世影响很深的财富。
除此之外，曾国藩对人才的养成也有自己的一番认识和见解。他认为人才的培养可以归结为一点，就是“勤勉”。曾国藩这一人才培养思想，可以从他对李鸿章的教诲中看出来。
李鸿章原本是曾国藩的门生，当他得知曾国藩在江西征剿太平军的时候，立即动身前往江西，希望能够得到曾国藩的重用。但是当他到了曾国藩的军营，曾国藩并没有立即接见他，李鸿章一等就是一个月。于是李鸿章通过在曾国藩幕府任职的陈鼐探听消息。当陈鼐向曾国藩提起李鸿章的时候，曾国藩故意冷冷地说：“少荃是翰林，很了不起！他想来我这里，恐怕他才高气大，容他不下呀！也许回京任职更有前途呢！”
陈鼐听出了曾国藩的话外之意，赶忙说：“大帅，这些年少荃经历了许多挫折和磨练，已不同于往昔少年了。大帅何不给他一个机会呢？”曾国藩既然收李鸿章为徒弟，必然是欣赏和喜欢他的，只是弟子有缺点时，为师的应该加以指点并帮助其改正。在官场上，心高气傲、锐气十足并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曾国藩只是借此时机磨练李鸿章而已。也正是因为有这种良师的指导，李鸿章才成为了晚清时期继曾国藩之后又一个顶梁的人物。
总而言之，人生成功与否不全在于自身的实力，更在于是否有适合发挥实力的地方，是否有懂得欣赏自己的人。认为自己是个人才，就不仅要修为自己，也要观察别人。用人的人更要有非凡的洞察力、支配力、培养力，这样才是真正的伯乐。
量才施用，不拘一格
世界上的资源有很多种，再好的资源也要有合适的使用方法，使用方法不当，定会造成资源浪费。
世界上的资源有很多种，但随着时世的发展变化或消失不见或被替代淘汰。而人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永久性可再生资源。对于领导者而言，拥有人才比拥有核武器具有更重要的战略意义。
面对紊乱的纲纪、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曾国藩认为，导致晚清社会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吏治的腐败，吏治的败坏又在于人才的缺乏。曾国藩认为“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他非常重视人才，在多年的仕途生涯中，将选拔、培养人才作为挽救政治危机的重要措施。
曾国藩选用人才的目标是：
一、使人倾尽所能、恪尽职守，不辱自己的使命。
二、网罗能人贤士，匡正自己的疏失，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正因此，曾国藩幕府人才济济，有三圣七贤之说。曾国藩打破资格限制，破格提拔具有真才实学而又品德优秀的人，并委以重任。湘军中一些重要将领都是由他破格提拔上来的，如湘军水师将领杨载福、彭玉麟，是曾国藩1853年在衡州练兵期间，分别从行伍和禀生中提拔上来的。他们二人都富有军事才能，一个是“智胆超群，秉性忠直”，又“口不言功”，一个是“任事勇敢，励志清苦，实有烈士之风”，都很符合曾国藩对“德”的要求，所以曾国藩把他们从无名之辈提拔到统领水师的高位上。而他们二人后来在建立、发展湘军水师，指挥湘军水师作战上，也确实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担任两江总督之后，曾国藩愈感人才匮乏，对人才的聚集、培养、选拔、使用愈加急切。他经常与人讨论人才问题，虚心体察自己在用人问题上的缺失。每到一地，曾国藩即广为寻访、延揽当地人才，在与捻军作战期间，曾国藩在所出告示中特别列出“寻访英贤”一条，以招贤纳士。
为了广泛网罗人才，曾国藩提倡互相引荐。他向新任安徽巡抚江忠源推荐安徽士绅、官员十一人，向湖南巡抚骆秉章推荐成名标、陈鉴源等人。他也经常要求别人向自己推荐人才。曾国藩与人谈话、通信，总是殷勤地询问其地、其军是否有人才，一旦发现，就千方百计调到自己身边。他幕府中不少幕僚都是通过朋友或幕僚推荐的。
与此同时，曾国藩还强调分辨良莠。他提醒曾国荃府内用人不要操之过急。无才无能的人，即使是关系近的亲戚朋友也不要留用，贤明的人恐怕不会与他共事的。当时，亲戚朋友来曾氏营中求职的很多，曾国藩怕曾国荃滥收滥用，就劝他说：善于预见国运的人，一看国家在位的都是贤良臣子就知道国运会兴盛，相反若当官的都是一些办事拖拉的人，就说明朝廷有危机快改朝换代了。既广求人才又要加以辨别和筛选，这才是选择人才的正确方式。
曾国藩主张德才兼备，特别强调人的德行。他在笔记中写道：“我认为德与才不可偏重……有德而无才，则近于愚人；有才而无德，则近于小人，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自修之方，观人之术，皆以此为衡可矣。”基于对德与才的关系、德才孰重孰轻的这种认识，曾国藩要求在质地纯朴的人中挑选人才，对那些花言巧语、华而不实的人深恶痛绝。
曾国藩把人才分为两类：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他说：“官气多者好讲资格，好问样子，但凡遇事，但凭书办家人之口说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乡气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行事则知己不如人，语言则顾前不顾后。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议先腾。”无疑，有官气或乡气的人都有明显的缺点。但是二者相比起来，曾国藩更厌恶前者。他提倡所选的人要做到心到、手到、耳到、眼到，有勇气又能吃苦，质地纯朴行事踏实，没有官气也不打妄言。
他还认为，在使用人才时，应抓住这个人的特点，准确坚定地让他做最适合的工作，这是人力使用的关键所在。由此可见，再好的资源也要有合适的使用方法，使用方法不当，定会造成资源浪费。
以和为贵，切忌树敌
脾气再好的人也难免遇到与人不和的时候，与人和气就要善于自省己过，认清利害关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
一个“和”字，几世轮回。古人讲“和”，今人也讲“和”，时代虽不同，意义却相近。
曾国藩在处理家事时主张万事以和为贵。曾国藩认为，如果在一个家庭中，哥哥所说的话，弟弟没有不听从的，弟弟所求的事，哥哥没有不应承的，一家人融洽相处，那么家业就会兴旺。相反，兄弟之间相互争斗，婆媳之间彼此争执，夫妻之间两相计较，像这样的家庭不衰败，从没有过。可见，曾国藩对“和”的理解颇为明白和深刻。
曾国藩常对弟弟说：“如果我有了过失，澄弟、沅弟、洪弟你们都可以直言相劝，我一定全力改正；如果三位弟弟有了过错，也应该彼此规劝，努力改正。”曾国藩有四个弟弟，他对他们都关怀备至，只因战事关系，对九弟曾国荃（家族中排行第九）尤为关心。
曾国藩任京官时，九弟曾跟随在他身边。曾国荃才华过人，志向远大，做事很有魄力，但由于年少，有时未免有些骄傲。曾国藩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常常以“长傲之言，为致败之凶德”教育他。曾国荃遇事喜欢发牢骚，曾国藩则以“军中不可再有牢骚之气”教育他；曾国荃作战缺乏耐性，过于猛打猛攻，曾国藩则以“稳守稳打，不轻进，不轻退”训诫他。曾国荃于半年之中七拜国恩，曾国藩则以“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戒之。曾国荃对于哥哥的悉心教导，大多能虚心接受，由于能坦诚相对，因此他们能很好合作，最终成就了一番大事业。
但脾气再好的人也难免遇到与人不和的时候，有一次曾国藩与弟弟发生了些争执，之后十分后悔。后来，他用这件事来教育儿子纪泽，希望他能明白自己这番苦心，一来要纪泽引以为戒，将来与兄弟相处要学会冷静处理问题；二来要他代替自己补偿弟弟，也就是希望纪泽能做出表率，在叔父面前多多尽孝。由此可得，与人和气还要善于自省己过，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
在中国人传统的伦理观念中，父母在世时，父母对子女应负起管教的责任；父母不在后，父母管教之责便落在长兄的肩上，弟、妹们则应给兄长以足够的尊敬和服从，是所谓“长幼有序”。曾国藩十分看重自己作为诸弟兄长的教育之责，悉心教导弟弟们，他担心自己做得不好，辜负了父母的重托。曾国藩教弟虽严，却对他们倍加照顾。他十分看重兄弟间的谦让、帮助，认为只有学会互相谦让、互相帮助才能共患难，同甘苦，共同发展，共同进步。
曾国藩为人光明磊落，总是能将心中的想法与兄弟和盘托出，以此获得兄弟的理解、信任与支持。但是曾国藩也从不为了兄弟表面上的团结，看着兄弟有错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曾国藩认为自己身为曾门长子，对弟弟的成长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曾国藩一生对弟弟的教导、劝诫是很有耐心和韧性的，他花在四个弟弟身上的工夫心血，并不比用在自己的两个儿子身上少。对弟弟的教育从学问、人品、军事到性情、养生、治家等，大小事情都要过问。
有一次，曾国荃在信中谈了自己很多不开心的事，但又遮遮掩掩没有具体说是哪一件事，曾国藩敏锐地感觉到，他是担心兄弟之间存有不合。曾国藩很诚恳地对弟弟说：“弟弟，你对咱家有大功劳，对国家也有大功劳，我哪有不爱护的道理？我对自己的部属都是仁义谦让，难道对自己的弟弟反而会刻薄吗？也许我们之间确有些小误会，但那不过是意趣不合罢了。弟弟你立志做事，以为扩散舒展才会生机旺盛，哥哥我认为收敛吝啬才会生机沉厚。我平时最喜欢古人所说的‘花未全开月未圆’七个字，我认为珍惜福祉、保全安康的道理和方法没有比这更为精当的了。”“我们的祖父星冈公，过去待人接物不论贵贱老少，全是一团和气，惟独对待子孙侄儿则异常严肃。遇到佳令时节，更为凛然不可侵犯。这大概就是一种收敛之气，目的在于使家中欢乐，不至于恣肆放纵。这番苦心不知兄弟你是否会领会。”
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希望自己的弟弟做人要谦虚、谨慎一些，不可过于骄傲放纵。他尤其害怕兄弟们为了小事斤斤计较，导致家庭不和。
俗话说得好：“家和万事兴。”和睦的家庭，是事业成功的依托，只有人和，才能聚集全部精力投入事业，发挥才思，有所成就。在讲求和谐社会的今天，时代又赋予了“和”新的含义，扩展了它的外延。和谐地相处不仅在于家人也在于友人、同事、上下级甚至陌生人之间。世界是一体的，和谐也是一样。
宽容大度，不计小节
在朋友间发生别扭和矛盾时，要多想一想退一步之后的海阔天空。人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幸福快乐而活着的。
有人说，最安全的生活方式就是善待他人。人生最大的智慧是把敌人变成朋友的智慧。
如果你即将失去一个朋友，宁可让他成为形同陌路的人，切忌把他变成敌人，因为树敌过多只会危及自身。在朋友间发生别扭和矛盾时，要多想一想退一步之后的海阔天空。人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幸福快乐而活着的。
曾国藩对此深有体会。早年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时，有一位同学脾气暴躁，爱和别人争吵。一次，曾国藩的书桌放在窗前，那人就说：“我读书的光线是从窗中射来的，不是让你挡住了吗？赶快挪开你的书桌。”曾国藩听后并不发怒，照他的话把书桌移开了。晚上，曾国藩掌灯用功读书，那位同学又说：“平常白天不念书，夜深还要影响别人吗？”曾国藩只好低声默诵。曾国藩高中举人后，喜报传来，那人大怒说：“这屋子的风水本来是我的，现在让你夺去了。”在旁的同学听着很不服气，就责问那位同学：“书案的位置，不是你叫人家安放的吗？怎么能怪曾某呢？”那位同学说：“正因为如此，曾国藩才夺了我的好风水。”同学们都认为那人无理取闹，但曾国藩却和颜悦色，并不在意，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没有使事情激化。事后，曾国藩对同学说，在一起读书，不能成为好朋友也不要成为敌人，何况是因为一点小事情哪？
由此可见，“忍”字学问看似备受欺负，实际上却能广得人心。又因为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而更易受人钦佩。
曾国藩在居官以后因为求才心切，也有受人欺骗的时候，但他心胸宽广，一直宽恕待人，他认为，宽恕别人就是善待自己，这也是养生之道。
曾国藩创建湘军的时候，人才十分缺乏。有一个冒充校官的人拜访曾国藩，曾国藩当然礼贤下士，此人高谈阔论，有不可一世的气概。谈话中，此人论及用人需防止被欺骗的事宜，他说：“受欺不受欺，关键在于自己。我纵横当世，有一点自己的见解。像中堂大人至诚盛德，别人不忍欺骗，像左宗棠公严气正性，别人不敢欺。但有的人别人没有欺骗他，但他怀疑别人欺骗他，或者是被人欺骗而不知的人，也是不少的。”
曾国藩一向注重识人，见此人的谈论颇有道理，不禁心中大喜，对他说：“你可到我的军营中，寻找可以使用的人才。”此人答应了。
第二天，此人在拜见营中各位文武官员后，十分认真地对曾国藩说：“军中的人才确实不少，我从中发现有两位君子式的人才。”曾国藩问是谁，此人回答是涂宗瀛及郭远堂。曾国藩认为此人有识别人才的本领，待为上宾，并给他安排了一个重要的职位——督造船炮。
可是没过几天，兵卒向曾国藩汇报说此人携带造船的上千银两秘密逃走了，请曾国藩发兵追捕。曾国藩沉默了一会儿说：“不用了，随他去吧。”兵卒退下后，曾国藩双手抚着自己的胡须说：“人不忍欺，人不忍欺啊。”身边的人听到后也不敢发笑。过了几天，幕僚壮着胆子问曾国藩为什么不发兵追捕，曾国藩的回答高人一筹：“现在，捻军和太平军同时危害着湘军的存在，此人仅仅骗一些钱财，危害并不大，如果逼迫太急，此人一旦逃入敌人的阵营，对我方的危害就大得多了。”从此事足见曾国藩的远见与胸襟。
受到他人欺侮时，我们应该检点自己，宽容大度本身就是一种人格的魅力，是对自己缺点的正视，也是改进自己的开始。被人欺骗的时候，不生气反而清醒，才有以后不再被人欺负的可能。聪明人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欺人等于自欺。
所以说，做人和交友必须胸襟坦荡，这样可以使人与人之间以诚相待，彼此信赖，同时取得人们对你的支持和帮助，有助于自己事业的成功。
曾国藩担任考官时发生了一件事，考生中有一个叫刘长佑的人，颇有才华。曾国藩担任阅卷大臣时，想索取刘的楷书以便事先认识他的字体，刘长佑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坚持不给。后来，刘长佑做了直隶总督，当时捻军的势力正旺，曾国藩成了刘长佑的顶头上司。一次，刘长佑以草写的文稿呈上，他的幕僚说：“如果曾公心怀旧恨，不满意我们怎么办？”刘长佑说：“大敌当前，顾不了那么多了！”曾国藩看到了这个文稿后觉得非常正确，给予肯定。刘长佑知道后，对那位担心的幕僚说：“涤翁（曾国藩）对于这件事没有一点芥蒂，只有圣贤才能达到这样的修养。”
曾国藩的雅量大度，深深影响和教育同僚和下属。李鸿章深受曾国藩的影响，在为人处世方面表现得很大度，常因自己的傲慢而自责。
一次，一位下属进见他行礼时，李鸿章抬头望天，好像没看见一样。进见的官员坐下时说：“听说中堂政务繁忙，身体不适，特来看望你的病情。”
李鸿章说：“外间的传闻不可信，身体尚可。”官员说道：“不，以卑职所见，中堂可能患了眼睛的疾病。”李鸿章笑道：“荒谬。”官员立即说：“刚才卑职向中堂请安时，中堂没有看到卑职，您的眼病已经很严重了，只是您自己忙于政务没有觉察到吧。”李鸿章大笑，意识到自己的过错，随后向该官员道歉。
宽容大度，以诚待人，这是增加一个人人格魅力的最好方式。尤其是在自己遇到难事，需要别人的支持和帮助的时候，平日里自己待人的态度减少了办事的阻力，增加了渡过难关的可能性。所以说，人的命运好坏其实都在自己的努力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