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成不怕多，凡事应三思。”在日常的人际交往中，人与人的差异性体现在思想上、行为中，矛盾冲突的发生，都是客观存在引起的，不可避免的现象。但是有一点是我们可以掌握的，那就是以谨慎小心的态度去面对这些差异，用自己的严格要求换事业的顺利发展。
推美让功巧避嫌
过分自满，不如适可而止，锋芒太露，势难保长久，富贵而骄奢，必定自取灭亡。而功成名就，激流勇退，将一切名利都抛开，这样才合乎自然法则。
永远不做别人的箭靶，这不是容易做到的事，尤其对于位高权贵者而言。权力是一把双刃剑，露出锋芒的同时更要小心不割伤自己。
曾国藩深知这个道理。他手握军权，但因为明白权力的双面性，所以采取了放权但不全放的办法应对潜在的危机。因为军权适度，从而能够在不被清廷猜忌的前提下，更好地为国效力，更好地保全自己。
同治元年（1862年），曾氏家族处于鼎盛时期。曾国藩身居将相之位，弟弟曾国荃、曾国华也多有人马，还多次拜受皇恩。面对如此浩荡皇恩，曾国藩早已心满意足，甚至有点喜出望外，他十分地清醒冷静，知道自己之所以被重用，关键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存在。如果没有太平天国运动，自己很可能会一无所有。清廷不想在消灭了太平军之后，又有湘军谋反。
所以咸丰四年（1854年），曾国藩攻陷武昌后，咸丰皇帝对他的封赏一再延迟，正是考虑到这些。当时，捷报传来，咸丰皇帝很高兴，立即下旨，封曾国藩为湖北巡抚，并且夸奖曾国藩，说他虽然是一介书生，却能够立下大功。但与此同时，咸丰也意识到了曾国藩的号召力和凝聚力，所以赏是要赏的，可是权力却不能再给。
曾国藩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意识到了危机，心中不免有矛盾。因为要想做到精忠报国又要做到功成身退，的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古往今来能做到这点的人寥寥无几。曾国藩的想法在他的日记中屡屡表露：
同治三年（1864年）三月二十五日
日内因户部奏折似有意与此间为难，寸心抑郁不自得。用事太久，恐人疑我兵权太重、利权太大。意欲解去兵权，引退数年，以息疑谤，故本日具折请病，以明不敢久握童柄之义。
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初七
是日，接奉廷寄，因十二月十八日秦兵之败，霞仙革职。业经告病开缺之员，留办军务，致有此厄，宦途风波，真难测矣！然得回籍安处，脱然无累，犹为乱世居位者不幸中之幸。
在给李鸿章的信中，曾国藩也有类似的隐退表示，大意是说自己辛苦多年没必要留恋什么官职，若从此能远离重要的职位就能保自身安危了。
曾国藩不是一个不知足的人，与权力野心相比他更喜欢平安。也许这就是看尽繁华，历经磨难之后的一种感悟。的确，知足是一种最大的满足。沉浮宦海多年的曾国藩深知知足之道：
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岂无过人资，多段为患害：在约每思丰，居固常求泰，富求千乘车，贵求万钉带，木得求速赏，既得勿求坏。芬馨比椒兰，磐固方泰岱。求荣不知厌，志亢神愈昂，岁懊有时寒，日明有时晦，时来多善依，运去生灾怪。诸福不可期，百殃纷来会。片言动招尤，举足便有碍。戚戚抱殷尤，精爽日凋瘠。矫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安荣无遽欣，患难无遽憝。君看十人中，八九无依赖。人穷多过我，我穷犹可耐；而况处夷涂，臭事生嗟气？于世少所求，俯仰有余快，侯命堪终古，臂不愿乎外。语云：名根未拔者，纵轻千乘甘一瓤，总堕尘情；客气未融者，虽泽四海利万世，终为剩技。
他认为知足的人会觉得心中豁然，生活更加美好。相反贪得无厌的人因为总是不停止欲求，不停地追逐和计较，所以会觉得连宇宙都十分的狭小。追名逐利不知道满足的人，即使达成一个愿望又会生出更多的愿望，因为没有满足的时候，所以整日为此伤神，精神也会越来越不济，灾祸就容易降临了。
各种福分不可期求，各种祸害往往纷至沓来。一句话会招人怨尤，一举足便会有障碍。举首望世界，乾坤是多么大啊，得到荣誉的时候不要“乐极”，遇到患难也不要气馁。你看十个人中，八九个都没有依赖。比自己贫困的人有的是，但只要平安健康地生活还有什么不能忍耐，又有什么值得叹息的呢？对世界少一分索取就多一分快乐。
俗话说：一个不能彻底拔除名利思想的人，即使能轻视富贵荣华而甘愿过清苦的生活，最后还是无法逃避名利世俗的诱惑；一个受外力影响而不能在内心加以化解的人，即使他的恩泽能广被四海甚至遗留给千秋万世，其结果仍然是一种多余的伎俩。
他把自己的感觉和心情告知家人，又以自己的学识、阅历和权威规劝家人。他认为曾氏家族的荣耀背后隐藏着危机，所以应该将“功成身退”的想法灌输给家人。
“功成身退”不是让人失去积极的进取心，从而满足于现状，而是一种永远把自己放在最安全位置上的明智之选。“功成身退”仅是一种退守策略，是指一个人能把握住机会，获得一定成功后，见好就收。
老子的知足哲学也包括了“功成身退”的思想。认为过分自满，不如适可而止，锋芒太露，势难保长久，富贵而骄奢，必定自取灭亡。而功成名就，激流勇退，将一切名利都抛开，这样才合乎自然法则，人生难免会有舍有得。无论名利，在达到顶峰之后，都会走向其反面。
从1852年奉旨兴办团练开始，到1872年他死前的一两年，曾国藩一直在过问军事。虽然他的军队纪律严明，战斗力强，为他立下了赫赫战功，但正处于威震四海的顶峰时期，曾国藩却出于保全自己的目的，下令解散了军队。
当他在1858年再次出山时，变得十分注意自我克制，特别注意调整自己和清廷之间的关系，尤其注意回避历史上那些顾命大臣常遇到的功高震主的问题。曾国藩时常提醒自己要注意“富贵常蹈危”这一残酷的历史教训，只有推美让功，才能做到保身有道。
天京合围之后，李鸿章、左宗棠先后攻下了苏、杭，五万大军陈兵于天京城外，却难以将天京攻下，来自于朝廷上下的各种议论纷起，这不能不引起曾国藩的注意和思考。尤其是与沈葆桢争夺江西厘金的问题上，更引起他的警觉，他已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朝廷有意偏袒沈葆桢而压制自己，使自己处于极难的处境之中。在攻克天京前，曾国藩对于大功后他所面临的政治危机，已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当攻破天京的消息传至安庆以后，他对于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进行预测并采取相应的处理办法，那就是裁军不辞官。
攻破天京后，曾国藩被皇帝封为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他是事实上的湘军领袖，凡是湘军出身的将领，无论是执掌兵权抑或出任疆吏，都视他为精神上的领导者。而湘军在裁遣之后，被裁者多至数万，功名路断，难免有很多人心怀不满。曾国藩如果在此时请求解官回籍，皇帝当然不能不接受他的要求，但却容易因此被朝廷误解发生不必要的猜忌。
所以，曾国藩自动解除兵柄，又留在两江总督任上继续为清政府效力，就等于给清政府吃了一颗定心丸。他在两江总督任内奉旨“剿捻”而不以劳苦为辞，逢到军事失利，立即趁机推荐李鸿章自代，亦无非仍是远权势而避嫌疑的做法，不过在表面上不太显露痕迹而已。曾国藩一贯主张“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裁撤湘军，是曾国藩谋事在先、“多策略，巧避嫌”的一个典型事件。
由此可见，事不在功高，有退路就行。不管做什么事情，投资还是创业，风险都不可避免，但却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把风险降到最低。
扬人抑己，谦虚而行
言谈举止中总有不可一世的感觉，时时处处都显出高人一等的气派，久而久之，就会有意或者无意地养成一种傲气。人生的衰败也由此开始。
曾国藩为人谦虚谨慎，为官多年，无论是对上级还是对幕僚，都谦虚待人，没有半点傲慢的样子。正是这种谦虚谨慎的美德，使曾国藩在官场上左右逢源，应对自如，从而始终处于不败之地。曾国藩认为，傲气太盛，说话太多，是历代士大夫和近世官场导致灾祸的两个原因。
官宦之家，一是有权，二是有势，有权有势就少有顾忌，多有优越感。有了优越感，往往不大注意他人的感受，不把别人当回事。言谈举止中总有不可一世的感觉，时时处处都显出高人一等的气派，久而久之，就会有意或者无意地养成一种傲气。人生的衰败也由此开始。
当曾国藩身居高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时，曾国荃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了很多奉劝的话，曾国藩当即写信表示赞赏。他觉得古代的君主有直言进谏的良臣，今天兄长有积极相助的贤弟。自己的官位太高，听到的规劝声音越来越少，正在为此忧虑。如果弟弟能对自己多加规劝，再加上一二好友，这样也许能帮自己避祸免灾。凡是身居高位的人，都是败在自以为是、不听忠言上的。
曾国藩劝诫曾国荃身居高位，不可骄傲，但曾国荃总是置若罔闻。曾国藩在一封言辞恳切的信中再次规劝道：“你对我的劝诫，总是不肯虚心接受，动辄辩论一番，这不可取，我们身居高位，万众瞩目，不可不慎。大凡总督巡抚总以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自满自足。君子过人之处，只在虚心而已。不但我的话你要细心寻思，而且外边所有的逆耳之言，你也应该仔细回味思考。”曾国荃对于其兄的劝说不以为然，他认为天下是势利者的天下，是恃强凌弱者的天下。这种现象并非一时的气象，自古就是如此。
曾国藩反驳了曾国荃的观点，他认为特立独行、不畏强权也有不妥之处。柔不是怯弱的意思，而是谦虚退让。一个人求享受又求名利，处处都想赢得美满，没有一件事有谦虚退让的意思，断然不会有好的发展。
曾国藩为了使儿子不滋长骄傲的情绪，不至于蜕化堕落，主张家中不积钱，也不为儿子置办田产，认为金钱和田产最容易滋生奢骄之气。他所以持如此坚决态度，一则是因为他一贯有不以买田置屋留给后人的思想；二则曾国藩对清正廉明的官吏比较敬佩。正是如此良好的家教，使曾氏后人中出现了不少英才。
“满招损，谦受益”，曾国藩处处自谦自抑，扬人抑己，虚怀若谷，终身自视不足。无论是治军作战还是文吏公事，他都以谦字为先，从不争功抢劳，贪恋权势，相反地，敏感时期他还主动请求减权。
曾国藩一方面执著于实现自己的抱负，一方面又善于从“名利两淡”上下功夫，讲求谦让退却，所以能保身有道，安享晚年。可见，一个人若想每天都有进步，就要常保一颗谦虚之心。
小心行事，得意不忘形
时刻观察着身边的动静，认真处理每一件事情，并且在做事之前，深思熟虑一番，才有以后的成就。
古人对“谨慎”二字看得很重，他们认为谨慎是成事的基础，是保身的法宝。谨慎是一种成熟的表现，是任何一个有所成就或建树的人，在奋斗过程中都应该具备的思想。
因为，这样的人有着长远的目光，他们想得要比普通人更远，看得比普通人更高。于是，他们的忧患意识会促使他们时刻观察着身边的动静，认真处理每一件事情，并且在做事之前，总是深思熟虑。正是因为这些人在前行过程中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才有了以后的大成就。
曾国藩的谨慎也是从失败中获得的。如果不谨慎地分析失败原因，那么打胜仗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小，就要忍受将士战死疆场的痛苦，而且自己辛苦创建的湘军就承担不起救国大任，就不能实现自己成就功业的大志。因此，曾国藩必须谨慎。
战场上需要谨慎作战，官场上更需要谨慎为官。因为，官场上的战争是无形的、隐蔽的，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是不公开的。
清、勤、忠等都是官场中必不可少的，“慎”同样很重要。曾国藩本身就是一个谨慎的人。身在官场，毕竟不同于平日在家与周围的人打交道那么简单。初入官场，曾国藩并没有体会到这一点，而是处处争强，时时果敢，吃了不少亏。时间久了，曾国藩渐渐发现了官场的黑暗，善于总结的他变得更加谨慎起来，变得低调，变得更善于隐藏自己了。
曾国藩对“慎”有深刻的理解，并且有专门的阐述。他说：“凡吏治之最忌者，在不分皂白，使贤者寒心，不肖者无忌惮。若犯此症，则百病丛生，不可救药。”
因为镇压太平军的赫赫战功，曾国藩的权势越来越大，然而他不以为荣，反为其忧。因为官位越高，接触的高官越多，要想在其中游刃有余，谈何容易？更何况曾国藩还是一个外权大臣。
咸丰十一年（1861年）九月，咸丰皇帝驾崩于热河。不久，清廷内发生了政变。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相互勾结，将八位顾命大臣囚禁。曾国藩心生恐惧，不知道自己是否会被牵连进去。肃顺是顾命大臣之一，此人虽处在清廷腐败环境中，但仍能够洁身自好，洞察时事，是当时少有的开明之臣。他曾极力推荐曾国藩去营救左宗棠，曾国藩比较敬重他。另外，作为肃顺的幕僚，王闿运、郭嵩焘等人与曾国藩的湘军交往密切。慈禧要肃清肃顺一党，曾国藩多少会受到一些牵连。
曾国藩当时应该是很谨慎的，他料到了慈禧太后不会对他怎么样。因为当时太平天国运动并没有平定，湘军仍然是保护大清江山的一道坚固屏障。没有湘军，即使慈禧太后能够垂帘听政，也不会长久。另外，湘军在当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势力，如果曾国藩遭遇不测，各地的军营必定混乱。
慈禧也是一个聪明人，她不想面对湘军和太平军的双重威胁。与其排斥曾国藩，不如笼络他，让他继续为大清效力。曾国藩因此得到加封，出任钦差大臣，还被封为两江总督，统辖四省军政。
曾国藩深知慈禧的打算，所以心中很是矛盾，多次写信给家人发泄情绪。在一封信中，他向弟弟大发感慨，说往日手上一点点权势都没有，心里着急，可是现在所拥有的权力太多，多得连自己都想不到，又觉得更为不安，反而不如以前舒坦。
几个月后，曾国藩又被加授了协办大学士。慈禧的厚待，曾国藩是能够料到的，但是同时他也明白，自己的权位如日中天，渐渐高居众人之上，日后要想平安无事，需要更加谨慎。
慈禧太后的野心在辛酉政变后变得更加明显，她干预朝政，并且不满足于与别人分治。为取得清廷的绝对控制权，她施展阴谋逼迫奕下台，最终独揽大权。曾国藩见此情景心惊，他分析局势认为，奕贵为咸丰皇帝的亲弟弟、同治皇帝的亲叔叔，是血统纯正的皇亲贵族，竟不得善终，更何况自己一个外权大臣，自己的处境就好比站在了悬崖边上。
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前后，朝廷和湘军之间的风波基本平息，曾国荃不再归隐，于同治四年（1865年）再次踏入仕途，在湖北担任巡抚一职。当时的湖北总督是官文，因是满人，在官场上是春风得意。曾国荃对此人深为不满，于是上奏，说官文是肃顺的余党，应该一并铲除。结果却被御史佛尔国反参，说曾国荃图谋不轨，想诬陷官文，按照大清律法，应该将曾国荃议罪。后来，经过调查，官文的确与肃顺等人有关系，清廷将其罢免。不过，曾国荃的做法无疑得罪了清政府中的权贵。如果曾国荃在日后出现疏漏之处，曾国藩肯定脱不了干系。为了让曾国荃日后谨慎，曾国藩写信开导。他在信中强调，为官之人，满汉有别。这一点不是一个人的力量可以改变的，要学会隐忍、学会适应。官场变幻莫测，稍不注意，便会有所闪失。得意的时候可能会一年升迁数次，而失势的时候又会一落千丈。曾国藩以古人为鉴，以今人为镜，将官场看得透彻而真切。
他曾说过：“久居高位，一有不慎，名声即损，惟小心谨慎，时时若有愆尤在身，则自然无过矣。”
在曾国藩去世前的几个月，他仍然不忘谨慎，给兄弟写信时，再次告诉兄弟仕途险恶，望兄弟保重。他这样写道：“官途险，在官一日，即一日在风波之中，能妥帖登岸者实属不易。如帅之和厚中正，以为可免于限难，不谓人言藉藉，莫测所由，遽至于此。”他这样说，目的之一是想让兄弟学会他的谨慎，不要毁了自己辛苦创下来的基业。
人生得失难料，要想易得不易失，谈何容易？即使是天之骄子、运气的宠儿，也要懂得“乐极生悲”的道理。创业难守业更难，只有时刻点醒自己，才能让成功常伴身边。
羽翼不丰，绝不妄动
“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未丰不可以高飞。”万事没有俱备的时候要禁得起考验与诱惑，要明确自己的终极目标，不作中途的无谓牺牲。
“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未丰不可以高飞。”万事没有俱备的时候要禁得起考验与诱惑，要明确自己的终极目标，不作中途的无谓牺牲。
曾国藩对此体会深刻，尤其是他与太平军对峙期间。1853年太平军势如破竹，一路北上，不断扩大着势力范围，连克数城后，如狂风般进攻湖北；次年春，黄州的清兵大营被士气高昂的太平军攻破。
清军面对太平军的进攻节节败退，毫无战果，咸丰皇帝坐立不安。他不愿大清的基业毁在自己手中，不想坐以待毙，但又苦于没有良策，最终只有下旨让曾国藩率领湘军前去支援。
在这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安徽、湖北各地纷纷告急，曾国藩接到了出兵救援的诏令。
但曾国藩只是上奏解围之法，依旧按兵不动。这惹怒了咸丰皇帝。咸丰皇帝大笔一挥，一纸朱批发给曾国藩：“朕知汝尚能激发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济燃眉。”然而，咸丰皇帝的激将法在曾国藩的身上没有起到丝毫作用。
曾国藩不接旨出兵是因为他理性地分析了当前形势。太平军与以往的农民军有着很大的区别，他们经过了严格的训练，有着很强的战斗力，如果没有一支实力颇为雄厚的军队，是很难与之对抗的。曾国藩的军队虽小有规模，但在战斗力和士气方面仍无法与太平军相比。他认为如果要战胜太平军，不但要加强军队训练，更要考虑到“长江千里，战船实为急务”。
曾国藩下定决心，在提高军队素质的同时，组建水军和炮队。在海上工事方面，曾国藩花了大量财力和物力，力求精益求精。造船的木头质地要好，船要造得大而坚固，做工还得精细，洋炮虽价格不菲，但杀伤力强，质量好，炮队必须要用洋炮来装备。曾国藩明白，如果军队素质和装备没有达到要求，贸然出兵多半会一败涂地，所以前期的准备显得尤其重要。
但曾国藩从大局考虑的同时，心中也难免有些悲伤和内疚。因为自己的按兵不动只能眼看师友战死沙场。
吴文镕是曾国藩的老师，任湖广总督，太平军打到湖北后，湖北向清政府告急，曾国藩很快接到了出兵支援湖北的圣旨，不久恩师吴文镕亲自向他求救。
曾国藩忍住内心痛苦，回信告诉吴文镕自己的难处，讲明其中道理。身为湖广总督的吴文镕没有以老师的资格去逼迫曾国藩前来支援，而是在信中告诉曾国藩，要他不要因师生情分而贸然出兵，自己的身家性命没有国家大局重要，只有等到有把握的时候方可迎战。他希望曾国藩能够稳重，切忌焦躁。曾国藩听了老师的话，按兵不动，结果吴文镕战死。
江忠源是曾国藩的挚友，他遇到危难时，曾国藩也未去营救。
就在江忠源升任安徽巡抚的这年年底，太平军打到了安徽。江忠源殊死搏斗，在庐州被围，急切需要支援。然而，曾国藩迟迟不出兵，江忠源没有盼到援军，最终战死疆场。
曾国藩的老师吴文镕可以说是他的一根重要的政治支柱，如果吴文镕健在，凭着二人的密切关系，曾国藩的仕途路无疑会平坦许多；江忠源则是一位有大将风度的领袖人物，如果他不战死，作为书生的曾国藩就不用领兵打仗，只需好好经营部队，训练精兵，交给江忠源即可，凭着江忠源的才能，定能够将太平天国运动镇压下去。
他们二人的死，对曾国藩来说，是很大的损失。站在自己情感的角度，他十万个不愿意失去师友；可站在大局的角度，自己去救援只会损兵折将还会陷朝廷于更大的危机之中。
俗话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人生中的选择，利害轻重都要细细端量。生命固然重要，但与国家、集体的利益相比仍旧是小事。
谨慎行事，巧于用智
智慧的处事方法都是经过冷静的研究的，小心多一分，安全就久一点。越是困境越是混乱的时候，越要注意这一点。
俗话说，小心驶得万年船。再有把握的事情，再简单的过程都应该仔细地面对，不狂喜不深悲才能明白得失，头脑清醒。
曾国藩为官一生，活跃在千变万化的政治舞台上，权倾朝野，位列三公，伴君数十年得以自保是非常不容易的。虽然他的官运亨通，但从不以此自傲，还常常告诫家人为人要内敛，不可嚣张。可是有些时候，他的亲朋故友偶尔会有一些万难之事求助于他，并且是一些实有的冤屈之事。不帮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但是一帮就难免落人口实，所谓的“众口铄金”不可不顾及。这就要发挥聪明才智了。
同治年间，衡阳挨近双峰大界的地方，有一个忠厚而又倔强的老农。老人一生勤劳俭朴，自食其力，日子过得蛮好，不想有一年清明节去扫墓时，与别人发生了纠纷。一户人家仗着自己有钱有势，毫不讲理地硬将一冢坟迁到他家的祖坟上来。老农哪能让人家这样欺负他，于是跑到衙门去告状，但势单力薄对有钱有势，衙门当然偏袒后者。官司由衡阳县打到了衡州府，没个公道的。倔老头急得直想上吊自杀。
经友人的提醒老头才想起干儿子在南京做官，兴许能帮上忙。主意一定，老头四处筹措去南京的盘缠，凑足钱后，背上包袱雨伞，就直奔南京。可是衙役不认识他，就是不让他见总督。
正在这时，督署里传出讯令，总督大人要出门来。一会儿，一顶轿子出门了。老头儿人老，眼可没花，一眼就窥见轿中坐的正是曾国藩。老头欣喜万分，操着家乡口音一声大喊：“宽一！”坐在轿中的曾国藩猛然听到有人叫自己的乳名，忙叫轿夫停轿，下轿后他又惊又喜地说道：“这不是干爹？您老人家怎么到了这里？”他赶快把干爹迎到家中。
曾国藩夫妇热情地招待远道而来的干爹，不住地问他家乡的情况。老头儿满腹委屈，见了干儿来不及品尝美酒佳肴，来不及消受干儿的孝心一片，赶忙就说明了来意。曾国藩温和地接过干爹的话头：“暂莫谈这个，您老人家难得到这儿来，先游览几天再说吧。”接着曾国藩把一个同乡衙役叫来，对干爹说：“因有公务在身，这几天不能陪干爹玩，就请他陪同您去玩吧，玄武湖啦，秦淮河啦，夫子庙啦，南京的名胜及热闹地方都去看看。”老人家根本无心游览，玩了几天，再也忍不住了。一天晚上，他对干媳妇细说了来意，求她向宽一进言，给衡州府下个二指大的条子。欧阳夫人说：“不要担心，除非他的官比你干儿大。”老人家听干儿媳一说，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半。
过了几天，曾国藩办完一天公事后，夫人对他说起干爹特意来金陵的事。夫人劝曾国藩：“你就给干爹写个条子到衡州吧。”曾国藩听后大声叹气：“这怎么行呀？我不是多次给澄弟写信让他们不要干预地方官的公事吗？如今自己倒在几千里外干预起来了，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干爹是个本分的人，你总不能看老实人受欺，得主持公道呀！”曾国藩思虑片刻：“好！让我再想想。”
第二天，正逢曾国藩接到奉谕升官职，南京城内达官显贵都来庆贺。曾国藩把干爹让到上席，敬酒时，曾国藩向大家介绍，并极力推崇干爹为人忠厚，一生勤劳，文武官员一听，都起身致敬。曾国藩拿出一把折扇，说：“干爹执意要返家乡，我准备送干爹一个小礼物，列位看得起的话，也请在扇上留下宝墨，以作纪念。”文武官员听总督大人一说，争相留名，不到半个时辰，折扇两面都写满了，曾国藩高兴地收好折扇，用红绫包好，双手送给干爹。
回到乡里，老人手执折扇去衙门，他大摇大摆走进公堂，知府想要将他治罪，一看折扇气焰矮了半截。据说老头从衡州府衙门后堂退出来后，知府还热情款待一番，他的官司当然也顺利地了结了。
折扇虽小，但从中看出了曾国藩处事的智。这种事情如自己出面恐会招来闲言闲语，但谨慎行事，借人之力达成所愿，实在高明。
曾国藩为官几十年，深谙官场的险恶，即便是这种小事也要大费周章，谨慎处理，由此可见他做人处事的过人之处。智慧的处事方法都是经过冷静的研究的，小心多一分，安全就久一点。越是困境越是混乱的时候，越要注意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