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华
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中国的具体实践，创造性地提出了以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政权形式来实现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理论。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新民主主义理论。1949年，国民党政府被推翻，新民主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刘少奇积极倡导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中共最高领袖毛泽东则在建国后不久即主张放弃新民主主义制度并获全党认同，新民主主义制度随之被中止。本文对此作一分析，以期概括出一些有益的结论。
一
新民主主义制度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产物。一般来说，推翻封建制度的革命就是我们日常谓之的民主革命。民主革命一般由资产阶级领导，成功后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法治国家。像英、法等国均是如此。而我们中国，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国情导致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难以承担彻底推翻封建制度的重任。五四以后，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诞生，推翻封建制度的重任历史地落到了无产阶级的肩上。而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推翻封建制度的革命，就是我们所谓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南，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而创立的科学理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是阐述这一理论最重要的代表作。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革命胜利后，必须经过较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然后才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1949年，国民党政府被推翻。9月，新政协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宣布，它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会议一致通过了代行宪法的重要文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共同纲领》以中共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明确宣布：“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总纲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纲领》宣布的经济目标是“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纲领》宣布的文化政策是“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
显然，中共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政策通过《共同纲领》得到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各族人民的认同，上升为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意志。政协会议还根据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理论选举产生了新中国的人民政府。这届政府充分体现出联合政府的特色：中央人民政府的6名副主席、56名政府委员、4名副总理和15名政务委员中，非中共人士分别占3名、27名、2名和9名。政务院34个部级机构中，14个正职由非中共人士担任。这些情况表明，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以中共为主多党合作的联合政府已经建立起来了，该政府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民主化为奋斗目标。
新民主主义制度和以中共为主的多党联合政府有两大优越性。
第一，符合中国当时的国情。新中国的前身是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封建的生产关系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资本主义的机器大生产发育十分幼弱。现代工业经济只占国民经济的10%，农业、手工业占据90%。而这是“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正是基于此，新民主主义制度适合于我们补上资本主义发展不足，封建余毒荡涤不彻底，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人民生活极度贫困这一课。通过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充分发育发展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然后再逐步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
第二，有利于调动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建设新中国的积极性。用毛泽东的话说是：“我们不能再长征了，我们要千秋万代长坐北京，没有党外人士进入政府就不行。”中共高层也大多赞同毛泽东的观点。例如薄一波就认为实行联合政府“好处有三：第一可以赚人……前几天不是从香港飞回来12架飞机吗？！这对革命有利。第二可以赚来四万万人民，赚来土地改革。第三可以赚一个社会主义。这叫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所以要反对关门主义”。
二
尽管毛泽东曾认为：“民主革命胜利后，还不能马上采取社会主义的实际步骤。过早消灭资本主义的办法，要犯左倾错误。”因而应先采取新民主主义制度来发展经济，待经济发展以后再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并且这一认识通过政协会议共同纲领转变成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然而在中共高层领导人中，刘少奇可能是发自内心地拥护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制度的认同则更多偏于策略上宣传上的考虑。这或许可以从毛、刘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不同经历找到一些答案。毛泽东长期在农村打游击，生活在农村，接触的是农民。而刘少奇长期在城市从事工人运动，耳濡目染的更多是现代化的机器大生产的环境。正因如此，刘少奇是中共高层领导人中建国后对如何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理性思考最深，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宣传实践最力的一位。他对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探索和宣传，代表着中共对此问题认识与实践的最高水平。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摆脱贫穷落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刘少奇认为，新中国的诞生，表明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由于旧社会留下的是一副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经济上，“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世界上许多先进国家比较起来，还是很低的，他们还很穷困”。因此，摆脱贫困落后，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民主化工业化”的国家就成为中共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最基本的任务。要实现这一艰巨的历史使命，他认为“党的工作重心必须迅速转入经济建设的轨道”。
如何实现发展生产力，搞好经济建设的重大历史任务呢？刘少奇认为只能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下来实现。他认定：“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必须有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来领导和保障。”他宣称：“我们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化与工业化！在我们这里，民主化与工业化是不能分离的。”
在1948年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12月的华北财经委员会的会议上，刘少奇一再强调“民主革命胜利后不能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的政策”，而只能采取新民主主义政策，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1949年8月，刘少奇在东北局干部会议上旗帜鲜明地批评“东欧搞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也要搞无产阶级专政”的想法是“言必称希腊的教条主义”。他说，中国的情况与东欧不同，我们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和资产阶级合作，所以我们不能像东欧似的马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只能建立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国家。
在1951年3月召开的中共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他明确向全体党员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并把“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奋斗”规定为共产党员的八项条件之一。应如何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呢？刘少奇的设计是：
政治上，实行多党合作，联合执政，不搞一党单独执政。在1949年的政协会议上，刘少奇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人大召开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他还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以一个政党的资格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其他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一起，在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忠诚合作，来决定中国一切重要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将为人民政协会议的最高威信而奋斗。”对于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国共产党当完全遵守它的一切规定”。刘少奇还代表中共中央特别说明：“有些代表提议把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写进共同纲领中去，但是我们认为这是不妥当的。因为要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如在共同纲领上写上这一个目标，很容易混淆我们在今天所要采取的实际步骤。”而“在中国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必须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和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要求”，对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很可以在将来加以讨论”。
经济上，刘少奇认为，与政治上的多党合作，人民民主专政相适应，“不能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的政策”，如采取“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的办法，则要犯左倾的错误”。目前，只能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即农村中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而资本主义剥削目前则不应消灭而需暂时加以保存并适当予以扶持。具体而言，就是在城市鼓励扶持民族资本；在农村保存和发展具有资本主义剥削因素的富农经济。
刘少奇认为，在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资本主义是在青年时代，正是发挥它的历史作用、积极作用、建立功劳的时候”，应充分发挥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在天津同工人座谈时，他向工人讲：“在目前条件下，私人资本主义有若干发展，对于国民经济是有利的，对于国家是有利的，对于工人也是有利的。失业还不如有业。”在同天津的工商业者座谈时，他谈到，“与封建剥削相比，资本主义剥削是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是有功劳的。在今天，资本主义剥削是合法的，剥削越多越好”。他还鼓励把工厂办得不错的资本家多办几家工厂，多安置一些人就业，努力发展生产。他还说，为了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我们与民族资产阶级“至少还可以搭伙10年至15年。如果过早消灭了，消灭了以后你还要把他们请回来的”。“因为我们国家生产不发达，不是工厂太多，而是太少。”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中，“在劳资两利的条件下，还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这样做，对工人阶级的好处多、坏处少”。
在农村，刘少奇认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就是保存和发展富农经济。他强调：“我们所采取的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当然不是一种暂时的政策，而是一种长久的政策。这就是说，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中，都是要保存富农经济的。只有到了这样一种条件成熟，以至农村可以大量地采用机器耕种，组织集体农场，实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改造之时，富农经济的存在才成为没有必要了。而这是要在相当长久的将来才能做到的。”
刘少奇还一再强调，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不可轻易地动摇、削弱和否定农民的个体所有制。“不要怕农民冒富，党员也可以当富农。”只有80%的农民都发展到有“三马二犁一车”的富裕程度后，才可以由他们自愿地走互助合作之路。1951年4月，山西省委向中央提出了《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的报告，刘少奇明确批示反对。他说：企图逐步地动摇、削弱以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并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的想法“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他表示：决不能过早地轻易地采取动摇农民个体所有制的步骤。由个体生产到集体农场，这是生产方式上的一场革命，没有机械化和一定程度的科学文化水平是难以办到的。
刘少奇虽积极宣传和实行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制度，但他从未否定过它的社会主义目标。他认定：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时期，工业逐步发展起来了，就“非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可”。而如何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呢？他设想，中国完全可以不采取苏联、东欧打倒资产阶级的流血方式。而采取“城市的民族资本家、农村的富农和我们一起走入社会主义的方式”。他在同天津资本家宋斐卿等人谈话时表示，希望他们多办工厂，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以至八个、十六个，办得越多，贡献越大。将来大势所趋，把工厂交给国家，国家不是无偿没收而是给以代价。还可以发给高薪，请资本家继续办厂。在农村，也只有让个体农民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富农很多，商品经济较为发达了，转入搞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社才是水到渠成之事。
三
虽然刘少奇在政协会议上一再表明中共将为维护《共同纲领》的权威性而奋斗，但是在中共主席毛泽东的心目中，《共同纲领》的“临时大宪章”的权威性恐怕是要大打折扣的。所以，尽管《共同纲领》宣告新中国建国后要实行以中共为主体，多党联合政府的新民主主义制度，待中国的现代化、民主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再转入社会主义道路，尽管作为中共党内理论家和副主席的刘少奇正在不遗余力地宣传和贯彻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建国方略，但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已开始考虑否定新民主主义制度，酝酿马上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重大问题了。
从1952年9月起，毛泽东多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谈到马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这年9月，毛泽东在听取周恩来关于一五计划轮廓问题汇报时指出：“我们从现在起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1952年11月，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要消灭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工商业，但要分步骤。”1953年2月，毛泽东又在中央书记处开会时说，他在湖北孝感考察工作时，曾同孝感地委的负责人谈到从现在起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问题。到1953年中，毛泽东马上开始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基本酝酿成熟。这年6月，毛泽东在统战部呈中央的一个调查报告上明确批示：“党的任务是在10年至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里，基本上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部分：〈1〉农业；〈2〉手工业；〈3〉资本主义企业”。
毛泽东的观点，概言之，就是放弃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建国《共同纲领》中的建设一个人民民主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步骤和政策，马上开始社会主义改造。而不是原设想的等到新民主主义制度实施10到15年后才采取社会主义政策。正是薄一波说的：“毛主席的这种构想显然已不同于刚进城时他本人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设想了。”
毛泽东决定从1953年起用10到15年时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大概源于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国内清匪反霸、土地改革、恢复经济等艰巨任务的完成和抗美援朝的重大胜利致使毛泽东不顾具体国情，不是实事求是的唯意志论的思想开始膨胀。毛泽东在1950年还强调：“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是对的”，提出要做好统战工作，“不要四面出击”。但到了1952年6月，他在统战部呈送的《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上的批示就已转变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这说明，建国不到3年，毛泽东就已经把曾作为团结合作力量的民族资产阶级定位为需要教育、改造的革命对象了。也是从此时起，他开始酝酿废弃新民主主义制度，马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大问题。
第二，根据苏联社会主义改造的时间进程来估计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进程。苏联从1924年开始社会主义改造到1936年资本主义在国民经济的所有部门被完全消灭，时间为13年。从1925年底苏联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1926年开始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到1933年底取得决定性胜利，共花8年时间。也即是说，苏联从社会主义改造到完成，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用了10年多一点的时间。据此，毛泽东设想中国也用10至15年时间来完成“一化三改”的任务。
第三，毛泽东酝酿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征求了苏联斯大林的意见，并获苏方支持。1952年10月，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赴苏参加苏共19大。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向斯大林通报中共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和方针政策。斯大林于10月24日接见中共代表团时表示了两点意见：〈1〉中共应在1954年搞宪法和选举，由现在的联合政府改变为一党政府。〈2〉中共搞社会主义改造的想法是对的。当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应该采取逐步的办法。你们对中国资产阶级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
苏联的经验和苏联的支持更坚定了毛泽东马上搞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心。1953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并宣布这条总路线“是照耀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在这之前不久还在“党内发生的反对少奇同志的风波”（即刘少奇在《关于对民族资本家政策问题给东北局电》中批评东北局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左倾错误而引起高岗等人不满和抵制）中支持刘少奇的毛泽东，此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严厉批评了刘少奇及其他一些中央领导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保存和发展富农经济”等等偏离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右倾观点”、“右倾错误”。刘少奇面对毛泽东的批评退让了。他很快表示接受批评，放弃了自己的观点，“都心悦诚服地拥护过渡时期总路线，不再坚持原来的设想和说法了”，即“先搞10年、15年或更多一点时间的新民主主义，然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
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正式批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
紧接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1954年9月召开，大会通过的《宪法》，在序言中将“一化三改”规定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对《共同纲领》作了两项重大修改：〈1〉否定了建国后先搞一段新民主主义制度再转入社会主义阶段，而是强调“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2〉否定了公私经济共同发展，实现国家“工业化和民主化”的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总任务。代之以“一化”尤其是“三改”的总任务。与之相对应的是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重大变更。首先是权力机关由政协会议变更为人大会议。但原政协会议仍予保留以安置各民主党派人员，该会议的任务主要是“向党委和国务院提意见并加以协商”；再就是“在自愿基础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努力进行思想改造”。其次是原以中共为主各民主党派联合执政的政府转变成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参政的政府。国家最高决策层中，非中共人士悉数退了出来。国家主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全部由共产党人担任了。国务院的部长中，非中共人士亦下降到1/3左右。以至民主党派人士发出这样的怨叹：“建国之初政务院副总理4人，有2位是民主党派人士，而现在国务院副总理12人，竟无1人是民主党派人士了。”再次，经济任务中的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保存富农经济、鼓励农民冒富的政策由社会主义改造所取代。
于是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在民主革命时期孕育良久，在新中国成立后刚刚破土出芽，就在三大改造的急风暴雨吹打下迅疾夭折了。而刘少奇曾竭力为之鼓与呼的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努力也很快偃旗息鼓，他放弃了自己的政治理想，统一到毛泽东的大麾之下。
四
建国初期，新民主主义制度在我国得以建立，但很快（不到4年）又被放弃。在时隔半个世纪的今天再回首细看，值得我们总结借鉴的经验教训良多，这里试作以下探讨：
（一）放弃新民主主义制度是我国建国后偏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不按客观规律办事的唯意志思维方式的起点。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真正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长期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已充分证明和检验了这一点。毫无疑义，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时代，我们曾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绩。但我们必须承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社会经济突飞猛进的人类迈向文明、法治、富裕的历史大潮中，我们国家相比而言落后了。尤其到了毛泽东逝世之际，我国国民经济已接近崩溃。这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犯的一系列错误分不开，像反右派、反右倾、文革等。犯这一系列错误的根源都是偏离实事求是的马列主义思想路线和经济建设中不按客观规律办事造成的。而否定新民主主义的建国方略，急速推进三大改造，正是毛泽东时代屡犯错误的源头和起点。
（二）放弃新民主主义制度表现了夸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反作用力的倾向。
从五四时期的中共早期领导人李大钊与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开始，中共领导人一直就有一种主义与制度的崇拜心理，总以为推翻了反动的统治制度、建立起人民当家做主的制度，一切便都会好起来，故此，一直看不上胡适、晏阳秋等人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的改良精神。而毛泽东更是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大无畏革命者的典范。国民党政府的被推翻，新中国的建立，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巨大的成功更是催生了毛泽东等革命者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主义与制度拜物教心态，以为只要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我们便又可以像摧枯拉朽般推翻国民党政府那样迅速埋葬贫穷落后，阔步赶超世界发达国家了。所以，当刘少奇在建国后，尤其是在恢复国民经济任务完成后还强调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与秩序时，便被毛泽东指斥为“妨碍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有害的提法和右倾的观点”了。
（三）放弃新民主主义制度导致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分权制约等民主机制的弱化。
新中国建立后，中共联合各民主党派组建起联合政府，共同执掌权柄。当时，党的领导人考虑较多的是如何在险恶的国际国内环境中掌稳政权和巩固政权等问题。而对权力的监督制约的问题很少加以考虑。不少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的中共党员对新政权中民主党派拥有诸多席位耿耿于怀，“打江山坐江山”的小农心态不时流露。至于什么“不受监督的权力会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根本被认定为资产阶级的一套而被许多掌权之人视若敝屣。随着政权的日益巩固，中共高层也日益不重视民主党派的分权、制约、监督的功能。这样一来，弃置具有联合政府形式的新民主主义制度也就成了必然的选择。而这正是毛泽东后来逐步登上神坛的最初之一步。
（四）放弃新民主主义制度从很大程度上纵容了落后的小农意识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某种仇视心理，阻碍了我国向现代工业文明挺进的步伐。
建国之初，中共成员的90%以上来自农民。新组建的各级政权中共产党干部多为才脱下军装不久的农民，整体文化素质较低。小农的意识形态上的官本位理念，政治上的极权主义倾向，经济上的平均主义价值取向无时无刻都要暴露和表现。他们进城以后，在对待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上，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一再暴露。恰如刘少奇指出的：“进城了，敌人看不见了，就把眼睛盯住‘大肚皮’的工商业家，把子弹朝他们打来。像农村分田一样，要分工厂、汽车、洋房、机器；或强令资本家不准辞退工人；或在报纸上只说资本家的坏，不说他们的好；干部工人不准接触资本家，否则就是站不稳立场。总之，只强调斗争的一面。”刘少奇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一种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的行为，是一种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遗憾的是，刘少奇对这种仇视工业文明的小农行为批评不久，他的批评便受到了毛泽东严厉的反批评，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观点，“统一到毛主席的正确思想上来”，投身于消灭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列。40多年后的今天，事实已证明了刘少奇当年判断的正确。即，过早消灭资产阶级，“消灭了以后你还要把他们请回来的”。不是吗？！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是大张旗鼓地欢迎外国资本家来中国投资！党的十五大明确确认私营工商业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由此足见，历史规律不可抗拒，历史经验值得注意。
（五）放弃新民主主义制度导致欲速则不达之结果。过早否定新民主主义制度，看起来似乎使我国缩短了新民主主义进程而意气风发地跨入社会主义阶段。实际上则是欲速则不达，非但未能建设起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极大丰富的社会主义国家，反而连“工业化和民主化”的新民主主义国家要达到的目标都未能达到。
在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变私有制为公有制，首先是要彻底扫荡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其次是要有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而建国之初，我国这两方面的条件都十分欠缺。在共产党领导下走一段新民主主义道路，恰恰是在这两方面的很好“补课”。通过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大发展，达到国家彻底扫荡封建尘埃，实现民主化；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实现工业化；我们的国家才真正有可能进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阶段。但是建国初，党和毛泽东却缺乏这种认识，不但未能将新民主主义阶段看成是社会主义的必要准备阶段，反而将之视为实现社会主义的障碍。以为通过长期的新民主主义建设，人们富裕了以后，“事情就不妙了”，“越往西越富，革命就越困难”。自觉不自觉地把贫穷和社会主义相联系，富裕和资本主义划等号。这种趁穷结束新民主主义，趁穷进入社会主义的结果是导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未能在我国充分发挥，以至在改革开放前的20多年时间里，我国非但未能缩短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反而连“二战”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行列都无缘忝列，教训不可谓不十分深刻。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事求是重新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中华巨轮才算驶出了空想主义、教条主义的礁区。今天，中华巨轮正行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海中，总结吸取建国初期轻易地放弃新民主主义制度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把握好正确的前进航向将是大有裨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