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航海史上的伟大创举——公元1405～1433年郑和七次下西洋
公元1405年，在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次震惊世界的壮举，这壮举无论是对当时的社会变革还是对以后的历史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不仅在当时辉煌灿烂，即使在今天也依然光彩夺目，这就是郑和下西洋。郑和先后七次下西洋，经历了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充分展示了中国古代先进的造船航海技术和中华民族勇于吃苦、不畏艰险的英雄气概，促进了中国人民与亚非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及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郑和七下西洋
公元1405年（明永乐三年）6月，一支由208艘各类船只和27800余名各类人员组成的庞大船队，浩浩荡荡地驶出了江苏太仓刘家港。在一艘被称为“宝船”的甲板上，站着一位年方35岁、穿着明朝使臣官服的大汉，他就是奉明成祖朱棣之命率领船队出使西洋的“三宝太监”郑和由此开始了他一下西洋的行程。到1433年为止，在这近30年的时间内，他先后奉命七次出使西洋，到达过占城（今越南北部）、真腊（柬埔寨）、暹逻（泰国）、爪哇、苏门答腊、锡兰山（斯里兰卡）、榜葛刺（孟加拉国）、苏禄（菲律宾苏禄群岛）、彭亨（马来半岛）、南勃里（印度尼西亚）、溜山（马尔代夫）、南巫里（印度）、忽鲁漠斯岛（属伊朗、位于波斯湾）、阿丹（属也门民主共和国），天方（麦加，属沙特阿拉伯）、比刺（不剌哇，属索马里）、竹步（属索马里）、木骨都索（摩加迪沙，属索马里）、麻林（马林迪，属索马里）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
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成功地七下西洋，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纵横驰骋近30载，这有赖于当时造船业的进步和对先进航海技术的掌握。郑和船队的最大宝船，装有9桅、12帆，航行起来，好像是“维绡（木桅）挂席，际天而行”！船上不仅篷、帆、锚、舵结实壮观，而且具有符合科学原理的安排。当时采用了“牵星过洋”（观看星斗法）的天文知识进行夜航，用水罗盘定航向的先进航海技术。《郑和航海图》中所注的过洋牵星数据及所附四幅《过洋牵星图》，为后世留下了中国最早、最具体完备的关于牵星数的记载。
郑和船队还非常善于利用风力。因此，他们总是把自己出航的时间，选在东北季风吹起的季节，即十月至翌年正月，而把返航的时间，选在西南海洋季风到来的夏季、最晚不过秋初。这样，因船队往返皆处于顺风条件之下，就能以最短的时间驶完预定的航程。
（2）非凡的创举
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劈波斩浪七下西洋，是人类航海史上的伟大创举：他不仅开辟了横渡印度洋直达非洲，以及通往阿拉伯诸国的新航路，而且向南越过南纬4度以上，在印度洋和南海的各个海域，分别开辟了多条新航线，这对后来印度洋和南洋航线的确定有重大的影响。在郑和航海的同时，葡萄牙的亨利亲王也建立了航海学校，极力鼓励航海家们沿非洲西岸南下进行所谓的探险活动，但是，直到郑和船队最后一次从非洲东海岸回到国内的公元1433年，葡萄牙人才到达非洲西海岸的博哈多尔角，即北纬26度左右的地方，而郑和船队第五次航行，即公元1418年前后就已到达过非洲东海岸南纬3度左右的麻林。至于葡萄牙人到博哈多尔角和郑和船队到肯尼亚境内麻林的航程，相距就更远了。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是在公元1498年，比郑和横渡印度洋到达东非海岸晚了整整80年。
郑和下西洋，扩大了明朝的政治影响，进一步增进了中国人民同南洋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郑和奉行与海外诸国“共享太平之福”的和平外交方针，每到一国、一地，就会见当地国王或酋长，表示友好和诚意，并赠送礼品，和当地人民及政府进行平等的交易，赢得了南洋许多国家对中国的信任。郑和下西洋，扩大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贸易往来，而国外市场的扩大，国际贸易的繁荣，又刺激了国内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郑和下西洋使中国人民和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大大扩大，从而开阔了中国人民的视野，丰富了中国人民的海外地理知识。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所绘制的《郑和航海图》，是一部出色的航行手册，不仅在当时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而且对后代的航海也有重大影响，并且是15世纪以前我国最详尽的一部亚非地图，它所收亚非地名达500个，其中本国200个，亚非其他国家300个。
当然，郑和下西洋，对中国社会经济也产生过消极的影响：庞大的船队需要巨额的开支，换回的物品多是珠宝、象牙、香料等奢侈品，从而大大加重了劳动人民的经济负担。故此，有的史书上称之为“宝船弊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