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着节日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流，嘴上哼出的是李宗盛的《小小鸟》：“知道我名字的人们，你们好不好……”
罗马：“三足鼎立”变成了“二人对骂”
在接到当事人及熟人的一圈电话之后，接下来冒出来的就是记者了：北京一家颇有影响的大报的一位记者表现得最为积极，他想在这张大报上克隆一把《音乐先锋报》式的“三足鼎立”——背靠背地分头去采访老C、汉唐和我——但终于没有如愿：据他说汉唐一听这个策划，便断然拒绝了采访。另外两人则接受了他的电话采访。于是在该报的娱乐版上，出现了以下内容：
老C VS 罗马：真的在“对骂”？
老C：罗马的批评走入了误区
问：有报道称，你最近在题为《罗马搞不懂的东西太多了》一文中，对罗马对你的批评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回击。你指出：“罗马热爱中国摇滚音乐那很好，但他不懂的东西太多了，他不尊重人的努力，他不会对中国文化建设起好的作用，他不尊重国际性的东西，特别是音乐制作。他也是看别人说好，才好。他自己根本不懂。他内心根本不去理解一种真正的力量，不追求健康的东西。他内心只是传统的东西。太可笑，太幼稚了，这样的人不可能对我们的民族作出什么贡献来……”——是吗？
答：罗马的评论有其真实性，但走入了某种误区。
问：你在《音乐先锋报》上公开说汉唐的部分歌词是罗马写的，并对罗马大加批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答：我在接受采访中有两回涉及罗马，但都是谈别的事情，而不是针对罗马。而且我已经知道，罗马确实参与过那次摇滚创作，只不过我说的时候把范围扩大了。
问：罗马认为你下的“蛋”（指你出的专辑）是一个不如一个。他认为你的最新专辑“是一盘观念大于音乐的作品，令我失望地看到老C的角色意识竟如此之强，用一堆‘政治波普’来强化他那‘反叛者’的形象，这是一个演给洋人看的角色。我看到了他摇来摇去的尾巴……音乐是如此苍白，老C已经丧失了他想象的空间，如果说当年老C在他的乐队中添一把唢呐和古筝还算是‘中国意识’的觉醒，那么今天，他兴师动众地把一面中国大鼓搬到台上，绝对是黔驴技穷的做法。在这盘专辑中，老C已经不是一个音乐家，只是一个角色——这个角色，是他自以为是的文化角色。老C的音乐竟显得那么虚假，造作，装腔作势，一种伪劣的形而上学……”——这些批评够尖锐，也许是攻击了，你对此有何看法呢？
答：罗马的批评非常个人化，说句实话，如果你不敢面对你内心深处的那种恐惧，我觉得你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家。你不敢面对这种恐惧，你在指望着别人打开你的心房，不可能。我觉得罗马也这样，他恨铁不成钢，他自己打不动自己，别人没法打开，他令别人失望。摇滚乐能做到反对假唱，他敢吗？ 所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他没有这个能力评论摇滚乐。因为你本身是蹲着的，摇滚乐已经站起来，尽管摇摇晃晃。他只能蹲在小角落看看跟你平行的角度的缺点。我根本没有崇洋媚外，我根本就不在乎外国的市场，我的专辑还没有在外国发行呢？他哪有权利说？我又不认识他，我也不想和他较劲，我知道他热爱音乐，热爱中国这块土地，但他真的是帮倒忙。以后我还要继续下我的“蛋”。我知道什么东西更有价值。
问：罗马认为：你的第一张专辑堪称“中国摇滚音乐的经典之作”，无懈可击。第二张专辑“也不算失败，尽管强化专业感觉的努力使他失掉了不少听众，但已经向我们发出了这样一个信号：他正在失掉的是作为摇滚音乐最基本的平民精神，那故作专业感的做法肯定是启蒙者的‘精英意识’在作怪，这恰恰是与摇滚音乐相悖的一种伪贵族意识。”——对此，你怎么看？
答：平民精神不是平庸精神、势利眼精神，随大流，恰恰是中国传统最应该反对的。为了保全自己而妥协，是一种生存上的文化癌症。
罗马：老C说“不”我说“呸”
问：你对老C等数诸多文化名人进行过一系列的批评，好像真的是“一个都不放过”。请问，这些批评基于一种什么精神？
答：我的批评都是从个人出发的。这些人在我个人成长的历程中，都是具有启蒙意义的人物，这些人在80年代崛起，我那时是个学生。我是他们启蒙出来的人，对他们的作品有一种情感上的亲近，是有感情的。但对自己的偶像、导师，我会有我的要求，这就与他们产生了分歧。他们确实是中国文化界非常关键的人物。他们担任的角色十分重要，更应该得到大家的严格要求，所以，我骂到的人首先都是我喜欢过的非常优秀的人物。
问：那么老C对于你有哪些“启蒙”呢？
答：老C对于我作为诗人的影响，在精神上甚至超过了北岛对于我的影响。作为一个文化角色，他执著地面对人生的态度，他的反叛精神，对我的影响非常大。
问：那么，作为诗人的老C和作为诗人的罗马有什么共同点和不同点？
答：老C介于北岛和第三代诗人之间。词作里有一些北岛的东西，同时也具有当代嬉皮士精神。我是更年轻的一代，是在商业时代生存的诗人，批判人生、批判现实的方式，可能不一样。可能更多是调侃，更多是幽默。老C可能说“不”，我说“呸”——这是两代人的态度。
问：在你以前的《中国摇滚大阅兵》等文章中，你对老C曾一度非常赞赏。为什么后来又有非常尖锐的批评呢？
答：1993年，我就在一篇访谈里说过：“老C其实是中国最棒的诗人，看他的歌词我们这些专门弄诗的都该感到脸红。跟老C一比，多少诗人都成屎了！将来真正的诗歌史，肯定有老C一章……”——我这么说了以后就开始有诗歌选本收录他的歌词了，到后来甚至成了诗坛的一大时髦，由此可见，我对他的赞赏是具有原创性的赞赏。我后来对他的批评首先完全是从个人的角度出发。我在对他的批评中所扮演的角色，不是专家，不是发烧友，也不代表集体，而是从文化内涵上，是从生命成长历程的体验意义上。我完全是站在一个消费者的立场上。去年我在长安听了他的个人演唱会，我的一个明显的感受是，他的摇滚的力量已经没有了。那种原始的感染力已经丧失。在当年的演唱会上，许多人抹着眼泪在疯狂。现在的观众也疯狂，但我明显感觉到那是非常外化的，他已经失去了直取人心的穿透力！
问：老C认为你替汉唐写歌词，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答：你说的这个人当年曾住在我的大学宿舍，他有一些空白的曲子，尚未填上歌词，于是我们整个宿舍的同学都三言两语七嘴八舌地帮他凑（我也在其中），并没有为他代写。
问：现在，你还想在此再“骂”一下老C什么吗？
答：老C，他应该意识到中国摇滚乐现在的格局。他是扮演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角色。这个角色非常重要，他不能拒绝，应该勇于承担。在我看来，面对正常的批评，老C的表现不够大气。他曾对《音乐先锋报》的记者讲：“罗马这个人太坏了”——从中也表现出他的率真可爱。
以上内容占据了整整一大版，还配发了老C和我的大幅照片。
“三足鼎立”变成了“二人‘对骂’”。
只是连这对骂也是打引号加问号的——因为并没有真的骂起来，二人均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冷静态度。
拿到这份报纸时，一个念头从我脑中闪过：汉唐看到了它，不知会是什么感觉？这个结果大概不会令其满意吧？他不是发誓不给我出名的机会吗？他之拒绝采访不就是不想给我机会吗？——想到此，我又获得了一丝报复的快感！
此次接受该报记者的电话采访，也成了我最后一次针对中国摇滚乃至整个流行音乐音乐的发言，从此以后，我既不写这方面的文章，也不接受此类采访，人也逐渐从“乐评人”的身份中淡出，将评论的对象转向了越来越热闹的足球……
徐丽红：不管罗马知不知道我是徐丽红，我都很高兴
多年以来我们老爱挂在嘴边的那个“新世纪”到来了。
在这2000年的春天里，我忽然接到了一份来自长安的邀请：邀请我去参加一个笔会。邀请函的末端署明的邀请单位是：《都市晚报》社和《都市娱乐》编辑部（并加盖了两个红彤彤的公章）。
我心里清楚：和我有关的是后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