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看到四大粮商所采取的农业模式所具有的竞争力，想方设法创造出我们的心农业模式。
中国在耕地面积、农田水利、淡水资源、耕种机械化、以及化肥、仓储、运输等方面都不如美国、澳大利亚和巴西，甚至有些方面弱于非洲国家，但中国粮食连年增长、亩产量已达到331.5公斤，这已经是不俗的成绩，对非洲这样的地区来说，是一个良好榜样。
居安思危是中国一句传统古语，但在现代社会我们会常常发现，我们经常是遭遇危机，然后才开始分析危机何以发生、以后怎么应对，实际上是“居危思安”。
我们应该建立起这样几个观念：一，无论我们是否情愿，我们都已经是全球经济的一部分，不可分割、也不可能隔绝，所以在粮食方面我们虽然要确保有自给自足的能力，但自给自足并不意味着把我们的粮食体系与世界粮食贸易隔绝开来；二，我们的粮食参与全球粮食贸易，并不意味着绝对吃亏。所谓商业交易既是公平贸易中的互补，也是优劣之势下的竞争，我们完全可以创造出我们的粮食优势；三，参与全球粮食贸易，并不意味着四大粮商一定会给我们制造饥荒，相反，如果国内遭遇种种自然灾害而大面积减产的时候，我们还可以从国际上购买粮食；四，四大粮商把很多国家都改变成了他们的种植园和销售市场，这的确很可怕，但怕是没用的，我们应该看到四大粮商所采取的农业模式所具有的竞争力，想方设法创造出我们的心农业模式。
具体来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项：
一，建立粮食对冲基金。我们拥有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应该用这笔外汇建立一个粮食对冲基金，主要就是在爆发粮食危机时用于购买粮食或平抑国内粮食价格。
二，建立粮食储备。这就像是一个蓄水池，当粮食价格高涨时可以“开仓放粮”，平时则“吸储粮食”，且要多品种、足够量。
三，中国也应该在全球“抢购土地”，在国境以外种粮，这是我们在享受全球化的好处。
四，必须要培养我们自己的粮商巨头和粮食产业链中的其它跨国公司，这才是抵御全球粮食冲击的中流砥柱。
五，需要培养我们自己的消费文化和价值观。实际上，一个国家最可怕的不是领土损失、利益得失和政策失误，而是异国文化被潜移默化地移植在人们的内心里，当一个人的想法改变了，他的消费模式也就改变了。
前面曾叙述过，美国在多哈回合谈判的时候就对指责其他国家利用国营粮食企业保护本国农业，因此在WTO成立后，各国大型国营粮食企业都受到WTO框架的限制。中国的大型国营粮食同样也被限制，跟本不大可能与西方粮食巨头抗衡，如在加入WTO后，自2006年1月1日起，大豆油、菜子油、棕桐油和芥子油等植物油不再由STE专营。由国营粮食企业专营的粮食品种越来越少，这就等于说粮食市场正在向跨国粮食巨头们敞开，而我们的国营粮食企业又受到限制，所以根本就不可能与这些巨头们争夺市场，甚至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在这些粮食巨头们气势汹汹地闯进我们市场后，我们只能依靠私营企业与之对抗，但私营粮企又普遍处在婴儿期，怎么能与这些巨兽们搏斗呢？
这方面的具体建议如下：
一，如前所述，美国设计的WTO贸易规则也并不完美，尽管美国给自己预留了很多空间，其实发展中国家也同样能发现一些漏洞，如对转基因进行研究，这就符合WTO“绿箱”补贴规则。
二，对粮食产业链应该开始实行严格控制，重新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将可能涉及粮食安全的方面排出在外商投资范围之外。
三，对粮食企业之间的股权收购、企业兼并、跨国参股等，要建立审查制度，并设立标准，如果高于标准，则可以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31条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进行调查，必要时可以否决。
四，应扶植私营企业进入粮食市场，为其制定相关保护政策。
回首中国几十年来的粮食政策及粮食安全，自然有其成功的一面，如总体来说，中国实现了较为稳定的粮食自己自足，并且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但在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外资粮商进入中国后，中国的粮食安全出现了重大隐患，且在某些方面出现巨大失败（如大豆、食用油），而且，四大粮商在中国能够有条不紊地、按部就班地从容布局，中国对此几乎没有积极的抵御，相反，中国的粮食企业竞争力至今没有明显的提升，不要说在国际上竞争，就连国内市场也接连丧失，这不能不说中国的粮食战略存在战略性缺陷。中国在2007-2010年能够经历两次粮食危机而没有产生严重的影响（实际上已经产生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是得益于中国几十年来的粮食自己自足政策，但这种自己自足正在面临四大粮商的挑战，如果不及时调整，很难说下一次粮食危机时，中国是否还有能力应对。由粮食引发的通货膨胀已经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而演化为结构性通胀，这将长期存在，实际上，这正是国际粮食资本谋求的长远效果，粮食价格会持续上涨，中国30年来所创造的财富正在被国际粮食资本家有条不紊地吞噬。
当然，我们也不会任由国际粮食资本肆意而为，因为我们不是毫无办法，事实上，中国并不是没有对策，只是我们没有调整到位。
[原“粮食战争的背后是政治对立”已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