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清泉识大体顾大局，平日训勉僚属部曲，深忌军人干政，在其所著《建设现代国防应有之认识》一文中曾谓：“参谋总长纯为军事长官，在民主政治时代，彼固不可在政治上提出主张，更不可参预任何政治活动，而严格保持其军人身份，是乃应有之纪律与风度也。”又谓：“民主政治，政党斗争，时行纷乱，国防军纪避免干涉，以却怨尤。其有扰乱公安者，厥惟由团警任之。”故处理昆明学潮，邱先生虽系参预云南警备总司令部策划作业，但在其思想上是矛盾的，感情上是痛苦的。
较之民国前期的老参谋，他们当时运不济，灰心感、无力感降临，往往借助信奉怪力乱神，到了邱清泉这一代新军人，则除了清醒的头脑、卓越的胆识，尚有对民主精神的信奉，对游戏规则的遵守。留学的教育背景毕竟不同，西方的普世价值对其人品及行为方式具有根底上的影响。他的参谋生涯不长，以后是自己给自己当参谋。他牢骚式的对国防部参谋部的怀疑，乃是参谋生涯的延伸，正像恋爱中的嫉妒和怀疑一样，往往百发百中，他眼中的鬼影憧憧，亦丝毫不差，不幸而言中。
他处理昆明学潮事件，和旧军阀的颟顸做法确有不同，冷静、理性，且和教授里的头面人物直接对话，而能大体稳盘，这在板荡紊乱的局势中确需头脑和手腕。而他的手腕的心理背景，就来自于他做幕僚时节的修养和知识储备。
1944年在反攻龙陵之前，第五军驻于昆明郊外之北校场。为了回应大学教授的质询，他与西南联大众教授举行座谈会。闻一多、李公朴、冯友兰、杨西孟、潘光旦等参加。
当时西南联大民主思潮喷涌，言论尺度激烈。而国民党省党部形同虚设，对联大师生畏之如虎，不特不能对垒，甚至予以附和。邱清泉军书傍午，但他还是动了主动了解沟通的念头，乃决定由政治部副主任吴思珩和西南联大训导长查良钊先生接头，以邱军长出面邀请这几位教授参加座谈会，希望从座谈会中他们所发表的言论去了解他们的态度。当时基层中小县市党部的执行委员，不要说大学毕业生是绝无仅有，就是高中毕业的人也很少。他们智识程度这样幼稚，要让他们督促县长，或与左翼知识分子对话，擘画地方行政建设，自是不可能之事。由他们惹起的纠纷，也往往是鸡毛蒜皮低层次的笑料，一旦被人利用，小祸就变成大祸。所以像邱先生这样的高阶将领，还要在戎马倥偬的关头，拿出国学西学的底子，来和社会的一部分人交锋，也真令人感慨不尽的了。
1944年10月某日，座谈会在昆明北校场举行，军方除邱清泉、吴思珩，还有罗友伦、宋长治（当时为军法处长）共四人，教授有闻一多、冯友兰、杨西孟、潘光旦等。座谈会以邱清泉为主席，讨论题目为反攻问题，当时日军正在攻打衡阳。其间，杨西孟以经济学家身份谈财经问题，而以闻一多的质询最具力度。闻一多说，衡阳究竟可否守住？不能守，怎么办？日本将向何处延伸攻击？最后打到哪里？指名要邱清泉回答。邱说，这个问题涉及军事的机密性，但也不是不能回答，可以从研究的角度来观察。所以，他坦率答复道：第一，衡阳守不住。当时衡阳是207师方先觉（此时是第十军军长，几个月后他才以集团军副总司令的名义兼任新组建的青年军第207师师长）防守，邱军长以日我双方装备实力等着眼，说明我方守不住的理由。第二，日寇当然继续前进。第三，根据军事地理分析，继续前进以贵州之可能多于广西。第四，可能打到独山。（参见吴思珩《昆明学潮退思录》，载《口述历史》总第8期）。当时邱先生就军事观点逐项予以分析，事后情况发展，可知其料事如神，日寇自攻陷衡阳后，确实经广西一直打到独山。此不仅说明邱先生在军事上造诣之深，更可知其谋国之诚。
邱氏的这个回答，可以说用心良苦而目光如炬。其判断竟和稍后三四个月所发生的战事完全吻合。此不仅有他作为名将所储蓄的经验，也跟他参谋生涯打下的良好底子有关。
但这一下，闻一多就发怒了。他说：我们谈反攻问题还谈什么呢！老实说，今天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已经没有希望，都得重新改革，换句话说，就是要造反……眼下之一，一切必须推倒重来，进行全面的社会变革。话说到这个份上，全场气氛像要爆炸一般，空气凝固，诸人皆恐慌以视。邱清泉始终保持冷静，并未愠怒。
军人不应干政，但当时的省党部、青年团均畏缩裹足不前，邱清泉也只有自己奋力前驱。而他敢于和名教授当面对质而不怯场，根底在于他的学养底子。以25岁以前的国学根基而言，就算是和闻一多等人相较，也大抵持平，相去不远。只是后来为民前锋，更多的时间必须冲锋陷阵，或用于进修兵学。
其后，学潮爆发了，省党部的人眼睁睁看着，毫无还手的余地，直是望风披靡。这时，云南省府改组后，杜聿明即调东北，关麟征接任云南警备司令。关麟征坐了一部1945年最新吉普去西南联大慰问，未几他的新车即被推倒焚烧，一行人被打了出来。关氏也带了一排人护卫，因严令克制，才没惹大祸。
不久，李公朴、闻一多相继被刺，照理，部队政工人员都脱不了干系，但关麟征一肩挑起责任，他报告蒋介石一切由他负责，遂于1945年12月9日将关麟征停职，调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1946年4月），以霍揆彰接任云南警备司令，关氏对这件事很能勇于负责。
当然，李、闻之死，虽然第五军政治部对他们密切关注，但仅限于关注，以邱清泉的修养，他根本没有出此手段的可能，因为这以他的头脑足以应付，尚不至于以铁血手段对付。关于此事，吴思珩有条理清楚的辩证，可供参考：
“1946年1月13日第5师奉命由昆明开往南京，徒步十数天经贵阳、长沙、岳阳，直到武昌才搭船往南京（3月初到达），中间在岳阳整训二星期。闻一多不是死在三十五年7月，他是死在三十五年元月，我们部队刚离开昆明，在贵阳时知道闻一多死，而李公朴则死在关麟征任内，当时我们还在昆明，而闻一多则死在霍揆彰任内。我们和陈毅、粟裕的遭遇是在三十五年5月。闻一多的死期记不太清楚，但李公朴的死期记得较清楚，当时人家都谈关麟征把‘黑名单’移交给霍揆彰执行的。第5师离开昆明时，在霍揆彰任内，我们还有一师（200师）留驻昆明，因为当时昆明情势还不稳。闻一多死绝不在7月，因为那时我们部队在贵阳时接到消息的。在贵阳街上当时还看到日本军队碰到我们满街行礼，部队3月中旬到达南京浦镇，我们的任务是卫戍南京。”（吴思珩《昆明学潮退思录》）
吴先生此处记忆有误，闻一多确实是1946年7月15日遇刺，而非当年元旦。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之时，第五军驻扎在昆明，当时军长邱清泉。抗战胜利伊始，中枢改组云南省政府，邱先生奉命策划执行，机智过人，兵不血刃，而将掌握云南政权18年，表面服从中央，实际上拥兵自重的龙云解职，一夜之间，不动声色，即将龙云部队武装解除，五日之内，龙云政权交出，顺利达成使命。
从蒋纬国回溯辛弃疾
蒋纬国的幕僚观
从变更政工制度，到锐眼识人、心胸的拓展，再到山地战术，可以说是纬国幕僚观念的初步养成。而装甲兵的是与非，以及战车的速度和编制运用，则是他强调幕僚的专业化的落点。
蒋纬国对部队的政工制度甚为消极，或曰比较轻视，并非那些人的存在毫无价值，而是他们的工作草率。他们往往只对层峰表现一种忠诚，其余不在其视线之内。运行起来，徒有其名，不起作用。因为整体的构架有问题，每当设立一个新的机构、新的位置，国人的贪腐陋习便乘势蔓延，新的架构打开舞弊的大门，这对战斗力来说是一种极大的削弱。
不过纬国认为政工如能解决实际问题也不错，他称之为战地政务，目的就是使军事能得到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支持。譬如说，部队进攻时，政务人员到达目的地后留下1/3，部队再前进，第二拨跟随，那么第一拨就留在原地，就变成了后方。同样第二拨到达目的地，也留下1/3待命，部队再前进，第三拨又跟进，于是第二拨又变成了后方。那么最早的第一拨呢，就可以还给地方政府，可以说是良性循环滚动。
抗战后期，蒋纬国有一条情报线。当时他是装甲兵司令部代表，负责远征军从印度、缅甸退回的车辆、伤兵收容在上海，并负责车辆翻修。此前，陇海铁路沿线的洪帮弟兄，他们都很尊敬蒋纬国，纬国作为可靠的中转，把汤恩伯的战地情报送到西安交给胡宗南。装甲兵投入战斗时，包括通信、炮弹、油料、战车、皮带、引擎等，他都事无巨细，予以指点，交给汤恩伯部队使用。战车第一团里面有个排长，他是一个标准的好干部，在淞沪作战时，他就要去暗杀汤恩伯，他的战车有一门炮、三顶机枪，其中高射机枪也可以平射。他带着部队预备往里冲，纬国派两个兵把他抱住。这人武功底子好，寻常人难以钳制。其实这两个兵是纬国早就派到他身边的，已经监视他三年了，直到他攻打汤恩伯总部时才把他抓住。他在临刑前问纬国，“副司令，你怎么知道我是间谍，你讲清楚，我死也瞑目。”纬国说，“你实在是一个标准的好干部。可是你好到了不尽情理的程度，我就开始怀疑，我盯了你三年，没想到你这么沉得住气。”
蒋纬国从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学院毕业后，多方强调部队的教育课程，长期致力于创立完整的军事教育体系。
他在国防部第三厅工作时，颇觉投置闲散。因为一些重要的战略都是上级直接掌握，他们不大用幕僚，这件事他的感触很深，他分析其中的症结，工作人员虽然是专业幕僚，但是厅长副厅长都不受重用，一般都是参谋次长掌握业务，而次长又不过是给参谋总长传令而已。这种分工体制问题多多。居高位者掉以轻心，忽略幕僚工作的性质，专业幕僚异化成待遇极高的传令官，久而久之，参谋本部的策划指挥能力就会退化。
蒋纬国在担任陆军指挥参谋大学的校长时，本来蒋介石想把编排课程的事情交给一个人，不料三次教育计划，这个人都写不成文，后来改由蒋纬国和于国权来做，蒋介石看了很满意，于、蒋二人的野战修养较全面深入，两人互相补充发展成完善的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