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学，是民族精神、民族社会生活的花朵和果实。而衡量一个民族的文学是否成熟和所达到的水平，则往往是由这个民族的长篇小说所决定的。
回族作为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民族，历史上由于种种原因，长篇小说创作却一直是一个空白。20世纪源园年代以后，一些回族作家尽管创作了一些长篇小说，但它们表现的内容却是非回族的，几乎没有什么民族特点，可以说，这些作品与民族的生活与文化传统呈现出一种游离的状态。新时期以来，随着民族的振兴与发展、回族文学的繁荣，回族长篇小说创作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张承志的《心灵史》（花城出版社1991年员月出版）、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12月出版）、查舜的《穆斯林的儿女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员月出版）。这三部作品的出版，不仅标志着回族文学跨越的新起点，标志着回族文学所达到的新的、令人鼓舞的发展阶段，而且向人们提出了许多新的、有益可贵的启示。
一
民族自觉意识，是判断民族成员属性觉悟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也是衡量少数民族作家创作风格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这三部长篇小说的出版，首先反映了回族作家在自己的创作上民族自觉意识回归并发展的过程和结果。
民族自觉意识，即所谓的民族情结，它的存在不完全取决于个人后天的经验，而产生于民族整体的集体无意识。每个人从他出生以后，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内容便给他以后的心理发展提供了一种既成的模式，就决定了这个人今后知觉和行为的某种选择性，因而，个人就同整体、同民族联系在了一起，直至死亡这种潜意识也是不会消失的。当然，这种民族情结不完全等同于民族作家的自觉创作意识，有许多民族感很强的作家是以非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和题材创作的。但是，这种民族意识，却会深埋在民族作家的心里，一有适当的机会便会顽强地表现出来。回族作家在创作上对于自己民族母体的认同，便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的过程。由于回族居住分散，再加上受汉文化的强大影响，因而一些回族作家，特别是散居内地大都市的回族作家，他们内心深处尽管潜伏着民族情感，但他们一开始对自己民族的民族文化是不熟悉的，对自己民族群体的生活是脱离的，因而，他们在创作中曾一度出现了被笔者称为“非回族化”的现象。例如，被广大读者所熟悉的张承志，由于他散居在北京，又曾插队落户于内蒙古大草原的纵深处，因而，他的成名作《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以及《黑骏马》《北方的河》，反映的都不是回族人民的生活，在其艺术氛围、形式特点上面也没有回族自己的民族特点。霍达也是如此。这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她最初的代表性作品，一是历史题材剧本，如《秦皇父子》《鹊桥仙》等；二是京味及一般都市生活小说，如《红尘》《保姆》《猫婆》《追日者》等；三是反映社会重大问题的报告文学，如《国殇》《民以食为天》等。甚至于为了避免“照顾”之嫌，她竟不愿在自己的作品上、在一些场合说明自己的族别。即使是回族聚居区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查舜，他最初的作品也缺乏鲜明的民族特点。这种情况，既带有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普遍性，也具有回族文学创作的特殊性。
然而，正如游子浪迹天涯也不会忘记母亲的怀抱一样，天然的民族情感和心理素质使这些回族作家毕竟不能脱离自己的民族母体，他们经过多年的探索和艰辛跋涉之后，特别是文学创作的意识逐渐成熟以后，不能不将目光投向自己的民族，自己血脉相承的母族，自己愿园园万孤独而沉默地存在着的民族同胞。原本生活在非回族聚居区的张承志，怀着“一种战士或男子汉的渴望皈依、渴望被征服、渴望巨大的收容的感情”，一遍遍地走进西海固，走进这著名的“黄土高原东南角的回民山区”，并在这儿认识了回族农民马志文之后，他的文章便“奇异地冠上了他的信仰之性”。霍达也开始调动起自己早年民族生活的回忆，“要回到那个时空去，再生活一次”，并发现、理解了“我们这个民族和宗教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和密切的现实联系”。至于查舜，在步入了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大学的大雅之堂之后，在新的文化氛围的撞击下，对于自己民族的感情似乎更加深厚了，对于自己民族的文化似乎认识得更加深刻了。正是由于这些主客观的因素，使得这些回族作家在创作上呈现出了对于自己的民族、自己民族的生活、自己民族的精神文化的回归和认同。
认同，是同一民族文化系统成员用来界定和认识我们周围一切生活现象时达到基本一致而形成的文化力。这种文化力可以产生非常强的文化场效应。由于这些回族作家在创作上的认同与回归，使回族长篇小说创作获得了可喜的收获，回族文学的创作水平有了质的飞跃。
1988年，《穆斯林的儿女们》与《穆斯林的葬礼》在一年之内相继出版了。前者以火样的激情和抒情的笔调描写了回族聚居区穆斯林儿女们的爱情故事和生活斗争。这些故事曲折、细腻而感人，充满了命运感和回族特有的情趣和色彩，后者以独特的视角、丰厚的容量、深刻的内涵、冷峻的文笔，宏观地回顾了中国穆斯林漫长而艰难的足迹，揭示了他们在华夏文化与穆斯林文化的撞击和融合中独特的心理结构以及命运变化。两部作品的出版使回族人民的生活，那鲜为人知的蒙着神奇面纱的穆斯林世界，集中地、全景式地、形象生动地向文学读者们敞开了；回族人物的形象，那强悍而敏感、坚忍而自尊的新的典型文学性格昂首步入了长篇小说的神圣殿堂。正当人们为回族文学的这一重大突破而振奋、惊诧之时，《穆斯林的葬礼》一举摘取了国家级的荣誉桂冠，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这不能不使回族人民感到由衷的自豪。然而，《穆斯林的葬礼》的震荡波尚未平息，人们对于回族突如其来的“文学爆炸”还没来得及评说的时候，张承志的《心灵史》又出版了。限于种种原因，评论界尚未对这部著作作出反应，但它却不胫而走、不翼而飞，落户于千千万万的回族普通家庭之中，在回族群众中出现了抢购的轰动。一位当代回族作家的著作能这样地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这是前所未有的。回族长篇小说的这些辉煌的成功，不但提高了回族文学的整个艺术品级，而且提高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整个艺术品级，甚至提高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艺术品级。事实雄辩地说明了“愈是民族的，便愈是世界的”。少数民族作家的自觉民族意识不仅不能构成为束缚自己的框框和羁绊，反而是他们得天独厚的优势之所在，是他们在创作上获得成功的天然条件和内在驱动力。少数民族作家只有植根于民族生活与民族文化的丰沃土壤，只有与自己的民族保持密切、血肉相融般的联系，才能使自己的创作结出丰硕的果实，才能使自己成长为文学的参天大树。
二
在共同的民族认同感的基础上，回族作家们又表现为不同的艺术追求与创作特色，并且由于个人认识民族生活、了解民族文化的程度及艺术实践的深度而呈现为一种由浅入深、层次发展的状况。
《穆斯林的儿女们》取材于西北黄河平原回族人民的现实生活。作家满怀着对于自己家乡、自己家乡人民的真挚感情，动人地表现了当代穆斯林的儿女们顽强奋争的民族性格和在风云变幻的政治形势下的独特遭遇，同时形象地展现了回族人民的风俗民情和伊斯兰教的宗教精神，鲜明地刻画了海文、杜英英等不甘落后、不甘屈服于命运，具有新的思想意识，向着新的生活目标奋进的回族青年一代人物形象，马存惠等饱经沧桑，充满民族智慧的回族老人形象；这可以说是在长篇小说领域最早正面表现回族现实生活、刻画回族人物的作品之一。然而，正是由于这是一部较早反映回族现实生活的长篇，囿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和艺术经验积累的不足，因而从更高的标准来要求，则显得生活容量有余而文化蕴涵不足。尽管作品对于民族生活的反映是真实的、生动的，不少地方是传神的，而且作为较早的一部长篇也是难能可贵的，但是，相对于另外两部回族的长篇小说作品，还是缺乏更深入的生活挖掘和更强烈的艺术力度，从总体上看，尚给人以略显稚嫩之感。
与《穆斯林的儿女们》比较起来，《穆斯林的葬礼》在表现回族生活的原汤原汁方面虽欠地道，但它却在表现回族文化方面迈进了一大步。这部作品基本上可以说是一部文化小说。作家运用她那娴熟、细腻的笔调和掌握的伊斯兰、历史文化的大量知识，生动、传神地描写了中国玉文化的长河和中国伊斯兰文化的长河的流变，并且在这两种文化的交叉描写中，塑造了具有浓厚文化色彩的都市回族人物形象，表现了神奇迷人的回族文化，其中特别是几次对于回族婚俗文化和丧俗文化的描写，既曲尽其妙，又不相雷同。如作品中关于主人公韩新月葬礼的描写，在具有特殊魅力的伊斯兰文化的氛围中，作家充满深情、如诗如画地描写了那为悼念亡人而聚在一起的、充满亲情的“拿手”礼。那洗涤亡人的纯洁、简朴、神圣的“洗礼”和全体穆斯林满怀着虔诚和敬畏的悼念亡人的“站礼”，使人真切、形象地感受到了“穆斯林葬礼的隆重、庄严而简朴，没有丝毫的浮华。它是为亡人举行的一次共祈……是忠实的灵魂对于真主的无限崇敬，是每个人衷心情感的倾泻，是为了全体穆斯林包括亡故的人而向真主发出的切望于将来的吁请”“它以特殊的形式而永垂不替”。从这些描写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回族那美好、神奇的民俗风情，而且看到了他们千百年来身处大民族的包围之中和汉文化的强烈吸引之下仍保持着高度凝聚力的文化的“根”。
但是，读完这部作品，陷入冷静的沉思之时，却又使人产生了一些困惑之处：作品一方面在着力描写、礼赞着回族的文化传统，但另一方面，又在许多根本之处流露出了对这种文化传统的否定。特别是表现在作品对主人公之一的韩太太——梁君璧的形象刻画上。从这个人物自身的主体性来看，这是一个有着刚强的个性，勇于冲破世俗羁绊的回族妇女。当她还是少女的时候，就含辛茹苦，独力支撑了梁家的门户；当志向远大的韩子奇回到她的身边的时候，她可以大胆地说：“奇哥哥，我帮着你干！你……你娶了我吧。”这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勇于冲破世俗的回族姑娘形象啊。并且，她还是个虔诚的穆斯林，“从九岁开始就做每日的功课，以后从未间断”，并“随着年岁的增长，她越来越笃信万能的真主，那是指引她的人生之路的唯一的神”，这是一个多么典型的穆斯林妇女啊。可是，偏偏是这个有着宗教道德信仰的、恪守民族传统文化的回族妇女，却又那么的怪异、封闭、保守、冷酷，甚至可以说是她一手造成了韩家两代人韩子奇与韩新月父女俩的不幸。这使我们在慨叹作品对于这个回族妇女不公的同时，又对作者对于民族文化的态度产生了疑惑。作者是否含蓄地告诉人们，恪守民族传统文化只会导致不幸，在民族传统文化与伊斯兰精神的支配下只能走向“葬礼”。如若作品客观上给人们造成了这样的看法，这当然是不正确的，这不能不是作品的缺憾和不足。
《穆斯林的儿女们》着重表现的民族生活层面，《穆斯林的葬礼》着重表现的民族文化层面不同，《心灵史》着重表现的是民族精神的层面。
固然，文化包括了思想模式、情感模式和行为模式，但相对于狭义文化而言，精神仍具有自己独立存在的价值。张承志有着学者、作家的双重身份，他自愿作为回族的“一支笔”，数年间，抛弃了自己已取得很大成就且已习惯了的文学道路，抛弃了都市的舒适生活，甚至抛弃了自己所赖以安身立命的职位薪俸，深入到了回族聚居的西海固地区，终于与这里的回族人民融为一体，开启了他们那沉默如铁、厚重如山的心灵之扉，掌握了他们那代代相传、秘不示人的手抄秘籍，从而创作出了《心灵史》这部被作家称之为“没有比这更值得献身的事了”“我文学的最高峰”和“毕生作”的作品。这部作品，打破了以往小说的套路，以被人们称之为“血脖子教”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几十万哲赫忍耶群众和他们的导师为主人公，深刻地揭示和热情地弘扬了他们在清朝和民国时朝艰辛的生活环境里和极致的政治压迫中那种“让心先自由，让心灵痊愈，让心灵呼吸喘息，让心灵先去天国——舍了这受苦人的身子给这坑人的世道，让心沾一沾主的雨露吧”的与幻想诀绝、以死作为信仰，追求磨难、崇尚牺牲、追求心灵自由的卓绝精神。这种精神，虽然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正如黑格尔所说的：“（艺术）只有在它和宗教与哲学处在同一境界，成为认识和表现神圣性，人类的最深刻的旨趣以及心灵的最深广的真理的一种方式和手段时，艺术才算尽到了它的最高职责。”艺术和宗教、哲学确实是处在同一境界的，它们都是对人类的存在进行终极探索和关怀的。张承志的宗教意识，更多表现为一种精神选择和精神特点，表现为一种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的方式，更确切地说，表现为一种心灵的境界和层次，因而，他的这部作品就具有更深刻的内涵和更普遍的意义。不仅是反映了回族人民，而且反映了整个人类对于信仰和精神自由的追求，达到了如同别林斯基所说的那种“只有那种既是民族性的同时又是一般人类的文学，才是真正民族性的，只有那种既是一般人类的同时又是民族性的文学，才是真正人类的”极致的民族文学的境界。
三
三部回族长篇小说的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它们较好地认识并正确地处理了认同与超越的关系。认同，表现为与民族文化主体基本一致的阐述，使民族文化传统得以凝聚和稳定。但是，这样也会导致“自我设限”，排斥某些异己的、新鲜的因素，造成民族文化的封闭和老化，成为创新和发展的负累。为了克服这种现象，就必须有超越的意识，将由于认同而产生的定势变为腾越的基石，以一种更广阔的视野审视民族传统文化，打破、扩张和改变界限，使民族文化在相对稳定的基础上，获得新的营养，以求得更大发展。正如墨西哥著名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所说的：“当我们承认他人及其价值的时候，也就重新认识了我们自己；当我们否定或孤立别人的价值时，也就否定了自己和将自己孤立了起来。拉美作家真正从另一个西方世界重新认识了自己。”“文学的传统与创新是互相支持、互为依存的……创新为了存在而需要传统……但是传统为了继续存在也需要创新。”
这三部回族长篇小说成功的经验正在于此。首先，三部作品的题材虽然都是反映回族生活的，但它们所表现的主题思想却不是狭隘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的流露，而是具有更广泛、更普遍的意义。
《穆斯林的儿女们》表现的是苑园年代末期中国西部黄河岸边一个回族村落里青年人的希望、困惑、挫折和发展。这实际上反映的正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前夜，中国农村所普遍具有的躁动，至于作品结尾发出的“渴望世人多多化干戈为玉帛”“希望像以前那人损人的日子不要再变着样样儿来”的真诚的呼唤，正是这一时期包括回族在内全国人民内心深处的企盼。
《穆斯林的葬礼》写的虽是一个穆斯林家族六十年间的兴衰，三代人命运的沉浮，两个发生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内容却又交错扭结的爱情悲剧，但它通过这些独具色彩和个性特征的男女主人公，深刻地探索并揭示了人们在传统与现实、宗教与政治的氛围中对人生真谛的困惑和追求。诚如作家所说的，是“为人的心作传，为人的心谱曲”，具有深刻的哲理思辨色彩和广泛、普遍的意义。
特别是《心灵史》，曾经有人用“惊人的真实，惊人的偏执”来概括张承志近期的创作，但这是不准确的。《心灵史》所描写的题材是有历时性的、有限定范围的，但它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却是超前的，具有广泛内涵的。《心灵史》描写的虽是中国伊斯兰教苏非教派的历史，但它所贯注和表现出来的那种“不畏牺牲坚守心灵”的精神、“让心灵渴望理解”的理想，却是博大而深远的。正如作家所说的：“你们应当作证，这里毫无狭隘。这里含有人、做人、人的境遇、人的心灵世界和包围人的社会、人性和人道。这里有一片会使你感动的人的光辉。”因而它出版后，不仅受到了回族群众的欢迎，而且打动了许多非回族人的心，有着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和普遍的艺术感染力。
其次，表现在对民族现实生活和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流动过程，其中既有历时性的集结，也有现实性的掺入，是一个庞大的体系，至于民族现实生活，更是错综繁杂、扑朔迷离，往往是美与丑集合在一起、新与旧交缠在一起。因而，在反映民族生活、表现民族传统文化时，三部长篇作品都没有完全沉溺于对其完全的赞美、颂扬之中，而是以清醒、客观的态度，对民族生活与民族文化中的落后、陈旧的东西予以了深刻的反思和必要的批评。如《穆斯林的儿女们》，在热情礼赞回族人民的民族性格、热情赞颂家乡美好风情民俗的同时，对于民族生活中恪守旧的意识、恪守旧的传统做法的杜实朴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采用以物寓人的手法，借屋檐下的麻雀之口，对那种民族生活中违背男女双方意愿的包办婚姻和守旧意识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快想想自己的耻辱吧，我们退化、退化、退化！在这世界上生息了若干万年，到头来我们退化得竟然连一块有色彩的布匹和衣物都制造不出来，老是一色的麻！祖祖辈辈、世世代代的麻！难道还这么麻下去吗？倘若真的这么麻下去，我们的一切都会麻木不仁，直至毁灭！”
当然，回族作家对于自己民族生活和民族文化中的负面现象的反思和批评一般都是委婉、含蓄而有分寸的。如《穆斯林的葬礼》中，作家对于民族文化的态度更多的表现在她对女主人公韩新月的形象塑造中，从这个美丽、纯洁、好学，向往着新的知识和新的生活天地，追求着新的生活命运的回族姑娘身上，我们不难看出作家所寄寓的深刻含意，而从作品中这个姑娘不幸夭折的故事背后，我们仿佛看到了作家沉重的叹息和深深的无奈，从而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再次，表现在作品的创作风格和形式技巧上。认同，并不是趋同。在关注民族现实、反映民族生活、表现民族精神、塑造回族典型人物的一致前提下，三部回族长篇小说呈现出了各自不同的创作风格和表现技巧。
《心灵史》具有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般的风格。作品采用了回族民间史书的体例，即“几十万民众把自己的故事划分在一代一代穆勒什德（导师、领袖）的光阴里”，因此，作家采用这种形式为自己的形式：“把此书划为七代；每一代故事都用哲合忍耶内部秘密抄本作为作家的体例，称之为‘门’，而不称为章或部。”在写作手法上，作家将叙事与抒情较好地结合了起来，一会儿是沉痛的回忆和叙述，一会儿是激情洋溢、一泻千里的直抒胸臆。这不仅在回族文学创作中，而且在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也是独具一格的，具有一种新鲜、特殊的美学风范。《穆斯林的葬礼》，则具有清丽、细腻、丰厚的特点。作品采用历史与现实平行发展、交替出现的方法，将过去与现在、前因与后果有机地统一起来，既构成了其强烈的悬念，又加大了作品的蕴含量，读后令人荡气回肠，不忍释卷。《穆斯林的儿女们》虽较为朴实、平易，但也借鉴、吸收了不少现代小说的表现技法，并有机的与作品的整体风格结合到了一起，从而构成了作品的“穆斯林特有的灵光与趣味”。
总之，从这三部长篇小说中，我们看到了当代回族作家在文学上勇敢的创新精神和不倦的探索态度。正是这种态度和精神，使得回族长篇小说创作既带有自己鲜明的民族特点，又同步于当代文坛小说的发展，既具有显著的认同倾向，又超越于自己的局限和习惯性的樊篱，从而呈现为一种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多彩多姿，多维、多角、多向发展的可喜景象，这既有力地显示了回族文学的创作实绩，又响亮地宣告了回族作家创作意识的成熟。我们相信，在这种正确的创作意识的引导下，回族的文学创作一定会获得更为丰硕的成果，回族文学的发展前景将会更加辉煌灿烂！
载《民族文学研究》199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