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A。科胡特
这位德国皇帝，你们为他吵吵闹闹，他正是你们的镜像！
——弗雷德里克·瑙曼1909年对德国人的训诫
此前从来没有一位象征性的人物如此全面地反映了一个时代，也从来没有一个象征性的时代如此全面地体现在一个人身上。
——沃尔特·拉特瑙1919年论威廉二世
最近几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重新激起人们的兴趣，成了历史研究的对象。此前几十年，历史学家忽视了这位皇帝，而把相当的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历史上以威廉二世为标记的那个历史时期。一个引人注目的或者说可悲可叹的事实是，迄今为止尚未出版过一部全面论述威廉二世的学术传记。这个事实证明，此前，历史学家们研究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却把威廉二世本人的意义缩减到最小。与此同时，涌现出一大批流行的威廉二世传记，都是由业余历史学家编撰的。普通公众对这位德国皇帝的好威廉二世像奇似乎始终不减。公众的兴趣与学术界的忽视相结合，恰恰对应了同时代人对威廉的追捧与愤恨。他似乎既是一位奇特而神秘的英雄人物，又是一个平庸无能、喜欢装腔作势的可怜人。这篇论文的主题是，德国皇帝的这两个形象统一起来，反映了他领导德国的实际情况，他的领导既充满活力，鼓舞人心，同时又软弱无能。
德国皇帝统治时期的领袖行使两项主要职能，上述自相矛盾的观点就是以此为基础的。人们期待威廉身上兼具两种形象，他最好的朋友和政治心腹菲利普·乌伦伯格（Philipp Eulenburg）把它描述为“执掌政权的政治家和沉睡的英雄恺撒”。一方面，威廉二世是一位政治领袖：他要构建和实施具体的政策。他要发挥传统的政治家的职能，要从对自己有利、对国家有利的立场出发采取行动。在这个意义上，“政治领袖”主要是从理性的自我利益的角度定义的。另一方面，威廉二世是神圣罗马皇帝腓特烈一世（Friedrich Barbarossa）精神的化身，象征民间传说中正在屈夫霍伊瑟（Kyffh-user）山中洞穴里沉睡的腓特烈大帝从梦中醒来，用当年人们评论威廉二世的话来说，“重振雄风，把德国的辉煌带入深山老林。”换句话说，他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德国领袖，是人们的情感和精神寄托。他的角色是充当洋溢着领袖魅力的德国人的代表，表达和拔高公众深沉的理想和志向。在这个意义上，“象征意义的领袖”主要是从公众形象的角度定义的。
在这两个意义上，威廉二世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成功领袖，又是不成功的政治家。本文想要展示威廉的个性特点，尤其是他的自恋式病态心理，这种心理使他具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充当德国象征的奇特能力。德国皇帝的自我是前后矛盾、支离破碎的，这使他能够从地域、社会、政治和学识方面反映一个分裂的国家，他为促进自己的心理和谐所作的努力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许多国民的需求。然而，威廉的内心是不和谐、不统一的，他不能从心理上定义连贯一致的自我利益，所以他不能胜任政治领袖的角色，无法可靠而连续地推行某些政策。所以，这篇论文是从心理史学的角度研究威廉二世对德国的领导。它的目的不是用精神分析学“诊断”这位皇帝的病症，指出他的自恋和反常，而是解释说明这个令人困惑的人物所造成的举足轻重、看起来却微不足道的影响，揭开他与臣民的关系，探讨他在德国现代史上的地位。
用精神分析学的自我心理研究威廉二世的性格
在本文论述的范围之内，像人们所理解的当代精神分析学那样，详尽地描述病态自恋心理的病源论和症状学，当然是不可能的。本文所采纳的自恋型人格障碍观点是以精神分析理论的一项最新发展为基础的，即把着眼点放在人的自恋需求上的自我心理学，说明这一点足矣。从自我心理学的角度，自恋型人格障碍被认为是性格的根本结构存在缺陷或者弱点的结果。换句话说，病态自恋就是“病态自我”：杂乱、不和谐或者自我的虚弱。自我存在缺陷或者软弱的根源一般是儿童与其看护者之间的互动存在问题，看护者没能在一个人的童年时期为他提供必要的心理养分。一方面，看护者也许没有给孩子提供机会，使他吸收成人意义上的平静和力量的概念，并最终内化为一种安全和稳固的感觉。另一方面，他们可能没有对孩子作出肯定和鼓励的反应，这种反馈最终可以让孩子内化为一种自信和自尊的感觉。
这些发展过程中的不足导致的结果是，受到自恋干扰的成年人会产生一种内心失衡感和对心理分裂的恐惧。表面上的假装兴奋或者狂热举动可以抵御内心的冷漠或麻木。急切的自大可以掩饰可怕的自卑和抑郁。内在脆弱的性格使这样的人对别人对待自己的态度极度敏感，他们的典型行为是作出唐突而激烈的反应。看似无足挂齿的轻视和拒绝在他们心里变成了深刻的威胁，常常会引发一阵愤恨、默想报复或者外表的高傲和疏远，以掩饰内心深受屈辱的感觉。受到自恋干扰的人缺乏内心基本的安全、和谐和自尊，他巧妙地依赖其他人决定自己心理上的生死。他想办法从周围的环境中获得自己所欠缺的东西。他对别人的兴趣主要不在于把对方看做具有独立感觉的个人，而是对方可以帮助自己保持、扩大或者恢复心理平衡。儿童觉得自己是父母的一部分，父母是自己的一部分，儿童用这种感觉来保持自尊和心理平衡。像儿童一样，受到自恋干扰的成年人也觉得自己是别人的一部分，别人是自己的一部分。这种性格缺陷使他像上瘾一样渴望与自己钦佩或者依赖的人建立关系，因为他可以从这些人身上找到力量和安全感。或者为了消解自己毫无价值的感觉，他也许要展示和炫耀自己，引起别人的注意，希望别人的肯定和钦佩能够滋养他焦渴的自我。受到自恋干扰的人把自己与他人（物）的关系视为自我的组成部分，没有了这种“自我客体”关系的持续滋养，他就会产生失去心理连贯和心理和谐的可怕感觉。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性格和许多行为在病态自恋的理论框架下很容易理解，他外在的神秘和排场与内心的虚幻脆弱、富于魅力的领袖风范与显而易见的低效无能从基本的人性的角度也就可以解释了。当代最了解威廉的一些人认识到，他的根本性格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比如威廉多年的朋友、德国总理伯恩哈特·冯·比洛就常常担心他精神失衡。“威廉的性格充满了自相矛盾的地方，”比洛在回忆录中写道：
唐纳斯马克（Guido von Henckel-Donnersmark，德国大富翁）亲王常说，皇帝让他想起一个骰子盒，里面的骰子互相碰撞。他的性格不是融洽、自持或和谐的；它的各个不同侧面没有交融在一起，就像惰性物质和元素在熔炼过程中发生的情况那样。
就连观察力敏锐而交往不多的熟人有时也能察觉威廉的自我前后不一，虽然皇帝的立场和举止让他们赞叹。1891年夏天，小伯爵约翰·莫利（John Morley）与威廉一道吃过午饭后在日记中写道：
我兴趣十足地观察着这位在欧洲扮演着重要角色的人物……从急促地把脑袋一歪到一只脚稳稳地踩在地上，每个动作都精力充沛、短促、焦躁。但我有理由怀疑它们是不是坚定、稳固，是不是赫伯特·斯宾塞所说的经过了适当的协调和组织的结果。
本文从始至终都回响着威廉的内心骰子盒般哗啦作响的声音。但是，通过介绍他的性格，笔者在这里可以简单地探讨一下他的病态自我的一些表象。正如哗啦作响的骰子引发的鲜明印象一样，威廉在政治上麻烦不断，他的反复无常和不可预料可以归因于他的基本人格不够坚固。根本的脆弱被表面上的自信笃定所掩饰。他的内心没有足够的力量，他不敢承认自己什么也不懂。他觉得必须对几乎所有问题发表意见，他坚持他几乎一无所知的立场或政策。他似乎不能听取部长们的意见，他经常打断别人说话或者自己主持一言堂。政治上，他的自信笃定呈现的形式是，他反复申明自己至高无上的君权是上天授予的。比如，他于1910年在柯尼斯堡的一次讲话中宣布：“我把自己看做上帝的工具。我行事义无反顾，不拘时论。”表面上，威廉的这句话似乎有力而自信地断言，他拥有几乎无限的政治权威。可是我们有一种感觉，威廉的主要心理目的是借上帝来弥补自己所欠缺的力量。威廉在这里提到君权神授，说到底是想要抵挡人们对他的批评，加固他岌岌可危的自主感觉。
一般来说，威廉表现出来的自信笃定，只是想要保护脆弱的自我不受外界攻击所作出的反应。他极度脆弱，每当他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充分的赞赏或者遭到谴责，他就勃然大怒或者冷漠仇恨。他的统治时期是以前所未有的离经叛道、屡受磨难为标志的。他觉得受到了威胁，他在感情上迫切需要依靠周围的环境为自己提供方向和目标。这一点是皇帝的顾问们经常讨论的话题：他具有一种惊人的倾向，很容易采纳最后一位谈话对象的政治观点和目标。所以，他在性格和政治上的专制是想说服别人和自己相信，他在心理上是独立的。笔者最后分析认为，威廉宣布自己拥有绝对权力，这是防御性的表象，它的背后是，他渴望得到别人的赞许和指引。只要稍加研究，就能一眼看透这个表象，菲利普·乌伦伯格等最了解他的人就认识到了这一点：虽然他假装瞧不起别人，但“他其实害怕他们对他的评价——他从来不敢承认这一点。”他做事的根本动机是朋友们描述的“渴望取悦别人的女性倾向”。实际上，我们很难想象还有比威廉二世更敏感的领袖，他对别人的态度和反馈极其敏锐，他深刻地受到“时论和潮流”的影响。
威廉没能在早年与富于同情的看护者开展稳定的交往，建立起内心基本的自尊感和安全感，于是他靠“自我客体”引导自己的雄心，决定他的理想。可是，因为威廉依赖外在的情感支持，所以他的自我缺乏统一，这也使他具有了奇特的感受力和灵活性，使他能调节自己适应环境，以获取他需要的人们对他的肯定和支持。换句话说，他是一位演技高超的演员，他能扮演那些可以带给他心灵滋养的角色。威廉的同时代人认识到了他性格中善于假装的一面。乌伦伯格喜欢叫他“普洛透斯神威廉”，普洛透斯是具有传奇色彩的希腊预言家，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外形。有人问伟大的法国女演员萨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tdt）与威廉相处得怎么样时，她回答说：“很不错，谁会责怪我们呢？因为他和我，我们两个人都是蹩脚的演员。”当然，所有的领袖人物有时候都想把私下里的性格癖好隐藏在公众场合的面具下面。然而，就威廉的例子来说，我有一种感觉，他的行为只是一连串的舞台表演，他是没有自己性格的演员。他要通过与周围环境的互动来完成自己，他实际上变成了他所扮演的角色的一部分。威廉扮演的人物能给交往不深的观察者留下非常可信的印象，可以归因于他表演的诚恳和投入，归因于一个事实：他只有在觉得自己得到了周围人们的肯定和欣赏时才会感到和谐。
同样，威廉对外在抚慰的渴望根源于他焦灼不安、有时似乎无法克制的自大。他不由自主地想要展示自己，最常见的形式是辞藻华丽的讲话和频繁的出行。人们把威廉叫做Reisekaiser，即“旅途中的皇帝”。在私人生活中，军方和非军方的扈从让他感到了同样的肯定，就像国事访问、盛宴、讲话和游行给他的感觉。威廉从1888年登基直到1941年在流放荷兰期间去世，他身边始终环绕着同一类人，一群见识狭隘、趣味单一、自觉“优雅”和“聪明”的贵族绅士，这不是偶然的。这个小圈子在社会、政治、学识、文化甚至情趣方面都持有类似的看法。他们似乎还认识到，自己对皇帝的主要作用就是给他提供心理支持。经常见到新面孔、去到新地方让威廉心情激动，同样，这些扈从讲的奇妙而睿智的故事也让他心情愉快。这些人对威廉的热情和夸大的遵从就像人群的欢呼声，加强了他脆弱的自尊。菲利普·乌伦伯格是环绕在威廉身边的一个典型人物，他认识到了威廉对外在肯定的迫切需求。1897年6月，他告诫朋友比洛怎样与这位皇帝打交道，比洛即将前往国外的办事处担任国务卿的职位：
德国皇帝进入明斯特市，身后是第13骑兵团旗帜连
威廉认为一切都是针对他个人的。只有私人观点可以给他留下印象。他想指导别人，他不喜欢听从别人的指导。乏味无聊的事情他一点也不能忍受。反应迟钝、态度僵硬或者表面上一本正经的人让他厌烦，他们不可能赢得他的好感。威廉二世想要脱颖而出，他每件事情都亲自出面，每个决策都亲自作出……他喜欢喝彩声，是个雄心勃勃、忌妒心强的人。要想让他接受某个观点，你必须提出这个观点，就好像这是他的意见。你必须把一切解释清楚，便于他理解……千万不要忘记，陛下大人时时需要赞美。他是这样一个人，如果重要人物没有不时对他认可，他就会很落寞。只要你别忘了在适当的时候对陛下大人表示认可，你的一切愿望都可能得到满足。他非常感激你的认可，就像一个聪明乖巧的孩子一样。
威廉不仅依赖身边的人一再确认他本人的重要性，还依赖扈从为他提供他自己欠缺的方向和目的。的确，最近的几篇论文和已出版的大部头菲利普·乌伦伯格书信集揭示了扈从对皇帝施加影响的程度。这个兴趣狭窄的精英团体通过威廉能够对当时的政府举措施加微妙而无所不及的政治影响。
因为威廉的性格具有这些特征，所以，许多当代人得出结论，认为威廉二世精神“不正常”，意思是指威廉那令人不解的行为是遗传性或者生理性紊乱的结果。但比洛却不认为威廉在这个意义上是不正常的。他认为，皇帝只是极度傲慢而已，他用傲慢掩饰他内心深刻的不安全感：
威廉二世的傲慢表现为不能自拔的自我吹捧，这种做法不仅惹人反感，在政治上也十分危险。他这么做在很大程度上是想要掩饰内心的不确定、甚至焦虑，外界往往意识不到他频繁地陷入这样的自我怀疑。本质上，他不勇敢，他是胆小怯懦的人。
正如比洛和乌伦伯格认识到的，了解皇帝的性格和政治举措的关键，在于了解他内心的脆弱。他的脆弱将会给德国造成不利的政治后果。但与此相悖的是，威廉在努力弥补和克服自己的精神缺陷的同时，培养并形成了特殊的具有象征意义的领袖能力。换句话说，他没有安全感，缺乏心理上的连贯与和谐——即病态自恋——这个特点正是其历史意义的根本所在。
德国皇帝、媒体和德国的公众舆论
“政治上，谁也不会为别人做什么，”俾斯麦在1857年写道，“除非他觉得这件事也符合自己的利益。”这位19世纪最伟大的政治领袖也许用这句话概括了他的从政秘籍，一位传记作者称之为俾斯麦“一切政治行为的基本准则”。俾斯麦认为，理性地追求自我利益对个人、群体和国家都是很自然的；是的，这是上帝的旨意。所以，政治家在道义上必须明确本国的利益，并严格要求自己实现这些利益。俾斯麦认为，国家行为“唯一坚固的基础”是“自我中心而非浪漫主义。”私人感情、强有力的精英或政党的愿望、公众舆论等都要服从于实现国家利益的目的。这些因素可以被操纵，以服务于奉行的理性外交政策，却绝不能由它们决定外交政策。在俾斯麦看来，国家要以自我利益为基础采取一定的外交举措，这么做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比如1887年11月，俾斯麦安慰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Salisbury）大人说（索尔兹伯里担心，当时还是威廉王子的德国皇帝登基以后，德国的外交政策会倾向于反英），任何人，不管是皇帝还是总理，都不能让德国这艘大船偏离预定的航道。俾斯麦在给索尔兹伯里的信中写道，您不必担心威廉会推行反英政策。“在德国，反英或者亲英都是不可能的。”不管皇帝是谁，“他将会并且只能受日耳曼帝国利益的影响。为了维护本国利益必须遵循的道路是明确规定的，不可能偏离。”
可惜，俾斯麦对盎格鲁—日耳曼关系的预测错了。事实证明，他对政治行为的性质所持的乐观而理性的态度与20世纪的大众政治格格不入。1888年威廉二世登基以后，德国的现实政治被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取代了。1890年，俾斯麦怀着满腔忧愤告老还乡，回到弗里德里斯鲁（Friedrichsruh）——刚愎自用的德国皇帝想要亲自掌舵德国这艘大船，把俾斯麦推到了一边——此后，在国内和国际上，德国的航向不再一目了然。确凿无疑的是，像年轻人一样鲁莽的皇帝以及像年轻人一样鲁莽的德国都想加快航行速度，这艘船的螺旋桨转得更快了。德国进入了威廉时代。
德国政治生活的戏剧性变化体现为领袖风格由俾斯麦式变成了威廉二世式，由俾斯麦努力实现德国的理性利益变成了威廉皇帝注重公众舆论和他本人的公众形象。的确，威廉的许多顾问不能理解，威廉为什么痴迷于他与臣民的关系，尤其是媒体所反映并施加了影响的君臣关系，虽然这些顾问正是19世纪政治生活的产物。“人人都抱怨说，陛下不肯阅读政治报告，”威廉登基后不久，常年担任外交办公室军机顾问的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施泰因这样写道，“但是与此同时，他却每天阅读30到40份剪报，一份接一份地读，还在边边角角写满评论。真是奇怪的性格。”
威廉的这些满腹牢骚的顾问们注意到，他倾向于关注报纸和报纸上刊登的政治报告，这反映了他经常觉得公众舆论对决定政治举措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895年亚美尼亚危机期间，英国驻柏林的武官向威廉抱怨说，俄国报纸《大众报》（Grashdanin）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反映了俄国对英国固有的冷漠态度，这种态度阻碍两国达成融洽的关系。威廉的回答很能说明问题。他说，《大众报》像一般的俄国媒体一样，因为发行有限，所以没有值得重视的影响力，它绝对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的媒体影响力，尤其是英国。亚美尼亚的丑闻令人遗憾，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感谢的正是媒体和由它主导的英国公众舆论。
威廉二世没有把这场血腥的近东危机归咎于土耳其人和亚美尼亚人的行为或者欧洲列强的政策，欧洲列强正想办法在举步维艰的奥斯曼帝国保护和促进本国利益。他甚至没有直接指责英国政府，英国想加快土耳其的崩溃并从中渔利——德国外交办事处的许多人持这种观点。相反，皇帝却责怪英国媒体对公众舆论的影响力。出于相同的理由，他抹杀了俄国媒体的政治价值。由于发行有限，《大众报》对俄国的广大民众没有真正的影响力。阅读俄国报纸的是指引俄国政府的政策方向的人，这个事实在皇帝看来似乎无关紧要。在他看来，至少就这个例子而言，决定国家发展道路、定义领袖性质的是公众舆论和媒体（只要它能影响公众舆论）。
威廉的一项主要任务成了追踪媒体，因为他认为公众舆论非常重要，媒体作为统治者与臣民之间的媒介，拥有强大的力量，它同时影响和反映公众舆论。他把重大的政治变化，比如1906年初英法的外交甚至军事合作归咎于德国媒体，因为它“同时谴责”了这两个国家。威廉相信，德国媒体对英法两国的公众舆论都产生影响，所以它导致了决定性的政治举措——这项举措对德国十分不利。不过，作为公众舆论的反映，媒体也指示了未来的政治举措。例如，1896年，威廉预测，英国将很快决定接手德国的殖民地，因为“英国报纸透露的消息显示，英国的反德情绪在稳步增加，这说明对方的敌意比我们此前认为的更加根深蒂固。”威廉意识到，公众舆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因素，他的顾问们却没有看到这一点。虽然他宣称而且有时候认为自己完全不屑于理会“当今的观点和时论”，但他身为德国皇帝的所作所为却常常基于一种态度，他在1896年12月向英国驻柏林大使表达过：虽然他本人愿意促进英德之间的理解，但他却“不能违反德国人民的利益和意愿采取行动。”
他意识到，他必须当一名“现代的皇帝”，必须对臣民的需求保持敏感并积极作出回应。他相信公众舆论和媒体作为统治者与臣民之间的媒介，在政治上十分重要。这些认识是他病态的自恋心理的直接结果。他痴迷于“德国人民的利益和意愿”——因此往往无视德国的国家利益——这是公众舆论（通过媒体）对他个人具有重要意义的直接结果。公众舆论对他具有如此强大的影响，于是，他似乎顺理成章地认为，它对一般的政治生活也具有同样重大的影响。按照精神分析的理论术语，媒体所表达的公众舆论可以说充当了皇帝的“自我客体”：它成了外部世界的一个方面，它为他提供了自己身上找不到的方向和支持。
威廉缺乏清晰而连贯的内在目标感，所以他依靠公众舆论调整自己的态度，安排自己的活动——就像依赖别的、往往互相抵触的自我客体一样。一般来说，威廉似乎不能形成自己的观点。威廉的观点是对别人的观点作出的反应，就像只有在磁场存在的情况下才能形成具体图案的铁锉屑一样。有时候，威廉仅仅是把身边谋士的观点据为己有。但是，当他采纳的观点与当时的谈话对象截然相反时（这种情况并非罕见），他也需要另一个人对此持有有理有据的看法，以便他在澄清自己的观点时能够即刻作出应对。在这个意义上耐人寻味的是，他的许多电报和信函本质上是对他与别人谈话的叙述；他的立场只有在描述他的答复时才能得到阐释。这种冲动的参照反应也构成了威廉表达自己的主要方式的典型特征，他形成自己的意见，并向顾问表达，都用这种方式：即他在报纸、外交报告和政府报告的边角写满庞杂的评论。这些旁注说明，威廉深受媒体所反映的公众舆论的影响。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威廉确实阅读许多份报纸，而且很明显，他之所以形成许多个人观点和政治判断，都是对媒体汇报的公众情感的直接回应。从心理学的角度，可以说，公众舆论参与决定了威廉的观点。此外，通过追踪媒体对自己的反应，他能够评判自己的行为造成的公众影响。他的内心没有能力评价自己的一举一动是否适当，必须依赖周围环境的反馈来规范冲动的行为。侍从们适时的干预能够阻止威廉踏上可能导致灾难的政治道路，同样，公众通过报纸所表达的负面反馈也能引导他忽然改变立场，虽然他的这个立场在几分钟之前还似乎不可动摇。
虽然公众舆论可以帮助威廉形成观点并引导其行动，但是，对他来说，其主要职能却是像他的扈从一样提供外在的肯定。虽然威廉二世是皇帝，从小被作为杰出的公众人物抚养长大，但他成为大家注目的焦点时，依旧会产生强烈的满足感。比洛在回忆录中写道，群众的欢呼很快就能让威廉陷入无边的兴奋状态。“在我任职期间，每次只要陪同皇帝去什么地方，他很少不会在礼节性的出场后宣布，这是他一生受到的最热烈的迎接。”威廉在这些场合极其快乐，这对他的行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例如，当他觉得自己受到英国公众舆论的赞赏，得到英国媒体的支持时，他就会想办法奉行明显亲英的政策。
威廉二世相信公众舆论对政治生活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舆论对他本人也的确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这使他所处的立场很成问题。威廉与公众舆论的关系让他遇到了政治困境和个人麻烦，这些困扰在他1909年5月写给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信中表现出来。威廉写道，他觉得奥地利前一年10月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吞并之后，人们“责怪”他造成了欧洲的紧张局势。“尤其是一般的媒体，”他发牢骚说，“它们用最卑鄙的手段反对我。”虽然文章的论述不尽准确，但是威廉认为，报纸对他的攻击应该被严肃对待，因为“我们必须考虑一个事实：公众舆论基本上是由报纸制造的。”他最后写道：
既然君主对上帝负责，必须保护交由我们照看的国家福祉，那么在“公众舆论”对我们的行动产生影响之前，密切关注它的发生和发展就是我们的义务。如果我们发现它源自受到玷污的、阴沟一般的渠道，来自上面提到的不光彩的媒体，那么，我们的义务将会是而且必然是大力纠正和抵制它。
就我个人而言，我完全不理会报纸上的闲言碎语，但是我不能克制一种焦虑感，如果不予立刻纠正，任由有关我的政策、我的国家的无耻肮脏的谎言自由传播，它们不断重复、不被反驳，很容易在两国人民之间滋生仇隙。公众舆论需要明确的信息和引导。
威廉写给沙皇的信从一开始就表达了他作为“绝对”君主，在一个大众日益参与政治的时代所处的不可避免的困境。作为独裁者，他对报纸的批评不屑一顾，但他显然很容易受报纸影响。理论上，他只对上帝负责，但他又认识到，他的领袖地位最终取决于自己在臣民心目中的分量。威廉面临的任务是，调和他绝对自信的表面与他对媒体强大影响力的认可，绝对自信的表面对他本人、对他行使政治职能是必不可少的，而媒体和公众舆论对他、对现代政治生活也都具有强有力的影响。他必须调和自己的需求，既要看上去“完全不理会报纸上的闲言碎语”，又要满足不可遏制地投入大量精力阅读报纸的冲动。
在世纪之交的欧洲，君主统治的现状不断发生着变化，威廉自相矛盾的政治立场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威廉所面临的困境也是他那个时代每一位世袭的欧洲君主必须以这种或那种的方式直面正视的问题。但是，虽然威廉的政治障碍绝非特殊，但他心理上所处的深刻的个人困境却是直接源自他对臣民的感情和观点的情感依赖。
在这篇论文当中，笔者把相当的注意力放在公众舆论为威廉实现自我客体的三种基本功能上，笔者如此强调威廉对自我客体的需求，也许已经令读者觉得不以为然了。毕竟，每个人一生都需要别人的反馈来帮助自己树立目标，明确轻重缓急，评价行为是否适当。每个人一生都需要别人的肯定才能觉得自己是活着的，这也是很有价值的。不过威廉的不同之处不在于他要用自我客体来支撑自己，而在于他的需求太多。换句话说，威廉的困境在于，他明显地受到公众反应的摆布。群众的赞美让他兴高采烈，进入一座城市时人群的喝彩让他心情振奋，报纸对他某次讲话的好评让他心满意足，反之，当他觉得自己不被臣民欣赏或者遭到贬低和批评时，他也相应地感到气馁和痛苦。
有证据表明，公众的谴责与威廉在执政期间发生的一系列“精神崩溃”有直接关系。最著名的一次崩溃发生在威廉接受采访的文章刊登之后。1908年10月末，威廉接受了英国报纸《每日镜报》的采访，这次采访臭名远播，当时，他不谨慎的言论在国内引起一片哗然，帝国国会要求对威廉的言行予以限制。他早先的一次崩溃发生在1897年1月，当时，他在勃兰登堡的全国饮食节上发表了煽动性的讲话，结果遭到严厉批评。比洛回忆道：
皇帝因为讲话失败非常难过，讲话失败的消息不可能向他隐瞒……他发生了精神崩溃……他本以为自己“坦率”的讲话会取得巨大的成功。
只说威廉觉得自己受到批评还不够。在某种程度上，每当他觉得自己与国民背道而驰时，他的强烈反应都表明，他把国民对讲话的反馈看成了对他的轻蔑和毁灭性的颠覆，蔑视他满心自豪地创造和展示的东西，颠覆他本以为——实际上是料想能够得到公众欢呼、以便在情感上得到支持的价值。用当代的精神病学术语概括，我们很难确切地了解威廉的精神崩溃有哪些典型特征，准确的触发因素可能是什么。毫无疑问，它们是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不过，这些极度焦虑和抑郁的心力交瘁的故事说明，德国人民的支持和正面反馈对威廉顺利履行个人和政治职能是至关重要的。
威廉对公众舆论的极度依赖使他处于摇摆不稳的心理状态，而公众舆论本身的性质又容易加强他的情感脆弱性。威廉把公众舆论作为自我客体，这一点尤其成问题。首先，公众舆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难以定义和评价的。威廉几乎不可能直接感受到德国人民的所思所想。威廉主要是通过媒体的中介，利用媒体对公众舆论的反映，来体会他与民众的至关重要的关系。这种关系可能被无数次扭曲。不管他读了多少篇文章，他始终不能准确地领会媒体所表达的公众观点。他读到的只是报纸观点和新闻报道而已。
不光威廉觉得他必须以公众舆论投射到媒体上的自己被扭曲的形象为根据；公众舆论也不可避免地以他被媒体扭曲的形象为根据。跟随威廉多年的王室骑兵队长齐德利兹·特鲁施勒（Zedlitz-Trützschler）于1904年在日记中写道：
皇帝对媒体报道惊人地敏感。有关他的生活的报道不真实或者不准确，这本身没有害处，但如果有人把这些内容向他报告或者他自己读报时偶然看到，他就会非常恼怒。
威廉对有关自己的不实报道感到苦恼，可以归因于他担心德国人对他产生误解，并导致他高度依赖公众反馈。这些使认识问题被进一步复杂化，因为威廉时期的德国意见严重分歧，这意味着在任何具体时刻都存在众说纷纭、往往非此即彼的公众观点。威廉缺乏内在的连贯性，他必须依赖自我客体，可是这个客体本身深刻地不统一、不一致。此外，在威廉统治期间，德国民众的情绪频繁地发生戏剧性的改变，这也加强了它为他提供的支持的前后不一性。得不到臣民的支持就无法长期行使职能，所以，威廉的领袖作用带有德国公众舆论诸多特征的标记。威廉目标混乱，不能坚定不移地推行自己的政策，屡次中途作出草率的改变，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归因于媒体所反映的公众舆论的特点，即不明确，不可避免地被扭曲，还有前后矛盾。最后还应该指出，威廉对德国公众舆论的依赖把他推向一些方向，而他所依赖的其他自我客体如扈从或者亲友则把他推向另外一些方向。因为他用来安排和指引自己行动的环境缺乏连贯性，所以他的政治观点和行为更加前后不一。
可是，如果说，威廉对公众舆论的依赖使他的政治领导低效无力，那么，他在努力摆脱由这种依赖而造成的政治和个人困境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左右公众舆论的兴趣和技巧，这是那个时代的领袖、是世袭君主所没有的。威廉想主要通过媒体的中介，控制德国人民的感情和观念，克服他在君臣关系中的无助感，因为媒体现在有能力影响公众舆论。他在写给沙皇的信中强调指出：“公众舆论需要明确的信息和引导。”如果威廉和国家基本上是统一的，那么，他就不会面临身为绝对君主的悖论，他的领导角色取决于公众的支持，因为只有当他与臣民步调不一时，他才会意识到，起带头作用的是他们而不是他。实际上，威廉利用媒体来鼓励德国公众接受和适应他的政策和优先决策，这样一来，他降低了自己对国民的依赖，加强了自己的政治权威。心理上，威廉通过控制公众舆论，也采取行动保障了臣民对他的长期支持，从而缓减了他情感上的无助和脆弱感。威廉对德国人民的所思所感建立起一定的控制之后，也加强了他对自己、对他的政治和心理命运的控制。病态自恋的直接结果是，威廉渐渐形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领袖风格，它的当代性胜于传统性，宣传效果大于王朝荣耀；这是一种适合现代民众社会的领袖风格。
威廉用极粗糙的方式努力“引导”公众舆论，阻止报纸或刊物发表他认为含有误导、不当、不实或恶意内容的文章，不让它们败坏威廉或其政策的公众形象。他经常给助手施加压力，让他们扣压批评文章，迫害“敌意”的编辑，政府审查德国媒体的权力受到限制，使他常常大为恼火。如果不能制止批评性的或者错误百出的文章发表，他就“大力纠正”可能引起的公众误解，办法是政府发表否认公告，利用媒体辟谣，友好地劝说，或者施加压力，在同情政府的报纸上表明自己的观点。例如，在英日关系尤其敏感的时期，威廉对德国发表的几篇批评英国皇室的文章很是气恼，在威尔士王子即将到访之际，他命令“我们的媒体必须在他到达前8天，只刊登有关这次旅程的态度友好的文章。”不仅要避免威尔士王子在德国媒体面前遇到尴尬，他还鼓励德国人分享自己对此次访问的热情。一般来说，在威廉对英国持友好态度时期，他努力在德国和英国人民之间培植一种类似的互利友好感觉。
如果英国报纸发表了对德国友好的文章，威廉就命令德国媒体把它们翻译成德文重新发表，同时配上表示肯定的评论。他让政府官员、学者和持同情态度的记者为报纸撰写文章，说明德国与英国保持友好在经济、文化、外交和军事方面有数不清的好处。他鼓励诸如汉堡商业协会等组织召集在一起，促进英德友谊，认为改善两国关系可以让这些组织大大受益。
用影响媒体、组织公开宣传的办法来让公众支持威廉的政策或者立场，这种做法最典型、效果最好的例子是威廉和海军司令蒂尔匹茨领导下的系统宣传运动，目的是激发德国人对发展海军的普遍热忱。1897年5月，政府的海军提案在国会遭到否决，威廉又难过又生气，他甚至考虑过煽动政变，但他果断地采取行动，扭转了德国公众的观点，拉近了他本人扩大海军的热切愿望与臣民显然对发展海军漠不关心之间的差距。一份报告写道：越来越多的德国中产阶级渐渐认识到，没有强大的海军，德国的商业不可能繁荣。对此，威廉命令道：“媒体必须按部就班地利用并激化这种情绪。同时，必须引导和鼓动人民反对国会。”过了不到3个月，1897年6月18日，威廉任命蒂尔匹茨为海军事务局秘书长。不过，威廉的命令表达了一条原则，这条原则将为现代政治史上第一次卓有成效的宣传运动注入活力。威廉和蒂尔匹茨共同召集发起了群众政治运动，实现了传统的政治宣传达不到的效果。政府协同强大的工商业界，巧妙地操纵媒体，支持各种流行一时的海军和殖民团体，投入大量资金和政治资本制造声势，使公众对发展德国海军的呼声日益高涨。不到1年，德国国会就通过了海军法，启动了海军的长期发展和现代化。威廉所谓的“舰队之战”轻而易举地赢得了胜利。
虽然蒂尔匹茨和威廉都认识到了公众舆论对政治的重要作用，但两个人用来影响它的方式有所不同。对于蒂尔匹茨来说，为海军开展宣传运动，是增加海军军费、扩大海军规模的一种方式，在发展海军的爱国热潮中，也许还可以转移德国人的视线，缓减国内日益恶化的紧张局势。虽然威廉也渴望建造强大的德国舰队，但他影响公众舆论的意图却不那么老谋深算，而是更加情绪化。他发自内心的动力是，他要让臣民想自己所想、念自己所念。他们要分享、肯定和反射他对海军的热情。威廉“引导”公众舆论支持政府建设海军，是想让自己与德国人民在政治理念和心理认识两方面实现认同。
威廉想通过媒体影响臣民，这最终成了他与他们进行情感交流的微妙却又意义重大的形式。他在1896年2月初下达的一道命令表明了这一点。英国报纸《评论家》（the Speaker）上的一篇文章要被翻译出来并在德国报纸上发表。这篇文章以批评的口吻叙述道，英国在西非成功地反对了阿散蒂运动。它的结尾写道：“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摧毁了赤身裸体的非洲野蛮人，它庆祝胜利的办法是虐待野蛮人、虐待他的家人和代表，其态度比对待一群小偷恶劣十倍。”——威廉在报纸边角处用英语批注道：“就像它对待每个人一样”。乍看起来，威廉希望这篇文章传播到全国似乎是不可理解的，因为它的内容表面上与德国关心的问题毫不相干。但是，如果把这件事放在克鲁格电报事件之后，就可以理解威廉的反应，理解他为什么想重印这篇文章了。1月3日，威廉发出这条命令前1个月，威廉给南非共和国的总统保罗·克鲁格（Paul Krüger）发了一封电报，祝贺他在波尔打败了由利安德·斯塔尔·詹姆森（Leander Starr Jameson）率领的英国非正规军。威廉的电报发表后，引起了英国汹涌的反德情绪。威廉本人遭到英国亲戚的批评和英国媒体的谴责。人们呼吁英国与传统的敌人法国和俄国结盟，反对德国。英国的反应让威廉猝不及防。他又难过又生气，甚至害怕因为德国没有强大的海军，英国也许正在计划发动突袭。威廉感到弱小，就像他对《评论家》的旁注所示，他觉得自己遭到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蔑视——他在这几个词下面划了横线。在这样的时刻，得到国民的支持对他尤其重要。他希望臣民看到《评论家》上的那篇关于阿散蒂运动的文章，作出和他自己一样的反应。如果德国人民也像他那样觉得受了蔑视，他们可能也会认定，强大的海军能让英国接受和尊重德国，把它看做另一个世界强国。
如前所述，缺少内在的稳固性使威廉过多地依赖环境的支持，但这个特点也使他具有了心理灵活性，可以扮演能给他带来必要反馈的角色。在他与臣民的互动过程中，他能够感觉到臣民对他的期待，并表现出这些特征。威廉执政刚刚3年之际，葡萄牙外交官埃萨·德·克罗兹（Eca de Queiroz）就这样描述他：
在这个君主国，皇帝是多么变幻无穷的化身啊！前一天他是将士的统帅，戴着头盔，穿着胸甲，僵硬而呆板……把训练军士看做国家统一的基本保障……突然他脱掉军装，换上了工作服；他成了改革的先锋，一心关注资本和工资的问题……决心像拥抱兄弟一样拥抱刚刚被他解放的无产阶级，并因此青史留名。
接着，不知不觉中他又成了天赋神权的君王，策马驰过边疆，让那些不够忠心的边疆居民深受震撼。
（这时候他又成了）宫廷上的皇帝，世故，傲慢，只想着盛大华丽的礼仪……世界笑了，可是一转眼，他又变成了现代的皇帝……认为过去是偏激而盲目的……决心在议会制度的辅佐下建设最先进的物质和工业文明，他把工厂看做至高无上的殿堂，梦想德国彻底实现电气化。
在较为个人的层面，威廉得心应手的戏剧表演才能，辅之以基础广泛的通识教育和他与生俱来的掌握并储存大量信息的智力，使他能够与臣民立即建立起个人纽带。威廉在不同的场合现身为作曲家、画家、艺术史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神学家、工程师、军事战略家、航海舰长、造船师、商人；他的兴趣范围和活动项目还可以继续开列下去。他似乎具有在人们面前随心所欲地变换身形的能力。不管是私人交谈还是作为皇帝“变幻无穷的化身”，威廉都能抓住对方的注意力。从工人到贵族，大多数德国人在某种场合的接触中都会觉得自己与皇帝建立了私人关系。就像他在德国境内旅行，使国民有机会亲眼看见他一样，他的兴趣之广泛和他作为皇帝扮演的诸多角色拉近了统治者与臣民之间的距离。一种利益一致、抱负相同的感觉，一种把威廉和德国人联系起来的特殊的情感纽带有助于他实现成功的领导。
然而，想想实际情况，即威廉适应能力强正是他内心动荡不安的体现，我们知道，他不能保持或者综合身为皇帝的这诸多化身，他的知识缺乏深度，他的兴趣相当肤浅。虽然他的多才多艺给普通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跟他深交的人们知道，他只是浅尝辄止。比如海军内阁首席大臣、海军司令冯·密弗勒（von Müller）在日记中写道：
这一时期，没有一位善于思考的观察家会怀疑皇帝懂的很多，但大致而言相当肤浅，他非常自以为是，觉得自己可以对他其实既不能、也不必作出判断的事物下结论。
伊舍大人在1908年9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英国政治家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爵士与威廉打了多年的交道，格雷深信威廉的灵活多变不是力量的象征，而是情感脆弱的表现。伊舍写道，格雷不佩服这位德国皇帝。他认为皇帝的头脑不够清醒，而且很浅薄。我的观点也一向如此。他是个生动的人，有一定的语言天赋不假，但他不是一位前后一贯、持之以恒的思想家。
就像皇帝性格当中诸如此类的其他特点一样，灵活多变增强了他象征性的领袖能力，却也导致他的政治领导效率低下。它们分散了他的精力，频繁地转移他的注意力，鼓励他虎头蛇尾。
在研究德国皇帝的领袖角色时，人们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与德国人的沟通上。他们认为，威廉不是一位卓越的政治领袖，他不能利用自己的观念和政治活动的影响力，确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带领他的国家前进。相反，他的意义、甚至他的历史地位的标志是他能察觉到模糊的、尚未萌发的民众情感，他本人强烈地体验到这种情感，他把它们加以提升，然后用可以理解的方式反馈给他的臣民。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他出色的领导力描述为某种“追随”。不过，这种“追随”对公众情感进行了明显的转化，公众情感被表达和歌颂，所以用“领袖”来描述它的特征才很合适。在用镜像反映国家的过程中，威廉呈现给德国人的是他们自己确定的、被放大的形象。因此，其领袖本质就在于，他能体验并表达公众情感。因为他主要用象征来沟通情感，使之呈现为具体的、可以被普遍认识的形式，所以，“象征性的领袖”被用来定义他的领导过程。
威廉认识到公众舆论和媒体的意义越来越大，同样，他也认识到象征对公众情感的影响力，他的这种认识是象征对他本人产生影响的结果。实际上，在他看来，象征似乎根本不是象征。对他来说，它们是真实的——它们是情感的表达，是可以触摸、持久不变的，能够满足他时时需要安慰的需求。在个人层面，对他来说，他授予别人的许多荣誉和头衔以及他本人获得的许多荣誉和头衔不仅仅是礼节和俗套。它们是赞赏和认可的直接表达。在政治上，国家首脑之间的国事访问、职务性的勋章点缀和冠冕堂皇的颂辞不仅仅是隐含的两国关系的体现——归根结底是由理性的自我利益决定的国家关系。对于威廉，这些繁文缛节有时候似乎关系到或者它们本身就是两国关系的决定因素。
威廉沉迷于公众舆论和媒体，他的顾问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他把一些在他们看来无关紧要的象征姿态看得如此重要。比如，比洛就批评皇帝喜欢“把陈腐的客套话和空洞的允诺看做政治斡旋的实质性成功。”威廉被任命为俄英两国海军的舰队司令时，他为这个名誉上的称谓表现出强烈的快乐。对他来说，这不是名誉头衔，而是具有重大的政治和军事意义的真正使命。维多利亚女王在1889年把英国海军司令的荣誉称号授予这位德国皇帝，他对俾斯麦说：“现在我有了机会和权力，可以直接干预英国舰队的建设、组织和管理。”皇帝果然干预了英国海军的事务——让他的顾问们愕然，让英国人愤怒。虽然威廉的干涉本来是想缓和紧张关系，结果适得其反，就像他1908年1月给英国海军部首席大臣特威德茅斯（Tweedmouth）大人写的那封信。在英德海军竞赛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关键时刻，英国海军部正要向国会提交报告，对德国海军发展的规模作出估计，以此作为申请海军预算的部分理由，这时候，威廉却写了一封私人信件安慰特威德茅斯大人，表示德国不打算挑战英国海军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发牢骚说，如果报纸上的报道真实可信，那么，英国海军部对德国海军的估计就是错误的。他给自己直接参与这个敏感问题找到了合理解释，那就是，这封信的作者、他本人“是穿着英国海军制服的舰队司令并为此自豪，这项荣誉是已故的伟大的英国女王所赐。”当威廉写过这样一封信的流言开始传遍整个英国时，英国媒体的反应是愤怒和怀疑。《泰晤士报》的社论写道：
如果说此前人们还怀疑德国海军扩张的意义，那么，在这种对我们的海军部长施加影响、使之有利于德国的企图之后就再也没有疑问了，换句话说，这种企图是让德国的军备超越我们变得更加容易。
文章最后写道：
如果舰队司令的荣誉头衔被看做是外国君主干涉我们内政的授权许可，允许他秘密地恳求国家安危所系的部门的负责人，那么，废除这种君主名誉头衔实在是当务之急。
驻伦敦的德国外交官梅特涅伯爵在发给柏林的信中汇报了英国方面的愤慨，表达了他的担心，这件事可能削弱两国之间的信任、恶化紧张关系，威廉的反应却是不相信。“我认为梅特涅的担心是多余的，”他在这位外交官的电报旁批注道，“英国还没有彻底失去理智。”他只能把《泰晤士报》的社论归咎于叔叔爱德华七世的阴谋诡计，后者“担心这封信造成这般令人安心的印象”。
威廉的自主行为即使表现在政治舞台上，也包含用堂皇的象征形式表达的情感信息。他在1898年末前往圣地的旅行带有救世主性质，1900年义和团起义期间，他对即将前往中国的德国军队发表了带有浪漫色彩的“野蛮人”讲话，1905年，他在比约克与沙皇戏剧性地签约结盟，这些都是威廉上演的夸张的史诗剧目，虽然它们表面上为理性的政治目的服务，其传达却带有神秘而辉煌的情感信号。这些举动的政治意义往往只限于它们所造成的负面效果，因为威廉炫耀德国的文化、外交或军事权威，在国外招致惊讶和厌烦。这些行为本质上是象征性的，就心理学而言可以从几个层面加以理解。首先，可以认为它们实现了威廉的自卫目的。英雄气概十足的旅行、带有挑衅意味的声明、大胆的政治举措，从这些角度看都是为了掩饰他的长期缺乏安全感。至少比洛是这样解释的。比洛在回忆录中写道：“皇帝用慷慨激昂的演讲和铿锵有力的措辞来欺骗别人和自己，掩饰他内心的慌乱和焦虑。”其次，也可以认为威廉只是缺乏目标的统一性，这是制定和坚持贯彻明确的政策必不可少的。他缺乏内在的力量来容德国皇帝穿过玛丽恩广场前往慕尼黑的市政厅，两旁由传令官簇拥受紧张局势和不确定性，这些特点是伴随着稳步而谨慎地实现长远的政治目标而产生的。他只会突然作出一系列戏剧性的政治举动，诱发当下的政治变化。最后，在最深的层面，这些象征性的姿态似乎也是威廉需要外在认可和赞赏的另一种表现。戏剧性的政治表演是为了吸引注意，引人钦佩；它们的意图是激发别人的敬畏。如果他的举动没有被理解或者认可，他就会惊讶、焦虑、沮丧。在比约克条约被俄德两国政府彻底废除以后（双方都认为条约既不符合俄国、也不符合德国的利益），威廉似乎处于崩溃的边缘。他没有得到预期的欢呼喝彩，却由于条约取消而倍感羞辱。
“基本上，民众想要看到他们的代表骄傲而气派，”托马斯·曼在1906年论述统治者与臣民的关系时写道，据说他的这篇题为“君主权力”的文章是对威廉统治下的德国的批评。的确，皇帝象征性领导的豪华排场显然有效地表达了人们普遍渴望国家伟大的感觉。决定公众对事件、观点或者个人的态度、感受和看法是历史学家最重要的一项任务。遗憾的是，这项任务的执行无一例外地带着畏怯、疑惑和不安全感。可是，因为这项任务具有至关重要的历史重要性，所以，历史学家不得不对公众情绪有所叙述，虽然他们明知道自己的叙述必然是猜测性的、试探性的，且容易遭到同僚的批评。毋庸置疑，基于当前的历史研究方法和现有的证据，关于德国人怎样对威廉二世作出回应，要想得出科学的结论是不可能的。由于没有对公众情绪、社会调查或者民意测验的量化条件，历史学家被迫凭借质的证据，凭借当代观察者富于洞察力的评论，来了解德国人对皇帝的看法和感受。
显然，如果不接受历史学领域大量合乎逻辑的批评，就德国人对威廉的态度、感情和观点得出一般的结论是不可能的。具体地说，除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本文引用的当代人士对皇帝的看法反映的是普鲁士上流社会、知识界和德国资产阶级的观点。社会主义者和其他政治激进分子、犹太人以及南部的一些德国人对威廉二世的看法就与托马斯·曼或者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大相径庭。不过，虽然事实上每位历史学家的概括都难免有所扭曲，甚至不准确、过于简单化、对历史作有限的特征描述，但他们的概括还是包含一定的历史真实性。只要他们承认上述偏差的存在，一般叙述在历史研究中就有它存在的价值。首先，大量的证据（有的将在下文引用）指出——兼有其支持者和反对者的证据，威廉二世在他统治的大部分时期得到了德国大多数民众的热烈拥护。此外，本文所引述的观察者不仅代表具体的党派、阶级或者德国的某个地区，而且代表德国人整体上对威廉作出的评价。所以，虽然在威廉二世统治时期，德国的不同地区和不同的社会阶层对他的看法大相径庭，但是我们可以感觉到（当然不能被证明），大多数德国人在某个时刻对德国怀抱的感情——这种感情往往与他们理智的判断相悖——他们愿意自豪地认同充满英雄气概的德国皇帝的形象。也许他们厌恶身为政治领袖和身为男人的威廉二世，但是，他本人作为国家的象征，能够激发广泛而强烈的公众热忱。
虽然威廉二世的象征举动产生的政治好处有限，虽然他可能面临自我崩溃和挫折失败，但是大量的证据显示，他所传递的自豪和排场的情感信号基本上与许多国民的意愿相吻合。盛大的宴会、难忘的国事访问、浩浩荡荡的游行、气势恢弘的军事演习以及徽章和制服，这些都传达了德国人心领神会的国家强大和辉煌的简单信号。众所瞩目的旅行、鼓舞人心的讲话、戏剧性的外交斡旋，它们向热烈鼓掌的国民宣告，德国在世界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像克鲁格电报那样的情感姿态虽然在政治上不够明智，但它在德国国内却格外受欢迎。普鲁士驻慕尼黑部长安东·冯·蒙茨（Anton von Monts）伯爵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家，他几乎对威廉二世统治期间的其他一切事务提出批评，可是，就连他也在事发后一个月写信给比洛：“唯一运行良好的是我们的外交政策。我完全赞同克鲁格电报。哪怕坚持到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不退缩。”英国被波尔打败，威廉幸灾乐祸的满足感也被蒙茨和许多德国人分享。他和他的臣民觉得，英国对待自己不够尊重，他们嫉妒大英帝国的强大，于是，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与渺小的波尔共和国认同，赞许它充满英雄气概的反抗。威廉发给克鲁格总统的电报戏剧性地表达了对波尔的这种认同。这是一次情感上象征性地反抗英国的举动，它相当于波尔在军事上打败英国的侵入部队。
如果说德国人是皇帝的自我客体，那么似乎出于相同的原因，他显然也是德国人的自我客体。在一个国家主义时代，威廉本人变成了德国的化身；臣民把他看做自己的代表，看做自己的理想和抱负的象征。南部德国的自由主义者领袖、《三月》（Mrz）杂志的发起人之一路德维希·托马（Ludwig Thoma）认识到，威廉的自我歌颂被用来肯定国民的光荣。托马在1908年写道：
正是这种对歌剧表演的强烈喜好，让我们忠心耿耿的公民把威廉二世看做自己理想的象征。皇帝每次愉快的巡行抒发了人们多少壮怀激烈的情感啊！他只是参加游行，此外什么也没有做，人们就又泼墨又挥毫，创作出多少抒情作品！保持头脑冷静是不可能的，沉默中什么也不会发生。就连最简单的事情也要放在舞台的蓝色灯光下。皇帝的性格每天都在启发和刺激资产阶级的想象力。公众每次对威廉作出评判，都是一边倒的赞同，从来没有反对过他，哪怕他本人积极地寻求反对。
皇帝用他的性格和具有象征意义的举动，为德国人高举起一面镜子，镜子里照出来的是比他们本人更高大的形象。这个形象基本上是他们非常乐意看到的。
就威廉对德国的领导而言，他的另一个性格特征也必须放在这个范畴加以考虑，乌伦伯格在1903年写给比洛的信中描述道，他喜欢“仅从个人角度看待一切人、一切事并作出评价”。因为他依赖周围人群的反馈，所以，他把人们的反应看做是针对他个人的，而在旁观者看来，事件本身与他根本不相干。用乌伦伯格写给比洛的信中的语句来说就是：“客观性彻底沦陷，主观性杀声震天，势不可挡。”乌伦伯格接着写道，当德国的南极考察失败的消息传来时，威廉非常愤怒。“他喜欢把每件事都看做自己的私事，这个可怜人觉得这次探险的失败是对他的一次侮辱。”
皇帝突出的主观臆断让他从个人角度看待政治生活，具体地说，就是基本上从自己的个性出发理解政治。一半是由于个人威望，一半是由于对公众舆论的影响力，威廉相信别国的领袖、尤其是别国的君主在政治上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比如，沙皇1901年访问法国，在德国皇帝看来，这件事特有的象征意义似乎比七年前俄法正式结盟构成的威胁还要大，他命令在莱茵河岸建造更多碉堡，派遣更多卫戍部队到波森和西普鲁士，进一步扩大海军的规模。
威廉秉持带有个人色彩的政治观点，与此相一致，他把别的国家看做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最重要的是有感情的个人。在他看来，这些国家所奉行的政策不是由理性的自我利益决定，相反，它们是“侮辱人”，“骄傲……怯懦……可爱”等等。从这个角度看，政策是感情的有序表达，领袖的作用不是遵循与国家利益一致、而是遵循与国民性格相吻合的发展道路。在奉行外交政策时，政治家面临的棘手任务是调和本国人民与别国人民的感情。1899年11月底，他在与张伯伦谈论时描述了德国的国民性格，他向这位英国殖民部长就怎样与德国人打交道提出了建议。比洛把此次谈话的内容向霍尔施泰因作了汇报：
陛下接着说，要审慎地对待敏感、顽固、喜欢感情用事的德国人，不要让他们失去耐心，在一些小事上向他们表示良好的祝愿，这么做对英国人有好处。德国人“敏感易怒”。英国方面如果把这一点记清楚，对两国关系大有益处。
威廉对国民的描述也是对他本人的描述，这一点既鲜明又很有意义。的确，威廉有些分不清他本人与德国人之间的差别。所以，他觉得对国家自豪感的打击就是对他本人自尊的打击。1897年，当他听说两位德国传教士在中国被杀害时，立即下令报复，“要不遗余力地报复，必要时用最残暴的手段践踏中国人的生命，以便彻底表明，德国皇帝不容轻视，把他当敌人是不明智的。”同样，威廉觉得对自己的侮辱也是对整个国家的侮辱。1902年，威尔士王子访问德国的计划可能取消，对此，他的反应是威胁“召回德国驻伦敦大使”——根据比洛的记录，威廉认为这“是直接针对他本人的轻蔑”。
当然，德国皇帝之所以变成国家的象征，变成民众志向和理想的焦点，最终的解释是强大的民族主义潮流——即个人以他所属的国家为基础定义自己。不过，威廉二世以其性格和行动，显著地强化了他本人作为德国人的代表性。他把高度个性化的政治观点呈现在臣民面前，这种观点使公众关注的焦点放在个人和群体的性格上，从而直接或者通过暗示把公众的注意力引到自己身上。威廉在心理上不能把自己和他的臣民分开，所以他鼓励德国人把自己视为国家的化身。这个信号又一次是简单、直接而诱人的：政治本质上是情感的表达。这个信号又一次被臣民欣然领会和接受。从重要人物的影响力的角度看待政治，就好像国家之间的关系具有人性的特点，这比把政治看做理性竞争要容易，即政治是以价值为核心的国家之间为了微妙的经济、外交和军事优势而展开的理性竞争。普遍的情感语言比克制、复杂、深奥的自我利益语言更好理解。威廉二世能够有效地与臣民进行情感语言的沟通，可以说一半是因为德语是他的母语。
不过，威廉把政治个人化直接导致了德国的外交政策在他统治期间的反应性特征。威廉的很多“政策”实际上可以被理解为一系列反应，即他认为自己和国家脆弱的尊严受到打击时作出的回应。他对这种侮辱的典型反应是报复性的愤怒，然后用某项大胆而戏剧性的举措来恢复自己和国家的尊严。举例说明，当威廉得知，他派往中国的使节克莱门斯·冯·凯特勒（Klemens von Ketteler）于1900年6月在义和团起义中被杀害时，他立即要求欧洲各国联合起来对付中国人。但是，他主张由德国军队担任领导。他给外交办事处的国务秘书发电报写道：“我的军队要为这位德国代表报仇。必须把北京夷为平地。”消息传来，中国的局势已经得到控制，德国没有赢得辉煌的胜利，甚至欧洲联军的德国指挥官还没来得及到达现场，事态就平息了。乌伦伯格写道：“陛下对此非常生气。他言辞激烈地谈到俄国和英国，说它们‘背叛’了他，连他的顾问也没有幸免。”最后，他要求乌伦伯格“给外交办事处发一封电报，命令即刻与日本缔结攻守同盟，而此前，他对日本一直是极度鄙视的。”乌伦伯格好不容易劝说皇帝打消这个念头。威廉似乎觉得，德国在世界各国眼中失去了恢复名誉、重振雄风的机会。他感到危机四伏，所以，他的反应是冲动地渴望找到新的盟友，以支持和加强国家和自己的力量。
在威廉执政期间，德国的外交政策从始至终体现他的性格，其典型特征是整体的被动，间或点缀突然爆发的一连串狂热举措，没有长远的目标或者明确的纲领。别国政府始终不能肯定威廉站在哪一边，将来可能采取什么举动。所以，他们渐渐地不再信任他，开始害怕他。同样，在国内事务方面，政府行为的典型特点是一连串危机、丑闻之后突然改变方向。内政外交接二连三的动荡和这种难以预测的模式可以部分地归因于威廉冲动、焦虑、戏剧化的反应。他缺乏内在的稳固性，这种稳固性是他为自己、为国家谋求明确和谐的自我利益所必不可少的。威廉缺乏内在的方向和目标，他的前进道路由他身边四面八方的各种力量决定。事实证明，他的夙敌爱德华·格雷爵士很有先见之明，格雷爵士在《每日镜报》事件发生后写道：
德国皇帝让我受不了；他像一艘战舰，冒着蒸汽，水手们忙忙碌碌，可是没有舵手，他早晚会撞上什么东西，造成一场灾难。
威廉二世对德国的象征性领导
在考察威廉统治时期的德国时，人们很容易忽略一个事实，即虽然“德国”的概念古已有之，德国却是个新兴国家。1888年6月威廉登基时，德国建立才刚刚17年。威廉领导的这个国家没有悠久的国家团结的传统，还要试图回答一些基本问题，比如，德国是什么？它该如何管理？德国在世界之林应该处于何种地位？德国人不仅要相当突兀地接受上述现存的问题，还面临1871年后改变德国面貌的快速工业化所带来的经济、社会、政治和心理失衡与分歧的问题。由于这些骤然发生、涉及广泛的新情况，德国人发现，他们在国家和社会性质的问题上存在深刻的分歧。实际上，传统容易造成分裂，而不是促进共识。德国是个不确定的综合体，它包含历史遗留下来的数不清的紧张关系，常常威胁到它的融合。包括中央集权与自主独立（德国由25个各不相同的州组成）的支持力量之间的紧张关系；普鲁士—奥地利的双重性遗留问题；普鲁士的好战尚武与德国南部和西部较为开明的政治传统之间的张力；独裁政府与中产阶级的宪法诉求之间的紧张关系；各不相同的经济利益、东部农业地区与西部工业化地区、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紧张关系；德国多数人口与波兰、丹麦、法国以及阿尔萨斯少数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还有千差万别的社会阶级和等级之间尖锐的分化和敌对。虽然多数德国人在政治和心理上认为，他们共属于一个名叫德国的实体，但德意志帝国还是一个刚刚成立、尚不稳固、某种程度上甚至是虚幻的创造物。
威廉二世性格的分裂状态使他对德国统一的稳固和持久问题非常敏感，他把加强德意志帝国的凝聚力视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威廉关心国家统一，不只因为他认识到了德国存在深刻的内部分裂，也不只因为他对团结和凝聚问题一向敏感。德国的统一对皇帝如此重要，是因为他不能在心理上把自己与德国区别开来。他用努力促进国家的融合来加强自己的一体感；用阻止国家分裂来避免他的自我的分裂。
如同他在其他领域的政治活动，威廉推动国家统一的努力基本上也是象征性的。他对公众舆论很敏感，这使他能够从几个方面努力加强德国人共属一个整体的感觉。威廉认识到，臣民要把他们的国家身份牢牢地建立在历史合法性的基础上，于是，他致力于在德国建立君主国的传统，这个君主国在现代国家的意义上把现存的形形色色的君主国传统包括在内。威廉所理解和扮演的“现代德国皇帝”，同时包含中世纪霍亨斯陶芬王室、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普鲁士霍亨索伦王室的特征。然而，威廉与他的祖父威廉一世相反，祖父主要把自己看做普鲁士国王；与他的父亲弗雷德里希三世也不同，父亲从浪漫的中世纪角度看待德国的帝国君主制；威廉则一遍又一遍强调，他的首要角色是德国皇帝。他努力歌颂德国的军事胜利（1870—1871年战胜法国），把民族英雄提升为“神”，在不存在帝国传统的地方创造一种传统。虽然威廉一世勉强登上了皇帝宝座，对自己作为普鲁士国王身居帝国皇帝之下十分反感，他的孙子却把“威廉大帝”作为德国皇帝大力歌颂。威廉一世的百年诞辰被用来庆祝德意志帝国和君主制的德国特征。诸如首相霍亨洛（Hohenlohe-Schillingsfürst）等不明就里的顾问认为，威廉一世百年诞辰的历史意义远比不上他荣登普鲁士的王位。威廉1896年12月6日愤怒地回电写道：
庆祝德意志帝国来自德国霍亨索伦王室的第一位皇帝的百年诞辰，对德国和整个世界的意义与庆祝他在1861年加冕普鲁士国王完全不同。
威廉把自己易受国际“侮辱”的感觉传达给他的臣民，从而助长了国内焦虑和愤怒的紧张气氛，公众觉得德国遭到其他欧洲列强的蔑视，欧洲列强正试图按部就班地挫败德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的正当抱负。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威廉对自以为受到的侮辱作出了“动辄愤怒”和挑衅好战的反应，德国在许多欧洲国家眼中，渐渐被视为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英国逐步与法国和俄国接近，共同反对德国。这时，威廉和他的国民越来越觉得，自己被敌对的强国“包围”了。虽然德国在国际上的日益孤立让威廉十分惊讶，但他努力利用臣民的焦虑把他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威廉在讲话中强调德国所处的地理位置本身的危险性和增加德国军备的必要性，希望以捍卫国家脆弱的独立地位为理由，把国民团结起来。他努力争取公众对德国海军建设项目的支持，一半也是为了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威廉坚信，“争取创立舰队的斗争”是一项崇高的、长期的、凝聚全国力量的事业，它可以把南方和北方、新教和天主教、资本家和工人、贵族和农民团结起来。海军是既现代又开明的（自1848年以来发展舰队就一直是最受青睐的开明事业），它符合重工业的经济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全体中产阶级的利益。海军也是既传统又专制的：它是独裁和好战状态下的武器。不过最重要的是，海军是全民族，也是德国帝国的。威廉在1902年对英国首相亚瑟·巴尔福说：
英国形成了自成一格的政治一体化，德国却像一块马赛克，其中每一片都能清楚地区别开来，还没有完全融为一体。这一点可以以军队为证，它们虽然受到完全相同的爱国精神的激发，却仍是由来自不同地区的小分队组成。年轻的德国需要一些体现德意志帝国统一理念的制度。海军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德国皇帝是它唯一的指挥官。德国人从四面八方向它聚拢，它是统一的德意志帝国长期存在的、活生生的例子。仅仅出于这个原因，建设海军也是必要的，并且得到皇帝陛下的衷心支持。
然而，归根到底，与其说是威廉的作为、不如说是他的身份使他成为一支象征德国统一的强大力量。威廉能够体现国民的往往自相矛盾的强国渴望，换作一位心理更为和谐的领袖则办不到。如埃萨·德·凯罗兹（E a de Queiroz）所述，“皇帝是多么变幻无穷的化身”，威廉象征性地呈现为德国的许多不同形象，这些形象只能统一在他这个全国性的人物身上。具体地说，威廉认为自己的使命是，为德国人民把“辉煌的历史”与专制政府及大众工业社会统一起来。“我身处一个极其艰难的历史时期”，1903年，他对乌伦伯格说，这个时期要求“调和传统社会与现代国家的矛盾”。威廉执行这项任务的方式，就是在他的性格和行为中同时体现历史和现在的特征。对霍亨索伦王室祖先的歌颂、盛大的宫廷宴会、高大雄伟的柏林纪念教堂、中世纪城堡的修复、声势浩大的军事游行和部署都证实了威廉对历史的尊崇，被浪漫歌颂的历史是他的根。与此同时，他渐渐成了自己统治时期的发言人。1913年，为庆祝威廉执政25周年出版了4卷本的《威廉二世时期的德意志帝国》，书中写道：
在我们的皇帝身上，新时代的精神表露无遗；在这个时代，我们皇帝的精神也表露无遗。不管国内的矛盾多么尖锐，议会与人民的观点发生多么激烈的碰撞，一个事实始终无法动摇，那就是共同的强国目标把皇帝和大多数德国人团结在一起。在许多领域，也许在极其重要的领域，是皇帝赢得了国家的共识，让它接受自己的观点，他教导国民相信自己的理念。这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正是以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理念和决心为基础的：从单纯的欧洲大陆政策转变为世界政治，还有直接与此相关的：创立海战舰队以补充德国的陆地武装力量。
作者F。W。冯·朗贝尔（F。W。von Loebell）进一步认为，在当代德国人生活的其他方面——社会、农业、商业、工业、交通、艺术、考古、科学、技术、医学和教育等——皇帝都发挥过积极的领导作用。冯·朗贝尔承认，很难把这些进步单方面归功于威廉二世或者归功于德国人民。但是他最后写道：
无论国家的努力在众多领域取得了怎样异彩纷呈的成就，过去25年都具有一个特殊的特点，没有什么比用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名字来定义这个特点更能说明问题。
头戴传统的普鲁士带穗头盔，在布里斯班创办技术学院，威廉看不到这两者有什么不和谐，而更有意义的是，他的许多国民也看不到。德国历史学家梅尼克对威廉二世颇多微词，就连他也在1913年写道：
（威廉）把现代人强烈的现实性和敏锐的目标感与他对国家辉煌历史的崇敬结合了起来。他的祖先、国家和人民的高大形象和美好记忆变成了五彩缤纷、熠熠生辉的永恒价值的象征。人们如果把注意力放在他这个人的每个特点上，很容易发现，在他坚定地追求现代与他浪漫地因袭传统之间，存在自相矛盾之处。实际上，他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理想和象征，是他用来激发当代人精神的工具，以使现代生活的汹涌波涛保持在健康的范围之内。
梅尼克错了。威廉的特点其实是自相矛盾的，他不能调和现代和传统之间的矛盾。不过，他能把两者的要素集中在自己身上，再把它们反射到臣民那里——这些碎片构成了同一个个性紊乱的人，它们的完整性也仅止于此。
威廉二世缺乏自我和谐，这一点不仅使他能够体现千差万别的国民志向，他的虚张声势和好出风头还很容易把全国的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他永远都在旅途中，所到之处得到场面宏大的热烈欢迎，他向欢呼雀跃的群众无数次发表讲话，这使他持续地受到公众的注目——通过媒体或者直接出现在他们面前。威廉不断地得到心醉神迷的国民的祝贺和款待，他成了民族主义和发愤图强的指路明星，成了自豪、光荣而统一的德国的华丽象征。威廉本人认识到，他的自恋需求与人们的需求之间有所重合，即人们渴望拥有国家凝聚力，这种凝聚力由他们的皇帝“无所不在”的身影加以肯定。1906年11月，发表了威廉接受作家路德维希·冈霍费尔（Ludwig Ganghofer）的采访，采访中，威廉称赞冈霍费尔作品中乐观的基调和乐观的生活哲学是好的。冈霍费尔写道，威廉说：“政治上也没什么不同。”
德国人民的确拥有未来。有句话每次听到都让他伤心：有个词是Reichsverdrossenheit（帝国的烦恼）。从烦恼中可以得到什么好处呢？不如努力工作，保持乐观。我工作的时候是没有烦恼（unverdrossen）的，我坚信自己正在进步。
皇帝接着详细描述了他每天如何开展工作，庞杂而繁重的工作和事务怎样把他裹挟，常常使他精疲力竭。每当这种时刻，他心里总会觉得需要放松一下，再看一遍世界版图的这个新的组成部分，再见一见人民当中的新面孔，它们又一次让他感到鼓舞……
皇帝用生动而巧妙的细节，描述了一次次旅行如何对他产生了安抚心情和焕发精神的效果……“让我感到压迫的一切在几个星期之内都消失了，而别人经常视而不见的东西给我带来多少欢乐啊。我知道人们叫我‘旅途中的德国皇帝’，不过我向来只觉得这个称呼有趣。我不允许人们剥夺我在这世上的快乐。旅行可以让人结交很多朋友，尤其是在自己的祖国。我相信通过旅行，共同归属（Zusammengeh rigkeit）的感觉加强了。”他接着说，“许多德国人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国家多么美丽，可以游历的地方多么广阔……我身居要职，这样让人精神振作的旅行尤其必要，因为我必须同许多误解作斗争，这样的旅行就加倍必要了。”
威廉与冈霍费尔的访谈让人有一种他承受着巨大压力的感觉——这种压力既有外在的，也有内心的。旅行不仅使他心情平静，还能让他克服潜在的抑郁，缓减他急于否认的疲惫和不快乐。新面孔和新鲜印象的刺激使他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心理平衡，让他觉得自己的内心更加和谐。在全国旅行，向国民展示自己，这些活动不仅增加了德国人、也增强了威廉二世本人的共同归属感。
1903年夏天，威廉对乌伦伯格说：“德国人希望被领导。”虽然皇帝表面上似乎触及到了许多臣民的深切愿望，即由一位伟人担任独裁领袖，但是，正如前文较为详尽地探讨过的那样，呈现绝对君主的外表以掩饰内心经常的不安全感，这在心理上对威廉极其重要。不料，同时代人对威廉的话信以为真，许多人——包括德国内外——相信他是唯一强大的领袖。比如，富于领袖魅力、庄重严肃的南非帝国主义者塞西尔·罗德斯（Cecil Rhodes）为威廉着迷，在威廉身上看到了一种同胞精神。他在1899年见到威廉之后，就给威尔士王子写信道：“皇帝是真正的德国人，至少我在柏林看到是这样，部长们对他言听计从，国会非常驯顺。”这位德国的绝对君主没有表现得与时代脱节，而是越来越深地扎根在自己的国家，与国家的命运更加牢固地绑缚在一起。在许多德国人看来，威廉统治下的国家与其说是过去、不如说是未来的制度。1900年是对心理学的发展意义重大的新世纪第一年，这一年弗雷德里克·瑙曼在文章中写道：
在当今德国，没有什么力量比皇帝更为强大。反对皇帝的民主人士对个人专制政体的牢骚越来越多，就是最好的证明，因为他们的牢骚不完全是杜撰，而是建立在反复观察的基础上，即每项政策，不管是内政还是外交，都出自皇帝的意愿和命令。专制时代没有一位君主像如今的皇帝一般拥有实权。他并非事事遂心如愿，但他所达成的愿望仍然远远超过了上世纪中叶人们的想象。上个世纪中叶回响着德国共和的梦想，这个梦想的结果则是皇帝掌握的权力比曾经的腓特烈大帝还要大。
然而，威廉治下的政治现实更加难以下结论，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家遇到的难题是，怎样调和他的两个形象，一者当年的小册子把他斥为嗜血残暴的古罗马皇帝“卡利古拉”，竟敢任命自己的马为罗马执政官，二者他本人却又觉得自己屈服于年近80岁的首相霍亨洛的“残暴统治”。历史学家长期以来为威廉的“个人政权”争论不休，并且正如本章开头所述，直到最近几年，一直倾向于贬低他的实际政治权威和政治意义。当然，在本文的研究范围之内，对这个极其复杂的问题给出确凿的答案是不可能的。虽然理论上威廉是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但是基于他的性格和他所处地位的性质，他实际发挥的政治影响力却不确定，而且似乎是相当有局限的。他反复多变的性格削弱了他的政治实力，此处重申他的这些特点没有用处。大致而言，似乎威廉对政府的政治职能造成了负面影响。他作为独裁者的虚张声势和他总揽一切权力的企图意味着在实践中，他对国家事务的干预必然是反复无常的。他想要操控一切事物，结果他的反应性倾向愈加恶化，他会把注意力从一个问题转到另一个问题。威廉不可能深入地掌握他自称权威的诸多领域的知识，于是，他的专制常常表现为相当愠怒而顽固地抵制由相关领域的专家拟定的计划和项目。他的许多轻率的命令从来没有被发布，因为他的助手迟迟不肯发布它们，他们等待皇帝的冲动平复下来，再委婉地劝他改变主意——他们明白，这些命令可能造成灾难性的政治影响。大体而言，威廉的顽固干扰了政府的行为，因为“掌控”他的言行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不过，虽然困难重重，威廉的顾问们通常还是能够完成这项任务。总理和部长们奉承他，让他把他们的立场接纳为自己的，他们还以辞职相威胁，借此屡屡避开皇帝的干扰。即使在相当罕见的情况下，威廉的确形成了清晰的政治目标，他也不一定能够克服政府官员的反对。一个最能说明他政治地位脆弱、个性软弱的例子是，他既不能说服、也不能促使总理或者其他政府高官接受他的意见，把他瞧不起的伯尔施泰因从担任了将近4年的外交办事处秘书长的职位上赶走。
虽然威廉绝不是强悍而活跃的政治领袖，但是，如果把罗德斯和瑙曼的看法轻描淡写地打发掉，却也是错误的。“个人的专制”不是毫无历史意义的幻觉；在情感和象征意义上，它是真实的。作为德国的化身，作为民族自豪感和公众抱负的聚焦点，威廉二世是真正的君主。他本人无疑也意识到，在公众参与政治的时代，作为领袖，他在情感方面拥有巨大的威望。在日俄战争的硝烟渐渐平息之际，他写信给俄国的尼古拉二世，力劝这位陷入窘境的独裁者运用手中强大的象征力量，调动俄国人民的斗志，保住自己的王冠。“让你的武装力量的负责人考虑考虑你的处境，”威廉对沙皇说。
欧洲的公众和俄国人民都在本能地注视着沙皇，期待他提出一项崇高的举措并付诸实施，一项伟大的个人举措；为了表明他是人民的绝对领袖，愿意尽他所能安抚他们的不安，减轻他们的痛苦。
这位现代皇帝通过与臣民象征意义上的沟通，获得了调动强大的自恋（自我客体）纽带的能力，这一纽带把他与国民联结起来。这一纽带使领袖具有强大的情感威望，可以挽救摇摇欲坠的王朝，决定军事上的胜负。对威廉来说，至少，他的象征权威似乎比手中的政治威望更有分量。的确，在我们这个现代世界，领袖调动国民情感的能力也许比他决定谁当国务卿更要紧。
威廉及其国民的自恋需求之间似乎又一次出现了重合。在他紧锣密鼓的个人事务安排和他敏于捕捉臣民意愿的基础上，他想办法把注意力集中在作为国家强大和团结象征的自己身上。1898年，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
皇室的威仪在风中高张，抚慰着每一张抬头张望的焦虑脸庞；王冠发出的光芒以“上帝的仁厚”照亮了宫殿和茅屋，原谅我这么说，也照亮了欧洲。世界在侧耳倾听“德国皇帝在说什么，想什么”。
德国人都臣服于并且与皇帝认同，进而形成了弥合社会裂痕的民族群体身份认同。威廉对乌伦伯格说：
不分阶级，人人都应该站在我身后，都应该为了祖国的利益跟我并肩战斗！不管他们属于哪个阶级……没有人对我施加影响，谁也不允许对我施加影响。我要发号施令。
威廉宣称的绝对权力不仅用一个事实把所有的德国人团结起来，即人人都臣服于他的权威——用他的话说，人人都站在他身后——而且，通过与高大威严的皇帝形象认同，通过与他并肩战斗的感觉，德国人觉得他们本人的自大幻想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宣泄。威廉要让自己看上去无所不知（皇帝的全知）、无所不在（皇帝的遍在），同样，他还要让自己看起来无所不能，他的这些需求基本上与许多德国人的需求相吻合，即他们要感到决定和代表自己的是一位强大的领袖，他坚定地掌控着国家的命运。正如伊丽莎白·费伦巴赫（Elisabeth Fehrenbach）所述，德国人没有作为独立国家的悠久传统，于是，他们逐渐把威廉二世视为“整个国家精神”的象征。不过，费伦巴赫接着写道：
皇帝之所以成为这个单一民族国家真实可见的象征，仅仅由于他本人是个引人注目的人物。是的，把君主认同为国家，在其与德国国会的关系中没有得到体现，因为国会与其说是国家统一的表现，不如说是代表既得利益的讲坛，这是由于议会政体的立宪阻碍和由此得出的对各党该发挥何种作用的认识使然。君主与国家的认同之所以出现，是皇帝在“威廉统治时期”用个人形象代表国家的结果。皇帝使逃离错综复杂的公众社会成为可能，他让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位伟人、这个天赋卓越的人、这个带有历史使命的人身上。
《未来》（Die Zukunft）杂志的编辑马克西米连·哈登（Maximilian Harden），也是猛烈抨击威廉二世的一位劲敌，他指出“开明的批评者”准备容忍威廉的古怪和冲动行动，以换取德国从“皇帝本人也是首相”这一事实中得到的好处。
过去12年来，一切重要的政治决策全部由他作出。贸易政策的改变、海军舰队的壮大、德意志大规模地实现了强国的信念、与英国的友好关系和秘密条约、在中国采取的军事运动，这一切和很多其他活动都是他的功劳。他的目标几乎无一例外是对的，但他选择的方式和手段却令人遗憾。
大致而言，就连威廉二世最顽固的敌人也倾向于批评他的方法而不是他的目标。可是，很难把威廉二世领导目标（包括上文引用的哈登在《未来》杂志中列举的目标）的特点概括为俾斯麦心目中的有所限定的政治目标。冷静地回顾历史，这些目标的基础并非是对德国自我利益的理性而清楚的认识。它们几乎都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基本的政治抱负和根本的情感意愿的表达，当时它奉行参与国际事务的外交政策，渴望在世界上占据适当的位置，渴望获得国际社会对一个自豪而强大的国家应有的尊重。哈登所谓“开明”的批评家把这些“目标”归功于威廉二世是对的。正如这里要论述的，威廉的内心不统一、不确定，迫使他要求自己得到认可、赞许和尊重。这个目标最终构成了他领导德国的基础。他在1903年对乌伦伯格说：
我从来没有考虑过独裁，但我很久以前就制定了计划，即我怎么当德国的皇帝，我怎么构想这位德国皇帝：在世界各地人迹罕至的丛林深处，人人都应该分辨出德国皇帝的声音。全世界要先听到他的声音，然后才发生各种事件。他的话必须处处有分量，让人们不敢掉以轻心。嗯，我想，大体上，我一直在坚持实现这些计划！还有，在国内，皇帝的话就该是圣旨。
威廉的计划与国家的计划融为了一体。在国内，人们希望皇帝向全国发出的声音可以淹没七嘴八舌、只代表自己狭隘利益的小集团的聒噪。参与国际事务的政策为避开国内的喧嚣提供了主要的出口。在这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在这个刚刚建立、尚不稳固的国家，情感目标也许是多数德国人能够热烈地达成共识的唯一目标，即要让全世界都听到德国的声音，听到德国皇帝的声音。
从心理史学角度看德国皇帝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版了几本旨在科学地论证威廉二世患有精神病的研究成果：阿道夫·弗里德兰德（Adolf Friedl nder）所著的《威廉二世的精神试析》（Wihlelm II：Versuch einer Psychologischen Analyse，Halle，1919）是给他作出如此诊断的一个典型例子。作者认为，威廉“表现出了过度养育（Hochzüchtung，在近亲交配的意义上）和退化的种种迹象。”弗里德兰德接着写道：“威廉二世向我们表明，他的人格……具有其祖先的正负两方面遗传特征，这些特征在他身上的表现极其明显。”弗里德兰德的研究把威廉古怪而极端的行为归因于他的身世，这个观点与德国在经受了痛苦的失败后出版的其他著作看法一致。这些研究都作出了一条含蓄的推论，即究根溯源，德国失败的部分原因在于皇帝反复无常的言行，而他的反复无常又是遗传所得的轻症躁狂的直接结果。精神病学家保罗·特罗普（Paul Tesdropf）在他所著的《生病的威廉二世》（Die Krankheit Wilhelms II）（慕尼黑，1919）中明确指出，威廉的“病”与德国战败之间存在联系。“我们德国人丝毫没有失去我们的光荣和内在的伟大。经历了这场战争，我们的内心赢得了胜利。”作者似乎为德国人开脱了战败的责任，而把它归咎于皇帝的不健全：
威廉二世的政府是虚假的，它必然崩溃。这种虚假有什么可责怪的呢？难道是他的本意？他的本意也许是高尚而纯粹的。可他是个病人，他不健康，他的思想和情感也不健康……经验丰富的医生和精神病学家知道，毫无疑问，威廉二世从青年时代起就患有精神疾病……战争的失败可以归咎于他，要责怪的就是这种疾病。
特罗普最后写道，一切证据都“指向一个顺理成章的结果，即威廉二世表现出典型的遗传性精神退化的迹象”。
实际上，有迹象表明，威廉可能具有遗传性的易患轻症躁狂的倾向，他很可能患有先天性活动亢进。弗里德兰德、特罗普及其同行的诊断无疑是想要诚实地解释他令人困惑的性格——在他们看来，他的性格也具有决定性的历史意义。但是，就像人们把德国的失败含蓄地归咎于威廉的精神病，显然，遗传性“精神退化”的诊断，似乎也满足了许多德国人在1919年后与他们的皇帝保持距离的需求。1906年夏天，西蒙·弗洛伊德在文章中指出，这一诊断常常可以对我们产生隐秘的安抚作用。他在讨论威廉·詹森（Wilhelm Jensen）写的中篇小说《格拉迪瓦：庞贝的浮想》（Gradiva：A Pompeiian Fancy）时推断说，因为中篇小说的主人公、年轻的考古学家对一件年轻女人的浅浮雕古董产生了幻觉，那么，一位老派的精神病专家既可以把他视为性欲倒错大肆批驳，同时还可以研究这种疾病的遗传性，因为遗传把他推向了眼前可悲的命运。可是作者（詹森）在这里却没有顺从精神病专家的思路。他有自己的道理，他希望把主人公更加真实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使“移情”容易发生；而性欲倒错的诊断无论对错，都会把年轻的考古学家远远地从我们身边推开。因为我们读者是正常人，符合人性的标准。
虽然弗洛伊德认识到，遗传性退化的诊断使我们能够否认自己与精神紊乱的患者具有本质相似的情感，这是移情的纽带，但他本人并非不受公众对皇帝的普遍看法的影响，这种看法进一步拉开了遭到失败的德国人与他们的领袖之间的距离。弗洛伊德受到触动，对路德维希所著的传记《威廉·霍亨索伦：最后一位皇帝》中描绘的威廉二世的心理病态作出评论。这本书最早于1926年在德国出版。在路德维希看来，威廉的左臂肌肉萎缩——出生时受伤的结果——是了解其性格的关键所在：
当人们看到未来的皇帝勉强调动精神力量或者丧失了精神力量时，只有那些意识到皇帝终生都在与先天的软弱作斗争的人，才会给他说句公道话。他与这种缺陷一刻不停地展开搏斗，初来乍到者立刻就能察觉他的软弱，而恰恰出于这个原因，他更加堂而皇之地无视它——他每时每刻、终其一生都在努力掩饰这种并不令人反感的先天缺陷，这是其性格形成的决定性因素。这个意志软弱的人想方设法强调他的力量；可是他辜负了自己活跃的智力，采取了不够明智的方式，传统和虚荣使他把自己展现为英雄气概十足的、也就是战士般英勇顽强的人物。
根据路德维希的传记，威廉表面的嚣张好斗和内心的软弱可以直接归因于他的先天缺陷。的确，文章含蓄地指出，发动战争和德国失败的责任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追溯到威廉的“先天残损”。路德维希的传记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作用，它让人们把注意力放在皇帝肌肉萎缩的胳膊上，以此解释他的性格。实际上，很可能路德维希表达了德国人广泛持有的观点，即皇帝的过错和失败都是由于他的身体缺陷——按照盛传一时的威廉难产的说法，他的缺陷也许是医生更多地关注英国产妇而不是德国儿子的结果。路德维希的传记畅销一时，以至于引起了弗洛伊德的注意。1932年，弗洛伊德在努力反驳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自卑情结理论，他在“关于精神分析学的新介绍演讲”时引用了这个例子。他特别批评路德维希竟敢把主人公的整个性格形成建立在自卑感的基础上，这种自卑必然是由身体缺陷引发的。路德维希的结论忽略了一个微不足道却意义重大的事实。如果命运把一个不健康或者处境不利的孩子赐给一位母亲，一般来说，她总会设法用过多的爱来弥补命运对孩子的不公。可是就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例子来说，骄傲的母亲的所作所为恰恰相反；她因为孩子体弱多病而收回了对他的爱。当他长大成人、独揽大权时，他用自己的行动明白无误地证明，他从来没有原谅过母亲（他对英国祖国的敌视）。如果你考虑到了母亲的爱对孩子精神世界的重要性，无疑会自动纠正传记作者的自卑理论。
弗洛伊德对威廉心理病态的解释非常重要，值得认真思考。重点的巧妙转移（偏离了阿德勒-路德维希的观点）敏锐地抓住了弗洛伊德对于我们如何理解人类所引发的革命。心理学上意义重大的不是先天缺陷，而是环境对它的反应。可是，弗洛伊德未能免于流行观点的影响，这种观点表明，德国人无意识地对皇帝倾注了感情。弗洛伊德对他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是准确的，分析的基础在于，人们由于对德国民族自豪感的需求而形成了对威廉的认识，这种认识再一次把责任推卸到德国之外，即威廉的心理病态、他对英国的好战挑衅、战争的失败都不是由于德国的缘故；这种认识把威廉的过错和失败归咎于他母亲一个人，归咎于她没有作出富于同情的反馈，却没有归因于他软弱而疏远的德国父亲（或者对威廉的抚养负有责任的其他德国人）。
弗里德兰德、特罗普、路德维希和弗洛伊德对威廉二世的诊断虽然解释了他心理病态的特定方面，却只提供了分析其性格行为的片面而便利的角度。对威廉的种种诊断持续流行，不仅反映了这些诊断有一定的准确性，也体现了它们对战后德国人的情感吸引力。只要把威廉的困难归因于他的抚养、他身体的残疾和他的英国母亲，德国人就可以否认他们与皇帝相似的感情，否认他们对他行为的作用和影响，否认他们自己对灾难应该承担的责任。战败之后，德国人深感屈辱，于是，威廉二世就成了替罪羊，成了德国人耻辱、无助和愤怒的靶子。在流放荷兰期间，威廉二世继续以十分矛盾的方式体现着德国人对自己的感情。现在，他不再是国家富强伟大的象征，而是成了国力弱小和耻辱的象征。不过，在心理学意义上，可以说他的“个人政权”仍在继续。
与弗里德兰德、特罗普、路德维希和弗洛伊德的诊断相反，本文也提出了对威廉二世的看法，文中把他的性格行为与其臣民的需求和愿望直接联系起来。当然，德国人民不是威廉病态自恋的原因。他的父母、童年时代重要的看护人以及身体和体格因素必须对他的心理发育承担最终责任。但是，由于他心理病态的具体性质，结果，渐渐地，国家对决定和引导他的态度和行为发挥了重要作用。威廉的自我脆弱而失衡，他必须依靠环境——依靠自我客体——为他提供外在的支持和情感养分。国家因此成了威廉的自我客体。他没有可以指导自己行为的坚定而巩固的价值取向和整套理念，于是，渐渐地，他把自我极大地建立在国民抱负和价值观的基础上。他拼命地、迫切地想要取悦国民，得到外界的肯定，所以对周围的反馈极度敏感，部分反馈就是媒体所反映的公众舆论。他异乎寻常的灵活善变是内心缺乏条理的产物，这种畸变使他能够与德国社会差别悬殊的组成部分发生共鸣，并且大体上能够承担他觉得臣民期望于自己的角色。
威廉二世能够认识到往往自相矛盾、左右摇摆的公众情绪，并调整自己加以适应，但他支离破碎的性格与德国人之间的联系超出了他的这种能力。他的病态自恋的其他表现与臣民的需求是基本吻合的，这一点无可否认。他不知疲倦地追求钦慕和肯定，他不可遏制地想要表现自己、展示成就，他频频出现在公众眼中，满足公众的需求，这些都有助于把全国的注意力集中到他个人身上。威廉常常一丝不苟地穿戴着豪华的领袖服饰，以掩饰内心的怯懦，他呈现在国民眼前的是一个高贵气派的人，他们与他认同，国家团结在他周围。但他的表象是脆弱的、自卫的个人独裁。表象满足了许多德国人渴望有一个强大而独立的国家、渴望有一位也许肩负着世界历史使命的统治者的需求。在外交领域，威廉急迫而挑衅地主张，他的话必须被倾听，他必须得到尊重，这也符合德国人的普遍心态，即他们有权在帝国主义列强当中占有一席之地。最后，威廉内心的不和谐使他渴望加强个人的连贯性，由此导致他对德国的统一问题格外敏感，于是他采取措施促进这个年轻的、在许多方面缺乏凝聚力的国家进一步巩固。
虽然威廉的自我病状使他能够有效地作为国家的象征行使职能，甚至还能对臣民的情感需求积极作出反馈，但他根本的结构性软弱和分裂使他成了一位尤其不称职的政治家。这里，他的病态自恋的表现——他容易受人影响，反复多变，依赖别人为他提供理想和方向（依赖自我客体为他提供自相矛盾的理想，推动他去往背道而驰的方向），他喜欢把所有事情视为针对个人的并作出回应，他极度脆弱，他不接受批评和忠告，他容易冲动、情绪化，他的性格具有鲜明的反应性，他懒散、缺乏毅力——这些都使他不能规划和稳步沿着一条道路前进。但是，如果因为他在政治上不称职，就得出结论说他在政治上无足轻重，这是错误的。在国内事务中，他反复无常，经常干扰政府前后一贯的行为，就这一点而言，他的影响基本上是消极的。在外交事务中，他的政治影响甚至更坏。他动辄改变方向，经常作出引人注目的好战反应，惊动了观望事态发展的世界各国，直接导致了德国最终的外交和军事孤立。威廉不能定义他个人的自我利益，不能决定他是谁、他想要什么，这些缺憾表现在政治上，就是他不能决定国家的自我利益，不能采取措施谋求这些利益。总而言之，威廉的心理不和谐解释了他对德国的象征性领导为什么成功，也解释了他作为国家的政治领袖为什么失败。
虽然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如果换作一位心理更为和谐的领袖，能否为德国谋求真正和谐的自我利益，但是很显然，皇帝本人不仅凭借卓有成效的象征性领导，而且凭借其在政治上的无能，成功地代表了德国。换句话说，作为一个完全的个体，威廉二世作为一个性格完整的个人，体现了一个国家和一段历史时期的典型特征。这位年轻的、活力迸发的皇帝与这个刚刚建立的、充满生机的国家在心理和历史意义上存在明显的相似之处：皇帝的内心分裂使他无法为自己定义前后一致的自我利益，而德国在经济、社会、宗教、政治和智识诸多方面的失调也似乎使它无法明确和实现自我利益。皇帝与德国之间存在着心理史学意义上鲜明的吻合：皇帝用自我歌颂——表面的张扬、挑衅甚至好战来掩饰内心深刻的失和，国家则用参与国际事务的自信的外交政策——同样张扬、挑衅甚至好战——来掩饰国内的缺乏共识。在威廉统治期间，他和德国都在努力用德语的“Flucht nach vorn”——意思是“向前跑”——来避免内部冲突。同时代几位思想深刻的观察家认为，他的整体性格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国民“性格”。埃贡·弗里德尔（Egon Friedell）在1927年写道：
在某种意义上，威廉二世其实彻底行使了皇帝的职责，他几乎总是表达占绝对多数的臣民的意愿，捍卫和奉行他们的理念，体现他们的生活态度。多数德国人不过是袖珍版的德国皇帝威廉，是他较小的微缩模型。
威廉二世的成败就是德国民众的成败。德国人对他的歌颂和不满，有一部分是他们对自己的感受。伊丽莎白·费伦巴赫写道：“人们虚构了皇帝的光辉形象，当这个形象可能轰然倒塌时，对（威廉）个人统治的批评通常就会非常明显。”一方面，当威廉辜负了国民的期望，不能表现为被美化的国民和国家形象时，他就遭到批评。他的缺点使许多德国人的意愿受到了挫折，他们希望领导和代表自己的是一位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皇帝。另一方面，正如德国人战后对威廉的反应所表明的那样，当他本人表现出德国人深以为耻的某些特点时，他就会遭到无情的谴责。当他反映的形象是德国的伟大富强时，他就得到拥戴。当他反映的是国家失和、无能而弱小时，他就受到诋毁。德国人对皇帝的反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他们自我形象的反应。
这时候很容易作出推测，认为是皇帝的自恋型人格紊乱决定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病态自恋。虽然这种泛泛的结论在心理学和历史学方面存在许多问题，但是，尼古拉斯·松巴特（Nicolaus Sombart）对威廉和德国人之间的关系所作的判断还是不该被轻易否定：
如果有人想给威廉二世扣上一顶心理病态的帽子，指责他具有专制独裁者的疯狂，那么，这个结论只有在一个意义上可以成立，那就是这位皇帝身上准确地体现了时代的病态特征。每个社会都不仅具有与之相应的政府，还具有与之相应的疯狂制度和代表性的病态人物。
这些复杂而又令人着迷的问题如今就位于我们的历史和心理学知识的交界处。现在有把握的说法不过是呼应威廉那个时代的观点，即本文开头引述的沃尔特·拉斯诺和弗雷德里克·瑙曼的看法。威廉时代的德国很难找到一位比威廉二世更合适的皇帝。不管作为领袖还是个人，威廉二世都是他的国家确凿无疑的“镜像”。他的主要历史意义就在这里。
献词
这篇文章的许多结论受到了作者与经验丰富的精神分析师纳撒尼尔·伦敦（Nathaniel London）博士长期密切合作的启发，还要感谢1979年9月在希腊科夫岛上召开的德国皇帝研讨会，这次会上威廉二世的研究人员云集一堂。与会人员约斯特·诺尔蒂（Jost Nolte）于1979年10月26日发表在《时代杂志》（Die Zeit Magazin）上的一篇论述本次研讨会的文章捕捉到了科夫岛会议的精神，文章题目是“德国皇帝在国民眼中的镜像”（Der Kaiser，der ein Spiegel seines Volkes war，这个题目很像本文的标题）；由约翰·C。G。罗尔（John。C。G。R hl）和尼古拉斯·松巴特编辑（剑桥，1982年）的著作《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新析》（Kaiser Wilhelm II：New Interpretation）收集了科夫岛会上提交的论文，也抓住了会议的主题。作者把本文深情地献给伦敦博士和“德国皇帝研讨会”的与会人员并对他们深表感谢。笔者还要感谢奥托·弗兰茨·拉玛尔·塞西尔（Otto Pflanze Lamar Cecil）和罗伯特·G。L。韦特（Robert G。L。Waite）帮我准备本文的发表，感谢基金会提供打印，感谢迈克尔·里斯医院精神病科和医疗中心在初稿的准备期间提供了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