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B。斯特罗齐尔
长久以来，心理史学一直想办法在个人和群体经验之间架设桥梁。心理史学一度是把重点放在传记上，这是令人难堪的，传记虽然有趣，在大多数历史学家心目中，却终究是琐碎的。个案也许能、也许不能说明全体。私人经验的个性色彩根本无法被分解成带有普遍性的要素。例如，主要的历史学刊物《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拒绝发表传记文章，除非情况特殊。即使在特殊情况下，也只发表那些明确地把传主生平与更广大的历史事件相联系的文章。
弗洛伊德试图直接用心理学推断历史，用个人推断群体，用个体发育推断种系发育。所以，他对达·芬奇、威尔逊和摩西等人简要的传记叙述，与他对待文化和文明的起源具有极鲜明的相似性。但他把这两者相联系，实际上没有充分的说服力。埃里克森为研究身份认同问题付出了超常的努力，可他取得的成效也不比弗洛伊德更大。埃里克森成功地表明，审慎的心理传记是可以撰写的，弗洛伊德时期的“病例”不是唯一的模式。但是，埃里克森最薄弱的地方是他对群体经验的探讨，还有他研究的人物怎样与群体经验发生关联。最近几年，几位学者找到了探究历史的选择性的心理史学切入点，这里的历史不是传记。举例说明，约翰·德莫对殖民时期家庭生活的研究、卡罗尔·史密斯-罗森堡对19世纪女性友谊的研究、罗伯特·杰伊·利夫顿对“共同主题”的访谈研究和弗里德·温斯坦的社会学著作，温斯坦的著作强调象征符号的断裂给人造成的巨大心理伤害。
然而，心理史学界充斥着不满情绪，最强烈的要数对领袖问题感兴趣的学者。领袖的故事必然具有传记性质。在历史上的某个特殊时刻，领袖之所以成为领袖，是一个特定群体的抱负、需求和困惑的结果，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他的领袖角色才是有意义的。如果把希特勒和甘地分别放在纳粹德国和印度殖民地以外，那是不可理解的。历史学家大多要解决这个问题，于是他们撰写“生平和时代”的传记。这些著作充其量只是巧妙地叙述了两个同时发生的故事。这种方法的代价是，传记作者只涉及浅层的心理学。一旦有人进到深层、明晰的心理学层面，除了领袖和历史背景就再也看不到什么了，然而，没有这些看不到的东西，领袖是没有意义的。
海因茨·科胡特的著作、尤其是他论述领袖和群体自我的著作提出了几条有趣的建议，可以摆脱这种两难困境。任何新的（尝试性的）努力都不可避免地存在方法和术语问题。这本书的第一章到第九章较为详尽地在心理史学发展史的一般意义上讨论了这些问题。所以，为避免重复，本章尽量不再东拉西扯地下定义。我要做的是用自体心理学来研究一小段历史时期：即亚伯拉罕·林肯和19世纪50年代的美国。我在这里没有突出个人的重要性（像埃里克森的著作），群体经验也不仅仅体现为个人生平的不同阶段（像弗洛伊德那样）。相反，文章在领袖的经历与群体的心理历程之间建立了复杂的、相互依赖的纽带。这两者在某种意义上具有象征性。历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必然是相互交织的。
林肯、奴隶制与意见分歧的众议院
1858年，林肯还是个出了伊利诺伊州便几乎不为人知的政治人物。4年来，他积极抵制把奴隶制扩展到整个美国。斯蒂芬·A。道格拉斯（Stephen A。Douglas）通过《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Kansas-Nebraska Act）（1854年）引入了国民主权说，使奴隶制的扩展在政治上变得可行。直到1858年，林肯坚定地认为，斯蒂芬·道格拉斯是为了解决美国所面临的难题而制定的一系列灾难性政策的主要代表者。林肯认为，美国的开国元勋极其勉强地接受了南方实行奴隶制。他们认可它的存在，甚至以五分之三的妥协认可了它的永久有效性。半个世纪以来，这一宪法保护使联邦遣返逃亡奴隶的法律具有了合法性。所以，谈论废除奴隶制、动员整个国家采取行动结束南方的奴隶制度是不合法的，是违反宪法精神的。林肯痛恨追捕逃亡奴隶，但他勉强接受了这种做法。1855年，他对乔舒亚·斯皮德（Joshua Speed）说：
根据宪法，对于你的奴隶，我也承认你的权利和我的义务。我承认，我痛恨看到那些可怜的人遭到追捕，被抓住押回去，穿上囚服，辛苦劳动却没有回报；但是我咬着嘴唇什么也不说。
然而，林肯相信，宪法认可南方的奴隶制，绝不意味着美国的先父们赞同这种制度。它让黑人无法享受《独立宣言》倡导的理念所允诺的好处。当年的立国者要保障宪法通过，唯一的办法是允许奴隶制存在。但是林肯接着说，正如上帝规定了完美的德行一样，宪法也规定了合法行动的界限。“就算我们不能赋予每个人自由，”林肯在1858年夏天指出，“那么，最起码，我们可以不做把奴隶制强加给别人的事情。”林肯在19世纪50年代一再谈到，奴隶制在道义上是错误的，它是“魔鬼般的不义”——这是他在1854年对它的称呼。他在1858年宣称：“我一向痛恨奴隶制，对这个问题，我的思考不比废奴主义者少。”此外，他还指出，当年美国的先父们在接受五分之三的妥协时，他们多数人的脑海中也存在着对奴隶制激烈而愤慨的负面评价。有一次林肯指出，经过100年的激烈争论，大英帝国才废除奴隶交易。虽然托马斯·杰斐逊和乔治·华盛顿等在经济上一度与奴隶制绑在一起，但在政治和道义上，他们是反对它的。他们了解，南方生活没有奴隶似乎是无法想象的，但他们都希望美好的一天终将到来，到那时，奴隶们得到解放、返回非洲、安居乐业和追求幸福的理想能够真正实现。林肯认识到他的这种观点前后矛盾，但他把这一团乱麻视为人类的本性而接受了它——他心目中的伟大英雄是亨利·克莱（Henry Clay），因为克莱雄辩地批判了一部分人，那些人熄灭了我们身边的道德之火，同时又心安理得地啜饮着黑奴端来的冰镇薄荷酒。
因此，林肯反对奴隶制的根本依据是道德和宪法。他说，南方人的习俗当中，有一种“赤裸裸的、清晰可感的、极其浓厚的对金钱的兴趣”，在北方人看来，“那只是个抽象的道义问题，只附带极少的、极稀薄的对金钱的兴趣。”然而，林肯眼中的这个抽象问题与政治现实之间的距离却并不遥远，根据政治现实这个词的含义而言。“白人以自治的方式统治自己；但如果他既统治自己又统治另一个人，那就不是自治了——那就是暴政。”道德是个抽象的问题，《独立宣言》虽然规定了人人平等的标准，却没有明确地把黑人包括在内。这份建国文件确定了共和政体，建立了现代社会评价政治行为是否道德的标准。可是，这些文件相当复杂、参差不齐、前后矛盾——倒也符合人性。林肯在1854年以后坚决赞同废奴主义，反对把奴隶制扩展到美国的其他地方，但他却同时支持追捕逃亡奴隶。“要跟立场正确的人站在一起，”他发出雷霆巨吼。“立场正确，就站在他一边；立场错误，就离开他。要是密苏里协议，就跟废奴主义者站在一边；要是想取消逃亡奴隶法，就站在他的对立面。”
奴隶制对白人工人具有毒害作用，林肯对此持有坚定的经济观点。“我不当奴隶，”他写道，“也不当奴隶主。这表达了我的民主观点。”一般来说，林肯是坚定的经济乐观主义者。他写到发明和技术进步时，那种活泼、充满希望、笃信不疑和热忱，甚至有点孩子气。“一切创造都是一座金矿，”他论述发现和发明的第一份演讲稿这样开头，“每个人都是矿工。”林肯接着强调了人类的独特性，人可以像动物一样干活，但人和动物不一样，人懂得改进技艺。林肯论技术的观点显然是乐观的，甚至还有点天真。他似乎不假思索地接受了技术进步可以促进道德升华的看法。这里就谈到了奴隶制。奴隶不能为自己的劳动得到公平的回报，这就侮辱了他和他的主人的人格，背离了民主体制。我们的共和政体是由宪法规定的，它要求劳动力自由，而劳动力自由可以带来机会、进步和希望。奴隶制把这一切都推翻了。
在林肯的思想中，奴隶制的罪恶数不胜数，但带有一种黑白人种不平等的可悲感觉。不可否认，19世纪50年代，在他生命的关键阶段，林肯深信黑人是低人一等的，他们不配享有与白人同等的社会和政治地位。他经常表明这个观点。最公开的一次是1858年林肯在查尔斯顿的讲话：“我现在不、以前也从来不曾赞同促使黑人和白人以任何方式实现社会和政治平等。”林肯不会让黑人当选民和陪审团成员，不会赋予他们担任公职的资格，不会允许他们与白人通婚。他相信，两个种族的体格差别使他们根本无法在同等条件下共同生活，白人总是高人一等的。他不希望黑人女性做奴隶，这并不意味着他想娶她为妻；他只是不理会她罢了。
上文不是令人愉快的陈述。正如历史学家肯尼思·M。斯坦普（Kenneth M。Stampp）不久前写道的那样，林肯在查尔斯顿的讲话说明，林肯“最充分、最明白地宣布了他对白人优越性的信念”。但是，在林肯与种族平等问题作斗争的过程中，查尔斯顿的讲话不是一个孤立事件。显然，听众如果不在感情上偏爱南方，林肯表达自己的白人优越感时是直言不讳的。人们经常注意到，林肯是否转换问题的重点，要看他在伊利诺伊州的哪个地方讲话；实际上，在竞选辩论期间，斯蒂芬·道格拉斯本人对林肯的责难恰恰是林肯在这个问题上的前后不一。但是，无视根本的种族主义是幼稚的，不管林肯在哪里演讲，种族主义都是他思想的内涵。1854年，林肯在伊利诺伊的皮若亚坦率地承认，他的个人感情不允许他思考种族之间的政治和社会平等。身为精明的政治家，他又补充了一句：“即使我的个人感情允许我这么做，我们很清楚，广大的白人同胞也不允许。”即使在芝加哥，林肯也强调了黑人和白人在诸多方面的不平等，他同时却又尽量为美国黑人争取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1857年，林肯在斯普林菲尔德指出，《独立宣言》的本意根本不是肯定所有人在一切方面平等。不管怎么说，他的这种观点十分荒谬。《独立宣言》只规定了基本的权利，明确了“自由社会的普遍原则”，虽然这些原则从未实现过，但它们可以被赞赏，可以努力争取，时机成熟的话，尽可能地接近。
林肯在让黑人实现完全平等的观念面前裹足不前，人们不必因此怀疑他的真诚，他的确一直在坚持为黑人争取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举例说明，当林肯指出《独立宣言》规定了自由社会的普遍原则时，他是在督促自己的同胞把黑人当时还没有获得的一些权利赋予他们。在19世纪50年代，林肯的这种主张带有废奴主义的味道，这个标签极有可能影响他的政治前途（斯蒂芬·道格拉斯就喜欢在这个问题上抓他的把柄）。林肯在1854年后对两个问题进行了艰难的、实际上是非常难得的分辨，但他认识到黑人也是人。他们是人，尽管他们以某种奇怪的、几乎不可理喻的方式低人一等。我们喜欢强调林肯身上保留的偏见，因为我们把他看做美国道德高尚的典范，我们景仰和爱戴他。但是在19世纪50年代，白人优越论被视为理所当然，不同凡响之处在于，林肯有勇气冒着与废奴主义者结盟的危险，大声指出奴隶制是错误的，反对在道德和政治上把它扩展到整个美国。就像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指出的那样，林肯始终全心全意地致力于白人的福祉。他愿意推迟赋予、否认或者牺牲黑人的权利。他当总统只反对奴隶制的扩张。他的爱国梦想只包括白人。他拥护《逃奴法案》（Fugitive Slave Law），热切地镇压奴隶起义。白人是他亲生的孩子；黑人只是他的养子。但是，道格拉斯最后写道：“用国家的感情衡量他……他是敏锐、热忱、激进而坚定的。”
林肯对奴隶制发自内心的、日益增长的痛恨与他的白人优越感之间的矛盾并不容易调和。此外，废除奴隶制不仅不符合宪法，而且不切实际，废除奴隶制以后，奴隶们怎么办？他们会成为不平等的社会成员，永远无法充分参与到社会当中。“即使把天底下的一切权力赐给我，”林肯在1854年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现存的这种体制。我的第一冲动是解放奴隶，把他们送到利比里亚，送回他们的故乡。”林肯敏锐地看到，黑人殖民昂贵、危险、耗时费力，但他也感到，这是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似乎只有两种选择：解放奴隶，让他们留在美国成为“下等人”；或者让他们与白人完全平等。从白人的角度，在他看来，这两种选择都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多年来反复思量殖民策略，我们现在回顾他的想法，觉得简直荒唐无礼，但当时却显得明智且符合人道。在1852年，他歌颂了克莱的努力，因为克莱从1816年起就开始把黑人送回非洲。
如果它果真实现该多好……如果像殖民的朋友们希望的那样，不管用什么办法，我们国家当前和今后的世代能够成功地在我们的土地上消灭危险的奴隶制，同时，让那些被俘获的人们带着对将来的美好展望返回早已失去的故土，而且这种变化缓慢发生，不管种族还是个人都不会因此承受痛苦，那么，这样的成就实在是辉煌的。
林肯本人是斯普林菲尔德殖民协会的活跃分子。他在1855年1月4日对这个协会发表过讲话。他在题为“分裂之家”的演说中谈到了“最终消灭”奴隶制，他当时可能考虑过殖民。
在19世纪50年代，思路不清、前后矛盾和刻意区分等等这些问题深深地蕴含于林肯对奴隶制和种族平等的相关问题所作的思考当中，表明他主要关心的是其他问题——即联邦的维系。因为关系到奴隶制的政治议题不是废除而是扩展，而在扩展奴隶制的问题上，林肯看到美国正在急速滑向内战的边缘。宪法没有明确规定在新近购买的美国领土上怎么处理奴隶制问题。1820年那份精心构想的密苏里协议似乎永久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可是，1848年以后，美国从墨西哥手里买来大片土地，南北方在各条边界上的关系再次变得紧张，这些要素注定要重新开启扩展奴隶制的整个议题。经过艰难的斡旋和几乎开战的局面之后，第二份协议在1850年试行了。这份协议刚开始显得十分稳妥，但是很快就在促成它的主要责任人的压力下分崩离析。斯蒂芬·道格拉斯是一位机会主义者，他极具野心，对发展铁路很感兴趣。身为参议院国土委员会的主席，他想在1854年推动通过一条法案，很快把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纳入全国的组织系统。到时候，有效的州政府就可以使修建跨越大洲的铁路成为可能。道格拉斯希望一举解决当时最挠头的政治问题，当然，也希望凭借自己的付出赢得国家领袖的地位。
道格拉斯觉得，问题的关键在于允许各州自行决定是自由州还是蓄奴州。为了使这种回避奴隶制问题的态度显得合理，道格拉斯使用了人民主权概念。道格拉斯认为，人民主权是方便而又完全合法的回避道德热情的借口，因为正是道德热情点燃了奴隶制辩论的火焰。他本人并不在乎奴隶制被否决还是通过。让人民来决定。可是，在林肯看来，用人民主权的概念来解决美国国内奴隶制问题，是极其不适当的。林肯觉得，美国的立国者根本没有考虑过允许奴隶制扩张，达到南部诸州最初的范围之外。如果任其自然发展，到时候奴隶制自然会渐渐萎缩。可是，千万不能让奴隶制在新的国土上重新焕发生机。所以，地方上自主管理国土的民主原则必须让步，服从于合法政府关注的更大的根本问题和《独立宣言》的原则。
偏执狂与群体自我
1858年6月16日，在立法院酷热难耐的房间里，亚伯拉罕·林肯向州共和例会的全体会员讲话。当天下午的会议指定林肯为美国参议院的候选人。林肯在讲话中接受了任命，并简单概括了他对当前问题和将来怎么解决它们的看法。
林肯的讲话以辞藻华丽的淋漓铺陈开了头——它们构成了整篇演说稿的7%，这篇讲稿因此成了政治演说史上的不朽之作：
如果我们当初就能知道自己现在所处何地，将来要走向何方，那我们就能更好地判断该做什么，该怎么做。
现在已经是那项政策被确立后的第五个年头，当时我们是以明确的目标和自信的承诺，希望它终结奴隶制的激烈争论。这项政策执行以后，辩论非但没有停止，反而呈不断加剧之势。
在我看来，争论不会终止，除非达到并度过一场危机。
“不和之家难长存。”
我相信我们的政府无法接受，永久的一半蓄奴州一半自由州。
我不希望联邦解体——我不希望大家庭轰然倒塌——我希望它不要再有意见分歧。
它必须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
要么，奴隶制的反对者阻止它进一步扩张，把它摆在让公众感到安心的位置，即相信奴隶制正在走向最终的消亡；要么，奴隶制的倡导者继续推动它的发展，直到蓄奴在每个州都变得合法，不管是原来的州还是新增加的州，是北方的州还是南方的州。
然而，“分裂之家”这篇讲稿由两个鲜明的部分组成。人们熟悉的酣畅淋漓的开场白是以林肯本人的经历、感情和需求为心理基础的。他对政治修辞的利用巧妙地表达了他本人最深刻的担心，处于危险的内战边缘的国民可以清楚地领会他的修辞。但讲话的核心——以及它所涉及的大部分内容——勾勒出一幅鲜活的图景，即南方各州密谋要把奴隶制推广到全国。林肯简短地叙述了新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以此为背景阐述自己的理论。他指出，客观冷静地分析一下，这一系列事件显示出清楚的“谋划证据”和“一致行动”。林肯觉得这个阴谋早就开始酝酿，“他们的第一次胜利”是1854年通过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这项法案以欺骗性的人民主权为基础，打开了奴隶制进入其他领土范围的大门。接着是1856年布坎南当选总统，布坎南是一名软弱的民主党人士，他毫无疑问是亲南方的。这是他们赢得的第二个胜利。第三个也是最终的胜利紧随布坎南的就职典礼而来，那就是高级法院宣布了对德雷德·斯科特（Dred Scott）案件的判决。阴谋的“各种机器”在这次判决中达到了全速运转的状态。判决宣布，没有一个黑奴或他的子孙能成为公民；不管国会还是有关领土的立法都不能在任何一块国土上排斥奴隶制，是否把奴隶送到自由州让他获得自由，要由蓄奴州自主决定。至少在理论上，判决的这部分内容几乎相当于批准南方绑架自由的北方黑人。
“真相日渐明朗，”林肯评论说，“几件事情现在看起来不那么隐晦和神秘了”。他继续讲道：
我们不能断定所有这些准确的调整是先前一致行动的结果。但是我们看到了搭起许多框架结构的木料，我们知道这些木料的不同部分是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由不同的工人砍伐的——例如斯蒂芬（·道格拉斯）、富兰克林（·皮尔斯）、罗杰（·托尼）和詹姆斯（·布坎南）——我们看到这些木料被楔合在一起，我们看到它们严丝合缝地构成了一座房子或者磨房的框架，所有的榫头和榫眼都互相吻合，每块木板的长短和薄厚都准确地适合它们各自的位置，没有一块木板太长或者太短——连脚手架也没有漏掉——或者即使少了一块木头，我们也可以看到，框架里的这个地方已经被补好，或者正准备用一块适当的木头来填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发现，我们无法不相信富兰克林和罗杰、詹姆斯从一开始就是互相理解的，他们致力于共同的计划或者在下笔之前就已经打好了草稿。
林肯对这些事件作了戏剧性的解释，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堪萨斯和其他国土转移到了伊利诺伊和北方的自由州。林肯辩论说，我们也许可以安心地上床睡觉，因为我们相信，密苏里会成为自由州，可是，“我们早上醒来看到现实，高级法院让伊利诺伊州成了蓄奴州。”林肯进一步指出，要是这还不够，美国还可以期待与非洲重开奴隶贸易。如果白人拥有奴隶是神圣的权利，那么，用最便宜的价格购买奴隶，难道不同样是白人的神圣权利吗？廉价的奴隶显然在非洲而不是弗吉尼亚。
讲话中的阴谋论显著地加强了慷慨激昂的开场白的力量。在林肯看来，意见分歧的状况在众议院不会持续很久。如果奴隶制推广到全国，我们的自由制度就会毁于一旦，但如果北方遏制奴隶制的扩展，就会把奴隶制推上最终消亡的道路。不少观察家立刻看到了呼吁用战争来终止奴隶制的黯淡前景。如此明白地预见到不可避免的战争结局，似乎是在为战争推波助澜。所以，斯普林菲尔德的《快讯》（Register）（一份民主党的报纸）编辑查尔斯·兰菲尔（Charles Lanphier）才会猛烈抨击林肯的好战。
可是，林肯既没有收回他的阴谋论，也不肯轻易放弃它。道格拉斯对林肯的指控基本上采取充耳不闻的态度，林肯很是恼火。他在1858年夏末秋初与道格拉斯的辩论中几次提到阴谋论。直到1859年9月16日，林肯在俄亥俄州向哥伦比亚的部分听众讲话时说，共和党必须坚定地反对恢复非洲奴隶贸易的阴谋，国会要通过奴隶法案，彻底阻抑德雷德·斯科特案的延伸，阻止奴隶制在整个美国变得合法。林肯指出，这些发展还没到迫在眉睫的地步，但是要时刻保持警惕：
他们还没有作好准备。这些举措的始作俑者知道，我们太强大，他们对付不了，但他们会在时机成熟时向我们发起进攻。如果我们现在不把他们驱散，将来就必须跟他们赤手空拳地搏斗。
到1863年6月12日，林肯写道：“暴乱者的战争准备已经持续了30多年，政府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抵制他们。”
我们现在回头去看，林肯的阴谋论简直大错特错，这一点很明确。因为像他阐述的那样，阴谋远远超出了南部狂热分子策划的范畴。在林肯看来，阴谋的领袖是当代杰出的政治人物：美国总统詹姆斯·布坎南、高级法院的首席法官罗杰·B。托尼，当然还有斯蒂芬·道格拉斯。因为道格拉斯通常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民主党参议员，所以林肯心中的阴谋家基本活动的构成包括了三个完整的政府部门：行政、司法和立法。布坎南和托尼似乎为德雷德·斯科特案件有过串通，但是，除此之外，道格拉斯、布坎南和托尼三个人精心策划的阴谋在1854年出台、在1856年发展、在1857年走向成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首先，布坎南和道格拉斯二人不合，彼此厌恶。道格拉斯期望在布坎南任职期间得到委任，就任高职，不料无故遭到冷遇和孤立，没有获得有影响力的职位。道格拉斯反对布坎南的“莱康普顿宪法”（Lecomptom Constitution），为了报复，布坎南想削去道格拉斯在伊利诺伊州得到的资助。在林肯发表了《分裂之家》的演讲前几个月，美国政界充斥着权力斗争。激进的南方人士要求恢复奴隶贸易的证据也很站不住脚。很难想象美国政府这三个部门的领袖真的计划那么干。严肃的政治家也不会预期通过全国性的奴隶法案。作为1850年妥协的组成部分，《逃奴法案》已经造成了很多麻烦。林肯不仅视角错误，而且误解了政治潮流的方向。
林肯对1858年发生的众多事件的错误认识似乎带有偏执狂的倾向。他对一连串事件为什么会作出错误的估计和狂热的反应，这个问题令人困惑。很可能，他只是捕捉到了公众的情绪，并把它表达出来。无疑，林肯是个理性的人。他早年的人生发展中没有丝毫迹象显示他是偏执狂。他过去——后来也以对敌人的慷慨、以他的温情和善解人意著称。他显然感觉到了危机，并把它看做自己个人的危机。他明白地表达了危机隐含的意义，其他人很少能把它表达出来。他赋予了它形式，甚至赋予了它方向。实际上，当时人们的思想普遍具有偏执狂的特点。林肯强有力地对他们内心深处的恐惧作出了回应。“他比美国人自己还要了解他们，”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说。
林肯表现出来的偏执狂反映了在整个美国广泛传播、异常猖獗的偏执狂，并因此助长了它。在参议院的竞选中，林肯的对手斯蒂芬·道格拉斯指责林肯，他以林肯之矛攻林肯之盾，说林肯的想法更狡猾，林肯设想的国家发展前景的隐含意义多有夸张。辩论期间，道格拉斯劝说听众把选票投给林肯，如果你们渴望黑人享有公民权，如果你们渴望允许黑人进入州政府和白人平起平坐，如果你们渴望黑人和你们一样平等地投票，让黑人有资格担任公职，充当陪审团成员，评判你们的权利，那么请你们支持赞同黑人公民权的林肯先生和黑人共和党。
林肯几次想回应道格拉斯，指出自己既不是种族融合分子（赞同两个种族的彻底融合），也不是废奴主义者，他想赋予黑人妇女合法权利，并不意味着他想娶她为妻，他对奴隶制的道德立场绝不体现为废奴主义者强力解放奴隶的愿望。我们很难相信道格拉斯没有意识到上述区别，但我们同样也很难理解林肯的阴谋论，因为正是阴谋论，让道格拉斯站到了阴谋策划在全国推广奴隶制的中心地位。
美国政界鼓励竞争、猜疑和夸大其词。能力不相上下、党派支持度大致相当的个人为竞选公职展开斗争。付出的代价也许是他们自己、党派以及千千万万选民的财富——选民期待自己拥护的候选人胜出后得到好处。在美国，从杰克逊时代演化而来的政治制度，极力强调候选人之间的个人竞争。恶毒攻击的悠久历史把极肮脏、极下流的指控和反唇相讥变得司空见惯、合情合理。举例来说，1828年，在白热化的总统竞选期间，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被对手骂成妓女和黑人的崽子、篡位者、赌棍、斗鸡打架的小子、酒鬼、文盲和不适合担任高位的人。对他妻子的辱骂更凶，她被骂做通奸的淫妇。约翰·昆西·亚当斯似乎是个皮条客，他花钱买到了总统职位。人们认为他根本背离了美国的社会制度，他执政期间滥用了大量的公共资金。就连约翰·克莱也不能幸免。克莱被描述为叛徒，他唆使他人暗杀了威廉·摩根（William Morgan），以免共济会的丑闻曝光。就算1828年的情形是个极端的例子，它也不是没有代表性。在各个级别的政府部门，都风行类似的攻击和竞争。人们喜欢这样。演讲、游行、打开威士忌的酒瓶——这些都有助于激发支持者的热烈感情。人们忍受两三个小时长篇大论的演讲，这是通常的演说时间，接着阅读第二天的报纸，看它对前一天的讲话极其忠诚的总结和分析，报纸也具有狭隘的党派性质。正是在这种环境的鼓励下，那些原本温文尔雅的人也展开了政治斗争，不得不采取极端的立场。当时美国的政治风尚把竞争双方推向极点。
但是，直到19世纪50年代，政党竞选中占据主导的恶俗攻击似乎不是出于恐惧心理，而是受求胜心切的燃烧的欲望驱动。举例来说，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是纽约政治圈的领袖，他在19世纪20和30年代绝对不是个可爱的人物，但他没有恐惧症。19世纪50年代，一些新的要素出现了，人民始终徘徊在阴影里，它笼罩在美国政坛的边缘，并渐渐地把阳光完全遮蔽。猜疑达到了极端的程度，连林肯这样原本保守的人，也为自己想象中的在全国推广奴隶制的阴谋而害怕得发抖。魅力稍欠而头脑精明的政治家，如道格拉斯，则变得易怒和脆弱。道格拉斯也许相信、也许不相信他在1858年对林肯的指责，但是，1857年后，为了争夺民主党的控制权，他觉得自己受到了布坎南的打压。这是可以理解的。道格拉斯还由于南方党翼的势力日益增强而承受着压力，南方人不愿意在奴隶问题上作出任何妥协。此外，林肯和道格拉斯的所感所思也在整个国家屡屡得到印证。比如，就连在1850年反对过妥协案的威廉·苏厄德（William Seward）也逐渐认识到，要解决奴隶制问题，公开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有趣的是，苏厄德也强烈地反对土生居民保护主义——土生居民保护主义发展成了一场规模浩大的运动，它肯定原先的国家理想，积极反对欧洲近年来继续移民。有人认为，苏厄德在1860年的共和党会议上败给林肯，是因为他多年来冒犯了土生居民保护主义者。
政治和文化在19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发生变化的有趣例子是废奴主义者的活动。长期以来，废奴主义者对奴隶制继续存在的反应，都是表达道德义愤，而现状几无改变，他们的挫折感日益增强。在19世纪30年代运动发起之际，在强烈的宗教热忱的鼓舞下，废奴主义者投身于风起云涌的改革运动（尤其是禁酒运动），他们的方式始终是和平、甚至绥靖的。然而，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 Friedman）曾经雄辩地指出，19世纪30年代，废奴主义者身上真正潜移默化的绥靖程度很值得质疑。废奴主义者没有努力解决一个基本问题：假如是自卫，暴力是否可以接受。他们就一个目标达成了共识，用道德说教来推进政治改革。问题在于，很少有人考虑过，如果暴力指向了自己，该怎样应对。他们很快就发现，用暴力来自卫是否符合他们的道德和宗教信仰，这问题成了他们面临的根本困境。于是，伊利诺伊州奥尔顿（Alton）的废奴主义编辑伊莱贾·洛夫乔伊（Elijah Lovejoy）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两台印刷机被捣毁。第三台印刷机送来的当天，他和一群追随者躲在仓库里，拿起了枪开始自卫。洛夫乔伊本人虽然一弹未发，却在其后的混战中中弹身亡。
19世纪30年代废奴运动中实际的绥靖程度如何，人们对洛夫乔伊的死作出的反应成了这个问题的有趣测试。大多数废奴主义者从来没有真正质疑过，洛夫乔伊愿意以暴制暴是正确的。在他们看来，问题在于整件事的残暴、奴隶制的邪恶以及乌合之众的破坏力。只有萨拉·格里姆科（Sarah Grimké）和少数几位废奴主义者坚决反对洛夫乔伊的自卫决定。格里姆科觉得，因为洛夫乔伊愿意拿起枪来捍卫报社，所以严重地损害了改革运动的道义。
在19世纪30年代，对这个问题的辩论远不是当时的政治主流。然而，轻易接受用暴力来自卫的态度注定要给废奴主义者酿成苦果。他们失去了对绥靖主义的坚定承诺，在某种意义上也就失去了道德上的纯洁性。绥靖显然是可取的，但首要关心的问题是奴隶制的终结。可是，这个目标在废奴主义者看来变得日渐渺茫。他们惊讶地看到了白人领导的、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南方政治力量，似乎一年年变得愈发强大。道德改革的结果适得其反。南方的力量到处扩散，它还一天天变得好斗、嚣张。从1848年起，废奴主义者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怀疑、迷失方向、遭遇挫折和愤怒等复杂的感情，结果，运动内部失去了凝聚力，很快，他们的观点也受到了影响，他们心目中用来终结奴隶制的适当和必要的手段变了。他们重新制定了战略。原来的道德绥靖主义作出让步，他们认可了暴力是终止奴隶制的唯一手段。约翰·布朗（John Brown）在1856年袭击了几位倾向于赞同奴隶制的拓荒者，帮助人们重新树立了态度，他在1859年试图突袭西弗吉尼亚州哈珀斯费里（Harper's Ferry）的联邦军械库，就此为拉开南北战争的序幕奠定了基础。能言善辩的黑人领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事先得到了通知，知道布朗要突袭哈珀斯费里（道格拉斯警告布朗取消这个计划），废奴主义者威廉·劳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却为布朗的勇气和忠诚鼓掌叫好。
废奴运动的这个例子之所以有趣，在于它说明极端的怀疑能够有效地动摇坚定的信念和至为宝贵的道德观。据说，萨姆特堡垒（Fort Sumter）的枪声响起——美国内战打响了第一枪——这个消息在参议院宣布时，有个女人兴高采烈地在阳台上欢呼；她本人是废奴主义者，她认为只有战争才能结束奴隶制。对于莱曼·比彻（Lyman Beecher）的精神后裔，战斗打响与他们在19世纪30年代决定用坚决的绥靖来推动道德改革的初衷相差十万八千里。越来越强的挫折感助长了废奴主义者对南方力量的恐惧，他们变得好战，最终转向崇尚暴力。废奴主义者越感到失去控制力（尤其是1848年以后），就越容易满腔愤怒。
弗洛伊德最早指出，心理症状通常会传播、会扩散。所以，以相对局限的形式产生的固执念头往往会发展成一种思维方式。举例说明，在弗洛伊德关于强迫症的研究文献中，“鼠人”刚开始害怕虐待狂诺瓦克船长描述的“老鼠惩罚”降临到他的父亲和朋友吉塞拉身上。他体验过的与老鼠有关的毁灭性恐惧逐渐影响到了他生活的方方面面，躲避危险的程序性的固着习惯也必然相应地增加。弗洛伊德在移情过程中遏止了这种扩散，让他把注意力集中在恐惧、焦虑和自我矛盾上。恐惧症也有同样的扩散现象，歇斯底里可能也是这样（例如安娜·O。的病例）。问题是，隐含的矛盾一旦表现为具体的综合症，如果这种矛盾由于某种原因恶化，就会发明相同主题的新变体。在姑且称为群体自我的范畴，认识到这种综合症不断扩散的观点，对我们把握19世纪50年代的隐含问题是有帮助的。但是，我们必须把经典的精神分析学翻译成自体心理学。因为我们关心的不是矛盾和症状之间的关系，而是群体自我体验分裂的意义。如果小范围的、确定的群体中的成员——废奴主义者、波士顿的爱尔兰移民、南方白人贵族，体验到了强烈的猜疑、竞争、愤怒和嫉妒，那么，较大的群体分裂焦虑的结果就变得十分明显。这个问题也许没有听上去那么复杂。我们每个人都肯定知道，害怕和仇恨可以互相强化，它们可以吞噬团体当中的异议分子。精明而强有力的领袖，如丘吉尔，懂得怎么遏制这种恐惧的扩散；同样精明而强有力的领袖，比如希特勒，出于相反的动机，懂得怎么鼓励群体自我的这种正在扩散的恐惧和仇恨。
美国在19世纪50年代的猜疑心理无疑也是广泛扩散的。废奴运动在允许使用暴力的过程中，态度发生转变，折射出南方白人好战斗狠的形象，促进了战争，并为之作好了准备，因为南方人也觉得自己遭到了攻击。他们认为，废奴主义者在大规模地反对他们根本的生活方式，挑起奴隶暴动，到处毒害人们的思想。
肯尼思·M。斯坦普不久前指出：“南北战争前，南方是一块害怕奴隶起义、内心焦灼不安的土地，的确，如果不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就不能理解南方白人的心理或者地方性的冲突事件。”
乔治·菲茨休（George Fitzhugh）是一位保守的南方理论家，他用嘲讽的笔调形容废奴主义者热爱“粗野、肮脏、赤身裸体的非洲野人”，他也表达了恐惧症背后所投射的幻想。“他们敢在欧洲实施无政府统治，不敢实行纽约的‘自由之爱’，不敢实行中部城市奥奈达的乱伦，不敢实行摩门教的一夫多妻制。北方的道德、宗教和社交方面的异端邪说比欧洲人更可怕。”此外，南方白人心目中的废奴运动有广泛的心理和政治基础：它包括每个不积极支持南方的人。例如，林肯被认为是废奴运动中阴谋毁灭南方的一分子；他会遏制奴隶制，把它消灭，并坚决把奴隶赶出美国领土。许多南方人认为，林肯在1860年当选总统是对他们的侵犯，是故意跟他们作对。林肯当选后不到一个半月，南卡罗莱纳退出了联邦；林肯在1861年2月11日离开斯普林菲尔德前往华盛顿时，南方腹地的7个州退出了联邦。1858年之后，南方甚至开始攻击斯蒂芬·道格拉斯。道格拉斯本想站在南北方之间求同存异，把注意力集中在团结、发展和铁路建设上，避开奴隶制、退出联邦和战争问题。从道格拉斯与林肯的辩论中可以看出，道格拉斯显然不是南方坚定的支持者。南方认为，道格拉斯的保守是对他们事业的背叛，没有南方的支持，道格拉斯1860年竞选总统的希望注定破灭。
自我紊乱的临床迹象之一是患者孤立的自大狂：一个冷漠、疏远、不参与的个体，他的脆弱和自大是为了保护脆弱的核心自我免于崩溃。例如，精神分析学家海因茨·科胡特讨论过患者I先生的情况。科胡特的分析是用患者陈述的自夸的英勇业绩开始的。患者详细描述了自己的无数女友、绘画和诗歌作品，他还希望成为最好的患者。这些幻想的直接表达、尤其是独特而有趣的部分，揭开了隐藏其下的真实情感：他在社交场合手足无措，他在有地位、有钱的人面前感到自卑，他长着“硕大的犹太人鼻子”，这只鼻子曾经在他父亲的主张下做过手术。他小时候体弱多病，经常感冒、喉咙痛、咳嗽，还患过支气管炎。在I先生自大的外表下面，隐藏着相当程度的自我鄙夷和很低的自我评价。他的强迫性的性生活不是健康的自我肯定的表现方式，也不能用经典的精神分析学概念把它解释为根本的性冲突。它反映了自我的脆弱。
有一条线索可以区别正常的自我肯定或神经症冲突与干扰自我的自大孤立，那就是自大狂易碎的心理特质。这个观点也与群体有关。对于面临危险的群体自我和构成该群体的个体，夸大的绝对正确的观念有助于把四分五裂的核心自我凝聚在一起，就好比用一根绳子系在一起。我们马上就会想到纳粹德国的例子。但是，19世纪50年代，美国在某些方面的特点更趋向于面临危险的群体自我。这10多年来，大多数政治风云的参与者都产生了一种提升的——而且不断强化的自我正确的感觉。连林肯也越来越笃信他的观点，甚至变得顽固。他的立场刚开始是调和、中庸的。1854年，林肯在伊利诺伊州的皮奥里亚的一次讲话中，用很大的篇幅表达了他对南方立场的理解：“在我接着讲下去之前，”他在抨击了奴隶制及其扩张后插入了下列内容：
我要说，我对南方人民没有偏见。我们如果处在他们的处境，也会像他们一样。如果他们那里现在不存在奴隶制，他们也不会引入奴隶制。如果我们这里存在奴隶制，我们也不应该马上放弃它。
到1857年，林肯不再对南方表示同情了。相反，为了支持自己的立场，他把焦点转向了美国的先父们真正打算用《独立宣言》完成的事业。“他们的本意是建立自由社会的基本原则，”他在斯普林菲尔德的讲话中对德雷德·斯科特案的判决作出回应时说，（这些原则）虽然从来没有被完美地实现过，却应该被所有人熟知、尊崇，并长期追求、不懈地为之奋斗、尽可能地接近，进而不断地传播、加深它们的影响，增加各个地方、各种肤色、每个人的幸福和生命的价值。
然而，在“分裂之家”讲话（开场白的慷慨陈词）中，林肯看待问题的高屋建瓴的视角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他坚定的高尚而正确的自我感觉。这种感觉在心理学意义上，可以对应于把奴隶制推广到全国的阴谋使他感到的深刻恐惧（讲话的主旨）。在各种事件的推动下，林肯用越来越尖锐的口吻强调着自己在道德和政治上的坚决态度。
林肯把他对奴隶制痛苦而敏感的思考清楚地表达了出来，他的思想经历了从强有力的反对到相信阴谋论的演化，这种变化跟他本人自觉的道德正确性紧密相连，暗示了群体自我问题具有更广泛的意义。的确，19世纪50年代，声音洪亮地断言自己正确、他人错误是典型的做法。正是这种“我比你们高尚”的性质，使废奴主义者与整个社会十分隔膜。他们脱离大众，自我保护，方式更加内敛，这反过来加强了他们的优越和受困的感觉。意见强烈的南方白人在宣称南方生活的优越性时，也同样变得越来越坚定和自大。例如，乔治·菲茨休于1854年以后开始热烈地为奴隶制辩护，同时，他也猛烈批评自由社会和北方的个人自由的观点。
我们可以再举一个临床上的著名案例，来说明扩散的自大狂怎样在心理学上与接近恐惧症的极端猜疑有所关联。自我面临危险时会作出一种反应，那就是标出远远超出合理范围的情感领地。对世界提出如此夸大的要求之后，他就可以接受并且警惕预想的外界对自我的侵犯和攻击。科胡特认真地研究过另一个案例。患者E先生小时候骑自行车穿过大街小巷时，经常考虑重建他所生活的整个城市的建筑。非常奇特，他的幻想与阿道夫·希特勒青少年时期的经验十分类似。E先生听了对他这些幻想的分析，继续联想，想到自己童年时代被母亲抛在一边，那种感觉可怕而无聊。他的母亲从来不对他的需求作出回应。他说：“我好像一直只是在等她去世。”他在这种环境下极度孤独，只好跟玩具“从早玩到晚”。“我想我要崩溃了，”他说，“哪怕只是再想起那种感觉，我的皮肤立刻就会刺痛，精神也会消沉。”他回忆说，每当他产生这种感觉，他就把脸贴在人行道上摩擦，直到脸颊擦得生疼。接着，他回忆了骑自行车和重新设计整座城市的幻想。
像E先生这样脆弱的患者，会不可避免地感到挫折和失望。患者觉得自己随时可能遭到攻击，必须用各种防御手段来对付。换句话说，脆弱使他们变得警觉、疑心重，这种情绪经常会临界于（或者导向）恐惧幻觉的全面展开。冷漠和疏远是他们保护自我的屏障，它掩盖着背后的愤怒。如果他们的特殊需要遭到批评或者没有得到回应——在患者的思维当中，这两者不容易区分——他们就十分沮丧。他们对伤害的一种反应是攻击。所以，有一次，在一周的最后一次诊疗结束之际，分析师打断E先生的联想，提议下个星期一继续进行。而E先生的那次联想是艰难而痛苦的。整个周末，E先生不断地梦到自己在等待分析师完成对另一位患者的治疗，那时间好像漫无尽头。“于是，他转身朝后排的人开了枪，射击次数之多远远超过了必要。”“他的意思是，”他说，“那人早已经死了，他还在继续射击。”
E先生在痛苦的联想过程中被打断，杀死分析师的梦是他对自己受到伤害作出的直接反应。但是，他过于容易受到伤害，却是由他本人决定的。因为他的自我膨胀，他要求沙发背后有个看不见的人，能够对他的内心作出镜像反应。不可避免的，分析师无法满足他的特殊需求，突然结束了诊疗。于是，E先生体验到了由此导致的挫折感，认为这是对他自己的暴力侵犯。于是，他给予了回击。
如果这种情感变化说明在自我问题上自大与猜疑有关，那么它也暗示，坏脾气和普遍而戒备的敌意会助长自我的脆弱。E先生显然是一位苛刻的患者，他对分析师的“失败”作出了粗暴的（经常是自我毁灭的）反应。他无时无刻不表现出对世界的愤怒和敌意。把E先生的这个侧面集中起来，就类似于19世纪中期一天天侵蚀消磨着美国社会的地方、阶级和种族之间的矛盾。美国众多的殖民地无疑是单独的实体，但它们的文化相同，建立在与英国的共同关系基础上的《宪法》，把它们团结起来。革命以后，各州都为新成立的联邦政府放弃了自己的一部分权利。但是，国家利益和地方甚至地区利益始终是每项举措的重要核心。在接下来的20年里，区域竞争继续充当重要主题。例如，喧哗的关税斗争使北方和西部与南部对抗起来；金融问题容易导致西南联合起来反对北方；国内发展问题则容易导致南方的孤立，因为南方从这些项目中几乎得不到什么好处。这些分裂显然意义重大，它们使这个新兴的国家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诸方面都各不相同。
不过，团结的群体自我也渐渐奠定了基础。革命后理想化的文化需求助长了人们对《宪法》和《独立宣言》的坚定的理想化。比如，帕森·威姆斯（Parson Weems）在他的《华盛顿传》（1802）中，把乔治·华盛顿塑造成一位神话般的英雄，他在参加战争、建立美国政治制度的过程中扮演了令人钦佩的角色，但人们对他的景仰主要是由于他的崇高个性和品德；樱桃树的故事就是威姆斯杜撰的。反过来，被群体肯定的理想又加深了一种强烈的认同感，比如扩大选举权、发展国内经济，以及彰显坦率、诚实、正直、健康、富裕和力量等共和美德等。革命后，几乎人人都认为，应该迫使印第安人离开他们的土地，黑人作为奴隶要继续留在种植园，现有的阶级状况不予改变。1825年以后，安德鲁·杰克逊的高大形象极大地影响了各州权力的逐渐销蚀，一个效率较高、日益强大的联邦政府出现了。比如，1828年，所谓“令人嫌恶的关税”激怒了南卡罗莱纳，它害怕高关税让日渐萧条的经济毁于一旦。于是，约翰·卡尔霍恩（John Calhoun）提出了最早的理论，全面论述了退出联邦的权利。南卡罗莱纳立法会投票回应，表示如果不取消关税，就要退出联邦。杰克逊本人是南方人，他不能容忍这种地方主义分裂国家。1832年，他动员军队进驻南卡罗莱纳，同时推动国会通过了《军力动员法》。问题得到了折中处理，许多人因此恨恨不平，但关键的要点表达得很清楚：新的美国自我不是那么容易被内部纷争毁灭的。
杰克逊一派基本上成功地规避了种族问题。两个主要党派都不反对奴隶制本身，这意味着民主党和辉格党都同意原封不动地保留原有的体制，把300万黑人桎梏起来。《宪法》认可奴隶制的合法性，南方的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奴隶制；北方白人拥有广袤的土地和种族主义视角，北方人对现存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也保持沉默，就算有不满也不说出来。南方人深知奴隶制不对，却仍然占有奴隶，这种情况在林肯这样的人看来并不奇怪。因为南方的经济和社会制度是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上，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必然要迎合普遍的行为模式。林肯要表达的关键要点是：一个人必须认识到奴隶制是根本错误的，并且希望它自然消亡；此人对奴隶制将来发展趋势的正确认识，不必影响到他当下的行为。当然，北方持不同政见者反对对奴隶制的存在持宽宏大量的态度，但表达异议的声音通常是平和的，政治上也没有引起太多注意。
然而，群体自我的紧张和分裂是普遍的，1848年以后，事件的发展越来越多地与杰克逊派的假设发生抵触。主要的挑战因墨西哥战争而起，战后，美国获得了广袤的土地。谁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法律来统治这块土地上的居民。南方人觉得，他们有权随心所欲地把奴隶制扩张到任何地方，而北方和西部的人们则重新认识到，把奴隶制不加区分地扩展到新的领土是利害攸关的。战争的辩论把问题的焦点集中了起来。全国性的党派在过去的25年来有效地压制了区域之间的不和谐音，现在，他们却很快结成了意识形态联盟，这联盟与传统的辉格党或民主党的立场几乎毫不相干。1850年妥协案在纸上记下了政治气候的这些基本变化，直到1854年《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通过后，人们才深刻领会到它的全部内涵。辉格党很快解散，民主党分裂成各自为政、互不相让的多个派系。心怀不满的北方人——原来的辉格党人，和民主党人士、土生居民保护主义者、支持自由拥有土地者等，团结在了共和党周围。1856年，共和党在一场激烈的意识形态宣传运动中，任命约翰·查尔斯·弗里蒙特（John Charles Fremont）为候选人。
急风骤雨般的变革曾经让那个年代的亲历者目瞪口呆，现在，它们继续使历史学家惊讶不已。几年的工夫，一个大致稳定团结的社会分裂成了势不两立、纠纷频起的派系。19世纪50年代，社会的发展当然也有它的背景和前提。南方白人文化长期以来形成了鲜明的特征，这种文化对遭到蔑视极其敏感，南方白人迫切地想要为自己的权利辩护。另一方面，废奴主义者万万不肯否认其事业的正义性，许多人为了实现目标，愿意放弃早先的绥靖主义。但是，19世纪50年代，政治和社会形成了新的基调。可怕的紧迫感传染到了公共生活的各个角落。例如，1854年和1856年，混乱的党派斗争让人们心乱如麻，连最普通的公民也不得不选择优先考虑那些政治问题；而对于善于反思的人们，这个时期往往成了他们成年生活的转折点。1854年前，林肯是心平气和的辉格党人，他反对杰克逊和杰克逊派的领导，赞同建立强大的银行，发展国内经济，亨利·克莱是他的偶像。林肯很少想到奴隶制，虽然他肯定地感到，奴隶制是错误的。1854年以后，一夜之间，规则变了，林肯成了另一个人。
林肯去世前不久所摄。这张照片明显地在林肯脸上捕捉到了他在第二次就职演说中的语句：“对任何人都没有恶意，对每个人都怀着善意。”（来源：国家肖像美术馆，史密斯索尼安学院）
现在，地区之间的竞争变成了唇枪舌剑、有时候血雨腥风的战争。南卡罗莱纳州的国会议员普雷斯顿·布鲁克斯（Preston Brooks）在1856年5月22日的参议院大会上，把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Charles Sumner）揍得失去了知觉，因为萨姆纳说了一句话，对布鲁克斯的亲戚、参议员安德鲁·P。巴特勒（Andrew P。Butler）很不恭敬。约翰·布朗向奴隶制发起“圣战”，他采取了准军事行动的形式，明确地表示，他的目的是报仇，在南方酝酿社会革命。布朗向西弗吉尼亚州的哈珀斯费里发起突袭时大失所望：这一地区的黑人始终没有响应他的号召奋起战斗。布朗没有认识到，黑人压根儿就没听到他的号召。相关各方面红耳赤的舌战都在升级，从乔治·菲茨休和杰斐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到查尔斯·萨姆纳、威廉·劳埃德·加里森和约翰·布朗，无不如此。就连传统的政治竞争也要求措辞尖锐，暗示背后隐含的问题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19世纪50年代，随着危机的激化，人们对迫在眉睫的社会崩溃提出了五花八门的补充回答，一种类似于复古主义的狂潮席卷了整个美国。阶段性的宗教热忱在美国历史上并不新鲜，但是，1820年以后，18世纪40年代“新光文化运动”（New Light）特殊的含蓄保守被能言善辩、口若悬河的宗教狂热取代了，后者的突出主题是查尔斯·格兰迪森·芬尼（Charles Grandison Finney）举行的持续一周的复活仪式。19世纪40年代，在伊利诺伊，著名的布道牧师彼得·加特怀特（Peter Cartwright）可以让大批听众陷入歇斯底里和宗教狂喜的状态，虽然事实证明1846年他缺乏魄力，没能在国会击败林肯。1852年以后，至少在伊利诺伊州，人们对复活的隐含意味产生了某种无意识的恐惧心理，这种心理跟创立新生的精神病学交织纠缠在一起。所以，美国的第一所精神病院“杰克逊维尔州立医院”（Jacksonville State Hospital）在1852到1860年间的记录显示，入院率为8%，记录后面还附有难分难解的系列病因：宗教热忱、对《圣经》的过度阅读、信教的困难、属灵主义、基督复临（信奉浸信会牧师威廉·米勒提出的第二次基督复临论）和热衷倾听“灵魂的窃窃私语”等等。
从这些记录来看，人们把疾病的原因和结果、症状和疾病本身搞混了。但是，美国的第一家精神病院对精神失常者的分类诊断表明，人们强烈的宗教狂热可能属于严重的病态恐惧。
分裂的自我在绝望地挣扎，想要弥合日益裂开的鸿沟并恢复和谐。如果说不断传播的复古主义是一种尝试，那么，还有一种尝试具有更加广泛的文化和社会意义，那就是对家居生活的崇拜，它在19世纪50年代渐渐决定了理想的家庭生活模式。1820年以后，导致这种崇拜的价值观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19世纪50年代，崇拜家庭生活的观念大大加强了。对于女性，这种崇拜明确地定义了理想的美德——虔诚、纯洁、被动和爱护家人——也定义了这些美德的反面，背离这些美德是令人厌恶的。家庭本身成了天堂和避难所，可以躲避男性社会钩心斗角的工作和政治丛林。抚育孩子成了女性的天职，人们认为，女性的母亲角色是天经地义的。性本身遭到严重压抑，但是温暖的柔情包围着所有的根本关系，尤其是母子关系。
在这短短的10年间，家庭史的主题、哪怕它在流行文学中的间接表达也很少出现或者突然消失。然而，有一本小说一时洛阳纸贵，显示了19世纪50年代独特而强烈的崇拜家庭的风尚。1851年，斯陀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以连载的形式发表，第二年结集出版。现在，书中的主人公已然深深地镌刻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伊丽莎和乔治、汤姆、圣克莱尔、小伊娃、奥费莉亚小姐和西蒙·勒格雷等，个个栩栩如生。1848年，针对废奴问题的争论再次展开。这本书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让千千万万普通人认识到了奴隶制的邪恶。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中心思想是家庭和家务。这本书的“信息”和核心要点是：黑人完全具有人性，实际上，他们有时候比放荡的白人主人更正直、更负责、更像基督徒、更难能宝贵。这个核心主题的证据是，黑人像白人一样拥有家庭和牢固的家族纽带。比如，在那个总是纠缠于配偶关系的年代，伊丽莎和乔治是一对忠诚、正直的夫妻相互尊重的典范。伊丽莎是理想的母亲。为了逃避被卖掉的命运，她准备带着小哈里逃出谢尔比的种植园，这个计划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后取得了成功。种植园是她有生以来唯一的家，逃跑意味着她不得不离开“挚爱和崇敬”的丈夫。“可是，”斯陀夫人指出，“母爱比什么都强大，在可怕的危险即将迫近时，母爱达到了忘记一切的狂热地步。”
最后，为了愈合群体自我的裂痕所作的补充努力，与分裂焦虑——即害怕解体——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19世纪50年代，保护土生居民权利的运动也许最生动地体现了这种关系。另一方面，土生居民保护主义者对天主教徒、爱尔兰人和德国人的仇恨——更简单地说，对一切陌生人、陌生事物的仇恨——渐渐地在美国政治的许多领域占了上风。19世纪30年代初，“反互助会”（anti-masonry）运动就开始蕴蓄，以这个传统为基础，信奉新教的土生白人和信奉天主教的外国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19世纪50年代初达到了相当严峻的地步。土生居民保护运动此时已经产生了自己的文学（例如《玛丽亚·蒙克的可怕告白》），并将很快建立自己的党派“无知党”（the Know-Nothing）。它是一个仇恨的党，这一点林肯比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人都看得清楚。
土生居民保护主义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它奇特地融合了土地自由和反奴隶制的情绪，因为土生居民保护主义者对白人贵族的仇恨不亚于信奉天主教的外国人。历史学家戴维·波特（David Potter）最近指出，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土生居民保护主义和反奴隶制）反映了对一种强大力量的高度戏剧化的恐惧，这种力量企图用阴谋手段颠覆共和国的价值：一方面是蓄奴统治集团，有众多“扬着鞭子的主人”，另一方面是罗马教会诡计多端的牧师和狡诈的耶稣会士。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土生居民保护主义的情绪好像还支配着根本的人际关系，规定了什么是正常的行为。举例说明，在杰克逊维尔疯人院的记录中，1852年到1860年间，至少有40%的病人是外国出生的，实际的比例还可能更高。这些病人大体而言是年轻的女性家奴、初来乍到者、孤独的外来者。“思乡”经常被作为“可能的病因”记录在案。
但是，土生居民保护主义者的情绪在积蓄的同时也在毁灭，在肯定某些根本价值的同时也在严厉批评、严格排斥别的价值。这是一种奇怪的民粹主义，带有极其重要的、往往被深深误解的典型美国特征。所以，在许多地方，土生居民保护主义具有改革精神，不管它反对奴隶制还是赞同禁酒令。此外，强大的民族主义渗透到了每一项土生居民保护活动和政治事务中。1855年6月，“无知党大会”分裂成了各不相让的地方派系，这个事实与团结度（Union Degree）的情况相比并不令人惊讶（或者发生兴趣），“团结度”倡导民族主义，它还把民族主义原则纳入了仪式。“无知党”多达150万成员参加了“团结度”，宣誓反对北方或者南方的区域性力量。
分裂的自我最重要、最危险的副产品是愤怒。愤怒的表达方式几乎变幻无穷，一会儿攻击自己，一会儿又攻击所爱的人。弗洛伊德把愤怒彻底漏掉了，因为他诊疗的患者类型有限，还因为他对攻击和死亡的本能怀有更大的理论兴趣。科胡特的著作帮助我们认识到，愤怒在人类生活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它与逐渐解体的自我之间存在深刻的关系。一旦失去了自我的和谐，紧接着就会出现愤怒。愤怒可以表现为某种自觉情绪的爆发（例如儿童的大发脾气），也可以相当隐蔽而巧妙，它确定了一个人的气愤、敌意和脆弱的模式，以免他的自我进一步分裂。对于群体，个人身上的愤怒所具有的典型特征具有奇妙的类比性：战争的愤怒也许最准确地表达了群体大发脾气的情形，隐蔽而微妙的仇恨、恐惧和怀疑则可以深植于社会体制当中，其方式与自恋型的患者常常生自己的气相同。
19世纪50年代，随着危机趋于成熟，愤怒弥漫在美国人的生活当中。战争好像越来越成了不可避免的结局。这个发展过程没有清晰可辨的转折点，这不奇怪，因为它本身就是非理性的。所以，1850年妥协案表面上似乎解决了奴隶制和美国领土扩张的相关问题，实际上却预示着4年后风云变幻的政党重组。1856年的几件事表明，群体自我日益增强、滋生了冲破束缚的愤怒——比如查尔斯·萨姆纳的挨揍——接着一切又重新归于平静，在布坎南执政早期，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稳固。
约翰·布朗本人的愤怒也随着群体自我的愤怒而升级，他1859年对哈珀斯费里发动突袭，使整个国家兴奋起来，果真要打仗了。最后，林肯当选总统并举行了就职典礼。随着自我分裂成两个部分，来势汹汹的退出联邦的危机助长了最深层的愤怒。林肯和他的同时代人倾向于把联邦精神放在自我的范畴，这一问题纳入自我心理学的框架内很容易理解。这意味着他们对自己的国家概念笃信不疑。10多年来，这个概念日渐淡化，表明过去人们对它的理想化信念十分脆弱——也就是那些把自我凝聚在一起的价值观的集合——由此滋生了破坏性的、专横霸道的自大狂。经过这个过程，最后产生的愤怒只有战争才能化解。
结论
19世纪50年代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缺少运筹帷幄的领袖。1848年和1860年间，接连当选总统的都是庸常人士——扎卡里·泰勒、米勒德·菲尔莫尔、富兰克林·皮尔斯和詹姆斯·布坎南等。各党派似乎在最严峻的危急关头摇摆不定。只有斯蒂芬·道格拉斯是个真正有分量的人物，但他在1857年以后与布坎南争权夺利，进一步分裂了民主党。毫无疑问，19世纪50年代，辉格党没有一位德高望重的领袖。亨利·克莱去世了，丹尼尔·韦伯斯特去世了，泰勒总统在短暂任职之后也离开了，他不过是当选总统的第二位辉格党成员。然后，当共和党在1854年以后发展成型时，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人可以充当它的代言人。它的壮大是地方上的众多团体自发融合的结果。人们很快就意识到，他们与别处的其他群体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没有领袖。1856年，在费城喧闹的大会上，共和党任命了约翰·查尔斯·弗里蒙特为发言人。在内战开始后的头几年，林肯将痛苦而清楚地认识到弗里蒙特性格方面的根本弱点。美国大地上也有能言善辩、挥斥方遒的政治领袖，但他们要么没有权力（斯蒂芬·道格拉斯），要么效忠于支持联邦政府的各州（杰斐逊·戴维），要么是狂热分子（约翰·布朗）。在这关键的10年，领袖的缺少大大地加快了群体自我的解体。让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个过程是符合辩证法的：处于危机当中的群体如果缺少或者失去领袖，很容易进一步推动分裂过程，它反过来又使群体对理想化领袖人物的需求变得更加紧迫。于是，在社会全面崩溃、内战爆发和60万人死难之后，美国最伟大的英雄诞生了，他碰巧还是一位相当胜任的领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