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总是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繁荣相联系的。西汉武帝时，国家实力大大加强，社会经济空前繁荣。汉武帝在加强国防建设，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对文化的建设也没有予以忽略。他专门在都城建立了乐府，派人到全国各地采集民歌，他倡导儒学、派专人撰修历史，倡导和欣赏辞赋的创作等等，所有这些，都对西汉的文化事业起到了大力的推进和繁荣的作用。
汉武帝刘彻不仅崇尚武功，重视军事和经济建设，而且对文化建设，他也从没有予以忽略过。因此，武帝时期，文化建设也是具有一定的成就的。
武帝不仅崇尚武功，开疆拓土，还特别重视倡行风雅，以文治国。
□兴辞赋：大兴文化之风
武帝自少年始，即酷爱文学，尤其是对“辞赋”兴趣极浓。辞赋又称为赋，它是汉初以来在古诗、楚辞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文体。是一种以华丽的辞藻，铺张的手法，进行叙事、咏物、抒情的长篇韵文，题材广泛。武帝即位后，便广泛延揽文学之士，倡兴辞赋。
枚乘是文帝、景帝时著名的辞赋家。武帝为皇太子时，就熟读他的作品，对他非常敬仰。武帝即位的次年（建元元年，前140年），即以安车蒲轮征枚乘入京。但因枚乘年岁太大，死于途中，武帝非常的惋惜。
最受武帝器重的辞赋大家是司马相如。有一天，武帝在上林苑的行宫里，读了一篇描写诸侯游猎的《子虚赋》，场面壮阔、辞藻华丽，音韵铿锵，寓意深远。武帝以为这是前代哪位大家的遗作，不禁感叹道，“只可惜朕没能与此人处于同一时代！”当时蜀郡人杨得意任狗监，恰在武帝身旁，便奏道：“陛下，此赋乃是臣的同乡司马相如所作，如今他仍然居住在蜀郡。”武帝惊喜，命速召司马相如来京进见。
司马相如奉召来到京师，叩见武帝。武帝见他一表人才，心中已有几分欢喜，便问道：“听说《子虚赋》是你所作，可是真的吗？”司马相如回答：“正是微臣所作。不过那只是一篇写诸侯之事的小文，实在不值一看。若陛下喜欢，请允许我作天子游猎之赋。”武帝命人取来笔和木简送给司马相如。司马相如通过虚构的“子虚”（空言虚语）、“乌有先生”（没有这事）、“亡是公”（没有此人）三人的对话敷陈成章。文章以诸侯和帝王的游猎为题材，极写齐、楚山川海泽之广，物产之饶，盛赞天子上林苑囿的辽阔壮美，天子射猎规模的盛大威武，想象丰富，气势磅礴。最后歌颂天子的功德，讽谏皇帝要施行德政、改革制度、变换服色、更改正朔、与天下除旧布新、要顾及广大百姓、不要因贪恋射猎而忘记国家的政事。这篇大赋便是有名的《上林赋》。武帝反复咏诵，赞不绝口。遂命司马相如为郎官，随伴在自己的身边，充当侍从顾问。每所幸及奇兽异物，辄命司马相如作赋进呈。司马相如作赋成文缓慢，但写出后往往是众所不及。
围绕在武帝身边的文学之士，除了司马相如外，还有东方朔、枚皋、朱买臣、吾丘寿王、严助、严忌、主父偃、终军等。他们时常随武帝巡游、射猎等，奉武帝命作赋。而公卿大夫倪宽、孔臧、董仲舒、司马迁等，也时常作赋。他们有的作赋数十篇，有的甚至上百篇。如司马相如29篇、严忌24篇、严助25篇、吾丘寿王15篇、朱买臣3篇、枚皋120篇。
武帝自己也作赋。他才思敏捷，下笔即成。自作诗、赋数百篇。但武帝在作赋方面还是很佩服司马相如写作艺术的高超精妙。曾经与司马相如开玩笑说：“以朕之快换你之迟如何？”司马相如回答说：“臣当然乐意，只怕陛下不肯哩！”
□设乐府：倡导音乐艺术
武帝不但喜爱阳春白雪的大赋，还喜爱带有浓厚山野味道的民歌，始创乐府。乐府是掌管音乐的官署，始于秦。汉惠帝时曾设乐府令一官。武帝时，也设立了一个乐府，以乐师李延年为都尉，负责制定乐谱、训练乐工，并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就是派人到全国各地，采集民歌，集中于乐府。这些民歌以及一些文人创造的宗庙祭祀颂歌，都由乐府整理、谱曲，因而称为乐府诗或乐府。乐府诗虽然经过文人加工，但仍然还保持着浓郁的民歌特色。它的内容，广泛而深入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如战争和兵役的劳苦，贫病交加的哀愁，男女离情和相思，对世态人情的感叹等。其形式活泼自由，句子从一二字到八九字，参差错落。这种现实的内容，新颖的形式，生动的语言，充满生活情趣的风味，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长期受到人们的喜爱。这种新兴的文学体裁的出现与发展，也是与武帝的大力提倡分不开的。
□集古籍：继承先人瑰宝
秦始皇禁锢百家思想，焚书坑儒，使许多古代典籍付之一炬。还有一部分宝贵的典籍，散失于民间。学者畏惧“挟书律”，将保存的古籍深藏秘室，不敢使之见天日。汉惠帝四年（前191年）时，正式废除了“挟书律”，允许民间讲习诗书，于是一些密藏的儒家经书及其他古籍不断出现。汉初的统治者开始注意复出的各种古籍。但由于没有专人负责，缺少具体措施，因而成效不大。
武帝即位后，在大力发展儒学的同时，非常重视古籍的搜集与整理。“招求天下遗书，上亲自省校。使庄（严）助、司马相如以类分别之”；又“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在全国范围开展征集古籍的工作。《隋书·经籍志》记载说：“武帝置太史公，命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即是由专门的官员具体负责，并组织人整理抄写，建立皇家图书馆，收纳藏书。
在武帝的号召下，各封国都争相仿效，想方设法搜集散失在民间的各类古籍。早些时候，武帝之兄鲁恭王刘余，在扩建自己的宫殿时，拆毁了靠近孔子旧宅的墙壁，在墙壁的夹层中，发现了一批竹简古籍，全是用先秦的古文字写成。据传说，在从夹壁中往外取这些古籍时，孔子庙堂中的钟磬、琴瑟同时并响，吓得鲁恭王赶紧修好坏壁，并将这些竹简交给孔子的后裔。后来经过孔安国整理，得知这些古籍是《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因出于孔壁，所以称为“壁经”。孔安国将这批古籍，献于武帝。壁经中的《礼记》比当时汉廷博士宫所藏本多出39篇，《尚书》多出16篇。
在各封国中，搜集古籍最多的是武帝的兄长河间王刘德。河间王好古喜读书，做事讲求真求实。他搜集古籍的办法与别人不同，凡是寻得善书，先是使人抄下一个副本，然后将原书送归藏书者，并赏以金帛。因此，四面八方的藏书者，都不远千里来献书。河间王所搜集的古籍几乎与朝廷一样多。他所集得的书，皆先秦古籍。如《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类，皆经传所记，孔子七十弟子所论。
淮南王刘安也好书，但他所搜集的古籍远不如刘德，多是一些无实用之书。
终武帝一世，一直没有停止搜集古籍的工作。国家和皇室的图书馆——秘府里的书籍堆积如山。在武帝主持下，搜集和整理出了许多古籍，使之得以永世流传。为汉代的经学、文学、史学、医学及其他各门学科的发展、繁荣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是武帝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一大贡献。
□修史册：注重历史研究
汉王朝是空前统一的大帝国，武帝时，汉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都达到了繁盛阶段。时代要求有一部“通古今之变”的史书问世，以便鉴古而知今。武帝重视修史，以学识非常渊博的大学者司马谈为太史令，使其次第旧闻，裁剪论著。司马谈有志于编撰一部汉王朝的通史。为此，他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但是他的宏愿还没有实现，便于元封元年（前110年）病死于洛阳。死前，他郑重地把未竟的事业，嘱托给他的儿子司马迁。他说：“我们的先人是周朝的太史，历掌天官，不能到我这里就断绝了。我死以后，你会做太史，一定要完成我未竟的事业。汉朝兴盛几十年了，上有明主，下有贤臣，海内一统，天下大治。我做太史而不能把它记载下来，实在是失职。我想写的史书还没写完，可惜再没有时间了，这件大事就要你来完成了，切记呀！”司马谈死后三年（元封三年，108年），武帝任司马迁为太史令。
司马迁字子长，龙门（今陕西韩城南芝川镇）人，大约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前后。元朔二年（前127年）家迁于长安。司马迁生长于史学世家，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和家庭的熏陶，曾师事著名经学大师董仲舒、孔安国等，博通天文历法，诸子百家。元朔三年（前126年），20岁的司马迁为了“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进行了一次全国性漫游。每到一处，必求访当地父老，搜集史事，了解风俗，考察山川。这次漫游，不仅使司马迁搜集到了许多宝贵的史料，而且使他深刻地认识了社会。为他以后著史奠定了重要基础。司马迁大约在二十几岁时做了郎中。虽然只是一个秩四百石的小官，但经常随侍在武帝左右，很得武帝的信任。武帝每次出巡，司马迁常陪侍左右。
司马迁任太史令后，以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决心继承父亲的遗志，完成著史大业。他说：“我的父亲曾说过：‘自周公死后五百年而有个孔子，从孔子到现在又是五百年了，一定会有人继承清明之世，订正《易传》，接续《春秋》，发扬《诗》、《书》、《礼》、《乐》之本。’我的志向正在于此，怎敢推辞呢？”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参加主持更制的《太初历》完成。就在这一年，他正式开始了著史的工作。
天汉三年（前98年），正当司马迁全力著史时，发生了李陵叛降匈奴之事。司马迁因为李陵辩解，触怒了武帝，将其下狱处以腐刑。腐刑即割去生殖器之刑，这是断子绝孙有辱先人的刑罚，为流俗所鄙薄。司马迁几次想自杀，但是一想到父亲的遗志没有完成，自己的志向没有实现，就感到不能这样默默无闻地死去。他想到了古代圣贤：周文王被囚禁于前不里，推演出了《周易》；孔子遭困厄，编撰了《春秋》；屈原被放逐，写出了《离骚》；孙膑受了膑刑，完成了《孙膑兵法》……司马迁悟出了一个人生的至理：“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司马迁为完成伟大的使命，忍辱负重，发愤著述。大约在征和三年（前90年）左右，司马迁终于最后完成了他的史著。前后用了大约18年的时间。时人称之为《太史公记》，或《太史公书》，或《太史公》。约在魏晋以后，称为《史记》。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历史巨著。他运用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个部分，叙述了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约3000年的历史。全书共130篇。“本纪”按年代顺序记述帝王的言行、事迹；“表”分为世表、年表、月表，以表列人物、事件、爵位、世系等内容；“书”记载各种典章制度及其演变；“世家”记载诸侯兴衰以及有特殊地位人物的事迹。“列传”记载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事迹。全书共十表、八书、十二本纪、十三世家、七十二列传，共50多万字。司马迁所开创的纪传体史，成为以后历代王朝正史的规范体例。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永垂千古的光辉史著。
武汉时期，文兴史盛，是我国封建社会文化繁荣的一个光辉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