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卖官鬻爵，宦官掌权自断路

与外戚相比，宦官可称得上是中国古代政坛上更为腐朽的力量。但汉代皇帝之所以宠信宦官，也是由复杂的原因造成的。事实上，宦官的崛起是东汉皇帝与外戚贵族权力斗争的产物。

东汉宦官干涉朝政开始于郑众。窦宪专权，和帝利用宦官郑众掌握的禁军力量，消灭了窦氏势力，成功地夺回了政权。郑众虽为阉人，但为人甚有气度，才谋兼备，处世不居功自傲。和帝因郑众之功而封他为侯，从此开创了东汉宦官封侯的先例。汉殇帝死后，只有十三岁的安帝继位，邓太后临朝，邓骘辅政。邓太后从窦家的失败里取得了一些经验，她并用外戚和宦官，但在形式上依旧偏重于外戚。公元121年，邓太后死，汉安帝终于得到了实际的权力，他登基后立刻着手打击邓氏一党，与宦官一起捕杀邓家人。在这一次政权更替中，宦官取得了更多的实际利益，他们得势以后，引用失意官僚与下层豪强做官，作为自己的党徒，从而成为了下层豪强的靠山。

公元125年，汉安帝死，幼童北乡侯继位，阎太后临朝，阎显掌权。他们迅速诛杀驱逐汉安帝所宠信的宦官，以确立自家的地位。但阎家专权不过几个月而已，因为不久北乡侯就病死了。宦官孙程等十九人于是开始了反扑，趁机杀死了阎显，拥立起了当时只有十一岁的汉顺帝。跟着，孙程等十九人都被封了侯，这样宦官势力就又大进了一步。从此，他们不再只做地方官，此时的宦官已能兼做朝官，传爵给养子，荐举他人做官了，于是“无功小人，皆有官爵”。宦官本代表着下层豪强的利益，这样下层豪强不合法的仕进形式就取得了合法地位。

公元144年，汉顺帝死。公元146年，由于当时的小皇帝口无遮拦，对外戚梁冀说了不敬之词，梁冀就毒死九岁的汉质帝。在这之后，由谁来做皇帝又成了一件事情，他左右权衡，认为刘志是个合适的人选。刘志当时只有15岁，但已经承袭了他父亲的爵位。梁冀因刘缵一事的刺激，意识到年幼不是择帝的唯一标准，还要亲上加亲，而刘志是自己亲妹妹的丈夫，符合这个标准。于是，公元147年，在梁冀的拥戴下，刘志坐上了皇帝的宝座，即汉桓帝。刘志在没有坐上皇帝位置的时候，就对梁氏不满，虽然他是靠着梁家人的推崇才意外登上皇帝宝座的，但他即位后，依然想找机会消灭梁氏。

到桓帝时期，梁冀家族中，先后有七位侯爵，三位皇后，六位贵人，两位大将军，夫人妻女食邑称为君的有七人，娶了公主的三人，其他卿、将、尹、校五十七人。家中的财富达到三十亿，几乎整个国家的财富都被聚敛到他的家族里。当时朝廷任命，全由梁冀做主，所有五品以上的官员被任命后，都要去他家进行拜访。这拜访当然不能空手而去，大量的金银珠宝必不可少。梁冀其实成了当时真正的“皇帝”。

权桓帝延熹二年（159年），汉桓帝与单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5五个宦官密谋，用御林军铲除了梁氏家族和他的私党。

桓帝出于对宦官的感激，单超五人都官封万户候，历史上称“五侯”，朝政也从此由外戚之手转到了宦官之手。五侯掌握大权后，削弱了外戚的势力，但他们在权力日益膨胀的情况下，变得更加腐朽。他们对百姓们明抢暗夺，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五位宦官中，单超生病早死，后来四侯变得凶暴，宦官势力迅速膨胀。人称左悺为“左回天”（权能回天）；具瑗为“具独坐”（骄贵无比）；徐璜为“徐卧虎”（无人敢碰）；唐衡为“唐两堕”（流毒遍天下）。

汉桓帝在位时间21年，而前13年间，他势力单薄，只是一个傀儡皇帝，真正的朝政大权由外戚梁冀一手把持。在28岁亲政后，汉桓帝才在宦官势力的帮助下，获得了政权。

汉桓帝一生唯一能称得上政绩的，就是消灭了梁氏，但又导致宦官专权时代的到来。宦官为了更好地把持朝政，四处给他搜罗美女，分散他的注意力。据史料记载，他的后宫藏佳丽万千，以满足其奢侈荒淫的放纵生活。他为了获得更多的社会财富，在几个宦官的教唆下，公开“卖官鬻爵”，严重破坏了东汉的政治法规，败坏了社会风气，引起了激烈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让有钱有势的人势力更加膨胀，有才能的人失去了为朝廷效力的机会，实际上加速了东汉王朝的覆灭。

这些人横行霸道，穷奢极侈，倒行逆施。他们本无参政议政的权力，但他们左右皇帝，控制朝中大臣，把东汉朝廷弄得乌烟瘴气。实际上很多具体事情，都是由他们决定的。他们不但在朝廷控制局面，还在地方上安排爪牙，把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务，都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里，甚至还强抢民女，霸占民田民宅，大兴土木。宦官让这些人继承自己的爵位，出入都非常排场。他们卖官鬻爵，给一定的官职标明价格，有钱的人就可以去做官。这些官吏大多都是无能、贪婪、暴虐之徒，鱼肉乡里。

不但宦官本人虐遍天下，他们的义子、同宗及姻亲也被派到地方任大小官职，贪赃勒索，犹如盗贼。如宦官侯览，他本人霸占百姓住宅达381所，良田万亩，仿照皇宫修建16座府第。他的哥哥侯参任益州刺史，专门诬陷富人入狱致死，没收其财产中饱私囊。徐璜的侄儿徐宣，求婚下邳李家不允，便设法出任下邳县令，率吏卒入李宅抢走其姑娘，糟蹋之后用箭活活射死，埋在官衙之内。

不巧徐宣的上司黄浮是个清官，接到诉状，马上将徐宣收监。他深知徐家权势熏天，不顾僚属劝阻，毅然说道：“徐宣这样的国贼，非杀不可！即使我因此而死，也心甘情愿！”随即以法处死了徐宣。宦官徐璜岂肯甘休，找到桓帝大泄私愤。桓帝只听信宦官的话，下令将黄浮革职判刑。这哪里还有是非和公理？在桓帝的纵容下，宦官的气焰更加嚣张了。

汉桓帝虽然36岁而终，但身后并无子嗣，年轻的窦皇后（桓帝死后被尊为太后）及其父亲窦武，把继承人的年龄设定在少年段。刘宏是汉章帝玄孙，刘宏的曾祖父是河间王刘开，父亲解渎亭侯刘苌与桓帝刘志是堂兄弟。刘宏是桓帝的亲堂侄，当时只有12岁。

刘宏能登上皇帝位，既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汉桓帝留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社会。外戚跃跃欲试地准备摄理朝政，宦官虎视眈眈地觊觎着皇权，士人的不平之鸣，遍野的饥民之声，合奏成一曲悲哀的末世之歌。

汉桓帝永康元年（167年），刘儵以光禄大夫身份与中常侍曹节带领中黄门、虎贲、羽林军一千多人，前往河间迎接刘宏。建宁元年（168年）正月二十日，刘宏来到夏门亭，窦武亲自持节用青盖车把他迎入殿内。第二天，登基称帝，改元为“建宁”。

汉灵帝是历史上出了名的昏君，他的荒淫无耻，可以说是罄竹难书。随着窦武、陈蕃诛杀宦官的失败，他的生命就完全被宦官所控制。也许，正是因为经历了那场宫廷政变，他才明白了自己所处的地位——要想保全性命与地位，就必须要取悦宦官。

所以，在以后的日子中，他的态度是明朗的，是积极维护宦官的，因为宦官希望他这么做，他不这么做也没有反抗的能力。这是他对宦官势力屈服所作的明确表态，也正是这种明确的态度，令宦官们十分满意。宦官们是无根之人，不能篡国称帝，他们所希望的正是有汉灵帝这样一个听话的“主子”。或许正是这些原因，灵帝才能平安地长大，没有像质帝那样早早地死去。

随着年龄的增长，汉灵帝在生活上更加腐化堕落。《后汉书》中对汉灵帝的荒淫是有明确记述的：“列肆于后宫，使诸采女贩卖，更相盗窃争斗。帝著商估服，饮宴为乐。又于西园弄狗，著进贤冠，带绶。又驾四驴，帝躬自操辔，驱驰周旋。”而且，这时的卖官鬻爵已经呈现出扩大化、持续化和制度化的特点。公开卖官从汉灵帝光和元年（178年）一直持续到中平六年（184年），卖官所得钱款都流入了灵帝和宦官的钱袋。

当时，卖官的规定是：地方官比朝官价格高一倍，县官则价格不一；官吏的升迁也必须按价纳钱。求官的人可以估价投标，出价最高的人就可中标上任。除固定的价格外，还根据求官人的身价和拥有的财产随时增减。一般来说，官位的标价是以官吏的年俸计算的，如年俸两千石的官位标价是两千万钱，年俸四百石的官位标价是四百万钱，也就是说官位的价格是官吏年收入的一万倍。段颎、张温等人虽然功劳很大，声望也很高，却也都是先交足了钱，才登上公位的。及至后来更变本加厉，以后官吏的调迁、晋升或新官上任都必须支付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官位标价。也就是说，官员上任要先支付相当于他25年以上的合法收入。许多官吏都因无法缴纳如此高额的“做官费”而吓得弃官而走。

卖官的“国策”后来发展到官员调动、秀才授职，都得到西邸讲价交钱后，才能走马上任。有些正直清廉的，请求不再当官，却被强迫派遣。新任巨鹿郡太守司马直，因清廉有名，特别减价三百万。接到诏书后，司马直愤然说：“当官是为民做主，现在反而要盘剥百姓以满足上司的私欲，于心何忍？”他请病假，不准。上任途中他写了一篇批评时政的奏章，然后服毒自杀。

在西园内，有着一套完备的官爵买卖手续。因地方官可以搜刮百姓，所以地方官一般比朝官价贵一倍。而且各县经济状况不等，让求官人估价投标，出价较高的人才能得标上任。通过此法获得官位的人，都是贪财好利之人，走马上任之时，也自然是一方百姓遭殃之日。但在定价以外，西园内卖官也是见人下菜碟，宦官们会看求官人身份及财产而随时加减价格。如宦官曹腾的养子曹嵩家财万贯，买太尉出钱一万万，比定价贵十倍。宦官为优待主顾，扩充营业，还允许先挂赊欠账，到任后再限期加倍还欠。同时又为了能尽快周转，以广招财源，一个官上任不久，就会另派一个新官去上任，州郡官一月内甚至会替换好几次。如此一来，买官的人即使本怀善意，想当造福一方的好官也难了。买官的人为防亏本，几乎都是一到任就开始搜刮，本利兼收，刻不容缓，以至于普通百姓“寒不敢衣，饥不敢食”，贱价卖出自己仅有的一点谷物，好让新官一到就得钱，以免一家人性命不保。

“崔烈买官”的例子更能发人深省。崔烈出身于北方的名门望族，历任郡守及朝廷卿职。汉灵帝中平二年（185年）三月，崔烈想当司徒，便通过关系，花了500万钱买了个司徒。到册拜之日，宫廷举行隆重的封拜仪式，灵帝亲临殿前，百官肃立阶下。望着崔烈春风得意的样子，灵帝突然觉得崔烈的司徒一职来得太便宜了，忍不住满怀惋惜地对随从亲信说：“悔不少靳，可至千万！”旁边的中常侍插嘴说：“他能出五百万，已经很不错了。像崔公这样的冀州名士，岂肯轻易买官？陛下您不知道我从中做了多少工作！”事后，崔烈的儿子对崔烈说：“大人实在不该当这个三公了。外面议论纷纷，都嫌这个官有铜臭味。”

“铜臭”这个典故就是从这儿产生的。卖官已卖到朝廷的最高官职——三公，堂堂皇帝竟然贪婪得像买卖货物那样讨论着三公的价格，让人一方面感受到灵帝的贪婪，另一方面也看出当时政治的黑暗。

皇帝都是如此，那些贪官酷吏更是变本加厉地搜刮、盘剥百姓，榨取更多的“礼金”来给灵帝送礼，博取更大的官职然后利用手中更大的权力来捞取更多的财富。灵帝曾在西园游乐场与一班无赖子弟玩狗，并给狗戴上了进贤冠和绶带。东汉的进贤冠为文官所用，前高7寸，后高8寸，长8寸。给狗戴上文官的帽子，实际上是对官吏的一种侮辱。而当时有些官吏欺压百姓，无恶不作，简直像恶狗一样凶残。

桓帝和灵帝的卖官鬻爵无疑是自己断送了自己的未来，同时也将东汉王朝推向死亡的深渊。